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几千年，东西数万里——诗说中国，怎么说？从何处下手、从何时落笔、从何人说起、从何事开头？…… 这一个在我看来“难于上青天”的命题，居然有人“上”了，而且此人在“青天”之上用夜之繁星之辉煌和晨之朝霞之绚丽，向读者展示出一个泱泱华夏东西之数万里、昭示出一个煌煌民族上下之几千年！ 所以我说，斯乃大书也。甫一打开，大风起兮云飞扬！ 大气象，大气势，大格局，大制作，这四个“大”一起迸出我的胸臆，我用这四个“大”来概括我的阅读体验。 先说大气象。诗说中国，说的是中国，中国不是小家、小我，所以气象不可能、也不应该小了、小了就容不下几千年日月，也承载不了数万里江山。诗的叙事和抒情主体本身是一个辽阔的、巍峨的、高远的、长久的意境和意象，胸臆狭小的人是不敢问津的。打开这部真正意义的鸿篇巨制，只要把目录先阅读一遍，当你读到了“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等这些诗的命题的时候，当你读到了全书所有的诗的命题都是这样的大人物或者大事件的时候，你的眼前会蓦然亮起、升起一道道历史的地平线，而这些地平线上的风景俱都是叱咤风云的星移斗转的大气象。这样的气象如同宏大的图腾，召唤你不能不走进这部书中。 次说大气势。如果说气象是外在的，那么气势则是诗的内在。诗人在全书正文之前用一“引子”开篇，以日月经天之气、江河行地之势，先把中国“诗说”了一番。诗是新诗，16段，凡1200余句，极尽诗之比喻、排比、铺陈、对仗、叙事、抒情、写实、浪漫之能事，把一个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尽可能描绘和抒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甚至呼之欲出。这是引子给全书的气势定下的调子。全书之正文用的是旧体，或三字经似的，或四言五言，或六言七言，俱都按规矩办事，把一个个葳蕤的人物和浩瀚的事件，浓缩在几句、十几句、最多几十句之中。这是需要功夫的。这就是气势，诗的气势，诗的思想的深度、精神的广度、诗意的密度和抒情的厚度的综合指数。试想，没有敢于并能够驾驭历史这个庞然大物的本事，你敢动笔吗？ 再说大格局。这不是一部“史说”中国，也不是一部“戏说”中国，是一部“诗说”中国。诗说中国首先是诗，也首先是中国。中国历史上的诗人写诗史的不乏其人，老杜就是善陈时事的典范。但他们都是陈一时之情势、一事之境况，我看可以把他们的作品称为诗的断代史，我们还没有看到诗的通史。铺开在我案头的这部《诗说中国》，我看是当之无愧的诗的通史——用诗写成的二十五史，不，用诗写成的二十六史——包括《清史稿》之后的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诗的如此巨大的承担，除了燃烧的诗情，显然还需要厚重的理性。用理性去梳理历史纷乱的头发，给它们理出若干条辫子，然后用诗去为这些辫子扎上精美的蝴蝶结。这就是诗的格局。诗的格局对于史诗犹如一个浩大工程的蓝图。 最后说说大制作。大制作不是小制作，不是小玩意儿，不是小打小闹。譬如兴建三峡大坝，那是需要准备很多石头、水泥、钢筋、雄心、智慧和技术的。写作这部《诗说中国》，更是需要很多准备。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学问准备、要有历史准备、要有文学准备，等等。单说历史，我想至少要阅读二十五史吧，要阅读四书五经吧，要阅读诸子百家吧，要阅读屈陶李杜吧，要阅读施罗吴曹吧。我大致算了一下，这些东西至少要有三千万言。写作更是个大工程，要把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写成诗；编辑也是个大工程，要把相关的史实和典故写成注释，还要选择精当的图片，其苦思冥想，其呕心沥血，其夜以继日，其风雨兼程，可歌也夫，可泣也夫。 江雪涛先生，过去就认识的。是一个豪放派，性情中人。几年不见，不知道弄出如此一块大砖头，实乃可嘉可贺。我同时觉得江的这块大砖头，是我省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和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可圈可点的盛事。唐太宗有句名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英国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美国总统说，你应该读点诗。这可谓古今中外了吧。愿我们记住古今中外这些名言，读点史，读点诗——而读读这部《诗说中国》，正好就是这样的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一部大书，一部好书，先读为快，爰为之序。
2006年12月25日于满庭芳书屋 （注：《诗说中国》作者：江雪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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