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国诗学之现代观》

宛城卧龙

《中国诗学之现代观》简介
作者：陈伯海  发布时间：07/01/08  
《中国诗学之现代观》，顾名思义，是要站在现时代的观照点上，就我们民族的诗学传统做一番阐释工作，这既是现代人有关古代传统的一种理解，而亦显示着现代化文明建设对于开发传统资源的特定期待。该书为“十五”国家社科项目的研究成果，作者陈伯海，2006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书的主体部分由导言、十五个专题和结语组成。前有代序一篇，就民族诗学传统在当今历史条件下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价值以及对其进行现代阐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说明，还就阐释工作所应遵循的原理方法和通过阐释所能达到的前景等加以探讨，实际上体现了从事此项研究的指导原则。
导言带有全书总论的性质。本书的中心思想在于发掘与阐扬民族诗学传统里的生命论主旨。据作者看来，中国诗学的根本性理念就是它的生命本位意识。它从“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天人观出发，将诗歌艺术审美活动视以为人的整个生命活动（既是个体生命，而亦是群体生命乃至宇宙生命）的有机组成，认诗歌创作与欣赏过程为诗性生命的流程，更把由此活动而产生的诗歌作品当作灌注生命的机体构造。在这样一种信念的主导之下，中国诗学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一整套美学范畴及其构架，如以“情志”为诗歌生命的本根，“兴感”为诗性生命的发动，“意象”乃生命的显现，“意境”即生命经自我超越所达到的境界，“气”、“韵”、“味”、“趣”、“神”、“理”皆生命的内在质素与机能，“骨”、“采”、“声”、“律”、“体”、“势”属生命的外在形态与姿容，乃至于心物、形神、动静、虚实诸关系的把握以及谐和、自然、刚健、灵动等意趣的嗜求，亦莫不贯穿着生命的爱尚与肯认，而综合各要素以形成的“意－象－言”诗学系统，实质上便呈现为一种生命机体的构建，这便是中国诗学的逻辑结构了。这一以生命为本原、为核心的诗学理念，是在古代宗法式农业社会的土壤中生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的历史烙印，但若给予现代性的观照与反思，剥离其杂质，提炼其精髓，且拿来同西方主流文论的知识论取向以及晚近兴起的表现论、直觉论、意志论、生存论、精神分析诸说相参照，当能焕发其独特的光辉，为全人类诗歌美学大厦的建构作出贡献。这也正是书稿立意归宗之所在，导言先予一总体性提挈。
以下十五个专题分别就中国诗学的方方面面进行具体阐释，基本的路子乃是选择诗学传统中带有关节性的范畴或命题为切入口，通过追源溯流式的考察弄清其本来的涵义及演化脉络，并逐步将问题提升到古今中外会通的理论观照点上来辨析其可能蕴有的现实意义。这一做法当有助于在传统与现代、还原与重构、立本与开新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是在“不即不离”条件下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化的有效途径。
这十五个专题又按其内容的性质归为“情志”、“境象”和“言辞体式”三编，大体应合传统诗学里的意、象、言三个层面。
“情志”一编包含《释“诗言志”》、《释“缘情绮靡”》、《释“情志”》三题，紧扣“志”、“情”、“情志”这一组范畴的相互关系以及“言志”、“缘情”等命题的起源与演变展开讨论，讲明了民族诗学传统中以人的现实生命体验——“情志”为诗歌艺术活动的本根的独特理念，并对“情志”所具有的天人、群己、情理、体用相交会的复杂内涵及其不同的建构范式加以辨别疏理，显示了中国诗学的人学本原观。此编还对“诗言志”作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作了新的阐发，并提出以“情采”（即“缘情绮靡”）用为传统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从而给文学观念的古今会通打开了接口。
