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叶嘉莹先生的局限性
日前看到有人转载了叶嘉莹先生的《什么是好诗?》，跟帖者中有朋友对文中所引英国学者理查兹（I.A.Richards）让学生区别好诗和坏诗的测验提出质疑，认为让什么人去判断很重要，若让小学生判断，则红花绿叶就是好诗，若让林黛玉去判断，则李商隐就一句好诗，若让这位朋友去判断，则转帖者本人的诗全是好诗。
应该说，这位朋友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若是泛泛而论，的确有这种倾向。笔者曾经设想过，在几乎整个当代古典诗词界对包括诗、韵、评在内的诸多大是大非问题认知严重混乱的当下，若是隐去作者姓名，让时下的资深诗者去判断古诗词的优劣，结果恐怕更加糟糕，恐怕会有更多的人不约而同地把坏诗当作好诗，甚或把非诗当诗。
之所以会出现此等情形，是因为宏观而言，中诗学会创会三十几年来，对近体诗或曰格律诗之诗、韵、评之真谛一直未能讲透。其实也难怪，诸多讲诗者本人对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迄今尚未认清，遑论讲清。为此，哪怕是对名声在外、如雷贯耳的著名讲诗者，也不宜盲目崇拜，全盘接受，而应照例采用挑剔的目光去审视，去辨别，去分析，去判断，进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若无这样一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过程，而只会一股脑儿地盲目接受，则离误入歧途也便不远了。
无论对诗者本人，还是对任何他人，或对名人甚或大家，都应审视、质疑之后再做判断、下结论才是，包括对当下业内名声最响的叶嘉莹先生。实不相瞒，同许多朋友一样，叶先生也是本人一向尊重的前辈之一。不过，窃以为，叶先生同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故此对于叶先生的言论，笔者一直审慎从事。鉴于叶先生的某些局限性已然形成某种程度的误导，乃在此稍作提醒。
就说这篇《什么是好诗?》吧，叶先生的绝大部分说法无疑都是对的。关于好诗，叶先生认为最基本的衡量标准有二：其一是感发生命的有无，以及是否得到了完美的传达；其二是所传达的这一感发生命的深浅、厚薄、大小、正邪。简而言之，这第一条其实说了两层意思，一曰“缘情”，二曰“不隔”。这无疑都是对的，但是，叶先生的第二条显然没说清楚。
窃以为，第二条中应该只有深、厚、大、正，而无浅、薄、小、邪才是。如果感发生命的内容是浅、薄、小、邪的，并且以此入诗，那么不仅难言好诗，而且干脆不配称诗也未可知。众所周知，一段时间以来，业内对叶先生力挺汪精卫诗颇有微词，尤以丁毅先生致叶嘉莹先生的公开信《不应为当了汉奸的汪精卫招魂》最具代表性。截至本文发稿，尚未看到叶先生的公开回应。
丁毅先生致叶嘉莹先生公开信全文附后，有兴致的朋友尽可先去浏览公开信，然后再回过头来继续往下读。笔者在此想说的是，诗词也好，文论也罢，一旦公开单篇发表抑或结集成套出版，则无论作者主观意愿如何，势必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为对读者对社会负责计，那就还得讲求个公序良俗，讲求个正面教化亦即通常所谓正能量，起码应该扬正抑邪，褒雅贬俗才是。比如汉奸体、贪腐体、裤裆体、屎尿体、媚俗体等等，尽管亦属心声，乃是地地道道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内心有一种真的感动，却实在不宜称诗，更难言好。叶先生对汪逆及其作品的有关言论，我也认真看过，感觉如彼说辞的确不宜。进而言之，无论诗文，无论古今，无论是谁，只要拿出来公开交流，而不是只供自己私下把玩，就无一例外地都应对“泛心声”有个起码的甄别和取舍过程才是。说白了，并非什么样的感发生命皆可堂而皇之地入诗，亦非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皆可堂而皇之地入文，更非什么样人的所谓感发生命和思想感情都是值得称道的，否则几千年来的公序良俗可就乱了套了。起码在社会主义中国，理当如此。
