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杜甫的草堂与墓感悟诗人的爱国情怀

张宏亮笔名

走进杜甫的草堂与墓感悟诗人的爱国情怀
                                作者：张宏亮
         在中国古代所有的诗人中，我最仰慕的就是杜甫，这位诗人虽然贫穷却有着伟大的爱国情怀，就象当年的毛泽东一样，虽然身无分文，却总是心怀天下，具有这种精神的人将来一定能成为伟大的民族领袖，读杜甫的诗就是接受爱国主义的熏陶，在那个思想落后的封建社会，能拥有这样博大的胸怀是很罕见的，即使帝王也没有杜甫那种心怀天下苍生的江山情怀，一代中国诗人的伟大精神正是杜甫诗篇中所折射出的伟人气质与魂魄，去年的夏天，我带着对这位诗人深深的仰慕来到了杜甫先生曾经居住过的草堂参观，杜甫草堂(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位于四川省 成都市西门外的浣花溪畔，是中国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便不存，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修葺扩建，已演变成一处集纪念祠堂格局和诗人旧居风貌为一体，建筑古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的著名文化圣地。成都杜甫草堂因诗名扬天下，借诗圣而后世流芳。1961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5月，成立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是现存杜甫行踪遗迹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最具特色和知名度的一处。
           公元759年暮冬，杜甫因避安史之乱入蜀到成都，次年春、在友人的帮助下于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盖起了一座茅屋，便是他诗中提到的"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的成都草堂。他在这里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因曾被授 "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衔，而又被称做杜工部。留下诗作240余首，如《春夜喜雨》、《蜀相》等名篇，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千古绝唱。杜甫在成都寓居交游，赋诗题画，精彩之作层出不穷。“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首《绝句四首（其三）》生动形象地描绘出诗人在草堂所见的勃一家子春色。765年，严武病逝，失去唯一依靠的杜甫只得携家告别成都, 两年后经三峡流落荆、湘等地。
　　今日的杜甫草堂是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复而成，其中最大的两次重修，是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和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基本上奠定了今日草堂的规模和布局。杜甫草堂博物馆完整保留着清嘉庆重建时的格局，面积300余亩，园林是非常独特的“混合式”中国古典园林。草堂内楠木参天，梅竹成林，溪水婉蜒，桥亭相间，花径柴门，曲径通幽，园林格局典雅而幽美。春梅,夏荷,秋菊,冬兰四季芬芳。
　　杜甫草堂博物馆按功能区分为：文物景点游览区（草堂旧址）、园林景点游览区（梅园）和服务区（草堂寺）。是成都游客最集中有观光胜地之一。草堂旧址建筑从正门始，依次递进是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祠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正门匾额"草堂"二字，是清代康熙皇帝第十七子果亲王所书。诗史堂是杜甫草堂纪念性祠宇的中心建筑。诗史堂正中是雕塑家刘开渠所塑的杜甫像，堂内陈列有历代名人题写的楹联、匾额。工部祠内供奉有杜甫画像，并有都曾经寓居蜀地诗人陆游、黄庭坚陪祀。工部祠东侧是“少陵草堂”碑亭，"少陵"本为地名，汉宣帝墓称"杜陵"，宣帝皇后墓因规模小于帝陵所以称:"少陵"。杜甫曾在这里住过较长时间，在诗中曾自称 "杜陵野老"、"少陵野客"，也就称他为"杜少陵"了。工部祠后有近代1997年依据杜诗描写和明代格局借鉴川西民居的特点恢复重建的“茅屋景区”。杜甫草堂还有一处位于红墙夹道、修竹掩映的由碎瓷镶嵌、古雅别致的“草堂”影壁。
　　1985年，杜甫草堂更名为杜甫草堂博物馆，馆内珍藏有各类资料3万余册，文物2000余件。包括宋、元、明、清历代杜诗精刻本、影印本、手抄本以及近代的各种铅印本，还有15种文字的外译本和朝鲜、日本出版的汉刻本120多种，是有关杜甫平生创作馆藏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
　　成都杜甫草堂正门的"草堂"二字为爱新觉罗·允礼书写。
   
唐朝大诗人杜甫的墓在洛阳市东约23公里的偃师县杜楼村北。墓碑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所立，上刻有“唐工部拾遗少陵杜文贞公之墓”几字。1956年重修该墓时在四周砌上青砖，呈八角形。墓北原有杜甫祖父杜审言墓，现已毁弃。再向北走，有杜甫先祖、晋当阳侯杜预墓，不过如今仅保存下来一座墓碑。　　
杜甫故里在洛阳市东约65公里的巩县南窑湾村，是一座清静雅致的小院落，靠山有一个砖砌窑洞，现在建有故里纪念馆。
   在岳阳至长沙途中，还有一个出名的景点，那就是距汨罗市30公里的杜甫墓，位于平江县城东南16公里处。
杜甫作为一代诗圣，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是与诗仙李白齐名的大诗人。
据史志记载，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之夏，杜甫漂泊到湘，欲由长沙去郴州，到了耒阳却遇到发大水，只好掉头北行，乘船由湘江转汨罗江，途中贫病交加，在昌江病死在船上，葬于小四村天井湖。
