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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特质
贡发芹
中国是诗的国度，一个刚学说话的孩童就有人教他读背诗。文艺青年绝大多数都是诗歌爱好者，但凡写过文章的人基本上都写过诗，所以中国写诗的人很多很多，数以千万计，但绝大多数都是附庸风雅，能被称为诗人的却廖若辰星。康熙作诗一千多首，乾隆作诗一万多首，但他们均未获得诗人头衔，可能是诗人的光环太神秘了，一般人实在无法企及，连皇帝也不例外。 我在20刚出头时就在全国诗歌大报上发表诗作，几年前曾出版过诗集，近一两年还打算出版第二本诗集，但我始终不敢自称为诗人，也很少有人称我为诗人。原因是我的诗作只能浅唱低吟，绝大多数人都能读懂，不过是不是真的读懂，我也不清楚，只是被一些人认为是分行的散文，不是诗歌，所以那些自以为能读懂我的诗作的人也就不认为我是诗人了。 不过有时我也很困惑，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是散文化语言，且近似口语，怎么就能成为千古诗歌名作呢？读过《静夜思》的人最多，是读过李白其他作品的千万倍，为什么大家不但认为李白是诗人，而且是诗仙呢？选进初中语文课本的诗歌《有的人》平白如话，为什么在臧克家众多诗作中却成为人们的最喜爱的名作呢？ 为此，我一直想探讨一下那些真正的诗人，特别是那些敢于以诗人自居的诗人到底都有哪些特质。今不揣鄙陋，归纳如下： 恃才傲物，清高自诩。诗歌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多数情况下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正因为衡量无度，有些诗人常常自恃曹子建，才高八斗，无人能比，恃才傲物。诗仙李白表现得最为明显，得皇帝一时戏宠，就孤傲轻狂，不可一世，随心所欲，不受约束，不知道天高地厚，我行我素，竟然命皇帝小舅子杨贵妃哥哥宰相杨国忠为其捧砚、命权倾朝野连宰相都忍让三分的宦官高力士为其脱靴，呈一时之痛快，还洋洋自得：“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结果被灰溜溜赶出长安，浪迹天涯，虽自我安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但毕竟言不由衷，心中念念不忘京城，并且终于明白：“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许多诗人都片面认为诗才高于一切，此外所有才能都是雕虫小技，不值一提，常以自己一技之长，去比他人之短，因此，目中无人，清高自诩，孤芳自赏，但追捧者甚少，常被世人奚落嘲讽，始终得不到别人和社会赏识与理解，于是闷闷不乐，郁郁寡欢，许多诗人因此“无故寻愁觅恨”，无限夸大悲苦。李煜愁起来无穷无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白愁起来没完没了：“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飘到夜郎西”，“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杜甫“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白居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罢休”；王安石“叹城外楼头，悲恨相续”，陆游“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李清照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这许多愁”，“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王实甫竟然“泪填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怀才不遇，怨天尤人。诗人大都喜欢走极端，老觉得社会对不住自己，整天忿忿不平，甚至消极厌世，玩世不恭。屈原带头愤世嫉俗，抨击现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认为没有遇到明主，为自己生不逢时而遗憾千古，古今中外诗人无一不是。左思认为自己是“郁郁涧底松”，而别人是“离离山上苗”。初唐四杰最为突出，人人自恃国家栋梁，能够成就一番伟业。但宰相张九龄却认为，四杰之中唯有骆宾王才能堪当县令，其余三人均不可出仕，特别是四杰之首王勃，乃短命之徒，什么也干不成，只能写写诗文，结局果如其言，可谓慧眼也。所以，王勃只好慨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内，岂乏圣明？”喊出了许多诗人胸中的块垒。李白也曾悲鸣：“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直白得一点含蓄都不讲了，痛快淋漓，感染了一代又一代有才之诗人。