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登光岳楼》

孙世元

《七律•登光岳楼》

平水韵•平起•首句押韵•四支

当代•写手也疯狂---孙世元

楼头古郡晚烟垂，槛外新乡灶火迟。
自是登高收眼底，何须载酒到天涯。
国心旷世张公馆，文胆殊伦傅子祠。
历史风云难绕过，儒生武士两丰碑。

注：
光岳楼------光岳楼位于山东省聊城市中心，是江北水城——聊城的象征，明洪武二年至洪武七年建成，初名“余木楼”，后改为“东昌楼”，直到明弘治九年，吏部考功员外郎李赞路过东昌，因作文有“近鲁有光于岱岳也。”之句，故此皆称光岳楼。光岳楼气势磅礴，巍峨雄伟。六百多年间，光岳楼虽经数次战乱、地震，却未遭任何损坏，堪称奇迹！ 由于光岳楼属于鲁西名胜，自古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路过聊城都要登楼抒怀。清康熙四次登楼，并题写“神光钟瑛”匾额，乾隆皇帝九过东昌，六登光岳楼，并题匾赋诗，而当代名家亦对光岳楼情有独钟：郭沫若、丰子恺、启功、溥杰、蒋维松都为光岳楼留下匾额及楹联。因此，光岳楼自明代以来诗人才子留下的墨宝数不胜数。
新乡-----河南省地级市，聊城市到新乡市直线距离223公里，作者仿佛望见那儿烧晚饭的炊烟还未升起是种想象的夸张。
国心旷世张公馆------国心，即中国心，爱国之心，民族之心。旷世，即当代没有能相比的，如：旷世功勋，旷世之才。张公馆，即张自忠纪念馆，位于山东聊城临清市龙山路北首，大运河东岸。张自忠，字荩忱，汉族，以中华民国上将衔陆军中将之职殉国，牺牲后追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将领。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张自忠1891年8月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早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在天津政法学校读书时就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1914年投笔从戎，1917年9月入冯玉祥部下，因学习刻苦，英勇善战，深受冯玉祥将军的赏识，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官学校校长、总部副官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由东北举重兵向华北进犯，张率部在长城狙击南侵之敌，1931年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获喜峰口大捷。在装备极其落后的情况下，组建大刀队，身先士卒，夜袭日军，使有“铁军”之称的板垣师团受到重创。1935年华北事变后，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天津市长。七七事变后，奉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长。1937年底回归旧部，代理五十九军军长。次年，参加台儿庄会战、徐州突围、武汉保卫战，以战功升任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右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晋上将衔，参加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歼敌甚众。早在喜峰口战役部队出发前，张自忠召开全师营以上干部会议就曾慷慨激昂地说：“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军民齐心协力，与日寇拼命，就能将日寇打出中国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张自忠还对自己的部队约法两章，宛如西汉萧何：第一，要保护当地的老百姓，不动百姓一针一线；第二，在战斗中要尽可能节省弹药，做到瞄准敌人再开枪。当时，赵登禹率109旅抵达喜峰口，日军也源源不断向长城增兵，双方展开了激烈的遭遇战，进攻两天的激烈战斗，我军虽然顶住了日军的攻势，却没有能够克服孟子岭高地，处境非常被动。张自忠觉得与敌军拼消耗并非上策，于是决定组织起一支敢死队对日军进行夜袭，这支部队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刀队，趁夜色大刀队将士浴血奋战，击溃日军，此战被日本媒体称之为：“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就在全国人民欢呼雀跃之时，一次出访事件，使得张自忠这位抗日名将一度成为备受国人质疑的汉奸，其原因是平津危急，张自忠受命出访日本，与日方进行谈判交涉，引起国人的极大反感。