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论汉语诗歌叙述策略的转型

白鸦

可能性：论汉语诗歌叙述策略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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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汉语诗歌∣可能性∣叙述策略转型∣当下性原则∣后殖民语境∣惯性写作∣伪解构∣伪现场∣诗歌道德底牌∣心理残局收拾∣诗歌气场∣词语的转变∣


引言：汉语诗歌叙述策略必须转型

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承认，发展中的汉语诗歌已经问题重重，已经到了的必须推动叙述策略转型的时候了，我提出这一判断是基于两个大的背景。背景之一是：在不断进步的、已经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社会，“解构式写作”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使命（意义）其实已经终结。背景之二是：汉语诗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对西方现代诗歌“既很依赖、又欲摆脱”，已经陷入了“后殖民语境”的“温水”之中难以自拔，我们需要辨清汉语的明确身份，需要真正的传统觉醒。

我认为，古今中外的一切诗歌都是在叙述中完成的，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下，诗歌的叙述策略有所不同。在“可能阵线”倡导的汉语诗歌叙述策略转型理论体系中，转型的关键是“重提当下性原则”、“终结惯性写作”。概括起来大致为五个层面：

一是反对简化的、二元对立的“伪民间”，诗歌应推动民间批判力的真正激活；二是反对基于惯性写作和起哄心理的“伪解构”，诗歌应承担社会义务、坚持道德底牌、收拾心理残局、为大众提供有信心的文本；三是反对伊沙、沈浩波等鼓吹的“伪现场”，诗歌现场应从肉体返回到灵魂；四是反对只有批判没有诗意的“伪口语”，在从价值反叛走向叙述转型的口语诗歌发展过程中，口水诗歌应从口语诗歌中退场；五是反对单一农业语境或单一叙述旨向的“伪经验”，当前社会形态下的诗歌应提供更多工业和城市语境的经验，并提供多重旨向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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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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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之二：“后殖民语境”需要觉醒
可以说，自白话文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不曾真正地独立过，在汉语诗歌的叙述中，古汉语和白话文之间出现了我们不曾预见的深度分裂。虽然我们可以看出从白话文运动到口语写作的语言线路、从民族觉醒到民族独立斗争再到改革开放的意识线路、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语境线路，但总的来说，当前的汉语诗歌是一种“被殖民”的诗歌：始终面临“反复要求被殖民化”又“反复觉醒”的难处。
所谓“反复要求被殖民化”的意思是：汉语诗歌的发展一直离不开西方潮流的影响，八十年代的诗歌写作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潮流的烙印，很多国外现代主义诗人对八十年代中国诗歌写作影响巨大。“反复觉醒”的意思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汉语诗歌越来越对“后殖民语境”有了觉醒意识，但这种觉醒意识在上文提到的解构式惯性写作中显得很模糊。
该怎么办呢？回到文言文？当然不是。那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
这里涉及到对汉语传统的真正认识。有一句常说的话：“搞清楚自己是谁！”，细想想这句话多么深刻！我们传统文化中隐藏着诸多真理的源头，闪闪发光，但太不容易挖掘了。海德格尔说过：“人（此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要沉沦到他所在的世界里去并依靠这个世界的反光来解释自身，而且与此同时，他也就沉溺于他的或多或少是把握了的传统之中”。这似乎是说：真理在历史的创造渊源之中，但长期的演化使之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即深厚的沉淀，我们身在此山中不识真面目。也就是说，传统不等于创造真理的历史之源，它反而因为那“巨大的习惯”而掩盖了某些闪光的“源”。换句话说，“后殖民语境”源于对汉语传统缺乏真正的认识，与上文提到的解构式惯性写作有关。