杜甫墓坐北向南，墓为圆形土堆，墓前立青石碑，上刻“唐左拾遗工部员外郎杜文贞之墓”。墓前是清光绪十年重修的杜文贞祠，两进一天口，内有官厅、铁屏诗社等，祠门正上方有青石匾，上刻“诗圣遗阡”四字。宋朝王得臣有诗叹云：“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对屈原与杜甫这两位伟大爱国诗人死于一地，葬于邻近，有无尽感慨。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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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再漫游齐赵。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史传论述
《新唐书·杜甫传》
                                            作者：欧阳修 宋祁      摘自《新唐书　艺文传》
       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沈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亲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
　　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
　　大历中，出瞿唐，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
　　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賸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张宏亮笔名

《旧唐书·杜甫传》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  
      
       甫天宝初（注：应为开元末）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注：应为右卫率府参军）。十五载，禄山馅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注：时未尝到河西），谒肃宗于彭原（注：应为凤翔），拜右拾遗（注：应为左拾遗）。房〔王官〕为布衣时，与甫善。时〔王官〕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是年十月，〔王官〕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王官〕罢相。甫上疏言〔王官〕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王官〕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注：成州之上漏去秦州），自负薪采〔木吕〕，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注：公不赴功曹之命，系代宗广德元年居梓、阆间事）。  
      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注：武凡两镇成都，其在上元二年，则以绵州刺史迁东川节度，兼除西川。至以黄门侍郎再帅剑南，乃代宗广德二年事），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注：此在严再镇后，非上元也）。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公之去蜀东行，以公诗证之，当在严武未卒之前）。  
       及郭英□（“刈”的左部）代武镇成都，英□武人，粗暴，无能刺谒，耐游东蜀，依高适（注：时适已官京朝，不在东蜀，公亦未依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杨子琳功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注：去蜀后居夔且二年，史漏），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注：其时江陵无警），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注：自衡往郴，舟泊耒阳耳，未尝寓居也）。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注：阻水不在岳庙），旬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注：当作大历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注：此说出于唐小说家，不可信，当以公诗正之），时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注：元氏撰墓系，无自耒阳之文），归葬于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  
       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有饭颗山头之嘲诮（注：唐《本事诗》云：太白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此诗太白集不载，不可信）。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  
国学宝典——杜甫
[又名：杜工部，诗圣] 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阳人，曾祖依艺为巩令，因居巩。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后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安禄山陷京师，肃宗即位灵武，甫自贼中遁赴行在，拜左拾遗。以论救房琯，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乱，寓居同州同谷县，身自负薪采梠，哺糒不给。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道阻不赴。严武镇成都，奏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武与甫世旧，待遇甚厚。乃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枕江结庐，纵酒啸歌其中。武卒，甫无所依，乃之东蜀就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蜀帅相攻杀，蜀大扰。甫携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亦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元和中，归葬偃师首阳山，元稹志其墓。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旧集诗文共六十卷，今编诗十九卷。
