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罗某人 于 2022-6-19 18:53 编辑
摘要：穆旦在晚年由于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创作数量和质量都无法同早期相比，但仍然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本文从主题的升华、对季节的抒怀、反讽与享虐心理等几个方面，对穆旦晚年的诗歌创作作了比较系统而详尽的论述，以期对穆旦的研究和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作一点实质性的工作。 关键词：穆旦；后期创作；主旨；季节；反讽；享虐心理；
综观穆旦的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34年到1937年，创作初期，如《流浪人》等；1937年到1948年，创作的高峰期和成熟期，代表作品有《诗八首》《赞美》等；1948年到1957年，诗歌翻译时期；1975到1977年，创作的晚期，主要作品有《智慧之歌》《冬》《神的变形》等。 1957年2月穆旦在《诗刊》上发表了他归国后的第一首诗《葬歌》，9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九十九家争鸣记》，之后，就一直陷于政治漩涡中。到1976年止，除了以上两篇外，还有《问》《我的叔父死了》《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等作品发表。本时期其精力大都转移到了对国外诗歌的翻译上，并用查良铮和笔名梁真出版了普希金、艾略特等人的诗集共16种，另有文艺理论译著两种：《文学原理》和《别林斯基论文学》。穆旦凭借他的翻译成果，与诗人兼翻译家的戴望舒被推崇为最成功的两位诗歌翻译家。但此时期，穆旦仍然创作了不少重要的诗歌作品。
一，后期诗歌创作主旨的升华
穆旦后期创作虽然与前期创作有着某种必然的传承关系，但由于各种缘由，其前后期创作在题旨方面差异很大。其前期创作的主旨有以下特点：其一，他充分地表现出对民族苦难国家现状的忧戚和关注，“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不仅体现了九叶诗派“历史意识的浮现”的创作特点，更体现了穆旦诗歌里表现的民族觉醒和来自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这在《赞美》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二，穆旦通过《诗八首》《我》《控诉》《春》《玫瑰之歌》《春天的蜜蜂》《我歌颂肉体》等作品凸现了他个性特点的核心命题：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他揭示了现代文明的虚伪、脆弱和人性扭曲，认识到个体的孤独寂寞，褒有反抗性却又无力抗争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不仅批判了社会对个体的严重桎梏，也剖析了作为知识分子精神上的“丰富”和由“丰富”带来的“痛苦”，即个体满怀着希望，但在希望中又杂糅着绝望，因而这些“痛苦”由希望和绝望组成，既“丰富”，又“矛盾”。三，由于受艾略特等西方现代派诗人的影响，穆旦早期诗歌打上了现代主义烙印，虽然隐约中也有深邃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特色。他揭示了现代人“荒漠”般的生存处境，“空洞”麻木的生活，着力批判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的虚假性和变异性，如《防空洞里的抒情诗》《漫漫长夜》等。后期，其作品尽管仍然有对知识分子主体精神和对生存处境的思索，但更多的是对一些抽象的人生命题和生命意义的探索，有一种越接近抽象就越接近了美和神的意义。