如何找到掩盖了的闪光的“源”，真正从“后殖民语境”中觉醒？
我说过，诗歌是一切艺术甚至精神中的基础之物，它必然不是孤立的，孤立必然导致狭隘的写作，特别是基于“可能性”这样的创作观念，是需要大视野的诗歌，需要打通“气场”。我说诗歌需要打通的“气场”主要指三个方向：一个是横向的，一个是纵向的，一个是当下的。所谓打通横向的气场，也就是和其它艺术门类诸如美术、音乐、戏曲等气场进行旁通，所谓功夫在诗外，这个道理很简单，不用赘述。所谓打通当下的气场，是指批判力，将在下一节详述。
所谓打通纵向的气场，也就是辨清真正的汉语历史与传统，并与之相通，思接千载。比如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等，都是汉语诗歌传统的典范。白话文运动在确立它伟大的意义的同时，似乎也使我们丧失了这样的传统，特别是我们仅仅只有几十年的新诗发展，也基本上是从欧美搬过来的，现在正处于“后殖民语境”的状态中难以自拔。现在，我们伟大的文学传统根本就难以继承，无法“利用”。不过要打通这种纵向的气场实在太难了，虽然从创作实践上看，致力于摆脱“后殖民语境”、 打通纵向气场的尝试文本并不少，但基本上都是零零散散，或者是简单的“做加减法”那一类的拼凑，不足为论，比较系统、持久、有规模的实践者或许只有陈先发。
作为摆脱后殖民语境、打通纵向的诗歌气场的最重要的实践者之一，陈先发显然走在了前面，但他的创作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应该注意到，陈先发在其创作中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对口语的回避，他回避口语的原因似乎可以这样解释：陈先发首先注重的是对古代汉语诗歌气场的传承，在此基础上，“当下性”在他的诗歌中成了附属的东西，这可能是本末倒置的，也是不够成功的关键。
换句话说，陈先发更多地是从“艺术”到“生活”，而不是从“生活”到“艺术”。不过，在这类创作实践上，即使陈先发能做到以“当下性”为第一原则去旁通古代汉语诗歌的气场，其实难度更大，可以说短期内没有人能够成功，因为我们不足一百年的新诗发展火候不足。作为探索者，陈先发坚持不懈地实践精神正呼吁着更多的天才诗人加入他的行列。这里除了正面的例子是陈先发之外，一个反面的例子也可以顺便提一下，那就是伊沙的《唐》，从打通纵向气场的意义上看，陈先发做的是“乘除法”，而伊沙的《唐》充其量只是做了“加减法”而已。
总的来说，现在很多诗人不过是在写貌似今文的古文。世界各种语言都在自身的或共融的环境中创新发展，未来语言的指向将会越来越丰富，作为一种认识真理的武器或工具，语言的发展将不断推动它最高级的使用形式即诗歌的发展，语言的发展使得诗歌离真理更近，离心灵更近，离沉默更近。
我之所以强调“后殖民语境需要觉醒”是汉语诗歌叙述策略转型的大背景之一，是因为各种语言（诗歌语言）不论怎样发展，其传统的文化底牌都不会扭曲变形，其传统的、民族的语境不会丢失。我们的诗歌语言必须从“后殖民语境”中觉醒意味着：它一方面应基于“当下性”的前提，另一方面，汉语的传统的骨头也不能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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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性原则：诗歌的“道德底牌”
诗歌是有伦理的，是有其“道德底牌”的。诗歌必然地要适当公共化、适当意识形态化。诗歌必须“怀着正直的悲伤”承担社会义务，体现知识分子的批判良知，体现对当下的责任、对未来的信心。当然，这样说起来话题比较大，“诗歌伦理”作为并不新鲜的话题，对它的泛泛而论是很容易产生歧义的，对它在具体创作中的复杂性研究也是很有难度的，因此，我只想说说汉语诗歌最基础的“道德底牌”——不是基于审美的方法论，而是基于“善”的本体论的道德底牌，这是不会错的。
面对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说得具体一点，就是诗歌必须正确对待一个眼前的事业：诗歌有义务对过去三十年来社会变革造成的“传统迷失”、“移民情结”、“信仰危机”等心理残局进行收拾。也就是说，汉语诗歌的道德底牌（最现实的任务）就是：基于“善”的心理残局收拾。