其次，叶先生好诗与坏诗之说，明显不及周汝昌先生诗与非诗之说来得恰切而透彻。周先生曾经一再强调诗之质素，这无疑是把握住了诗之根本或曰诗之牛耳，当然是十分高明，也是十分必要的。尽管诗与非诗有时的确难于准确界定，但是我们终须透过诗之外壳去审视诗之内核，进而判明诗之真伪才是。吟者先生曾有一联“酒瓶装水终非酒，诗皿盛文不是诗”，说的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只不过酒瓶装水大家容易分辨，都会说那不是酒，而在当下极度漠视“知人论世”这一古今第一评诗准则的大环境下，诗皿盛文则不易分辨，结果只能是几乎无一例外地全作诗看。
叶先生讲好诗时无疑也是牢牢地把握住了最基础的要素——缘情，对缘情的讲解也是很到位的，惜乎对非诗的阐明及强调力度明显不够，大抵归之于坏诗之列。此处问题的症结在于：坏诗毕竟也是诗啊！对众多诗词门外汉而言，差诗也好，坏诗也罢，均足以令其堂而皇之地当众称诗甚或沾沾自喜了呀！尤其是在历经大半个世纪古典诗词荒漠期后，连中诗学会高端对诗之真谛、韵之真谛、评之真谛都不明所以之际，像叶先生那样讲诗、称诗，起码客观上的副作用相当之大。多年来，中国当代古典诗词界徒具诗之外壳、了无诗之内核的诗词泡沫满天飞，还不就是妄自称诗、轻易称诗之风使然吗？再来简单说一下入声字以及平水韵问题。看过中国当代古典诗词白皮书的朋友都知道，包括古代读书音亦即古代普通话的发祥地洛阳地区方言在内，现今海内外任何一地方言土语都不是中古平水韵，绝对不是。没听叶先生说过现今某地方言便是中古平水韵，叶先生自己也曾坦承读不来那些入声字，但在一次讲座中，叶先生却曾当众展示过文怀沙先生和范增先生示范的入声读法。有识之士无不深知，欣赏、研究、借鉴古诗词与时人创作古典诗词根本就是两回事，叶先生强调古诗词的音乐美本没有错，让时下听众或读者在一定程度上领略古诗词的音乐美也没有错，但是，为此抬出文、范两大先生当众范读，却既没讲清入声字并非平水韵之全部，又未讲清现今任何一地方言均非中古平水韵，更未讲明音乐美亦属作者理当传达至同时代相关读者舌尖耳畔的诗之固有属性，甚或对当下竞相以现今各地方言土语冒称中古平水韵的怪现状淡然处之，以致造成不计其数的受众于不知不觉之中被误导，众多沽名钓誉之徒敬诗畏诗之心几近全无、诗词泡沫铺天盖地的虚假繁荣，作为中国当代诗坛重要标志性人物的叶先生，显然在一定程度上难辞其咎。
此外，叶先生对诗当缘情的强调固然相当充分，却对诗应得味、出新、炼字等其它诗之核、质、素的强调尚有明显欠缺，对当下以形代质、以韵充诗之乱像所做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类工作也明显不够，这就难免导致受众产生误解。言尽意竭的老干体之所以泛滥成灾，门外汉式高端老干之所以动辄以国家层面的诗词代言人自居，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也与有关人等长期而高调的片面宣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倾向于叶先生都是明白的，或许是出于某些特殊考虑，并未深入触及，起码于缘情、不隔之外的三大核、质、素得味、出新、炼字方面，未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或许隐约还有刻意回避之意也未可知。大家知道，叶先生也是上过百家讲坛的，却疑似并不怎么受欢迎，起码远远不及灌输心灵鸡汤的于教授火爆。对此，叶先生或许并不在意，但对受众的文化底蕴肯定有个重新认识的过程，或许在叶先生看来，对于诗词界诸多怪现状，有些话说了恐怕也是白说，然则不说也罢。
众所周知，今年五月以来，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先生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多篇高调重要讲话或者诗词文论，诸多著名诗词园地的反响却惨不忍睹，广大诗友并不买账。而在今年“三八”节下午，周会长曾经专程赴天津叶嘉莹先生寓所看望了97岁高龄的叶先生，据说两人交谈十分热烈，一时欢声四起。惜乎叶先生疑似并未对周会长给予必要的耳提面命式的点拨，否则本次晤面之后，以周会长为首的中诗学会料应不会闹出恁多门外汉式笑话，留下恁多笑柄。有识之士不难看出，无数铁的事实表明，中诗学会长期以来踢开诗词学术闹革命，不切实际地高调推动诗词大跃进，以致表面光鲜、虚假繁荣的背后，中国当代古典诗词实则早已沦落到惨不忍睹并且积重难返的地步。那么，作为“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得主和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叶嘉莹先生是否也应负有相应的指导责任呢？
