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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诗人公木的孙女为其祖父著作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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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2 20:36: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br> <br>  诗生活通讯社(本社记者东篱)2005年3月2日综合报道 著名诗人公木的孙女张菱撰写的公木传记——《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日前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br> <br>  对上一代中国人而言,那首以“向前向前向前……”开头的《八路军进行曲》,可谓耳熟能详。这是诗人公木和作曲家郑律成的共同创作。公木早年就读辅仁大学,后改读北师大,是一个激进的文学青年;抗战时来到延安,成为著名诗人。但在“反右运动”中,他却成了中国作协的最后一个“右派”。他的一生充满坎坷,本书是他的孙女所写的传记,此处选摘其中几个片断。 <p> &nbsp; &nbsp;向鲁迅先生组稿 <p> &nbsp; &nbsp;1932年11月,鲁迅回北京探望病中的母亲。23日,鲁迅应邀到北大和辅仁大学演讲。这消息也激起了北师大同学们对鲁迅先生的向往,他们也想亲耳听先生的声音。 <p> &nbsp; &nbsp;我祖父公木就读的师大中也有“左翼作家联盟”,其中的一个支部推选我的祖父与王志之为“左联”学生代表,去邀请鲁迅先生。他们并不知道先生的具体住处,于是去请教系主任钱玄同。他们不知道,钱先生当时和鲁迅先生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愉快。一听要求,钱先生的脸色立刻冷了下来:“鲁迅?请他来干什么?”胡适、张东荪等先生也经常去北师大讲课,据说钱先生鼓励同学们去听胡适等先生的讲座。 <p> &nbsp; &nbsp;尽管在自己的系主任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但我祖父他们还是和鲁迅先生取得了联系,并登门拜访。三个同学就当前文学界的一些问题与鲁迅先生进行了交谈。 <p> &nbsp; &nbsp;王志之说:“北平的同学们,都希望周先生留在北平。”先生说:“啊,那可不成。我这次一来,便有很多的人放冷箭,说我是来抢他们的饭碗,说我是卷土重来。何苦叫这些人不放心,倒不如赶快卷土重去。” <p> &nbsp; &nbsp;我祖父等人介绍说,他们正在准备筹办一份《文学杂志》。鲁迅先生十分高兴地表示支持,并答应给他们写稿。果然,先生回上海后,于1933年元旦,为他们写下一篇新作《听梦说》。 <p> &nbsp; &nbsp;当时书店对杂志的条件极为苛刻,书店不支付稿费和编辑费,而杂志所售出的款项全部归书店所有,书店只支付二三十本的杂志。杂志的稿件完全依靠左联盟员写、译或约稿,而稿酬却是“暂以本刊为酬”。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不可能以左联的名义出版公开发行的刊物,使用的是文学杂志社的名义。《文学杂志》一创刊,就得到鲁迅的支持与指导。 <p> &nbsp; &nbsp;鲁迅的文章刊登在三月的《文学杂志》创刊号上。鲁迅看到寄去的样刊时,指出:第一期编得“太板”。他对他们说:加入的人一多,就会活泼些。第二期五月出版,我的祖父当时已到山东教书,他利用假期回北师大住了一个夏天,和谷万川同住,一起编辑了第二期杂志,其中刊登了张天翼、郑振铎的文章,还特别刊出了由鲁迅、茅盾、郁达夫、丁玲等为“发起人”的《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这是由鲁迅先生直接或间接代征的。第三和第四期合刊在七月份出版,发表了我的祖父《时事打牙牌》和《父与子》两首诗。这期合刊上还载有茅盾先生的《杂志办人》一文,文中告诫人们要尽可能保持“人办杂志”,力求不落到“杂志办人”的境地。只是可惜这一期杂志出版后,杂志社就被查封了。 <p>  战歌和战友 <p> &nbsp; &nbsp;我的祖父和郑律成于1939年1月相识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那天,著名的大鼓演唱家吕班领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一进窑洞就喊我祖父的绰号:“博士,给你介绍一位战友,咱们抗大的音乐指导,小郑,郑律成。你们俩一个写诗,一个写曲儿,正好可以配成一对儿。” <p> &nbsp; &nbsp;当时,冼星海与光未然合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很受欢迎。