我在一篇关于汤养宗诗歌的评论《辩护词：一场收拾心理残局的行动》中说过：“回顾过去的三十年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农业语境一直都向着工业语境转变，社会变革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整整一代人心理的负面影响，这或许是被忽略了的心理残局。诗歌对人的境遇的关怀，正是体现了对这种心理残局进行收拾的责任。……通过诗歌语言所建立的心理空间、隐喻系统、阅读可能性，把这种批判的民间精神遗产激活了，而且是仅仅激活，诗人并没有直接参与批判。这一方面暗合了叙述主体引退、客观叙述、扩大阅读可能性等当下性诗歌的叙述特征，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正义的民间来说，或者对于一个需要产生许多普通英雄的弱势民间来说，批判精神的激活高于批判本身”。现在看来，这种“收拾”显然是不力的，被淹没在惯性写作者鼓吹的“伪解构”和“伪现场”之中了。
道德作为诗歌的底牌，应当至少有两种意义的理解：一种是“自然的道德”，比如古代儒家或道家倡导的道德，已经深入我们的血液，诗歌所建立的隐喻系统应当与这种“自然的道德”相契合，或者对它进行诗歌方式的歌颂，这是自然而然的。但在此基础上，诗歌的视野还应进入另一种道德观念：“干预的道德”。
这种“干预的道德”观念更具有当下的社会意义，比如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道德观念：不是简单地把政治归属于道德，而是使道德从属于政治。也就是说，对人和社会的研究，不能够仅仅依赖宇宙和世界本身的自然而然的可理解性，而必须经由人的经验和思维去检验，正当的政治生活的建立应借助科学的知识和对大众的社会启蒙。换句话说，如果诗歌仅仅触及“自然的道德”，诗歌可能就丧失了启蒙意义，丧失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当下性意义。
因此，面对当下的中国社会的现实，诗歌的“道德底牌”可以具体到一句话：基于“善”的心理残局收拾。我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当前的汉语诗歌创作在“伪解构”和“伪现场”的幌子下，充斥着文化寄生虫式的惯性写作。他们绝大多数不是基于“善”的心理残局收拾，而是基于“恶”的简化写作和起哄写作。
在此，可以举一个与“垃圾派”创始人皮旦有关的例子。我曾在《北京评论》上发言说：三年多了，垃圾派的出现意义非凡，但这期间，在看似热闹的表象下，皮旦之用心良苦实际上鲜为人知，这几乎就像宗教，其实除了教主没有人真正明白。不是不能说，而是一说就破，所以“失控的宽容”和“行大方便”作为伟大的方法论，成了皮旦的处世之本质。
在上文中我说过，垃圾派最初的写作现象源自意识形态的压迫，发展到后来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媚俗的成份，再后来发展为恶俗、恶毒，玩基于“非逻辑”的猎奇和乱搞，最后出现“除了屎尿啥也没有”和“操自己的妈”那样的伪解构。但抛开这些不论，一个最接近本质的现象其实是这样的：当皮旦写下《诗经的作者说把好东西留下来是一场灾难》时，他的垃圾派同仁们欢呼雀跃，可当皮旦写下《在年代上写年代》、《小纸人》、《大树》的时候，他的垃圾派同仁们马上就感到失望了，惊呼“皮旦变了”，“皮旦不彻底了”，“皮旦已经崇高了”，“皮旦已经不是垃圾派了”，“完了完了”……
想想，这是何等的众生相？如果套用佛经上的说法，垃圾派诗人所追求的“彻底”，实质上已经是堕入了“恶趣空”而不自知，而皮旦作为垃圾派发起人，并非真的没有看清楚这一点，但他仍然一直在奉行“失控的宽容”和“行大方便”的方法论，一直在等待真正能和他对话的人出现……
令人吃惊的是：皮旦在《北京评论》公开回复我的时候，除了对“宗教”一词比较敏感外，他特别强调：“……我比较全面反映垃圾写作倾向的作品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首，这就是《小纸人》”。我或许能体会皮旦的良苦用心，但不知道他的垃圾派同仁们是否听懂了这句话？在这里，皮旦将基于“善”的道德底牌的《小纸人》与基于“恶”的其他垃圾写作划等号（这里说的不是全部垃圾派诗人），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只能说，皮旦这句带有慈悲方便色彩的、像佛陀那样负大责任又说大谎的话可能意味着：垃圾派是皮旦发起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最终能够拯救垃圾派的只能是皮旦本人。或者说，皮旦根本就拯救不了垃圾派，但他肯定能拯救他自己，他甚至已经拯救了他自己。
所以应该看到：拒绝抒情并不意味着身体写作，崇低并不意味着盲目简化，解构并不意味着基于“恶”的简化写作和起哄写作。拒绝抒情、崇低、解构的本意应该都是基于“善”的方法论，结果都被简化成了伪本体论，丧失了诗歌的道德底牌而堕入到基于“恶”的写作。这就像佛教禅宗典籍《指月录》中隐喻的那样：皮旦指着月亮，他的垃圾派同仁们盯着他的手指不放。……皮旦其实是画了个圆圈，而他的垃圾派同仁们拿去当直线了。