“境象”编包括《释“感兴”》、《释“诗可以兴”》、《释“意象”》、《释“意境”》、《“气”与“韵”》、《“味”与“趣”》、《释“妙悟”》七题，从诗性生命的发动（因物兴感），引出诗人情意的对象化显现（立象尽意）和诗性空间的象外拓展（境生象外），再转入诗性生命诸机能（气、韵、味、趣）的探讨及其超越性领悟方式（妙悟）的圆成，整个地以诗性生命活动的流程为贯串线索，展现了中国诗学的审美体性观。其中所表述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如认诗性生命的发动须经一度感兴到二度感兴的转化，用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感通来释“诗可以兴”，有关中西意象观的比较，“艺境即道境”说，在气韵、格韵、神韵的禅递中映射士大夫人格范型的演变，以及由感受经观照转向妙悟的艺术思维发展过程的概括等，皆有作者独到的心解且足以昭显传统精义者在。
“言辞体式”编包容《“言”与“意”》、《“文”与“质”》、《“声”与“律”》、《“体”与“式”》和《释“诗体正变”》五题，基本上围绕着中国诗学的文学形体观开展论述，但形体的研究仍与其诗性生命的内质紧相关联。其中《“言”与“意”》一题从哲学高度探究中西言意观的异同及其根由，并落实到诗歌达意和释意活动的层面上来把握诗性生命体验与诗歌语言文本之间的张力结构。其余如从文质关系上来界定文采属“有意味的形式”，认声律乃诗性生命的律动，以体式为诗性生命的形体组合方式等，均着眼于揭示传统诗学的生命论主旨。最后一题则从“诗体正变”的角度阐说了中国诗学的诗史观。
在对诗学传统的各个方面进行专题性研讨后，书稿结语部分试就中国诗学的基本理念与构架加以简要归纳，并着重讨论了现代化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传统的推陈出新问题。文中还将诗学传统与整个文化传统联系起来思考，立足于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生活发展的需求，从中西文化精神的比照上辨析了传统生命论理念的胜长处与不足处，进而就传统理念的改造出新提出方向性建议。这既是于民族诗学发展前景的一种期望，而亦是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一个解答。
书末另附录三篇文章，用为对相关问题的补充发明。
《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一书属基础性理论研究，其价值主要在学理方面。
首先，书稿对我们民族的诗学传统作了理论上的总结，既不同于既有的诗学史或诗学批评史那样仅致力于诗学资料的收集和历史脉络的梳理，亦有别于各种专题性论著局限在某个问题上作专门性开发。像这类从宏观、整体的角度上来对中国诗学的基本精神及其方方面面表现作通盘研究并给予理论总结的著述，目前尚不多见，有可能成为新世纪中国文论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其次，书稿对诗学传统的理论阐释是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双向交流为依据的，即：一方面尽量切合传统的实际，以中国诗学自身的范畴、命题和理论构架为切入点，并通过追源溯流式的考察弄清其内涵与结构的历史演变；另一方面又坚持站在现代意识的观照点上来审视传统，努力从中抉发出具有生命活力的成分，以之与现代人的诗学活动及文化精神相会通。这样一种研究的思路，不仅可以防止“以古论古”和“以今律古”两种偏向，且能促使传统理念在阐释活动中逐步转化并融入现代理念，其所提示的方法论上的意义似又不限于诗学领域了。
还须强调的是，书稿确立了以生命本位意识为中国诗学的主导精神，并认为它同时构成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主导精神，这个问题的提出也值得重视。当今世界上，面对工具理性的恶性膨胀和各种非理性思潮的任意泛漫，人们多苦于生命本位意识的失落与扭曲，常将精神的寄托放在寻找“家园”上，而“天人合一”的生命理念正足以提供这样的精神“家园”，当然要按照时代的需求不断予以推陈出新。本书主要从诗学的角度阐说了这一理念，但也触及整个生命活动的归趋与安顿问题，由此进一步拓开视野，致力于将生命本位意识给以更新和光大，对人们的未来生活是否会有更深远的影响呢？我们期待。