郑律成向我的祖父提出共同搞个《八路军大合唱》,我的祖父当时还不了解什么是“大合唱”,只是想:大约就像元曲的套数吧,不过没谱调,先写几首歌词,然后再分别制谱,作为组曲,岂不就是“大合唱”了嘛! <p> &nbsp; &nbsp;首先创作出来的歌词就是《八路军军歌》。接着,他又创作出了《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与新四军》、《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几首歌词一气呵成,加上原来的《子夜岗兵颂》,共八首歌词,用了一周多的时间。 <p> &nbsp; &nbsp;第二年夏天,总政宣传部部长、创作过当年广为传唱的《远征曲》的萧向荣邀请我祖父公木和郑律成,到文化沟口吃了一顿青年食堂的红烧肉——“三不粘”,并告诉他们说:这些有关八路军的歌曲,已由“抗大”学员传唱到各个抗战根据地,很受广大战士欢迎。 <p> &nbsp; &nbsp;1940年5月,延安举办“五四中国青年节”征文活动,共征集稿件150件,作者110名。《八路军大合唱》以《献给八路军的军歌合唱集》为名,被评为音乐类甲等奖。吴玉章担任评奖委员长,丁玲、周扬等担任评委。得奖作品共23件,甲等奖金40元,乙等奖金20元。这项奖金是由中央领导同志捐赠的。其中毛泽东捐赠300元,周恩来及王稼祥各捐赠200元。 <p> &nbsp; &nbsp;1940年9月1日,由萧三、刘御和公木等发起组成的延安新诗歌会出版的《新诗歌》创刊。萧三1940年送给我祖父一本莫斯科出版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祖父有意向它学习,在到文艺室前夕,他所写的《再见吧,延安》,已露端倪;及至建立了鹰社,得到天蓝同志的帮助,更多理解了一些惠特曼的精髓,还试译了《我坐在大地上》等若干首,《我爱》、《哈喽,胡子》正是我祖父在这种兴头上写下的。由于写了这些诗并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过作品,日后,他曾被一些诗歌史家列名于“七月派”。其中《我爱》这首诗,是我祖父自己最钟爱的。 <p> &nbsp; &nbsp;鹰社和“蒺藜” <p> &nbsp; &nbsp;1940年冬,我祖父公木离开抗大,搬到位于文化沟的军直政治部来。到第二年五月,军直政治部文艺室就正式成立了。 <p> &nbsp; &nbsp;文艺室人虽然不多,可是心齐热情高。主要活动,一是走出去,到军直各单位去搞歌咏、演戏,开展文艺运动;第二就是搞创作,小说、散文、诗歌以至翻译。主要做了这么三项工作:(1)创办了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刊物——《部队文艺》,(2)成立了一个文艺团体——鹰社,(3)置办了一个大型墙报——《蒺藜》。 <p> &nbsp; &nbsp;《部队文艺》是解放区内最早出现的以发表作品为目的综合性文艺刊物,公木任主编。《部队文艺》创刊号于1941年12月印行,用的是根据地自己生产的土纸。在《部队文艺》上,发表了黄既、晋驼、沈其东等同志的小说,麦播、朱子奇、侯唯动等同志的诗,方杰、李洁等同志的散文小品。祖父的长诗《鸟枪的故事》也是首次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部队文艺》虽只出了三期,但它是解放区部队文艺中最早的期刊,在延安和敌后产生过一定影响。 <p> &nbsp; &nbsp;鹰社也由公木任社长。陕甘宁边区23个县的地图像一只昂首东翔的雄鹰,因此,他们把文学社团取名为鹰社,也寓意着部队的新文艺创作的奋发向上。“像雄鹰一样高飞吧,不要在飞着的时候停止了!”俄罗斯诗人卡拉姆金赠普希金的诗句,在文艺室传诵得很熟,大家很受鼓舞。 <p> &nbsp; &nbsp;鹰社的建立,受到边区文协的资助,每开会一次,资助100元,恰够供应一次午餐。先后曾召开过两次全体成员大会,会期一天,都是开的大讨论会。 <p> &nbsp; &nbsp;当时,有一些年轻人在文化沟办《轻骑队》墙报,很有影响。接着出来的是党校第三部的墙报,也很轰动。这些墙报的主题多为批评不平等。有画漫画的,有写小字报和打油诗的。政研室有位同志就写了一首“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等内容的四六句。王实味是突出的代表人物,写了《野百合花》,又在墙报上攻击李维汉,一时间把延安都轰动了。 <p> &nbsp; &nbsp;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鹰社主办的《蒺藜》墙报诞生了。受延安写讽刺小品的影响,“蒺藜”墙报刊登了朱子奇、侯唯动的歌颂诗,同时也刊登了晋驼的讽刺小品和公木的讽刺诗《小围墙》:“大围墙里又修起小围墙,/这可不同于北京的紫禁城。/紫禁城里住的是龙钟皇王,/是革命首长住在小围墙当中……”不过这种讽刺情绪并没有得到发展,整风运动已从上层开始了,这样,墙报的发刊也就成了终刊。 <p> &nbsp; &nbsp;据说,康生在一次审干报告中信口说:“《轻骑队》旁边有个《蒺藜》,里边有不少坏分子。”