一时之间，声讨张自忠的声音铺天盖地，张自忠天生寡言少语，不善于替自己辩白，正所谓讷于言而敏于行，他决意用行动向全国人民展示抗日的碧血丹心。1938年3月，日军投入八万兵力分两路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并于临沂、藤县两处与驻地国军爆发激烈战斗。当时由庞炳勋指挥的第三军团伤亡惨重，战场态势岌岌可危，亟待援军。危急当口，张自忠率领五十九军以一昼夜180里速度飞驰战场，救庞炳勋部于危难。张自忠与庞炳勋素来不和，在军阀混战时甚至交过手，但在民族危亡面前，张自忠摈弃过去恩怨，为台儿庄大战取得胜利做出巨大贡献。1940年5月，侵华日军为了控制长江运输线，调集十五万大军进攻枣阳、襄阳、宜昌等战略要地，枣宜会战随即爆发。此时，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本可以像所有同行那样在后方指挥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然而，张自忠却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率领预备七十四师和军部特务营东渡襄河，身先士卒抗击来犯之敌。张自忠在给第五十九军军长的信中说：“只要敌人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而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无半点改变！”时任国军55军74师代师长的马贯一，跟随张将军东渡襄河攻击日军，然而到达宜城南瓜店后，即发现国军已陷入日军包围之中，当时，马贯一曾与时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郑万良有过一次会面。郑说：“看情况我们要吃包子了！”马说：“你怎么不赶快向总司令报告呀？”郑伸伸舌头：“谁敢跟他说呀！”其实，张自忠对此已有判断，只是未动声色。他察觉到大家情绪紧张，就把总部人员、手枪营和七十四师主要干部集合起来，对大家说：“我们已陷入敌人的重围，情况是相当吃紧了，不过只要不离开队伍，总有办法。大家无论如何，务必镇定，不要紧的，我张自忠始终和大家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也决不离开队伍！”接着，又传令：“今后凡夜间行军，打手电的、吸烟的，枪毙！不守秩序的、吵闹的，枪毙！落了队的，不要！不许谈话，不许咳嗽！”此时，张自忠手中可战之兵仅1500余人，而日军则有五六千人。傍晚，张自忠致电59军黄维纲军长，令他率三十八师由新街前来解围，鉴于三十八师距离较远，且被对面日军所纠缠，能否及时赶到没有把握。张自忠又致电樊城之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请援，但未见答复。夜里，张自忠住宿于一个叫余大保的农户家。由于连日来缺乏饮食，多以农田里的蚕豆充饥，他的旧病痢疾复发，腹泻不止，加之睡眠不足，劳累困乏，他消瘦了很多。然而，就在处境险恶、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他仍把百姓的疾苦记在心上，看到村民一贫如洗，当即叫副官给全村每户发10块银元。翌日佛晓，即刻骨铭心的5月16日，血火交织的一天。这是一个阴霾的早晨，爆豆般的枪声打破了黎明的沉静，战斗首先从西边毛家湾旁小山子开始，战至日出，国军四四零团第一道防线终于被突破，日军攻占沟沿里西北制高点牛肋巴骨山居高发炮，沟沿表里直接暴露在敌火网之下。与此同时，东线之敌攻克两乳山，以重炮向我前沿阵地轰击。张自忠遂将总部东移至杏仁山旁的陈家湾。其实，从5月3日以后，张自忠与外界联络之有线电报、有线电话均已瘫痪，只有依赖无线电通信。日军第十一军通信部队根据我方电台以不同频率向各方发报情况，定位张自忠总部就在沟沿里，并于16日上午9时将这一情报通知日军第三十九师村上启作。村上顿时欣喜若狂，立马调集五六千人和大批飞机、火炮，向沟沿里招呼。国军四四零团退守石龙岗，隔山沟与敌相持。东面，从方家集越过十里长山之敌与进入罐子口之敌相呼应，从东西两面夹攻我七十四师罗家窄屋阵地，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敌我往返冲杀，阵地失而复得四次，战况异常惨烈。战至上午10时，七十四师弹药几乎用尽。马贯一派人向张自忠请求补充。此时，总部与兵站已失去联系。张自忠命李文田用电话向马贯一传达指示说：“对敌人要狠狠地打！子弹打完了用刺刀拼，刺刀断了用拳头打，用牙咬！”随后，他又派副官给马贯一送去亲笔手谕，上面写着：“马贯一，你当兵就跟着我，我绝不会亏待你。