宛城卧龙

《中国诗学之现代观》后记


       这本书稿的酝酿有很长时间了。记得是二十年前，在一次古文论学会的年会上，我作了个发言，建议古文论的研究当从特定的理论范畴和命题入手，通过解析一系列带有关节性的范畴和命题，找出其内在的联系，便可进而把握文论的整体性逻辑结构，且亦不至于丢失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一建议受到王运熙先生首肯，他鼓励我从事此项研究，但当时正忙于其他一些任务，萌发的一点观感只能暂时封存。
       一晃眼七、八年过去，原先在手的几项课题大致告一段落，我开始认真考虑下一步工作，有了以此为新的突破点的构想。古文论范围太大，个人比较熟悉的是诗歌理论批评，于是决定搞中国诗学，在94年5月间写下第一个研究提纲，随后于95、96年间两次修订并给予细化。就在这逐渐深入思考和准备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于历史资料的掌握上还有不少脱略的环节，影响到对诗学传统的整体观照，遂又产生先梳理一下诗学史的演进脉络的想法。恰好此时我应聘于上海师大人文学院任兼职教授，帮着组织一些大型课题，便提出搞多卷本《中国诗学史》的设想，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中国诗学史》于“九五”期间在上海市社科规划办立项，共七卷，每卷都由熟悉这部分内容的专家学者执笔，本人主要承担二万字的总纲。这个总纲原是为统一全书的基本思路、协调各卷之间的衔接关系而立，其中对诗学观念的历史流变有一个总体的考察，后作为全书总论发表出来了。为写好总纲，逼着我翻阅了大量资料，更与各卷撰写人反复商讨，前后花费近一年时间，算是对诗学史的脉络有了较清晰的印象。而后在各卷编写与通稿的过程中，还经常接触一些新问题，不断加深着自己的理解。
正当《中国诗学史》紧锣密鼓地撰写进程之中，90年代后期的文论界开展了一场有关“古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争鸣，且很快走向白热化的思想交锋，这个提法甚至被一些人斥之为“伪命题”。我因忙于手头的事务，开初并未置意，争辩激烈后方引起关注。通观各家意见，除“现代转换”一语由于不同解说而造成歧义，加上一部分人对以往那种庸俗化和实用功利化的“古为今用”抱有反感外，这场讨论确也暴露出当前学界在如何对待思想文化传统上的不同认识，最核心的一条便是传统要不要推陈出新的问题。我是主张推陈出新的，所以在原则上赞同“现代转换”，而且我认为这不是什么新奇的口号。海外学者如林毓生教授，早在80年代之初即已提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命题；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教授87年来沪讲学，亦曾以“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作演讲题目。虽然对他们的具体阐述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却从未听得哲学界和思想文化界人士就他们的话题大加讨伐，为什么到古文论领域就容不得“现代转换”呢？怀着这一困惑的心情，我也尝试撰写过一两篇文章参与讨论，但并不打算胶执于口舌之争。我想，在讲清道理之后，重要的是从事实践。如能切切实实地拿出一批成果，就传统文论中的某些专题进行合理的现代阐释，使传统的精义得以与现代意识相会通，传统存活于当代得到证实，则许多不必要的误解、猜疑和成见当会消解，而人们始能更平心静气因亦更深入细致地来对问题的实质加以探讨和评估，学术思想的进展也才有指望。这件事坚定了我投入中国诗学研究的决心，我感到此项研究的意义已不限于诗学本身，它关系到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未来命运的理解，也涉及中国新文化的建构中是否包含“传统的转化”这一战略性的任务。
新世纪伊始，我以“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为题，向国家社科规划办申报立项并获得批准，几年来一直在做这个题目。工作的进展比原初的想象要费力得多，主要原因在于思考重心有了转移。原先想到的只是要清理中国的诗学传统，重在传统的复原；现在的着眼点则是怎样运用现代意识来观照与阐发传统，以求释放传统内蕴的生命活力。这两重考虑亦非截然分割，因为即使意在复原，还须经由现代人的手来做复原工作，总免不了现代意识的参与，而若意在阐发，又仍然是对传统自身的阐发，并不能脱离传统去任意生发。如何在复原与阐发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做到不即不离，实在是对从事此项工作的人的艰巨考验。另外，既然把落脚点放在“现代观”上面，则除了对阐释对象（即中国诗学传统）要有真切的把握外，阐释者本人亦须具备相当的现代理论的修养，包括西方世界乃至东方其他民族的诗学与美学素养，这在我来说也是很欠缺的。90年代以来，曾有计划地抽出时间，做一点补课工作，重新阅读和补充阅读西方近现代以来各家各派的理论名著，而终觉底气不足，所以书稿中时有涉及中外文论比照之处，大多是点到为止，不敢尽情展开。要能真正综括古今、融贯中外，需要有比我更精通各方面传统且更具有识力是人来做才行，我只能算探探路子罢了。以我的年龄和精力，恐怕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几年来的努力，写成十五个专题，大致贯彻了我所设定的方法论原则，即：从特定范畴与命题切入，通过追源溯流式的考察，弄清其本来涵义及演化脉络，再逐步提升到古今会通的理论观照点上来。这些专题虽远不足以包罗中国诗学的全部精粹，但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将方方面面的问题带动起来，且互相关联，有可能形成某种网络式结构。编排上，我把它们划为“情志”、“境象”、“言辞体式”三个层面，大体与中国诗歌艺术的“意－象－言”系统相应。当然，“意－象－言”作为一个整体，不容割裂，所以各篇之间亦常勾连交渗，难以厘清界限。各个专题之上有一篇总论性的导言，对中国诗学的精神特质作一鸟瞰式提挈；结语部分侧重在诗学传统推陈出新的估量，也是就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一点分疏。这便是书稿的基本构成。还须作交代的是，置于卷首的那篇文字，原是90年代中期我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研讨中的一次发言稿，较早地体现了我本人对传统诗学的现代阐释的原则性思考，以其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故用为全书序说。其后我在不同场合之下还曾从不同角度就这个问题发表过一些看法，与前文可相互补充发明，现收入本书附录。另一篇有关王国维诗学观的评论亦附载于此，是因为据我看来，王氏实乃近代中国从事诗学传统出新工作的第一人，他的经验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本书稿的撰写，得到国家“十五”社科基金的资助。成书过程中，参阅了大量近人及今人的研究成果，获益良多，包括我在指导博士论文时与同学们相互切磋，亦常从中得到启发，无法一一注明，均阑入参考书目，以志勿忘。上海古籍出版社赵昌平先生热心促成书稿问世，出版社同人们付出辛勤劳动，一并申谢。
生也有涯，知也无涯。穷毕生之精力，果能稍有窥于学问之道也否，未敢期也，吁！

                                                        陈伯海
                                                    乙酉冬日记于沪上

宛城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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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城卧龙

原帖由 liucongmei 于 2008-3-15 18:41:00 发表
学习,问好朋友!

刘老师好
有些时日没有跟您交流了
问好您和您的家人
握手老师

李太伯

怎么有一种学术重复建设的感觉

张玉书

学习并握手!

宛城卧龙

原帖由 张玉书 于 2008-3-17 15:42:00 发表
学习并握手!

握手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