可以说千古以来，壮志未酬者绝对以诗人居多，但李白不明白，还是清代诗人黄仲则一语道破了个中缘由：“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狂热自负，追星赶月。《红楼梦》中薛宝钗的愿望“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实际上是大多数诗人的内心写照。诗人胸中都怀有宏大抱负，但真正能实现者寥寥无几，绝大多数都变成了幻想，甚至是梦想、妄想。李白自恃有匡时之才，可以经天纬地，治国平天下，假如皇帝是太阳，自己就是月亮，至少是星星。被皇上征用为供奉翰林时得意忘形：“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离开长安时依然自负不已：“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但“材”并没有被时代所“用”，“千金散尽”也未“复来”，而是一厢情愿，境遇每况愈下，一生穷愁潦倒，晚年背井离乡，贫病交加，不得不寄居安徽当涂七品县令远门叔父李阳冰门下，“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苦闷之中，无以寄托，只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最后投进长江追随明月去了。陆游一直顾影自怜：“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晚年仍然愤慨不已：“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这说明，兼济天下，远比吟两句诗要复杂得多，缺乏丰富的政治经验，光靠诗才是无法施展自己宏大抱负的。 激情浪漫，毫无理性。诗人郭沫若年轻时曾毫无理性地反复呼喊：“一切的一”，“一的一切”，名之曰释放浪漫激情，但毫无理性，让人不知所云；诗人毛泽东能够“坐地日行八万里”，“九天揽月”、“五洋捉鳖”，能够“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昆仑山“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有些诗人始终个性张扬，唯我独尊。诗人柳亚子一直认为自己诗才盖世，可以与当时叱咤风云的中共首脑和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平起平坐，可是蒋介石悬赏时，柳亚子的人头，远远不及中共首脑和将帅的十分之一，但他十几年后仍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始终耿耿于怀，满腹牢骚：“平生自悔头颅贱，说项依刘我大难。”特别是，千古以来，唯有主宰中国命运沉浮的毛泽东敢于雄视天下：“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柳亚子竟然和上一句：“君与我，要上天入地，把握今朝！”如此大言不惭，完全忘掉自己是什么身份，真乃诗人也！ 思维特异，诗意朦胧。诗人思维别于常人，喜欢离经叛道，罪恶是花朵，忧郁是娇美，烂铜成翡翠，铁锈成桃花，烟头为枪口，白沙为珍珠。想象过于丰富，严重脱离现实，违背基本常识，甚至荒诞不经，滑稽悖谬。有些人很不礼貌地认为诗人精神都有毛病，都患有狂想症，是疯子，是白痴，应当说并不全错。“你看我时，离我很远；你看云时，离我很近。”有人说这是真正的哲理诗，但更多的人认为这是文字游戏，到底想告诉人们什么？可能作者自己也说不清。诗人顾城标榜自己是朦胧诗的代表，就玩了二十多年这样的文字游戏。北岛曾有过漂亮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有人认为是胡言乱语，类似痴人说梦。作为朦胧诗首领，他选择了离家背国，他抛弃了祖国，祖国也抛弃了他。挑战中华民族几千年爱国传统底线，无法得到国人原谅。现在除了那些还想朦胧别人的诗人继续迷恋朦胧外，朦胧诗最后并没有朦胧下去，而是朦胧不深的诗人舒婷、傅天琳诗歌获得国家大奖，得到国人肯定。舒婷最不朦胧的《致橡树》、《祖国啊，我可爱的祖国》等诗作选入高中语文课本，受到最高礼遇，而真正的所谓朦胧诗代表作却无人问津了，真是朦胧诗的悲哀——因为没有土壤，任何朦胧的花朵都无法盛开。 爱情至上，风流成性。白居易颂扬：“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苏轼盼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秦观提倡：“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认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些积极的爱情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年轻人。普希金为心上人以剑角斗定胜负，最终落入别人设置的政治圈套，白白丧命，死都不明白自己怎么死的，实在不值得提倡。有一大群诗人认为世上除了爱情什么也没有，为爱情可以不顾一切，爱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惊世骇俗。