可以说，其前期作品对浪漫主义和理想色彩浓厚的现代人生持审慎和批判态度，那后期则是对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皈依。 我们从《理智和情感》《理想》《冥想》《智慧之歌》《听说我老了》中就能解读出穆旦晚期创作的基本主题。这些主题是建立在人生历练，尤其是政治带给他的身心两方面的痛苦的基础上的，由此，他深刻地意识到个体生命的寂寞孤独、命运的无常和生命中偶然对必然的嘲笑，从而历练出一种从容的心态。“人们对我说：你老了，你老了，/但谁也没看见赤裸的我，/只有在我深心的旷野中/才高唱出真正的自我之歌”（《听说我老了》）。“为什么万物之灵的我们，/遭遇比不上一棵小树？/今天你摇摇他，优越地笑，/明天就化为根下的泥土。”但“我只不过随时序换一换装，/参加这场化装舞会的表演”显示出经历过人生种种的诗人那份豁达的心怀。“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冥想》）。对生活彻底的警醒，来自于对现代人生的“冲突”的再次体验，而对艺术的追求与这种追求在物质世界里所遭受到的打击和挫折，正是悲剧的根源，从而便有彻底的探询和穆旦式语言的“宣叙”。这是智者的探索，在人生遭受重大打击之时，诗人并没有沉沦和放纵，也没有一味地怨天尤人，而是在清醒中审视无常世事，坦然接受一切变更，在困境中高昂着智慧的头颅，“但惟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我诅咒它每一片叶的滋长”（《智慧之歌》）。我们依稀又可见到40年代年青诗人穆旦的性情和锋利的诅咒了。这里，诗人已经演变为一棵在生命演绎里永不枯萎、永不凋谢的“智慧之树”，抵抗着凄风苦雨和人为灾患，这不能不说又与40年代的穆旦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差异无疑是来自于在穆旦回国后面对的残酷现实后，形成的一种超越了世俗和苦难本身的达观心境，一种自我人生价值的重新审定，一种彻悟了生活后积极的人生态度，这是浪漫主义诗人咏唱的浪漫与理想、梦与美、肯定个体的创造力和主体性、追寻爱情和自由、倡导精神至上和抵御环境的思想的呈现。穆旦正是通过创作得到了精神和灵魂的安慰和最大限度的“享受”，既褒有了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体现，也对理想爱情友谊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讴歌。这是不是诗人浪漫情怀的再次皈依呢？ 晚年，是一个人尽情感悟感慨的时候，此时涌上心来的，除了对青春、爱情、荣誉和理想的回忆外，诗人的触觉最能感受到的就是弥足珍贵的友谊了。人生无常，命运多舛，一份友谊往往能起到扶伤镇痛的作用。我们不妨来看看《友谊》。“从时间的浪沙中无意拾得”，时间赐予人类青春和梦，也赐予人类友情，而友谊是必须经过时间的淘洗才会像金子一样闪光的，而且“越久越珍贵”。到了老年，一切归于平静、祥和与宽容；老年是寂寞，回味，而回味最多的则是友谊，有了友谊，连冬天也温暖，黑夜也剔透，世界也就亲切和温柔了。但朋友的声音不再响起，友谊之门关闭的时候，生命就变得枯燥无味，凄凉，“留下贫贱的我，面对严厉的岁月”。除了友谊，穆旦还强调了理想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从而肯定了追求理想的精神是多么可贵。“没有理想的人像是草木，/在春天生发，到秋日枯黄，/对于生活它做不出总结，/面对绝望也提不出希望。”（《理想》）他还说没有理想的人是流水，既听不见它的歌唱，也会被现实世界的泥沙淤塞，变成污浊的泥塘；没有理想的人是空空的屋子，没有主人，“它紧紧闭着门窗，/生活的四壁堆积着灰尘，/外面在扣门，里面寂无音响。”（《理想》）此诗写于1976年4月，“文革”虽然已经接近了尾声，但民族所遭受的灾难仍然在继续，理想的泯灭，前途的渺茫充斥着国人的心，而此时的穆旦仍然没有失去对理想的求索，他要求自己和彷徨的人们开启心灵的门窗，砸开封闭的堡垒，在理想的指引下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和对生命许下的誓言。