当然，指望已然97岁高龄的叶嘉莹先生给予周会长系统性的点拨无异于苛求，甚至有点儿不近人情了。但是，叶先生毕竟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便回国任教，并且实质性参与了中华诗词学会创会活动，诸多讲座也都与诗词密切相关，而今这么多年过去了，作为中国当代诗坛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对于制约在真正意义上振兴现代民族诗词文化的诸多大是大非问题，叶先生既未能居高振臂一呼，又未能实质性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反而闹出对汪逆及其作品的有关不宜言论，直令业内有识之士乃至消息灵通的国人跌破眼镜。这不能不说是叶先生的局限，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呢？
【附丁毅先生致叶嘉莹先生的公开信】
不应为当了汉奸的汪精卫招魂
——致叶嘉莹先生公开信
南开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先生：
您好！
我决定写公开信给您与所内研究人员，故先作一下自我介绍：本人姓名丁毅，谱名丁正梁。黑龙江大学伊春分校（伊春职业学院）退休古典文学教授，曾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现为学术委员。属无党派人士。
我认真研读了叶先生的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及有关文章，汪梦川博士编注的《双照楼诗词稿》也翻过了，产生了系列想法，愿陈述出来，与诸君商榷。
1.首先陈述一下我对汪精卫其人的看法。我认为汪氏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评价：早期有功（反清，追随孙中山先生，贯彻执行新三民主义）；中期有过（从1927年7月15日倒向国民党右派）；后期有罪（从1938年12月18日公开叛国投降日本）。
伟大——渺小——卑鄙构成了汪精卫完整的一生，三个阶段的功与过相较，功不抵罪。由于他投敌当了汉奸总头目，对我中华民族伤害太大，远远超过秦桧，他与秦桧一起被钉在中华民族史的耻辱柱上，得不到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同情。
2.对于诗人汪精卫，过去诗词研究者大都忽略了他，这也不是科学态度。汪梦川博士编注的《双照楼诗词稿》是一本有用的书。但对于汪博士在此书《后记》中说，他读汪诗深受感动，“感动者何？以其中深重之忧患意识，强烈之牺牲情结及夫民胞物与之志意也”。我觉得如针对汪精卫早期诗词有这种感受是可以理解的，如包括他后期诗词就不适当了。
汪梦川博士所谓的“强烈之牺牲精神”实发挥导师叶先生的观点。叶先生用“精卫情结”概括，并作了详尽阐释。
3.叶先生说，“汪精卫诗词之所以让我感动，就因为我居然发现，在他的诗词里边，都一直贯穿着他的一个理念”，即从汪精卫早期在狱中所作《被逮口占》组诗借传说中精卫鸟表现出的敢于牺牲精神。叶先生把这种精神用“精卫情结”概况之，为了证明自己的发现正确，她告诉读者，当汪精卫的死讯传来，胡适在日记中说：“精卫一生吃亏在他的‘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是抱定牺牲自己的志意的。”
引完胡适这些话后，叶先生说她讲的汪精卫的“精卫情结”跟胡适讲的烈士情结是相同的意思。
胡适原话在汪梦川博士编著第28页引文里就容易找到，在叶先生引文后尚有：
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比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胡适日记全集》卷八，1944年11月13日条，页二OO）
可见胡适对汪精卫的“烈士情结”与汪政治主张的是与非是严加区分的，他并没有肯定汪精卫以不怕死的精神去当汉奸。叶嘉莹先生引胡适的话有断章取义之嫌！
叶先生认为“汪精卫不是一般的烈士，他所做的是更大的牺牲。”汪的“精卫情结”要高于胡适说的“烈士情结”一个层次。她说：
