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棣：北岛，不是我批评你（三）：PASS北岛究竟是个什么话题：当代诗的可能性

侍仙金童

第三部分 PASS北岛究竟是个什么话题：当代诗的可能性

罗向前：关于PASS北岛。能否谈谈你的看法。记得北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个口号表明下一代诗人对他的“焦虑”。比如，北岛在接受《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布鲁姆所说的那种“影响的焦虑”就更显而易见。”

臧棣：有关北岛的批评，长期以来，一直陷入到了一个怪圈之中。这个批评的怪圈，是由历史因素、政治因素和个人在私下散布的流言因素合力而成的。这个怪圈还设置了一种特殊的相当吊诡的批评关联：

第一，批评北岛。正如北岛这次几年在媒体散布的，就是“党同伐异”。这里面可谓是深文周纳啊。北岛的意思，就是你批评他，已超出文学批评的范围。批评北岛，是与权力“共谋”，或与“极权”合流。所以，都给我闭嘴吧。所以，他可以在海外信口雌黄，而你在国内批评他的信口雌黄，就是“党同伐异”。都说北岛没什么大的素养，我看在这方面他的素养很高。批评北岛，就要被他或者他依附的那个跨国势力说成是“党同伐异”，也“太自恋”了吧。北岛的精明在于他喜欢引导人们往这边去想，比如这次吧，索性亲口点拨媒体：最好是这么想。

第二，批评北岛。正如北岛的“闺蜜”欧阳江河以及他的朋友们在私下场合多次散布，是文学上的“弑父”，“弑父情结”。或者，更难听，是文人之间的“利益之争”，是个人之间的争名夺利。或者，和文学史沾点边的，是下一代诗人对上一代诗人的粗暴的“反叛”。如果再坐实一些个别人的偏激的言辞不当。那么，看起来，就更像这么回事了。这就在批评的伦理上给针对北岛的批评设置了一个道德的门槛和一个暧昧的逻辑。换句话说，在这个暧昧的批评逻辑中，只要你是诗人，或你的批评身份里包含着诗人的身份，那么批评北岛，就有可能被构陷成是文学上的“弑父”。甚至是想取代北岛。由于语境的文化效应，在实践上，在实际中，这看法很普遍了。弄到这么怪诞的批评伦理中，你还怎么批评。比如说这次吧。我批评北岛，由于我也是一个诗人，特别地，由于我是比北岛晚一辈的诗人，我可以想见，我的言谈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被“意味深长”地说成是“弑父”。这个“弑父情结”在这里被赋予了很深的中国特色。我也可以想见，会有人渴望用“弑父”来轻松地打发“我对北岛的批评”。所以，我在这里“骄傲”地声明一句：对北岛所占据的那个位置，无论它是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还是现在国际诗歌交流空间中的那个地位，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批评北岛在逻辑上就是“弑父”？还是幽默点吧，好在上帝不是这么想的。批评北岛在诗歌的伦理上就是“弑父情结”，那么鸿鹄和燕雀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第三，和当代文学史有关。目前的文学史写作中，都把1970年以后的当代诗歌的系谱描绘成一个单一的线性的发展类型。明里暗里将北岛叙事成了一个唯一的起点。甚至将这个起点意识，纳入到了当代诗歌史写作的默认规则之中。这多多少少助长了北岛目前的“狂妄”——“野兽怎么活，诗人就怎么活”。这里插一句。北岛说国内诗人知识分子“犬儒”。其实，他自己不知道，他这么引用和自我镜像“野兽”，也很“犬儒”。他应该去重温一下犬儒主义和野兽的典故关系。

当代诗歌史的写作应该抛弃目前这种线性的描述模型。当代诗歌的起点，很可能是一种系谱现象，存在着很多起点，这些起点之间有交叉或交合。但它们之间的关联不是线性的承继关系。不是从一个起点到第二个起点，然后再有第二个起点传递到第三个起点。海子的诗是以北岛为起点的吗？