但理想主义毕竟与现实社会有必然的冲突和误会，追寻理想的道路仍然是艰辛而漫长的，“理想是个迷宫，按照它的逻辑，/你越走越达不到目的地。”“你看到的就是北方的荒原，/使你丰富的心倾家荡产。”他知道，理想和美好的感情绝对不等同于空中楼阁，它们只有在现实的大地上才能扎根，才能开花结果，才能丰富，才有值得人们去追求的价值和意义。这同样与前期创作风格很不相同，对理想的追寻是浪漫主义者一贯强调并在创作中加以实施的，穆旦无疑在这儿作了有意无意的尝试。“我给人指出合理的道路，/我的明光能照澈你的迷雾。”穆旦是智慧的，也是清醒的，理想的光芒照亮了他，他本身就成了理想的替身，追求着一个追求者应有的使命。 晚年的穆旦，完成了一个诗人人生主题的升华。
二，季节与生命的深切咏唱
四季更替、循环，碰撞着诗人敏感的神经。晚年的穆旦也创作了五组有关季节的诗，其中的自然意象与上世纪四十年代所书写的自然意象一样，呈现出独特的穆旦式审美特征，而其勃勃生机闪烁着象征主义的光彩。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作品，比如《春》，还远没超脱具象意义的桎梏，即，没有摆脱单纯自然意象的描绘，主体性过强，细节性而非整体性的象征意义明显，有着现代主义的烙印：“敏锐的知觉和玄学的思维，色彩和光影的交错，语言的清新，意象的奇特，特别是这一切的融合无间。”是灵魂与肉体在挣扎中的痛苦和幸福，按当下时髦的话说，是“痛并快乐着”，青春正是痛苦和幸福的矛盾最完美的结合体。这种对青春刻骨铭心的丰富体验，是穆旦早期诗歌的特色之一。但在晚年，穆旦的这五组诗歌，意象上具有了总体性的象征特色，他通过以自然季节为对象展开形象的思索，以借助概括性的手段，对整体性的象征进行“组装”。在生命灵魂的感知之中，在季节的转换和时间的循环之间，诗人找到了他所需要的象征意义，它寄托了晚年的诗人对人生独特的领会和希望。周珏良在谈到穆旦晚年诗歌创作风格的时候总结为：历经沧桑，不无悒郁，但决不颓唐，格律更严谨，颇有悲剧崇高之美。（见周珏良《穆旦的诗和译诗》，《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第27页）周还指出，穆旦并非食洋不化，他博采众长之后酿成了自己的诗风，“他的诗结合炽热真挚的感情，深邃的沉思和完美的形式，成为一个艺术统一体”（见周珏良《穆旦的诗和译诗》，《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第21页）。 先看看《春》。这首诗与40年代的《春》在艺术上有着明显区别，后者体现的是诗人在灵肉挣扎中的深刻痕迹、对青春欲望强烈而丰富的体验、悲与喜刹那的转换，而前者则显得安谧和睿智。整个一首诗在春天这个大背景下展开叙述：“春意闹：花朵、新绿和你的青春/一度聚会在我的早年，散发着/秘密的传单，宣传热带和迷信，/激烈鼓动推翻我弱小的王国；”“你”是拟人化的春天，聚会在我的早年。诗人对生命与情感的寻觅，是要寻找到那个、而今要被你散发的传单所要“推翻的”属于我的“弱小的王国”。可是，“你的青春”带来的却是“一场不意的暴乱”，这暴乱使我感觉到生命世界某种不可言说的惊惧，像偶然对人生不可预知的影响，而我果真被“流放”到“一片破碎的梦”，我只能拾起“寒冷的智慧”，重新“走上途程”。可“你的伙伴”依旧对我“暗含敌意”，“无辜的欢乐”只能被诱入无穷的烦恼。但诗人毕竟经过了无数磨难和沧桑，世事业已看惯，虽然心灵无以到处悠然，但“我的老年也已筑起寒冷的城，/把一切轻浮的欢乐关在城外。”诗人的心境已经不同于年青时节，他已经得到了生命和心灵深远的启迪。“被围困在花的梦和鸟的鼓噪中，/寂静的石墙内今天有了回声/回荡那暴乱的过去，只一刹那，/使我悒郁地珍惜这生之进攻……”。在这个“寻觅”“短暂的迷茫”“重新起程”“深刻的思索与拒绝”和“超脱与珍惜”的情感流程中，“春天”起到了关联的作用，是全诗的中心意象，诗人通过它来寄托自己的情感，挖掘生命的内涵，并将它当着人生历程中的欲望、诱惑、梦和理性观照，从而昭示了诗人在经历了痛苦之后在晚年远离轻浮与暴乱，以内心的安谧与祥和来应对世事，显示了诗人在深刻的思索中皈依平淡冲和的境界，使整个诗歌洋洋洒洒，又富有力度。 在穆旦的意识里，夏天是动荡的，喧闹的，肮脏的，浮躁虚假的人生就和尘嚣四起的夏天是一致的。