他少年时候也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我牺牲了生命，但我可以永远得到“丹心照汗青”的全名，可是最后汪精卫跟日本人合作，就连这个身后的名都牺牲了。他从此被人骂成“汉奸”。…… 他是从开始到结尾，终身所贯注的，还不止是一个烈士的情结，因为他不是“殉名”的烈士，他是连名都要牺牲的，所以我说他是一种精卫的情结。
叶先生将希冀成为烈士的汪精卫与当了汉奸的汪精卫等同来看，甚至将当汉奸看得比烈士还高尚，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难以苟同。汪当卖国汉奸比当反清烈士还值得称颂，这是出于什么逻辑呢？！
4.叶先生无视是非之分，一概肯定汪氏在前后两期不怕牺牲的精神，让人感到叶先生为汉奸喊冤叫屈，她在讲解《病中读陶诗》这一组二首诗时，明显看出她故意曲解汪诗，为汉奸汪精卫鸣不平。
《病中读陶诗》编入《小休集》，此集由曾仲鸣于（1930）编成，《病中读陶诗》据汪梦川博士对《杂诗》题解（134页），可以推断这二首诗应当写于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前。时汪精卫在革命阵营内。1926年1月4日汪精卫主持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他重申执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汪是国民党内的左派领袖。他写的《病中读陶诗》只能放在这个背景下去理解才是正常的解诗者遵循的常规。
然而叶先生在讲到第一首诗中的“ 孤云叆叆诚何托”时却发挥道：
你汪精卫被人说成汉奸了，你当时的那一份用心，连你死后的声名都牺牲掉的那一份用心，谁真的认识？谁真的理解？
在讲第二首“抱节孤松如有傲，含薰幽蕙本无求”时，叶先生又说：
这个汪精卫真是写得好，尽管他外表上做了大家以为是汉奸做的事情，但从他内心看他绝不是一个汉奸。
汪精卫写这组诗时距他投敌当汉奸还有十二个年头，叶先生这样讲这组诗真让我分不清东西南北。我读叶先生著述甚多，从来没见过她如此讲诗啊！什么叫“大家以为是汉奸做的事情，但从他内心看绝不是汉奸”？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大家认为你做了汉奸事，但你并不是汉奸”，你汪精卫是别人给安上的汉奸罪名，其实你是个大好人呀，因为有十二年前写的诗为证啊！叶先生如此讲汪诗，不顾起码的逻辑，不遵循解诗的正常途径，任意发挥诗中的“感发”因素，实际出自个人偏见，随便乱扯，足让人长叹不已。
5.叶先生重点讲的应该是《忆旧游·落叶》，这是汪精卫离开重庆，到南京组织了伪政府写的一首词。这首词集中表现了汪当汉奸后复杂的心情，用词中汪把自己喻为“落叶”，它有“护林心事”。汪梦川博士以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五“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释之。叶先生在阐释“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馀馨”发挥道：
“落红”是什么？这首词不是写落叶吗？大家要记得，我在前面讲到汪精卫的一首诗，“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落叶已经没有希望了，不知道我要流走，但是我要用我的鲜血染红花瓣，我最后愿付上我的代价，用我的生命来证明我的持守，我的意志。
真妙！叶先生从汪精卫1926年的《病中读陶诗》读出十二年后汪氏当汉奸的真心，现在又从汪氏当汉奸后的词作读出了1910年因刺杀摄政王蹲监狱时所做的《被逮口占》相通的心情。总之，这就是叶先生所发现的汪诗从头至尾都有一种不怕牺牲的“精卫情结”。
6.叶先生为了说明这个“精卫情结”的可贵，有价值，她提到民国政府派人接收伪政府官员时，把财产变为己有，有所谓人心思汉（奸）的说法。这说的应是实际情况。伪政府总是要维护一部分人利益的，这些上等人家被劫收，这些人的“心思汉奸”统治时期是可以理解的。
我提请叶先生注意下层百姓心情。
1941年6月18号日本天皇裕仁接见汪精卫，汪精卫接受在他统治区强征3万慰安妇的指令，汪伪政府在江浙以各种手段征集善良贫穷人家女性，他们毁了多少**妇女的一生？！
