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也说叶嘉莹先生的局限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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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叶嘉莹先生的局限性（之一）

日前，《浅谈叶嘉莹先生的局限性》引起热议。叶先生那样的大家照样受到质疑，在其公认的最强项——诗词鉴赏以及好诗阐释方面，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也有立论失误之处，也有看走眼的时候。连日来，这一基本认知已经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认同。不过，相关跟帖中有人简单粗暴地断言：“事实上，叶嘉莹老先生是冒天下大大不韪，为汉奸招魂，为汉奸鸣怨，为汉奸抹彩，大错特错，不只是道德问题，亦是政治问题，批她合情合理（中国情理）！”列位看官瞧瞧，大有对叶嘉莹先生实施道德绑架之势。这就未免太过武断了，显然有失偏颇。窃以为，叶先生对汪逆及其作品的不当言论之缘由，基本上仍属学术层面的认知范畴，实在不宜如此上纲上线。

《浅谈叶嘉莹先生的局限性》敢于对超级大家提出质疑，无疑是件好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大好事，说明业内唯书唯上唯师唯玄之坚冰正在进一步被打破。实不相瞒，笔者对《浅谈叶嘉莹先生的局限性》中的观点也是基本认同的。鉴于原文未就叶先生局限性成因进一步探究，而叶先生的一些偏颇主张，已然在我泱泱大中华相当大的范围内，造成了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本文试对叶嘉莹先生局限性成因进行初步探讨。列位诗友、列位方家乃至叶先生本人，尽可随时随地提出反批评，笔者将洗耳恭听，从善如流。

首先，前文及其屏间交流认为，叶先生《什么是好诗?》所推荐的第二个最基本的衡量标准中，将所传达的感发生命的深浅、厚薄、大小与正邪相提并论且予默认明显欠妥。对于浅、薄、小、邪式的感发生命，哪怕径以不那么好的诗、差诗甚或坏诗视之，其实亦属不宜，因为某些所谓的感发生命根本不宜入诗。以对读者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的角度考量，还得讲求个公序良俗，讲求个传统伦理道德，讲求个正面教化作用，起码应该扬正抑邪，褒正贬非才是。比如汉奸体、贪腐体、裤裆体、屎尿体、媚俗体等等，尽管亦属心声，亦属“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亦属内心深处的一种真感动，却实在不宜称诗，更难言好。

前文还曾谈及丁毅先生致叶嘉莹先生的公开信《不应为当了汉奸的汪精卫招魂》，进而认为 ：

“叶先生对汪逆及其作品的有关言论，我也认真看过，感觉如彼说辞的确不宜。进而言之，无论诗文，无论古今，无论是谁，只要拿出来公开交流，而不是只供自己私下把玩，就无一例外地都应对“泛心声”有个起码的甄别和取舍过程才是。说白了，并非什么样的感发生命皆可堂而皇之地入诗，亦非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皆可堂而皇之地入文，更非什么样人的所谓感发生命和思想感情都是值得称道的，否则几千年来的公序良俗可就乱了套了。起码在社会主义中国，理当如此。”

应该说，文章对叶先生不问青红皂白地认同“泛心声”入诗主张的质疑，的确不无道理。以泛人性、泛心声、泛感发生命的角度观之，贪官贪腐之成就感无疑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感动，嫖客嫖娼之愉悦感无疑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感动，下体入诗、屎尿入诗者的创作初衷无疑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感动，一切有违公序良俗、有违传统伦理道德、有违党纪国法的心理活动，其实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感动，诸如此类所谓真感动却都不宜入诗，甚而至于不宜公开发表。

初步认为，叶先生认同包括浅薄小邪在内的“泛心声”入诗，与其多年西方生活背景有着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叶先生曾经长期在加美等国生活和讲学，然则西方的纯文学、自然主义等文学观念和创作理念，势必对叶先生造成潜移默化、或轻或重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多篇小说，均可谓世界名著，然而其中大量赤裸裸的自然主义描写在我们国家却始终不予提倡，因为国情不同。我泱泱大中华的传统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向来不吃那一套。

对汪精卫及其作品的评价也是这样。汪逆实乃汉奸早成公论，不仅蒋介石那一派的人如是说，毛泽东这一派的人也如是说，几乎全体国民也都如是说。当然，民间的说法不一定都采用汉奸一词，也有说成吃里扒外的。日前在丁毅先生《不应为当了汉奸的汪精卫招魂——致叶嘉莹先生公开信》原帖下看到，此信一经发表，跟帖网民们的心情表态即呈如下态势：感动2人，喜悦2人，支持208人，荒谬4人，难过3人，愤怒5人。

跟帖表态的全部224人中，公众舆论之人心相背可谓一目了然。当然，这不过是冰山一角，其它相关论帖下的公众舆论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由是观之，叶先生此前有关汪逆及其作品的不当言论，真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委实令我等众位诗友和天下同仁跌破眼镜。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如此，尽管叶嘉莹先生对于汪逆及其作品的某些言论极为不当，我们也不宜简单粗暴地认定叶先生是在刻意为大汉奸招魂——尽管客观上产生了此等效果，更不能为此而进行道德绑架，那样很可能是曲解了叶先生本意，甚或干脆就是冤枉叶先生了。叶先生的某些观点在西方料应颇具市场，只不过有违中国国情而已。

总之，大抵由于受到西方纯文学观念以及自然主义创作理念的影响，加之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知人论世“这一古今第一评诗准则，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偏听偏信，叶先生才对”泛心声“入诗和“诗如其人”的认知有失偏颇，进而发出一些不当言论，以致令诸多诗友乃至众多国人愕然的吧？

中诗学会乃至整个中国当代古典诗词界对中华传统诗词、对中古平水韵以及第一评诗准则“知人论世”的相关偏颇认知，以及由此而来的长期强行误导等等，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未知列位方家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