更可怕的是,鹰社的名字也受到了质疑,批评者居然质问他们:“德国法西斯的党徽标志中就是鹰,你们为什么叫鹰社?”我祖父和鹰社社员在以后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中,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磨难。 <p>  “我投舒婷一票” <p> &nbsp; &nbsp;转眼到了新时期,在新诗潮跃升的态势中,女诗人舒婷非常引人注目。祖父公木通过他的学生徐敬亚的介绍,较早读到了舒婷发表在《今天》杂志上的那些诗歌,非常欣赏。1979年4月和6月,《诗刊》先后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这也是一切》,引起诗坛的关注。《福建文学》自1980年第二期开始,展开了舒婷诗歌作品的讨论,历时11个月。 <p> &nbsp; &nbsp;在1983年3月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1979-1982)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颁奖仪式上,获奖作品《双桅船》的作者舒婷只说了一句话,泪水就忍不住夺眶而出。她说的是:“在中国,写诗为什么这样难?” <p> &nbsp; &nbsp;我的祖父作为评委,于1983年3月初赴北京参加全国作协举办的这次评奖。10日结束工作回长春,就认真地为《诗刊》撰写了《我投舒婷一票》,对舒婷的作品发出了来自老一代诗人的一份支持。但是,这篇稿子却没有能够顺利面世,而是被退了回来。《诗刊》退稿的理由,据说是原拟刊出一组评委的评论,后来因为多数评委没有能够如约写稿,又不好单发,只好把原稿及已经付排的大样退还给了我祖父。这篇稿子后来改了题目,删节后刊载在《书林》杂志。 <p> &nbsp; &nbsp;1983年夏天的时候,对朦胧诗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和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等,在当年10月召开的“重庆诗歌讨论会”上,成了诗歌界有问题的代表性言论,据一位曾在《诗刊》社工作过的诗人介绍,诗歌界对它们的批判从 <p> &nbsp; &nbsp;1983年9月一直持续到1984年春天,其间仅在《诗刊》上发表的有关批判文章(包括转载的徐敬亚的检查)就达十数篇之多。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徐敬亚的老师和《崛起的诗群》的指导教师,我的祖父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p> &nbsp; &nbsp;但我祖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1985年2月,《诗刊》在头条位置刊载了由公木、严辰、屠岸、辛笛、鲁黎、艾青等18位老诗人联署的《为诗一呼》,文中吁请各级文艺领导:“应该重视新诗,要给予真正的关怀和实际的支持,要通过各种途径和采取各种方法,推动新诗的发展。” &nbsp;<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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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3 10:42:00 | 显示全部楼层
好想看到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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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3 14:44:00 | 显示全部楼层
好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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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3 16:52:00 | 显示全部楼层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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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9 18: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需要有人为诗人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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