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故乡集

赵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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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真正领略到有水平的诗歌应该算是贺敬之和李瑛的诗了，其他的基本属于工人诗人的作品，写的很有气势，艺术上还显得有些幼稚，但比较上口，适合朗诵；像李学鳌的《放歌长城岭》、黄生笑的《挑山担海跟党走》，再加上一些工农兵的诗歌作品。
所以刚写诗的时候写的基本是没有脱离七个字的格局，形象和诗意也很欠缺，比较幼稚。这大概是由于没有真正接触到艺术水平高的诗歌作品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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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乡亲历了十年文革，正好是从我10岁到二十岁的这段时间。记得那是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八月的乡村，村子中央的广场，台下人山人海，台上站着两排我所熟识的面孔，他们都是村里的街坊，此时被定为“牛鬼蛇神”；他们的身后站着年轻的“红卫兵”，手拿牛皮带，一场真正的武斗开始了，“牛鬼蛇神”在经历着一场触及灵魂的洗礼，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啊！
那个时候我10岁，如果是我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站在台上，面临着这样的折磨，我说什么也要冲上台去的。但是这个时候谁要冲上台去，意味着什么，将会得到什么，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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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每个家庭每个人在那个时候都经历着一场洗礼，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我的家庭虽然不是属于“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的范畴，但是上中农的成分，特别是有的人把我们家视为“漏划富农”并要求把我们家划成富农，全家上下父辈们都在整理有关的材料，证明我们不是“陋划富农”，而是属于劳动者的范畴，因为过去虽然雇过长工，但毕竟全家人都劳动，并且对长工也不错；即使解放以后长工也说我们家的好。
不过那个时候全家还是比较紧张的，搞不好有可能重新划分成分，很多的人是一夜之间变成“牛鬼蛇神”的，很多事情无法预料。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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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也是罢课闹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半天课，即使上课也学习不了什么知识，倒是天天开大批判会，和老师进行大辩论。
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是学校的校长，被打成“走资派”，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我的同年级同学，他们也都反戈一击，一个大会发言批判自己的父亲，一个在台下高喊：“打倒走资派XXX”！
你说这“文化大革命”啊，人变得真快，连自己的父亲都要打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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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68年8月的一天夜晚，在生产队队部的院子里，开始了一场批斗会，社员们在对队里的三四个牛鬼蛇神进行批斗；当然组织批斗会的是队里的年轻人，都刚毕业不久。
正是在这一天夜晚开完批斗会后，一个小伴儿的爷爷失踪了，至今也没有找到尸体。他爷爷是被定为“一贯道”的，其实是一个很老实的老头，他又做过什么坏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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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在我四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如果他再晚死六七年，估计也是属于非正常死亡的。
以我爷爷的那个脾气，红卫兵肯定是不吃这一套的；你横、你硬，哪有我红卫兵的棒子硬，哪有我红卫兵的皮鞭横？
奶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两年去世的，也没有赶上这场运动，否则很可能被划成“地主婆”，奶奶过去可没少吃苦啊！她怎么能够与“地主婆”沾边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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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都是老实人，所以我所在生产队的“牛鬼蛇神”没有被红卫兵暴打或打死打伤的情况，基本没有发生过武斗的现象，因为书记和队长根本就没有把他们看成是敌人，而是街里街坊，是队里的社员，也不会把他们推向红卫兵面前，说他们有什么罪行和剥削行为。这就保护了一大批人。
到后来人们都说：德才是好人啊！
德才和我们家一个姓，也姓赵；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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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善良老实了一辈子，从我小时候到现在街坊邻居也都说：赵家店的三姑娘是好人。因为我父亲排行老三，所以街坊们都称我母亲为三姑娘。当然这样称呼我母亲叫三姑娘的，都是母亲的同代人，一般都和母亲的年纪差不多。
母亲最亲近的人就是三姨了，母亲年轻的时候受累受气，心里憋屈的时候就住到三姨家里，那时候三姨夫差事不错，所以家里的生活条件也算殷实。但是母亲也不能在这里常住的，这样爷爷不干，父亲也是吃不消的；因为我们这个大家族不惧怕爷爷的人基本没有，没有人敢在爷爷面前说什么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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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这个人对家里人都凶着呢，可是在外边对人都很好呢！是个外场人，什么事儿都办得很漂亮，也很有威望。
解放前，实行保甲制度，街里街坊的都推举爷爷为甲长，可家长这个差事在那个时候不是好干的，场面上的事情必须得拿得起来，办什么事办得利落。哪家交不起粮食爷爷还得从家里拿粮食给街坊们垫上。没有那个时候的为人，解放后人们不恨你才怪呢！非得给你扣个地主的大帽子。你不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能不骂你，能不盼你倒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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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村子里的商业中心也就是中街的“铜钱永”、“同庆永”了，其实现在看起来也不过是买小百货和油盐酱醋的小卖部。如今这些个名号早没了，现在看来也应该算是老字号了，相当于“全聚德”、“张一元”似的。
解放后有了供销社这种集体商业组织，这些个个人的小买卖也就不存在了，现在村里知道“铜钱永”“同庆永”的人已经不多了，即便是50岁以上知道的人也不是很多。故乡古老的历史快被人们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