          古今中外，文人当乞丐并不鲜见。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1925年11月7日)的《闲话》里说：“有人游历西班牙，他的引导指了一个乞丐似的老人说，那就是写《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听者惊诧道：塞万提斯么？怎样你们的政府让他这样的穷困？引导者道：要是政府养了他，他就不写《堂吉诃德》那样的作品了。”为此，鲁迅两兄弟打起了笔墨仗。鲁迅在其《不是信》中说陈西滢是“道听途说”；周作人《塞文狄斯》中说“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是有趣，不禁发了一点考据癖的痴”，最终得出结论：“他的窘况确是历历如见，但似乎他那悬鹑百结的真相却终于没有人亲见，——自然他的亲戚朋友是看见的，不过不曾见诸记录。”
　　不管人家塞万提斯是否真的当过乞丐，杜甫当乞丐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唐冯贽《云仙杂记·惠一丝两丝》引《浣花旅地志》记曰：“杜甫寓蜀，每蚕熟，即与儿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悯，惠我一丝两丝。’”《云仙杂记》是本小书，作者也名不见经传。它的真实性，我们从杜甫一生坎坷的经历可以看出来。
　　杜甫起初在长安的几年，由于得不到任用，后来加之父亲去世，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导致生活陷于困顿，他有个族孙杜济住在长安城南郊，为了叨扰一顿饭吃，他每每前去走动，但这位族孙生活也不宽绰，见长辈来了，心里老大的不乐，嘴上不好说什么，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打井水淘米，使劲摆动水桶，把水搅得挺浑；到园中砍菜，放手乱砍一气。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作《示从孙济》“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杳，且复寻诸孙。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便是遭遇“宗族”冷落后凄凉心境的表露。
　　当然也不乏好友相助。有一次杜甫闹疟疾，被折腾得面黄肌瘦，头白眼花，差点要了命。大病初愈，他拄着拐杖出门散心，不知不觉来到王倚家门口。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十分同情，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作诗《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表示感激：“但使残年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
　　其实从那时起，杜甫就有意无意地过起了到处乞讨的日子。其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便是他这段长安生活的真实写照。《云仙杂记·夜飞蝉》引《放怀集》：“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丈夫穷困，老婆自然也是一幅寒酸相，杜甫自己还不觉得，倒是客人实在看不过眼，叫夫人送了一个头上装饰品过来。
　　后来杜甫被迫离开长安，流落到了到成都，一家人先是借住在浣花溪畔的一座古寺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杜甫自己有所记载：“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小儿饿得实在是扛不住了，也就顾不得父子之礼，冲着父亲一阵怒吼，叫他赶快到邻居那里去讨口饭回来吃。没有办法，当过几天小官的杜甫实在拉不下面子，只好硬着头皮，拉下面子，给老乡、彭州刺史高适发出求援信：“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从百里之外背米来接济他，邻里又送他些小菜，使他免却了无米之炊的困苦。杜甫有诗为证：“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
　　镇蜀的剑南节度使严武慕杜甫之名，举荐其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工部就是这样来的。朋友尹裴冕还为他在浣花溪上游选择了一块风景不错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茅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杜甫草堂。
　　公元765年，严武病故后一个月，杜甫携妻儿乘船东下，离开了成都。六年后，据《旧唐书·文苑本传》：“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有九。”大致情况是，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九天。当地县令用小船将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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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过着近似于乞丐生活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时运不济。那今天的俗话说，就是有些背时。杜甫年轻时，不大求上进，《唐才子传》说他“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公元747年，风流天子唐玄宗诏令天下才子到京师就选，颇有些诗名的三十五岁的杜甫才兴冲冲地前往应试。