现在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正是我们军人杀敌报国之时。这次对敌作战，你只管拼命打，打好了完全是你的功，打不好我完全负责。”马贯一接到手谕后，立即赶到前沿阵地督战。留守窑湾的七十四师部队，16日清晨接到张自忠命令后迅速凑集了180余人和4挺机关枪，派工兵营营长赵德志率领跑步前来支援，张自忠随即把他们派到最吃紧的东山口。激战在枪炮轰鸣中持续，张自忠对李文田说：“现在战况恶化，我们为国家牺牲是理所当然，但总不能让朋友在此流血，你派人陪同苏联顾问转移吧。”接着又喊道：“总部和政治部带枪的留下，空手的由李致远参军带领，到山背后西北方向集合！”随后指定四四零团掩护其撤离战场。李参军自然担心总司令张自忠的安全，他悄声对洪进田说：“我走后，总司令由你和杜营长带领手枪营负责保卫，要劝说总司令转移到南山上去。”奉命掩护非战斗人员撤离的四四零团，因遭到日军猛烈冲击，数百人完全溃散，团长郑万良混乱中逃离战场。中午，日军开始猛攻南面的石窝，企图将我军压迫至长山脚下开阔地带加以围歼。张自忠急忙将手枪营调到石窝阻敌，该营士兵多系冀鲁豫三省青年，身强力壮，勇猛骠悍。他们在杜营长指挥下，为保卫总司令同日军展开殊死搏杀。鏖战中，杜营长身负重伤，仆地不起，张自忠派人将他抬出险境。洪进田挺身而出，代杜营长指挥手枪营，继续与敌战斗。但不久，洪上校也中弹牺牲。全营4位连长，一个阵亡，两个负重伤，仅余张连长一人，士兵伤亡过半，石窝终于失守。日军从东、西、南三面猛轰我军不到1 平方公里的阵地，直打得土石飞溅，硝烟弥漫。张自忠得知南面石窝失守，立即带领几个随从赶往南面督战，途中恰好碰到张连长带领手枪营残部后撤，当即予以制止。他以激将的口吻对张连长说：“我是总司令，如果是连长，这几个毛贼不够我一连人打的！”张连长一听，二话没说，甩掉上衣，赤膊挥刀，大喊一声：“不怕死的跟我上！”大家热血沸腾，蜂拥而上，日军被这不要命的气势所震慑，逃离了石窝。张自忠对剩余的将士大喊：“你们谁都可以走，我是不能走！”随后，张自忠返回陈家湾指挥所。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突然，一颗炮弹在指挥所附近爆炸，弹片将张自忠右肩炸伤，紧接着又飞来一颗子弹将他左臂击穿，鲜血浸透了军装。护士长史全胜见状，急忙跑来为他包扎。卫兵们一见总司令负伤，都惊慌起来：“总司令，您——”张自忠按了按伤口，满不在乎地说：“没什么，不要大惊小怪。”卫兵门担心再出意外，都不约而同地围到他身边，以自己的身躯掩护总司令的安全。张自忠笑着批评说：“你们跟我这样紧干什么？怕我跑不是？”中午过后，日军攻势更加凶猛，其前锋距国军陈家湾指挥所只有数百米。张自忠被数十名卫兵簇拥着撤至杏仁山，这时国军虽三面被围，但东北长山方向尚未合拢，若翻过长山，仍可突围夺得条生路，大家都劝总司令翻越长山突围，但张自忠不肯再动继续指挥战斗。眼看日军越来越近，顾问徐惟烈小声向张自忠建议说：“总司令，移动移动位置吧？”旁边也有人附和说：“敌人三面包围我们，不如暂时转移，重整旗鼓再与敌决战，不必要的牺牲应该避免。”张自忠一听，变色说：“我奉命追截敌人，岂能自行退却！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总司令遇到危险可以逃跑，这合理吗？难道我们的命是命，前方战士都是些土坷垃？我们中国的军队坏就坏在当官的太怕死了！什么包围不包围，必要不必要，今天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一定要血战到底！”下午1时许，参谋处长吴光辽腿部被炸成重伤，血流不止。张自忠见状，立即吩咐两位参谋说：“把你们处长架走。你俩分在两边，各架一只胳膊。吴处长也要忍着点痛。你们往东北方向，翻过长山去吧！”想到总司令自己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而且已经负伤，还如此体贴照顾部下，他们三人都感动万分，不忍心此时离他而去。但张自忠一再催促，甚至要发火，他们这才流着泪，一步一回头地向东北方向撤去。 这时，日军调集大批山炮对准杏仁山疯狂轰击，副官贾玉彬、护士长史全胜不幸被炸身亡。张自忠右腿也被炸伤，裤腿、袜子均被鲜血浸透。在生死绝续的最后关头，李文田参谋长终于忍不住又开口：“总司令，我们人太少，三十八师又赶不来，看情形是顶不住了，还是暂避一下，到山那边整顿一下再说吧！“张自忠很生气：”你说什么？老李，你也孬啦？”见总司令动怒，李参谋长干脆把心里话照直说了出来：“论公你是我的长官，论私你是我的朋友，我理应跟着你，帮助你，但今天这个仗实在是打不下去了。现在赶紧转移还来得及，我劝你马上撤离吧！你实在不走，我可要走了。”张自忠愣住了，一阵悲凉掠过心头，他静静地坐在一片土坡上，低头沉思不语任凭炮弹在附近爆炸，任凭伤口的血流淌不止。李文田站在那里，以为总司令会突然跳起来把他怒骂一顿，但张自忠并未批评他一句，而是抬起头来温和地对他说：“老李，你们谁都可以走，我是不能走。