白鸦

当下性原则：辨清“伪现场说”
毫无疑问，可能阵线诗歌理论所倡导的“当下性原则”也是强调现场的，但不能和于坚提出的“现场说”相混淆，更不能混同于伊沙、沈浩波等人对于坚“现场说”的肤浅演绎。其实，上个世纪末，于坚提出“现场说”是基于反对知识分子写作的背景，在这一背景下他期望诗歌能够“回到生命的现场”。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于坚最初提出“现场”这一诗学观念的重要意义，但他一开始就留下了两个后遗症，这两个后遗症后来产生的“祸害”可能是于坚当初没有想到的。
第一个后遗症是：于坚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界定不清晰。
在于坚那里，“知识分子写作”是一个外延超大的概念，这个概念经过伊沙、沈浩波等人肤浅的“演绎”，越来越丧失了于坚当初真正要“反对”的内涵，这也直接导致后来涌现出一大批盲目的、简化的、伪解构的、“只反对但不知道反对什么”的所谓先锋诗人们。“反对”，在于坚之后只不过作为一个空洞的口号被伊沙、沈浩波等人起哄式的越喊越响，仿佛只要是看上去是认真的东西都要反对，只要看上去是成型的秩序都要反对，于坚当初用心良苦的“反对”，到了伊沙、沈浩波等平庸的“继承者”那里，竟然成了起哄写作和惯性写作的、耍无赖的、唬人的武器。这一令人失望的结果正是于坚当初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界定不清晰（不知道究竟反对什么）造成的。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国人数千年的起哄心理的积淀，因为变革时代而产生的坐井观天的诗歌爱好者群体的盲从天性，使得伊沙、沈浩波等人招徕了大批追随者，这是一支多么庞大壮观的盲人队伍！
第二个后遗症是：对“回到生命的现场”界定不清。
这种本来很正当的诗学观念经过伊沙、沈浩波等人肤浅的“演绎”，最后完全陷入了个人写作的泥潭，这一令人失望的结果正是于坚对“回到生命的现场”界定不清（不知道究竟回到什么）造成的。时至今日，伊沙、沈浩波等人还在盲目地将“写作是个人的事”与“诗歌适当的意识形态化”对立起来，这无异于将“诗人”与“社会的人”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实质上是空洞的、倒退的对立，是人为的、假想的对立而已，是企图营造“单一的现场”为他们的色欲写作和小聪明写作作掩护而已，最终将诗人的心态导向“小国寡民”，导向“套中人”，导向“自恋癖”，导向“手淫”、“自娱自乐”而且“井底之蛙式地孤芳自赏”，其理解之肤浅恶俗实在令人意外。
今天，被伪解构充满的惯性写作的现状已经证明：于坚的“现场说”发展到后来，已经被伊沙、沈浩波等人降格为平庸的甚至恶俗的私人写作，其发展路线可以清晰地梳理成：于坚“回到生命的现场”——伊沙“回到身体的现场”——沈浩波“回到肉体的现场”。 伊沙、沈浩波等人堕落的“身（肉）体现场”诗学观念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场，只不过是“本能的现场”而已，正如在一个变革的年代要想推动社会进步，“自然的道德”是不能替代“干预的道德”的。
有意思的是，现在的网络诗坛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的“伪现场说”提供了“农民起义式”的热情支持。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农民起义本来是伟大的，但很可惜，竟然被一个尚未界定清晰的“反对知识分子写作”概念所利用，在起义者们的起哄心理支持下，伊沙、沈浩波不断地将“现场说”这一观念导向娱乐化甚至不正当化，最后，“现场说”彻底表现为：只追求肉体的在场而表现出对灵魂的不负责任。
诗人世宾在《一份诗学：再神圣化的期待》一文中指出了这个最简单的事实：“肉体在场”恰恰就是“本体缺席的写作”。他说：“伟大的心灵都必须产生于当下，……诗歌必须与当下结合，与人实实在在的生活结合，这一点无可致疑。……在这里重提当下性写作是十分有必要的，由于过去的政治因素和稍微松绑之后的得意忘形，使中国诗人一直对本体的体认能力低下不堪。本体的缺失使诗人作家展现的当下生存比时间消失得更快，更早地模糊不清。文革时期有关热火朝天的劳动生活的作品就不用说了，当前关于肉体在场的诗学写作也是同样本体缺席的写作。从来——在像动物一样呼吸的每时每刻，无论高尚或卑劣，肉体都是在场的，这一单方面的在场，还不能构成整体性的呈现；只有肉体和灵魂同时在场，本体才会呈现”。
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可能阵线提出的“当下性”诗学观念中，过去、未来、当下是不可割裂的，未来的意义也不高于当下。肉体和灵魂也是不可割裂的，而且在灵魂深处，上帝和魔鬼也是不可割裂的，这才是真正的真实、真正的现场。更进一步的理解是：“正直的悲伤”（信心）是当下性的重要内核，是诗歌社会意义的返回而非私人的返回。“可能性”（自由）是当下性的重要指向，是诗人以自己的个性与世界对话的实现路径，而非自我封闭。
换句话说，真正“回到生命的现场”，是通过“可能性”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回到私人”、“回到肉体”去实现的，那只能是一种肤浅简化的认识。而真正“反对知识分子写作”（或者说“反对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也不是通过伊沙、沈浩波等人基于“恶趣”的伪解构可以实现的，而是通过基于“善”的批判激活去实现的，通过基于“善”的心理残局收拾去实现的，通过回到立体的、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大现场（而非身体或肉体的现场）去实现的。