“绿色要说话，红色的血要说话，/浊重而喧腾，一起说得嘈杂！/是太阳的感情在大地上迸发。”他看见太阳要写一部伟大的史诗，多么壮烈和炽烈的史诗啊，可是“没有思想，只有文字，文字，文字。”没有思想的文字是干瘪的，只有无限的嘈杂和空洞，与繁华而肤浅的人生无二。诗人在此分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某种处世态度，其象征意义也与常人笔下的夏天大相径庭。“冷静的冬天是个批评家”一句，则充分地显示了穆旦一贯的冷峻风格。他一直崇尚冷静的思索、冷静的人生，即使是爱情，在热烈的内涵里也必须以冷静为“包裹”，“在合一的老根里化为平静”（见穆旦《诗八首》），让我们解读了诗人的追求和对浮华人生的某种批判价值。 多少人在秋天里捉摸到的是成熟的惊喜，繁复的色彩。在穆旦眼里，秋天跳脱了一般意义上的成熟和色调，秋天在莅临诗人的心灵之时，变得恬淡、祥瑞、悠远、和谐与静美，它使诗人宁静而庄严，多情又深刻，就像一棵历经了狂风暴雨的巨树，在秋天到来时，在一派安详的天光中沉思和回忆。这正是诗人在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一整个夏季，树木多么紊乱！/现在却坠入沉思，像在总结/它过去的狂想，激愤，扩张，/于是宣讲哲理，飘一地黄叶。”“歇下来吧，傍近他闲谈，/如今他已是和煦的老人。”“经过了溶解冰雪的斗争，/……终于流入了秋日的安恬。/……和我一样取得了生的胜利，/从而组成秋天和谐的歌声。”也许我们可以从诗中得到这样一个信息，秋天就是诗人自身，在坎坷崎岖的道路上跋涉过来之后，从青春轻狂张扬的个性中彻悟之后，他取得了生的胜利，切入了平和的心境，对生命有了新的感悟。秋天，使诗人进入了哲人心境和层次，也使诗人获得了更宁静的时空。 《冬》是穆旦晚年诗歌的抗鼎之作，代表其晚年的成就。王佐良认为，穆旦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坎坷，仍有那无可企及的诗才，而《冬》完全可以当在穆旦最好的诗歌之列（见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第6页）。在这组诗里，诗人反复写到的一句话是：“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在初稿及《诗刊》1980年第2期刊发此组诗时，第一章每节的最后一行都是“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穆旦曾将本诗寄给朋友，后经杜运燮提议，认为如此复沓似乎“太悲观”，故改为不同的四行。穆旦家属和杜运燮主编的《穆旦诗选》（1986年）收入的即为诗人的改定稿（见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我所查阅到的便是《穆旦诗选》中的《冬》，第一章每节的最后一句分别为：“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来温暖这人生严酷的冬天”。诗人用四个“我爱”来写出自己在严酷的冬天来临时的生活细节：工作完成，以酒浇灌心田；在山坡和原野，回味已去的一年；在温暖的炉火旁同友人回忆快乐无忧的往年；在白雪飘飞的夜晚，怀念亲人。是啊，季节的寒冷，冷人肌肤，而生命的寒冷，使灵魂冰凉，灵感枯竭，连思想也被冻成了冰块，只有工作、友谊、亲情和独自的回忆方能排斥掉这无处不在的“人生严酷的冬天”。不经过沧桑，不到苍老年岁，怎会有如此深邃的感触？第二章里诗人写道：“寒冷，寒冷，尽量束缚了手脚……”“谨慎，谨慎，使生命受到挫折……”“年轻的灵魂裹进老年的硬壳，/仿佛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袄。”那严酷的冬天真进入人的骨子里去了。第三章，诗人说：冬天是感情的刽子手，“你大概已经停止了分赠爱情，/把书信写到一半就住了手，”冬天使心灵萎顿，使好梦不再，使一切美好的东西变得僵硬甚至丑陋，连人生的出口也被它封锁，它不是刽子手，又是什么？足见其感受之深切。