你们赶快走吧，不要管我了。”李文田见劝不动他，只好带着两名卫兵悄然离去。过后，张自忠派人护送徐惟烈撤离，又命张敬转移，但张高参坚决不走。下午两点左右，日军发起攻击。张自忠站起身来，带伤督战。此刻，他已不指望援军的到来，只希望在死以前指挥这仅有的一点兵力多杀几个敌人。只见他神色严峻，威仪凛然，两眼闪射出令人震颤的光芒，给官兵们增加了战斗的勇气。张敬高参则像游龙般矫捷地追随在张自忠左右，一面走，一面高喊：“总司令在此，谁也不许退！”张自忠喊：“敌退，快打！”张敬传呼：“敌退，快打！”张自忠喊：“左击！”张敬亦传呼：“左击！” 由于寡不敌众，山头失守，日军从山顶冲下来。跟在张自忠身边的手枪营士兵一面冲上去抵挡日军，一面高喊：“总司令快走！总司令快走！”不料，喊声引起日军的注意，日军更加紧了围攻。看到日军步兵步步逼近，副官和卫兵们不得不强制张自忠向北面安全地带转移，张自忠不肯走，大骂卫兵怕死。刚刚由排长提升为连长的王金彪正指挥本连剩下的几十个弟兄堵击来犯之敌，见总司令不肯撤退，便回身跑过来用脑袋顶住张自忠的胸脯，一边往后顶，一边噙着眼泪说：“总司令，我们不怕死，请您先走一步，我们不打退当面敌人，死在这里也不下火线！”接着，他示意卫兵将总司令拉走，自己又举枪挥刀冲到前方，带领弟兄们将冲上来的一股日军消灭了。望着王金彪健壮勇猛的背影，张自忠大吼：“好样的，不愧是我张自忠的部下！”经过惨烈鏖战，七十四师四四三团、四四四团已死伤大半，一部溃散，残部数百人主要集中于东山口阻击日军。为保卫张自忠的安全，马贯一从仅有的数百人中抽出一个营派往杏仁山支援手枪营。但该营在赴援途中受阻，张自忠把手枪营大部派出救援，看到东山口方面 四四三团不敌日军，又将身边仅有的一个手枪排派去支援。这样，他身边仅剩下张敬高参和兵站科员马孝堂少校等数人。3 时许，天空下起沥沥细雨。东山口守军大部战死，余部溃散。张自忠派出的手枪营士兵回撤至杏仁山脚下，作最后的抵抗。面对步步逼来、怪声吼叫的大批日军，这些跟随张自忠多年的忠诚士兵，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和顽强，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用血肉之躯将绝对优势之敌阻于山脚下达两个多小时。厮杀在雨中持续，手枪营士兵所剩无几，王金彪连长也在激战中阵亡。张自忠眼看前方弟兄一个个倒下，再也按捺不住，提起一支冲锋枪，大吼一声，向山下冲去，扣动板机向日军猛烈扫射，十几名日军应声倒毙。就在这霎那间，远处的日军机枪向他射来，他全身数处中弹，右胸洞穿，血如泉涌。马孝堂见他突然向后一歪，飞奔上前为他包扎，鲜血溅了马少校一身。伤口还未包扎好，日军就一窝蜂地冲了上来。危急中，张自忠对身旁的张敬、马孝堂等人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我自己有办法。”大家执意不从，张自忠拔出腰间短剑自裁，卫士大惊，急忙将他死死抱住。弥留之际，张自忠躺在地上，脸色苍白，平静地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这时，日军步兵已冲至跟前，多处负伤的张敬高参举枪击毙数名日军，被蜂拥而上的日军用刺刀捅死。从日军战史资料中，我们找到了这场战斗的最后情节：第四分队的藤冈元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君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地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地，轰然倒地。时间仿佛募然停止，历史留下一个静穆的场面，殷红的热血交织着迷蒙细雨，构成一个永恒的瞬间——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一代抗日名将，怀着报国的拳拳之心死去，时年四十九岁。与他同时殉国的还有500多人，留下姓名的是：张敬少将、洪进田上校、马孝堂少校、贾玉彬、白振瀛、赵世森、崔荣祥、徐蔚峰、李世昌、赵德志、王金彪、史全胜……日军开始打扫战场。堂野和藤冈估计刚刚死去的这位军官一定是位将军，便翻动遗体搜身，堂野从他身旁的手提保险箱中翻出了“第一号伤员证章”，藤冈则从遗体的胸兜中掏出一支派克金笔，一看，上面竟刻着“张自忠”三字！两人大为震惊，不禁倒退几步，“啪”地立正，恭恭敬敬地向遗体行了军礼，然后靠上前来，仔细端详起仰卧在面前的这个血迹斑斑的汉子来。接着他们把情况报告了上司二三一联队长横山武彦大佐，横山下令将遗体用担架抬往战场以北20余里的陈家集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司令部，请与张自忠相识的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亲自核验。