然而，天不遂愿，据说是奸相李林甫害怕贤才入选不利他把持朝政，于是从中作梗，搅了局，致使无一人及第，反而上表祝贺皇帝，说是“野无遗贤”。而就在此时，杜甫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的父亲杜闲去世，断绝了生活的来源，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沿街卖药，或寄食于朋友处。这段贫困的羁旅，被他自己写进了一首题为《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诗中：“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也是杜甫当乞丐的开始。尽管长安的日子苦是苦了些，但他依然舍不得放弃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不断向权贵投诗，以期引起他们的重视和任用。公元751年，他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受到赞许，却命其待制集贤院，结果一等就是整整四年，最终还是没了下文。好不容易当了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以为自己从此就要飞黄腾达了，不料仅仅一月之后，安禄山造反，打乱了他的计划。保命要紧，大家一窝蜂地逃出了长安。公元757年，郭子仪率兵收复了京师，杜甫随唐肃宗及其百官回到了长安。这一阶段，他总算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可他不知明哲保身，偏偏要替在平乱期间老打败仗的宰相房绾说好话(因为房绾在平日里对他很关照)，遂得罪了唐肃宗。公元758年5月，杜甫被降为华州司功参军，负责祭祀之类的小事，以后就再也没爬上去过。
　　二是性格“褊躁傲诞”。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参与编纂《新唐书》的宋祁说的。宋祁认为杜甫的性格遗传自其爷爷杜审言，即“褊躁傲诞”。《唐才子传 ·杜审言》也说他“恃高才，傲世见疾”。杜审言是进士，也是诗人，还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兄弟的座上宾。《新唐书·杜审言传》杜审言大言不惭地说过：“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杜甫比他爷爷来毫不逊色，宋王谠《唐语林》卷二有所记载，杜甫曾自夸：“使昭明再生，吾当出刘，曹，二谢上。”爷爷狂，人家还不得不买帐，杜甫狂，却狂得不是时候。《新唐书·文艺上》载述：“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由此可见杜甫对严武是却不大领情的。见到严武，他不戴头巾，也不打招呼。有一次喝多了，发起了酒疯，他居然站到严武的宝座上，瞪着眼睛怪模怪样地说：“严挺之竟有这样一个儿子啊！” 人家严武是何许人也，堂堂封疆大吏，凶暴勇武，自然会心生怨恨。《新唐书·文艺上》载述：“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说来也怪，要不是严武出门准备去杀杜甫的时候冠被帘钩了三次，才有人趁机告诉了他的母亲救杜甫，杜甫十条命只怕也丢了。章彝就没那么好运。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严武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杜甫从骨子里是看不起他的，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来。后来严武虽没杀他，但对他的接济自然也就少了，最终严武一死，杜甫也待不下去了。
　　三是自视清高，高不成低不就。《新唐诗》本传说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仕途上，杜甫也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他自己耽误了。公元755年，四十四岁的杜甫忽然收到朝廷的一份委任状，要他去当河西县尉，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追捕盗贼，而且河西荒凉偏僻，杜甫觉得太苦，不肯上任。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帮了他的忙，进行了通融，朝廷转而让他当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虽然也是个芝麻官，但处于长安附近，容易交往，晋升的机会显然要多一些，于是他就接受了，总算走上了仕途。因房绾事件而降官后，本来嫌官小的他干脆不干了，拍屁股走人。当年的许多文人日子过不下去了，都可以开馆授徒靠束脩度日，杜甫不干，一心只想当官，却总不能如愿。
　　北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清钱谦益《〈冯定远诗〉序》亦云：“诗穷而后工。诗之必穷，而穷之必工，其理然也。”“穷而后工”成语字典中对它的解释是：旧时以为文人越是穷困不得志，诗文就写得越好。正因为有过乞丐一般的生活，杜甫才能够写出不少关心劳动人民疾苦的诗来，最终被人称为诗圣，客观地看文人当乞丐真的不是一件坏事。
2、杜甫的诗
杜甫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 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他还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 　　
        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善于抓住细节的描写，如《北征》中关于妻子儿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所有这一切，确立了杜甫在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诗圣”的地位。
          2008年4月4日 完稿于北京国际饭店C座105号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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