许多诗人都希望婚姻之外有几个红颜知己，渴慕“红袖添香夜读书”，他们对爱情的追求，在现实中产生的多是负面效应，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歌奠基人郭沫若13岁暗恋他的嫂子，一生三次婚变，婚外有三五个情人，令一些诗人非常羡慕。中国现代派诗人徐志摩与原配张幼仪离婚，追求林徽因而不得，转而盯上有夫之妇陆小曼，为得到陆小曼，首先得挖空心思，拆散陆小曼与别人的婚姻，这种与挖人祖坟同样恶劣的事，唯有诗人徐志摩能干得出，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盛大婚礼时，老师梁启超霍然站起，宣讲了有史以来“最坦诚”、“最直率”、“最另类”的证婚词：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这是近代大儒对徐志摩、陆小曼婚姻敲响的警钟，让徐志摩、陆小曼斯文扫地，颜面丢尽。徐志摩的恋爱观虽然是诗人中的个别现象，但许多诗人却对他们的爱情津津乐道，恨不能步其后尘！ 追求“现代”，章法错乱。有些诗人对中国两千多年诗歌传统不屑一顾，言必“现代”，好像只有他懂现代诗，别人都是诗盲。要么外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埃斯蒂利、庞德，要么中国现代派诗人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要么台湾现代派诗人洛夫、余光中、郑愁予，实际上是刻意卖弄，为了掩饰自己中国文学功底浅薄、中国传统诗歌基础不牢、底气不足之致命弱点，只好拾别人牙慧，装自己门面。现代派诗歌现代了一两个世纪，还是徐志摩《再别康桥》、戴望舒《雨巷》、余光中《乡愁》等不现代诗作留芳后世。有些诗人的诗作章法错综复杂，思路东扯西拉，盛夏雪花翻飞，寒冬柳絮轻飏，内容背离题目，驴唇不对马嘴，语言颠来倒去，词序杂乱无章，没有节奏，没有韵律，从头至尾不押韵，自始至终散文化，美其名曰：此乃现代诗特点——跳跃性、意识流、口语化、含蓄美，此乃现代诗表现手法——象征、通感、暗示、怪诞，从来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其实纯属故弄玄虚，吓唬读者。一篇千字散文，能让读者把你的全部文字功底看穿；一首七律诗能让读者把你的古典文学修养看透。但现代诗则不同，你要说读不懂，正中作者下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诗歌高深莫测，一般人怎能读懂？实际上作者自己可能也解释不清诗作究竟要表达什么，胡思乱想，瞎编乱造，完全是在忽悠大众。 超越理想，迷失自我。南宋进士洪迈曾总结出人生“四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许多诗人都沉湎于这样的幻想与追求之中，希望“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被虚幻左右，最终迷失自我。文学形象范进中举发疯、孔乙己念念不忘“之乎者也”就是例证。毛泽东非常赏识的唐代诗人罗隐就说过：“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正如宋人方岳所言，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可以这样说，诗人追求理想比常人要强烈得多，许多诗人往往不愿脚踏实地，而是一心超越理想，严重脱离生活实际。须知，理想必须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否则，就是海市蜃楼，望之莫及。但诗人往往执着一念，矢志不改。贾岛竟然“吟安一个字，拧断数茎须”，“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柳永坚持“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何苦来哉？别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有些诗人是撞了南墙也头不回；别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有些诗人则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简直快要不食人间烟火了。作为安徽省怀宁县偏僻山区里的农村子弟海子，16岁考进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法律系，20岁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师，真正是少年得志，前程似景，羡煞多少中国学子啊，可是他却从来没有丝毫满足过，始终觉得一切都不如意，认为现实生活距离他的理想太遥远，最后竟然到山海关卧轨自杀，这个社会什么地方对不起他？让他“忿然”舍弃生命呢？ 单纯率真，敏感脆弱。一次，海子去西部拜访一个女诗人后，晚上分手回到旅馆，半夜兴致袭来，再次去敲单身女诗人之门，要求继续促膝谈心，女诗人以夜深疲劳，需要休息，明日再叙为由，婉言谢绝，男女授受不亲，特别是深更半夜，女诗人避点嫌没有错呀。但海子却认为女诗人是怀疑他的品行不端，于是自尊心大受伤害，从此与女诗人绝交。