专田盛寿七七事变前担任中国驻屯军高级参谋，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见过面；七七事变时又作为日方谈判代表之一，多次与张自忠会晤于谈判桌前。当日，军像护送自己将军的尸体一样护送张自忠的遗体离开战场，从一个市镇通过，百姓们得知那具蒙着白布的尸体就是张自忠时，不约而同地拥到街道上，跪倒失声痛哭。对此，日军没有进行干预，只是肃穆前行。遗体被抬进陈家集日军三十九师团司令部时，天色已黑。专田盛寿手举蜡烛，目不转睛地久久注视着张自忠的面颊，突然悲戚地说道：“没有错，确实是张君！”在场者一阵鸦雀无声的肃穆。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军医用酒精把遗体仔细擦洗干净，用绷带裹好，并命人从附近的魏华山木匠铺赶制一口棺材，将遗体庄重收殓入棺，葬于陈家祠堂后面的土坡上，坟头立一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张自忠牺牲后，武汉日军广播电台随后发布的报道也钦佩地说：张总司令以临危不惊、泰然自若之态度与堂堂大将风度，从容而死，实在不愧为军民共仰之伟丈夫。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敛入棺。听闻张自忠牺牲后，蒋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夺回张自忠的遗体。奉命驰援的三十八师到达南瓜店时已是深夜，接到蒋介石命令后，师长黄维刚带领敢死队杀进日军包围圈，在16日夜间突袭陈家集，奋勇抢回张自忠的遗骸。在接到消息后，日军司令岗村宁次下令停止飞机轰炸，以免误伤到张自忠的遗骸。18日上午，忠骸运抵快活铺，三十三集团军将士痛哭相迎。冯治安将军和两名苏联顾问含泪查看了张将军伤势，发现全身共伤8处：除右肩、右腿的炮弹伤和腹部的刺刀伤外，左臂、左肋骨、右胸、右腹、右额各中一弹，颅脑塌陷变形，面目难以辨认，唯右腮的那颗黑痣仍清晰可见。（图105）冯将军命前方医疗队将遗体重新擦洗，作药物处理，给张将军着马裤呢军服，佩上将领章，穿高筒马靴，殓入楠木棺材；然后率众举行了庄重的祭奠仪式。李宗仁是17日接到冯治安电报才得知张自忠殉国的。据说，李惊闻噩耗，痛哭失声，两眼红肿，自言“精神恍惚，若有所失”。也是18日，冯治安、李文田联名致电冯玉祥先生，报告了张自忠殉国经过。这时，冯先生一家住在重庆歌乐山陈家桥。得知张自忠死讯，冯先生和在场的李德全夫人及随从们，无不痛哭失声。冯先生说：“我读了这个电报真如晴天霹雳，震我肺腑，我不仅哀痛这位二十五年来共患难艰苦的老兄弟的死亡，更痛惜在此抗战的重要阶段上牺牲了一员大有作为的猛将，这真是全民族的重大损失！”“九个月前，他向我说的坚决杀敌的话语，不料竟成了遗言；九个月前，雄健勇武的身躯，不料而今闭于一棺，不能重睹了！真是如断我臂，痛彻心胸！”5月21日晨，李致远将军、徐惟烈顾问奉冯治安之命，率领手枪队乘6辆卡车从快活铺启程，护送张自忠灵柩前往重庆。沿途数万群众，挥泪祭奠。车抵宜昌，10万群众自发送殡，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张自忠灵柩在此换船，溯江而上重庆。28日晨，船抵储奇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孔祥熙、宋子文、孙科、于右任、张群率文武百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看来真的动了感情，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据说，蒋介石的办公桌从此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28日下午，蒋介石率文武百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蒋亲自主祭，气氛庄严，极尽哀荣。当天，蒋介石还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11月16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雨台山为张自忠举行“权厝”下葬仪式。所谓“权厝”，即暂时浅葬，以待抗战胜利，再移灵首都南京，举行国葬。在蒋介石、冯玉祥等军政官员和张自忠亲属的注目下，三十三集团军将领冯治安、黄维纲、刘振三等人挥锹铲土，封闭墓穴。张自忠殉国后，国民政府为避免影响全国抗战士气，未立即公开发表消息，直到同年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才将此公诸报端。噩耗传出，举国震悼。