我倒是注意到1941年正是17岁的叶嘉莹同学入辅仁大学的一年。北京伪政权倒台时，叶先生已是北京一中学教师，看来你家（伯父）属于上等人家呀，你们人心思汉（奸）可以理解。我估计叶先生是不理解那些被征召慰安妇家庭的辛酸的。我希望叶先生应同情那些慰安妇，你说的人心思汉（奸）是不包括她们的。
7. 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正确，叶先生引名流学者写的诗为证，她称引的学者有：钱仲联、龙榆生、陈寅恪、钱钟书诸位先生。他们各有自己的具体情况。
① 关于钱仲联，诗学大师。沦陷期间，钱氏曾任中央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监察院监察委员。汪死，钱有悼诗。1948年有《咏诗三首》，其二有云：“人心长不死，汪实未有奸”。为汪氏辩护。
② 关于龙榆生，词学大师。龙亦在汪伪政权任职，是汪氏词友，二人关系极密切，又当过陈公博秘书。龙后来被民国政府判“汉奸文人罪”，与汪夫人陈璧君共在苏州狮子口监狱服刑。
③ 关于陈寅恪，中古史学大师。抗战初期陈是抗战亡国论者，对汪氏“曲线救国”持理解态度。1941年12月25日，日占领香港施行“粮食配给制度”，1942年2月21日，日占领军派人给陈寅恪教授送米16斤及肉罐头等，陈教授回赠办事汉奸衣料1件、信笺。
④ 钱钟书，学界誉为文化昆仑。钱钟书于1942年在上海完成他的“忧患之书”《谈艺录》，钱钟书为什么离开昆明（国统区）西南联大？作家钟璞小说《东藏记》（337页）所写尤甲仁（钱化身）离昆明，只说是嫌昆明太苦，沦陷的地方“日本人也是要秩序的，我们可以闭户读书”。小说家言不如叶先生说的更有说服力：“应是汪政府有人来邀请钱氏者。……然而以钱氏之明智理性，当然决不可能接受汪氏伪政府之延揽。”
叶先生说，以上名流学者都没有说汪氏是汉奸，为什么这些名流持如此态度，只能用伟人的话来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慰安妇及被抓赴日本作劳工们与名流学者们对汉奸的认识永远不一样。
8.其实社会上层也不乏深明民族大义者，即使汪氏家族中也不乏对汪投敌叛国有正确认识者，只是叶先生没有看到而已。
如汪精卫长兄汪兆镛老先生。老先生为汪兆铭同父异母长兄，大汪兆铭22岁。1896年前后，兆铭父母相继去世。汪兆镛担负起抚养弟妹责任。长兄待小弟特别好，确实如同父子。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发表艳电成为中国头号汉奸，听到这个消息汪兆镛大吃一惊不敢相信，当消息属实后，汪老先生老泪纵横，提笔给汪精卫写了绝交信，告诉他以后不要以汪氏子孙自居。
1939年初，汪家修家谱，由汪兆镛先生主持，要将汪精卫从家谱里除名，汪家族人大多不同意。汪老先生大怒，亲笔在汪精卫名**上“汉奸”二字。同年七月，汪老先生为四弟当汉奸又气又急，经常捶胸顿足，高声痛骂，因气恼生病，于1939年7月28日辞世。临终前拉着儿子的手说，“汪氏子孙，即使饿死也不得投敌卖国当汉奸。””果然汪老先生子孙继承了老先生爱国精神，大都加入革命队伍。
再，汪精卫子女中，也不乏对汉奸父亲有正确认识者。2005年，在香港从事桥梁建筑业的汪精卫的小儿子汪文悌回大陆祭祖，在台州纪念馆看到自己父母的跪拜像，含着眼泪说：“做错了事，就应当受到惩罚。”他并不为当汉奸的父母辩解。
这些汪氏家人的表现，均发生在2009年叶先生为汪精卫所做系列文章之前。
9.叶先生竟然说：
真正了解当时的那些个人，都知道汪精卫绝不是汉奸，他是不得已而这样做的。只有蒋介石那一派的人才会真正把他打成了汉奸了。
叶先生为“汪精卫绝不是汉奸”所作的辩护是毫无道理的。汪伪政府听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支持法西斯战争干了多少有损于国家、民族、人民的坏事，难道“是不得已这样做的”吗？给我的感觉是叶老先生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史，对中华民族八年全面抗战史缺乏应有的了解。这应与叶老先生年青时长期在沦陷区接受的奴化教育有关，成了“当汉奸有理有功论”者。
叶先生认为“只有蒋介石才会把他打成汉奸了。”这也是有违于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实际的。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败局已现端倪时，南京汪伪政府与重庆政府在反共立场一致前提下，抓紧勾结。