第四章，也是最后一章，是诗人为数不多的使用朴实顺畅语言的作品，这和诗人晚年后心境的廓远和心态的恬然相关的。在冬天的夜晚，一群朴素而粗犷的旅人，在简陋的土屋里歇息，“几只泥脚带着雪进来，/让马吃料，车子歇在风中。”然后他们在屋子里烤火，烘干衣服，将烟丝在纸中卷成烟卷，壶中的水开了，屋子里一片水雾腾腾，人们喝着，吃着，哼着小曲，还谈着“枯燥的原野上枯燥的事物”，最后，在短暂的休整之后，这群粗犷的人出发了，“几条温和的身子走出屋子，”，开始了新的漫长的旅程。寒冷漆黑的冬夜，是生命在绝望时刻的象征，而几个朴实而粗犷的人是生命世界里坚韧与抗争的象征，它们暗指诗人的某种人生理念，即，即使在残酷的环境里，理想破灭，生命遭到更加严酷的摧残时，也不能放弃梦想、生存的希望和权利。诗人通过一生的奔波、沉沦和振作，始终在警醒自己，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朝向心灵所指引的方向前行。王佐良曾评议道：“当时‘四人帮’已倒，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但人们心里充满了期待，所以朋友们也觉得这一下好了，穆旦将有第二个花期了，而且必然会写得更深刻，更豪迈，像《冬》所已预示了的那样。”（见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第6页）但天妒英才，穆旦还没来得及在新的人生背景下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就离开了人世，让人扼腕长叹。
三，尖锐的反讽精神与享虐心理
穆旦在1975年到1976年间创作的诗歌，是他对现代冲突的生存与理想的悲剧性体验，对生活与艺术的纯粹向往，对理想的追求。与这种追求在现实中所遭受到的严重挫折，是悲剧的根源，从而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了“反讽”的语言形式和精神态度，也就是说，他后期创作除了延续他早年的风格外，在讽刺艺术上加大了力度，呈现出更锐利的心灵力量，也是穆旦式忧郁和批判的体现。 像《黑笔杆颂——赠别“大批判组”》和《退稿信》两篇中讽刺力度是非常大的，前者以诙谐幽默的笔调嘲讽“大批判组”：“认真工作/必是不抓阶级斗争；/你把按劳付酬叫作‘物质刺激’，”真可谓入木三分，而前面那句“多谢你，把一切国策都‘批倒’”使其幽默讽刺的手法炉火纯青。《退稿信》更是以犀利的笔锋批判和讽刺了当时文坛抹杀艺术个性的荒诞现实。由于“文革”时期的创作往往处于秘密或半秘密的状态，很多作品是根本无从发表的，有的研究者将这些文学称为“地下文学”，也有人称为“隐在文学”，其实，叫“潜在文学”我看更适合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点。即使创作不处于秘密或半秘密状态或半公开状态，不是地下文学或隐在文学，但由于政治原因、创作风格与当时“流行”的风格大相径庭等原因，也是很难发表的。《退稿信》就是针对这个现实有感而发的。“只是好人不最好，坏人不最坏，/黑的应该全黑，白的应该全白，”“您写的是真人真事，不行；/您写的假人假事，不行；/总之，我们对此有一套规定，/最好请您按照格式填写人名。”这些笔调和讽刺的艺术无疑是穆旦风格的另外一种呈现，而他所讽刺的现象在今天的文坛也不鲜见。 王自勉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披露，在穆旦的遗作中，还有一首长篇叙事诗，“以其观点的鲜明和严词的犀利，至今未能公开发表”（见王自勉《艰辛的人生，澈悟的诗歌 诗人穆旦》，芝加哥《世界周刊》，1999年8月15日，第804期，第38至41页）。可见诗人对当时的文坛风气是多么的深恶痛绝，而这种风气在今天也没完全杜绝。 除了这些具有强烈讽刺性的诗歌外，穆旦还通过《神的变形》进行了可贵的实验，他以诗剧的形式，通过“神、魔、权、人”这四个人物的戏剧性冲突，深刻地展示了一个寓言式的人类从古到今都在演绎的悲喜剧，不仅充满了苦涩的智慧，而且是穆旦式思维和忧郁的总结，由此我们可以找到“穆旦是怎样形成的”这一命题的又一个重要依据，从而使他晚年的作品在技巧和思想上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也使我们解读到一个更加丰富和成熟的穆旦。 