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皇帝新装与气节操守
李长空
我曾应邀参加过一个作品研讨会，听着与会专家学者对主创人员过分的褒奖，总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轮到我发言时便谈了一些作品的问题和不足。主办方工作人员铁青着脸，一言不发，主创人员抢过话头对我进行猛烈反击，将研讨会所披的“皇帝的新装”戳破了，露出了“不能研讨，只准捧场”的真相。曾经有一位诗友，把他的一本新著赠送给我，并通过QQ留言发来一封信，介绍他获得的各种文学奖项以及许多作家诗人对他的褒评，并请我抽时间为他的新著写一篇书评。我认真看了他的著作，无论语言文采还是思想深度，都没有多少值得欣赏的地方，很难勾起我写评论的欲望。我把自己的真实看法和中肯建议回复给他，希望他能够深入生活，潜心创作。谁知他因此耿耿于怀，最后从我的QQ里消失了。类似的事件我还遇到过几次。后来我明白了，他们也同研讨会上的主办方和主创人员一样，不是要我去谈论其著作的缺点，而是要我大力吹捧之。请我为其新著写书评，只不过是他们的幌子而已。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重视“节操”。有一则公益广告说得好：“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同理，没有失去节操的领导、专家和学者，就没有各类研讨会上的假话、好话、吹捧话成风。巴金主张“讲真话”，毛润之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否“讲真话”，是否“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可见证各位参会领导、专家、学者的品格和良心。
然而，自从研讨会之风兴起，评论界就出现了“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现象，而且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这类研讨会的“承包者”，这些人因忙于到各地“赶场”，在没有读作品原著的情况下，就在研讨会上大发议论，对某些作品大加吹捧，有些作品还据此拿了全国大奖。这也是为什么文化商人柳忠秧热衷于举办个人诗歌研讨会，而且其研讨会在北京、广州、武汉、岳阳等地你方唱罢我登场，每次都是名家汇集，赞美之词还无所不用其极，如“当代离骚，古体诗复兴之标志，横空出世，具有里程碑意义”、“填补了史诗抒写岭南文化的空白”、“中国文学史难得、世界文学史罕见”，等等，以至于其诗歌虽“写得差”，经过“跑奖”，两部“诗集”依然能够被推荐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根本原因。百度一下“研讨会”，竟然找到相关结果约100,000,000个，研讨内容五花八门、名目繁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这些变质了的研讨会的深入反思。
文艺研讨会本来是一种评论的方式，贵在对研讨对象有真正的、实事求是的见解，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由于人们的审美经验和审美趣味的不同，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和争鸣，都是正常的。过去很少有研讨会，相关评论照样健康进行。现在研讨会成了家常便饭，但切实的研讨甚少，大多是借“研讨”之名行吹捧之实，有些变质了。在许多研讨会上，会场越来越豪华，宴会越来越上档次，红包也越来越厚重，主办方和主创人员希望借此“钓”住一些领导、专家、学者，为他们抬轿子、吹喇叭。于是，会上多的是表扬和假话，少的是批评和真话，硬生生地把研讨会变成了吹捧会、炒作会和推广会。
有些地方领导为了在全国媒体上“露露脸”，还不惜花公家的钱大搞“排场”，或者出面找企业老板“赞助”并允诺“投桃报李”。即便是社会上的各类研讨会，也效仿“官场做法”，座签严格按照出席人员的等级排序，摆放得端端正正：大红会标下的主席台是上级或当地党政军在职及离休领导、行业协会主要负责人等的座位，清一色的领导干部；主席台左首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有一定职务的专家学者等，右首是本地的专家学者和其他友好人士等，主角自然是主办方工作人员及主创人员。
另外，研讨会的发言顺序也颇有讲究：第一时段是领导讲话。主席台上的各位领导，按职位从高到低依次讲话，有的简短，有的冗长，常常是耗去了几乎一半时间，研讨还未入题。剩下的时间才是第二时段的专家发言，也是按顺序讲话。由于时间关系，更由于领导讲话定下的基调和主办方事先画好的框架，有的专家照本宣科，有的专家只简略讲了自己的主要观点，有的专家临时改变了自己的见解，而许多准备发言的专家已没有了机会，真正需要深入研讨的话题只能浅尝辄止、中途打住。如果事先有作品集出版，再来个签名仪式，然后盛宴款待、旅游采风，于是大功告成、胜利谢幕。最后整理完善成《研讨会纪要》，作为研究会的成果，通过某种方式公布于众，达到推广和炒作研讨对象的目的。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曾经报道过一个名叫《经济全球化与新技术转化》的研讨会，几十位领导、专家从天南海北飞到南宁。会议只开了半天，多数与会者显得无精打采。随后都是旅游，先观光了北海等国内名胜，接着又去了越南作境外游和购物，期间人人精神振奋，个个劲头十足。这种一无“研”二无“讨”、华而不实、皆大欢喜的“研讨会方式”，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通用模式和一大奇观。
陈寅恪1953年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到：“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扬。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这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和信念。而官场化、功利化的各类研讨会，正是束缚自由思想的桎梏和侵蚀学术自主的利器。
当前，我们需要重构各类研讨会的自由“会风”和学术品格，需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能违心附和、草率结论。只有各抒己见、深入对话、相互碰撞，才能激发出思想和艺术的火花；只有创造性地把握研讨对象，并在自由而真诚的“研讨”中达到灵感迸发、思想裂变，才能真正实现开研讨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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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9 11:27:01
发表于 2014-10-9 16:4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