早在1944年8月8日，蒋介石嫡系军长方先觉弃守衡阳降日。12月11日，汪伪和平军军长方先觉飞到重庆与蒋介石商谈，30日国民党以各界名义宴请已做了汉奸部队长官的方军长，并赏方氏现金一千万元。
抗战胜利后真正要求惩治汉奸的是中国共产党、民主人士及广大工农大众。而蒋介石作为战胜国领袖迫于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压力，不得不做出审判伪政权文职人员以应付舆论，收编所有伪军部队以备打内战，这才是出自老蒋的内心所愿。
10.蒋介石从后方重庆回到南京以前，指使何应钦炸掉南京中山陵旁的汪精卫坟墓，也是出于政治形势需要，绝不如叶先生所说：“他们两个人斗争了一辈子，所以一定要炸毁汪精卫的坟墓”。
我注意到叶先生与丈夫1948年末辗转至台湾，夫妻二人都遭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打击，都遭遇到牢狱之灾。你对老蒋没好感可以理解，但说是蒋某人把汪打成汉奸是出于蒋个人目的，这样认识违背了历史总趋势，用这种方式为汉奸喊冤叫屈是极端错误的。
从个人好恶感情出发评论汪精卫的诗词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诠释。
我提请叶先生注意人民领袖毛泽东对汪精卫与蒋介石的个人感情。毛泽东的多位亲人死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当毛感到到抗日必须推蒋做领袖时，他把民族大义放在首位，共产党做了最大的让步。我觉得毛泽东对于汪精卫的初期印象应该不错。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5年9月毛来到广州，是汪精卫推荐毛泽东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汪诗文俱佳，他应该也很欣赏毛的才华，毛也应很尊重长他十岁的汪。可是当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医院濒危时，9月8日延安为牺牲战士张思德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到场作了《为人民服务》报告，其中说：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里的“替法西斯卖力”应指汪精卫们，因为过了两个月，11月9日下午4点20分，汪就病死了，他死得比鸿毛还轻。
11. 何应钦派人炸掉汪精卫坟墓开棺后，发现在死者上衣内有陈壁君书写的“魂兮归来”，并有汪精卫的绝笔《自嘲》，全诗是：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这首诗并没有收入汪梦川博士编注的《双照楼诗词》，应当补入，对于全面了解诗人汪精卫是不可缺少的。此诗仿陆游的《示儿》，但陆诗表现爱国情怀，汪诗则反其道而行之。
在这首诗里感叹自己一生吃尽了苦头，却换来了天下人的怨恨。但他毫无悔意，只是觉得自己开创的事业无人接着去做。汪不甘心失败，他死不瞑目。
我读此诗觉得汪氏开创的现代版的汉奸事业还是后继有人的。
12.南开，一个与敬爱的周总理联系一起的高校，前几年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的首席高参的余茂春，此人竟出自南开，已让人摇头叹息。而今由叶先生开创的研究所为做了汉奸的汪精卫做各式各样的辩护，此风散发开来，令人深长思之，这到底是为什么？
13.尊敬的叶先生，下面我谈一下我对汪诗的理解。
根据曾仲鸣《小休集跋》可知，汪氏本人是严格区分诗文界限的。汪说：“文本以供革命宣传之用”，“至于诗则作于小休，与革命宣传无涉。”
汪精卫认为他写诗不过是当作小小的休息的一种方式。曾仲鸣认为汪写诗始于北京狱中，“当时虽锒铛遍体，而负担已去其肩上，诚哉为小休矣……至于出狱之后，则纪游之作居八九。盖十九年间偶得若干时日，已作游息，而诗遂成于此时耳。革命党人不为物欲所蔽，惟天然风景则取不伤廉……”
一部《双照楼诗稿》，纪游写景诗最多，其次则是写亲情的，所谓不怕牺牲个人生命之志意者，仅占很小比例。
我认为像汪氏游览中外名胜之多而又留下诗者，古今实无第二人。如1920年入庐山写《庐山杂诗》就有十四首之多，后又多次来庐山都有诗。以《红叶》为题，一气赋四首。这些构成汪诗主体特点，善写物境，得形似之妙，应是谢灵运以来又一人也。汪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价值主要在这里。