张自忠殉国后，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此时已身患癌症，听到将军殉国的噩耗后，李敏慧陷入昏迷，喃喃念叨着“师长回来了，师长回来了”，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文胆殊伦傅子祠-----文胆，即为人刚正，文采翩翩，学理深刻，造诣深远，内涵丰富，思想无止境可称“文胆”。 殊伦，即不同类，指出类拔萃。傅子祠，即傅斯年纪念馆 又称傅氏祠堂，位于山东聊城市东关大街路北，系清朝第一状元，顺治皇帝的挚爱，康熙大帝的导师，傅以渐的家祠。傅以渐去世以后，他的子孙中出了很多的进士、举人，文学之风一直延续，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傅斯年既是傅以渐七世孙，现祠堂已辟为展厅，主要陈列傅斯年先生生平事迹大型图片以及傅斯年先生半身汉白玉雕塑，1988年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傅氏家族属于名门望族，是聊城“任、邓、朱、傅、耿”五大家族之一。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者。傅斯年夫人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彩。俞大彩的俞氏家族历史可追溯至浙江新昌五峰俞氏，但绍兴俞氏的先祖则是咸丰元年举人后来升任知府的俞文葆，与湖南巡抚被光绪帝称之为“新政重臣”的陈宝箴同期，这两人后来与曾国藩的关系匪浅。俞文葆共有三子一女，分别是长子俞明震、次子俞明观、三子俞明颐以及女儿俞明诗。其中三子俞明颐的妻子是曾国藩之子曾纪鸿的女儿曾广珊，他俩生下的儿子是中国兵工之父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俞大维妻子是陈宝箴长子与谭延闿、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陈三立之女同时也是国学大师、历史学家陈寅恪的亲妹妹陈新午。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彩由于嫁给傅斯年于是俞大维也就成了傅斯年的大舅哥。俞大维之子俞扬和因为娶了蒋经国唯一女儿蒋孝章为妻，俞蒋两大家也就成了儿女亲家。俞文葆的长子俞明震，更是晚清名人，在政界与教育界均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俞明震曾任甘肃学台、藩台，相当于省长，还曾任江南水师督办，相当于校长，鲁迅曾做过他的学生并在赴日留学时得到其公费资助，而鲁迅妻子许广平与陈寅恪妻子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yun）也存在师生之谊。俞明震的妻子是曾国藩次子曾纪泽(清代著名外交家、曾任中国驻英、法公使。) 之女，即曾国藩的孙女。俞明震的妹妹俞明诗嫁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即陈寅恪的母亲）。俞明震的儿子俞大纯20世纪30年代初任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俞大纯的三儿子俞启威，参加革命后改名叫黄敬，1948年，毛主席点将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黄敬为第一副书记、市长。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不久，黄克诚奉命率部南下，黄敬被中央任命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1952年，黄敬离开天津，出任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后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58年，黄敬病逝于广州，时年46岁。黄敬娶妻是北京副市长叫范瑾，范瑾的舅舅是范文澜，范文澜有两个著名学生，一个叫郭沫若，另一个叫汪兆铭，汪兆铭的老婆是陈璧君，是陈寅恪的外甥女，这个兆铭兄脑子不大灵光，除了当汉奸还总想填海，后改名为汪精卫。黄敬和范瑾生的儿子做过上海汇委书记，全国政协主席。这回再说傅斯年，他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名门望族，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也不乏其人。