一点人情世故都不讲，一点不顾及别人感受，真是率真。明明是自己行为不妥，反而无端怪罪于人，只有诗人才会如此敏感脆弱。顾城竟鬼迷心窍，渴望像贾宝玉一样，生活在水做的女孩之中，但现实绝对没有这样的世外桃源，当生活无情地粉碎了他的梦想之后，他最终精神崩溃，杀妻后自杀。让世人无法理喻。 滥用情志，年少命短。一部分诗人用才无度，用情泛滥；有的志存高远，高攀不息，长期搜肠刮肚，但力不从心；有的是非缠身，寝食不安，最终年少短命。中国古代有贾谊（33岁）、曹植（40岁）、谢眺（35岁）、李煜（42岁）、王勃（26岁）、李贺（27岁）、王令（27岁）、高启（32岁）夏完淳（16岁）、徐祯卿（32岁）、纳兰性德（31岁）、黄仲则（34岁）等；中国现代的朱湘（29岁）、蒋光慈（39岁）、徐志摩（34岁）、戴望舒（45岁）、苏曼殊（34岁）、石评梅（26岁）等；中国当代的顾城（37岁）、骆一禾（28岁）、海子（25岁）、戈麦（24岁）等；外国的莱蒙托夫（27岁）、裴多菲（26岁）、济慈（26岁）、雪莱（30岁）、拜伦（36岁）、普希金（38岁）等等。原因各式各样，死因无非病故、自杀，外加他杀、意外。 以上是被诗人自恃为别人不具有的诗人特质，归纳虽不够全面，愚以为已涵盖十之八九，但诗人特质绝大多数人都不一定能够接受，且认为这些特质是诗人好高骛远、脱离生活实际的致命缺点。古人半部《论语》治天下，整部《诗经》只能移风易俗、教化百姓也。诗才只是千万种才能中的一种，凭借诗才往往不足以安身立命，更不要说建功立业，报效祖国了，凭借诗才立德立功立言，垂范后世，也太不自量力了，而很多诗人并不明白这一点，原因很简单：“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时代需要诗人，生活需要诗歌，但愚以为，绝大多数人都读不懂的诗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好诗。只有大众都真心喜欢你和你的诗歌，才算是对你的最好评价。
2012年4月4日初稿于文史委办公室 2012年4月5日二稿于文史委办公室 2012年4月15日三稿于文史委办公室 2012年4月18日四稿于文史委办公室
贡发芹（1965年10月—），笔名亚鲁，贡晖，男，大学文化，高级中学语文教师，二级律师 。安徽省文史馆特约研究员，安徽省明光市政协常委、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研究方向：明代历史人物朱元璋、近代历史人物吴棠、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现当代文学。 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中华当代文学学会会员，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安徽省历史学会会员，安徽省文史资料学术研究会会员，安徽省诗词学会会员。安徽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安徽省散文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副秘书长，滁州市散文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捻军研究学会特聘理事，滁州市地情人文研究会理事，滁州市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散文选刊》（原创版）签约作家。 出版有诗集《浅唱低吟》、《柔声细语》、《轻描淡写》，散文集《帝乡散记》（38.8万字）、《帝乡散忆》（42万字）、《故园乡愁》（30万字），史学专著《吴棠史料》（35万字）、《明光史话》（40万字）、《明光人文概览》（15万字）、《嘉山县志》（80万字，手稿点校，汪雨相主攥）、《明光政协史（二卷）》（115万字，主编）等书。 曾在《文学报》、《诗歌报》、《安徽文学》、《文学界》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900余首（篇）120余万字。 作品入选《2010我最喜爱的散文》、《滁州文学六十年》、《滁州诗歌选》、《滁州散文选》、《中国最美爱情诗年鉴》（2017版）、等30余种文集，其中散文《寻找芦苇地》入选全国性高中语文试卷阅读题。 在《纵横》、《江淮文史》、《党史纵览》、《党建文汇》等报刊上发表史学等作品约90万字。 主编、主审有《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安徽滁州·明光卷》、《明光政协史》（二卷）、《明光出了个朱元璋》、《明光历史文化集存》 等书30余本。 专门文学评论《贡发芹诗歌艺术初探——贡发芹诗集〈浅唱低吟〉品读》（30万字，薛守忠著），由上海文汇出版社2017年6月公开出版发行。 通讯地址：239400（邮编）安徽省明光市花园东路88号市政府新大楼六楼政协621室。 电话：0550-8026317 0550-8024706（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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