汪氏一生多变，前期轰轰烈烈，中期窝窝囊囊，后期苟苟且且，他没有流芳百世，恐怕要遗臭千年。
在中国的历史上他是一个独特的典型人物，他又留下那么多诗词，值得深入研究啊！我认为贯穿汪氏一生与诗词者确实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志意”，那就是对陶渊明的崇拜。著名陶渊明研究专家刘中文教授在《汪精卫之陶诗理论发微》中说：“汪精卫一生最崇拜的诗人便是陶渊明。” 我认可刘中文先生使用的“崇陶情结”概念比所谓的“精卫情结”更能“体现了汪氏深刻而复杂的文化心理。”
汪氏在少年时受父亲教诲诵读陶渊明、陆游二家诗，受陶影响最大。在《双照楼诗稿》中很难找到陆放翁的影响。早年他写有《病中读陶诗》，临死的前一年还发表了《读陶诗》《读陶随笔》，而这篇《读陶随笔》确如刘中文先生所说“颇具思辨性的学术文章”，“而形成了系统的学术理论”。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他取号应当受陶渊明《读山海经》第十首“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启发，借以表现自己的壮志，决定了一个少年的人生价值追求。精卫这个填沧海的神鸟形象在他头脑中萦绕了十多年，终于在狱中爆飞出来而创作出《被逮口占》这组名作。汪氏创作始于此，出口竟成传世名作，这也是诗歌史上的奇迹。
汪精卫行刺摄政王应是受到陶渊明《咏荆轲》的鼓舞。“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些诗句肯定让年青的汪精卫产生冒险的任侠冲动。
汪后期作出投敌当了汉奸也与他脱离国内外形势去理解陶渊明诗有关。在《读陶随笔》中他对顾炎武“亡国亡天下”的一段话大发议论。顾炎武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汪精卫对顾炎武的名论给以解释：“由今言之，则亭林所谓亡国者，谓之易朝，而所谓亡天下者，则为亡国焉耳”。而陶渊明《述酒》一篇，由于辞意隐曲，甚难索解。一些解诗者多认为是陶渊明为晋宋易代而发。汪精卫感到后来很多人读陶诗继承这种索解牵强读陶诗法：
然腐者踵之，则陶公之诗，篇篇皆述酒也。然则陶公所耿耿者，惟在易朝而已；天下国家，非所关怀。其亦浅之乎测陶公矣乎！又况附会穿凿，其究竟必堕入恶道。
汪精卫批评一些解陶诗者把陶诗及写到酒者全解为晋宋易代而发，就太小看了陶渊明。因为陶的胸怀更广大，他是心怀天下的，是一个摆脱掉对某一朝一姓的忠，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汪精卫对陶诗的理解是精准的，但是在他选择摆脱重庆蒋介石政府另立南京政府时，他背后依靠的是日本人。此时的天下而绝非古代仅指中国，而是指整个世界。自从帝国主义出来以后，中国已不是孤立的存在。自从法西斯出来，世界又分两大阵营。躺在名古屋医院里思考他读陶心得时，他虽然对陶的天下情怀理解得高出古人不少，但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他从陶诗那里学来的天下情怀怎么被斥为卖国，就连他长兄都骂他是汉奸？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
“崇陶情结”让汪精卫写出了不少好诗；“崇陶情结”让汪成了辛亥革命的功臣，“崇陶情结”让他在1912年1月国盟会推他为总理时他谦让不就职，8月携夫人赴法开始淡出政治，直到1920年11月才应孙中山邀请回国。在政治上他时进时退，真像陶40岁前时隐时仕；汪精卫不是有深谋大略的政治家，当日本侵华开始汪持“抗战亡国论”，他没有选择出国旅游，而是投向日本法西斯，他认为他有陶渊明的天下胸怀，然而他看错了天下大势，最后当了汉奸被人唾骂。学诗学陶可以，搞政治一味学古那是要碰壁的。
这就叫“成也崇陶，败也崇陶”。
尊敬的叶先生，我的意见就是这些，请赐教。
祝您长寿！
丁毅于荆州寓所
2021年10月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发表于 2021-10-27 01:2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