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但是到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家学虽然依旧渊源，但已没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生活费用，几乎靠别人接济，但傅斯年的国学功底非常深厚，上大学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傅斯年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其错误达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于是这门功课被校方重新调整。傅斯年本是黄侃的得意弟子，但一次偶然机缘，傅斯年竟“背叛”师门，成了胡适的学生。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听完之后非常满意，傅斯年于是对哲学系几位要好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路子是对的，你们不能闹。”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傅斯年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 in a cluster）。1890年前后的中国，似乎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个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问。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陈先后留洋16载，通晓20余种文字；傅在北大读预科时，就表现杰出，毕业时所有人文学科都是第一名。虽然他不是唯一的天才学生，但被夸张地称为“孔子以后第一人”、“黄河沿岸第一才子”，这肯定有助于他成为学生领袖以及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在海外留学7年，与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共同度过4年时光，两人也结下深深的友谊，陈寅恪的爷爷是陈宝箴，父亲是陈三立，母亲是俞明诗，陈寅恪母亲的大哥就是陈寅恪的舅舅既是俞明震，而傅斯年夫人俞大彩又是陈寅恪表妹，两人友谊加姻亲关系更上一层楼。傅斯年得知北伐终于成功，便立即起身回到中国，随即被任命为广州中山大学聘用，这时，傅斯年31岁，自从他与陈寅恪学成归国，陈氏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南国一代学术新风，被世间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更喜人的是，傅斯年随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傅、陈二人自国外归来再次珠联璧合，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傅斯年除了在学术界一展“霸才”，也在政坛发出震耳欲聋的狮子吼，为后世留下“国士无双”的印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傅斯年何以如此大胆地抨击政治人物？王汎森认为：“傅斯年对蒋介石有许多批评，譬如1947年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信，阻止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时说，你不要看他‘表面诚恳’，与其内心之‘上海派’绝不相同；另外在一封给蔡元培的信中也劝蔡千万不要任国府委员。信中引用杨杏佛所录于右任的话：‘蒋最善于毁人。’这句话语意甚为复杂，不能仅从字面论，但毕竟是个贬辞。蒋介石对傅斯年既爱又恨，据说蒋介石的日记里曾经出现极愤怒的‘傅×’这两个字，有人在猜：是不是在讲傅斯年？可是蒋介石在很多地方表示对傅斯年优礼有加。傅斯年写过很多非常冲的信给蒋，那些信都还在，傅斯年有个技巧：他的信总会先在开头先褒扬蒋介石几句，接着才说出批评他的话。当傅斯年为美金公债舞弊案攻击孔祥熙非常厉害时，蒋有一次问他：你信不信任我？傅斯年说：我当然信任你。蒋说：你信任我，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说那是两回事。蒋对傅斯年有一定的尊敬，可能是跟傅斯年坚持民族主义有一点关系。傅斯年在‘抗战’以后坚持要处罚汉奸学者，闹得全国沸沸扬扬，那么，蒋为了表示支持，两个人一起在北平文天祥祠合照了一张相。傅斯年回国是怀着建立一个新学术界的雄心。在欧洲逗留七年后，他沮丧地发现，世界上最重要的东方新中心在巴黎和柏林。