晚年穆旦虽然有三十多首作品面世，但他对诗歌创作是非常节制的，评价也不高，心态也平淡冲和。在这些宁静、睿智和豁达的另一面，还隐匿着“悲观”与“卑微”心理，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共有的隐秘的心理特征。“悲观”来自于对那个时代过于清醒的认识却无力将其改变所致，“卑微”感几乎是那时知识分子共同的内心映照，那是因为对于自身的认识和无力改变自身的信念，以及性情所致，这两种心理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自虐性心理的产生。这就使我们联想到了心理学所谓的享虐心理现象。王敏在他的《享虐与权力——对文艺作品暴力现象的透析》一文中指出：“享虐是一种将痛感与快感联系起来的活动。”现代人生中，享受虐待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心理和行为，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通过享虐建立坚固的心理防御体系，以此获得生存的权利和掌握话语的权利；它们既是本能的，也是一种心理变异，几乎可以看成是一种心理自残，却又符合社会机制下的现实人生。穆旦也不例外。晚年的穆旦面对的是困难深重的社会，在人生权利丧失，情感极度压抑，焦虑悲观的情形下便衍生了自虐倾向，这种自虐倾向正是他享受虐待心理的根本前提。理论上讲，感性和理性的相互矛盾和激烈冲撞是构成享虐心理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在这个冲突中，情感（感性）（本我，或自我）与智慧（理性）（超我）进行着正面冲撞和直接对话。“本我”带来的是肉体的愉悦和痛苦，是对情感无以复加的渲泄；“超我”却是在理性的高度冷静地审视心灵解剖社会人生；最后理性战胜了感性，灵魂战胜了肉体，智慧战胜了欲望，就在这痛感和快感的相互依存和转换中，诗人充分地体验到了理智的冷静，享受了智慧带来的心灵愉悦，尽管肉体及其他欲望仍然不可泯灭，但诗人还是得到了快乐，心理也获得了安慰和平衡。这个心理过程就是享虐心理过程。这样，理性的烛照智慧的享受使他取得了诗意的自由和不同于早年诗歌创作的感受，获得了通过诗歌而拥有的存在和诗歌表达的权利，也可以说，诗人主动放弃了感性的诱惑，或者说，诗人在有意和无意间就减少了感性的抒怀，避免它们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苦难，这也是诗人为了缓和内心的焦虑和苦闷，避免情感与理智的碰撞，冲淡个人与时代之间的矛盾，也是为了躲避灾患、抚慰心灵创伤，更是为了避免陷入精神危机和比老年光景更寂寞无助的境地而几乎是强制性地将自己导入了自虐和享受虐待的状态中，从而获得心理和生存上的双重安全，而这安全其实也就是一种心理快感和“自慰”。从这个层面上，我们就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诗人为何如此低调地评价他晚年的创作，为何在晚年表现出令人感怀的达观、落拓、洒脱、宁静与平淡冲和的心态了。除此之外，他通过翻译工作，从另一个层面使他的心灵获得平衡和安慰，从而实现了两个“穆旦”的心态转换，这不能不说一个非常有趣又让人深思的现象。
尽管穆旦这些在“文革”结束前夕写出的三十多首作品，同他一生的创作相比，不能算是绝对重要之作，他生命最后时期的短暂辉煌和匆匆的旅痕是多么的让人不甘心，但这时期的创作无疑是穆旦又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这些作品不仅充满了苦涩的智慧，而且是穆旦式忧郁和思维的集中概括，也是诗人一生的全面总结，从而使“穆旦现象”完整而深刻。
（发表于《中国科学学报》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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