白鸦

结语：“词语”或“经验”的转变
应该看到，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或社会形态下，诗歌的“大现场”是变化着的，正因为这变化，才使得诗歌写作始终能够具有时代特征，也正因为这变化，才使得一些诗歌写作现象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或创作阶段存在着“现场”与“伪现场”的交替。任何一种诗歌写作现象产生的背后，都有其必然的社会人文因素，因此更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改写诗歌的历史，而是不断修正诗歌观念使之坚持在“当下性”的方向上。
比如两个诗歌极端之一的“神性写作”，这种形而上的写作一直潜流不断，在有的社会时期或创作阶段是它是“大现场”，在有的社会时期或创作阶段是它是“伪现场”，近两年来神性写作的“抬头”也是因为有了时代变化的因素，只要重提当下性原则，从单一的“宗教旨向”的写作走向“历史、宗教、生活”等多重旨向的写作，神性写作就完全可以成为汉语诗歌叙述策略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最终成为汉语诗歌的大现场之一。
其实另一个诗歌极端“垃圾写作”也一样，这种形而下的写作在有的社会时期或创作阶段是“大现场”， 在有的社会时期或创作阶段是“伪现场”，只要摆脱“恶趣空”，认清自身所处的伪解构的惯性写作泥潭，重返基于“善”的诗歌道德底牌，也完全可能成为汉语诗歌叙述策略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最终成为汉语诗歌的大现场之一。
最后我们应该看到，汉语诗歌的发展、创新或转型的最终文本表现，还是会落在“词语”与“经验”的转变上，正如形式主义者什克罗夫斯基在《词语的转变》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正如诗歌“大现场”的变化是表现为“叙述策略的转型”一样。因此，除了辨清上文中那些深层次的因素之外，我们还应该回到诗歌文本的一个基本层面：那就是适应社会转型时期不同阶段的变化，积极推动当前汉语诗歌的“词语”与“经验”的转变。
比如在当前的社会形态下，仍停留在“农业语境”下的诗歌为大众带来的究竟是怎样的生活经验？基于“小桥、流水、人家”的文学批评尺度从多大程度上让现代人的阅读体验落空了？缺乏“工业语境”的诗歌又从多大程度上承担起了收拾大众心理残局的责任？等等。因此，在当前社会形态下，诗歌应基于“工业语境”提供更多的“城市生活”经验。可以说，当前汉语诗歌中的真正的“城市生活经验”几乎是个空白，其实这也是导致当前汉语诗歌现场“失真”的要害之一，这决不是另一个问题，这也是问题本身。
在推动汉语诗歌叙述策略转型的过程中，需要思考和实践的问题很多，且错综复杂，本文仅是就自己的点滴思考作了一些大致梳理，其中不成熟之处一定不少，发表出来一方面向诗友们请教，另一方面旨在抛砖引玉，呼唤更多切中要害的诗歌批评和优秀创新的诗歌文本的出现。
2006-12-30 —— 2007-1-20  北京

赵福治

读来受益的文章,提给大家读.

白沙

值得思考的诸多问题。欢迎多贴！

陶斯人也

原帖由 白鸦 于 2007-7-3 16:48:00 发表
背景之一：“解构式写作”的意义终结
从表象上看，朦胧诗以后的汉语诗歌写作气象纷呈，但其主流基本上是“解构式”的写作。一开始，“解构式”的写作是不可回避的、无可厚非的、必然的。而从实质上看，随着社会变......

精辟!
这篇文章谈到了某些弊端,待慢慢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