据说，1925年傅斯年在外国留学时，曾刻一枚“天汉之后”的印章。后来一次酒醉后，他终于说出愿望：把洋人从中国驱逐出去并将其消灭，让中国的领土扩大到苏伊士运河。抗战中，傅斯年既担任史语所所长，也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对政府不端行为充满火药味的批判，赢得了“傅大炮”的绰号。傅斯年因对两位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的攻击而著名，最终促使他们辞职。尽管孔祥熙的腐败广为人知，引起全国的讨论，但并未遭到反对，因为没有人敢对此做什么。唯一的例外是傅斯年，他多次向蒋介石上书，指出孔祥熙的行为危害了蒋介石的声誉和国家的力量。傅斯年告诉胡适：“为了保护蒋先生的（声誉），我敢于起来反抗他（孔祥熙）。”私底下上书蒋介石无效，傅斯年决定公开攻击孔祥熙。1943年，国民政府财政总决定向公众出售五亿美金美国贷款中的一亿美金。国库局负责出售这笔资金的几名下级官员，给傅斯年寄去了该局的几页账本，表明孔祥熙及其党羽大肆贪污并参与了“侵吞”这笔美金。在1945年7月的国民参政会上，傅斯年提出一个议案。听到这个消息，蒋介石的参谋主任陈布雷和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王世杰，两人都是傅斯年的好友，极力阻挠这一动议。他们劝告傅斯年向蒋介石私人上书，而不是将这个丑闻公之于众，以招致美国和延安的攻击。傅斯年并不为之所动。由于害怕孔祥熙的党羽会偷窃他的证据，傅斯年将它放在一个小皮箱里，白天随身携带，晚上则当枕头。傅斯年的发言震惊全国。得知孔祥熙的腐败已经招致美国政府的愤怒后，蒋介石终于决定罢免孔祥熙。傅斯年自述：“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总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抗战胜利时，傅斯年喝醉了，他游荡在重庆街头，亲吻遇见的每一个人。短暂的庆祝时期之后是复仇时期，傅斯年很快进入行动。他的政策是将所有在“伪北大”时期积极服务的教员驱逐出北大。曾担任日伪时期北大校长的周作人立即给他以前的学生傅斯年写信，恳求让往事成为往事，但无济于事。胜利后的国民经济每况愈下。在1945年接替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推出了错误政策，而其小集团惊人腐败，被认为是造成经济衰退的罪人。1947年，傅斯年对宋子文的行为忍无可忍，在“黄金危机”发生后，他立即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这三篇文章引起轰动，虽然蒋介石将通货膨胀归罪于战争，但十五天后，宋子文还是下台了。“傅大炮”成为一个现代谏臣。支持傅斯年的信件堆积成山，许多国民党员开始追随他的行动，一百个国民党核心党员被发动来呼吁惩罚宋氏集团。甚至连国民党的主要机关报《中央日报》也都呼吁消灭孔、宋集团。傅斯年的这些攻击言行使他在国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清流”代表，而做一个“清流”成员并不意味着成为一个职业从政者。傅斯年说，他之所以介入政治，仅因他不能忘生民之幸福。因此，他在学术之“门里门外跑去跑来”。但他坦承，自己唯一真正合适的工作就是做谏臣，而不是高官。傅斯年建立“学霸”地位的壮举直接导致史语所的成立。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傅斯年和一批五四学生成功建立了十三个研究所。从1928年到1937年，史语所逐渐成为十三个所中最有成绩的一个。史语所汇聚了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史学大家陈寅恪、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傅斯年除了在学术界一展“霸才”，也在政坛发出震耳欲聋的狮子吼，为后世留下“国士无双”的印象。早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气节，李敖一直赞誉有加。在《李敖有话说》中他就说：“有一个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遗憾的是，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来台湾不到一年，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5岁。

当代•写手也疯狂---孙世元

2021/12/2农历十月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