北岛自己跑出来说，下一代诗人对北岛的“反拨”是哈罗德·布鲁姆意义上的“影响的焦虑”。这就是缺乏自知之明。说到哈罗德·布鲁姆意义上的“影响的焦虑”，北岛的诗还真不够格。在诗学观念上，北岛有什么自己的东西，足以对下一代诗人构成“影响的焦虑”吗？没有。在诗歌的质量上，北岛的诗有能力对下一代诗人构成“影响的焦虑”吗？没有。在当代诗的可能性上，北岛能对下一代诗人构成“影响的焦虑”吗？没有。北岛应该去读读哈罗德·布鲁姆的书，英文读不通，中文不是已翻译过来了吗？哈罗德·布鲁姆讲的是，弥尔顿那样的强力诗人才会形成“影响的焦虑”。所以，通过引导媒体来点拨大家往“影响的焦虑”上去琢磨，太自恋了，也太城府了。真正的问题是，由于1980年代的文学语境对当代诗的可能性来说太狭隘太局促，而由文学史主导的有关当代诗歌的接受反应在诗歌观念上相对陈旧，对当代诗的多样性的实践，造成了严重的遮蔽。所以，才会有PASS北岛。这不是什么“弑父”。这是当代诗歌在写作实践上的一次自我解放。这恰恰表明，当代诗的实践在1980年代的文学场域里是处于多个起点之中的，当代诗借助的写作资源从来就不是同一性的。真的，很抱歉。谈不上“影响的焦虑”。除非北岛能向当代诗歌史证明他的诗歌质量足以比肩“弥尔顿”。退一步讲，诗歌外行叨咕一下“影响的焦虑”，还说得过去。但北岛自己跳出来说这是“影响的焦虑”，就非常不得体。这会是诗歌史的笑话。

钱一鸿：那么，在朦胧诗人和下一代诗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你的建议是什么？我看这些年来，在《诗道鳟燕》里你老是说，过关过关的。呵呵。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当代诗歌史的写作在朦胧诗的问题上也要过“弑父”这一关。这里，就套用你的句法了。

臧棣：可以这么讲。北岛及他周围的人，总是在此问题上大谈“弑父情结”。试图给这一话题圈上一个伦理色彩。当代诗歌史的写作当然要破除这道魔咒。如果说，第三代诗人对北岛的疏离和抛弃，是文学上的“弑父”行为，那么，诗人学者和广大读者也可以反过来用这个逻辑和说法去检视北岛他们当年对上一代诗人的反叛行为。1978年的《今天创刊号发刊词》里是这么写的：

“过去，老一代作家们曾以血和笔写下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在我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史上立下了功勋。但是，在今天，作为一代人来讲，他们落伍了。而反映新时代精神的艰巨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这代人的肩上”。

如果上面的这些言辞和姿态，不构成文学上的“弑父”，或“影响的焦虑”，那么，第三代诗人在1980年代中期对北岛和朦胧诗的反叛，也算不上是文学上的“弑父”。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在诗歌资源和诗歌观念上分属于不同的诗歌系谱，碰巧的只是，这两代诗人交合在了同一个诗歌场域里。这就好比天色已晚，两伙人挤走在一个狭小的胡同里，相互磕碰，相互摩擦，在所难免。谈不上“弑父”。更扯不上“影响的焦虑”。

宋乾：北岛他们对老一代诗人的PASS，也可以算是“弑父”。老臧，这还真是有人第一次这么提到。北岛在采访中说，他和艾青是当代诗歌史的一段“公案”。回答记者的问题时北岛说，“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经济日报》去艾青家采访。艾青把政治与私人恩怨夹在一起，多次点到我的名”。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臧棣：请注意我说话的前提。我的说法是假设性的。我是说，如果像北岛这么多年在各种场合所暗示的，第三代诗人对他的反叛，是一种文学上的“弑父”行为；那么，第三代诗人也完全可以反过来看，北岛当年对上一代诗人的反叛。北岛不是也使用了“落伍”这样的字眼吗？话里话外，不是也说上一代诗人由于文学的“落后”应该让位给北岛这一代诗人了吗？1990年代，我在很多场合，听北岛的密友欧阳江河使用“弑父”这个词。2000年以后，我又不断在这个话题上听到这个“弑父情结”。像“弑父”这样的词，用于严肃的文学史观察，都是用心很深的。所以，我反对这样看。我不觉得，当年北岛芒克杨炼多多严力他们反对上一代诗人是文学上的“弑父”；同样，我也不觉得第三代诗人说PASS北岛，就是文学上的“弑父”。动不动就说是“弑父”，这是想用闲话和流言来消耗当代诗歌史的洞察力。

说到北岛和艾青的关系。我不太了解情况。这方面的文献资料，现在都是北岛单方面披露的。按文学史的标准，基本上还属于“文学轶事”范畴。北岛使用的“公案”一词，我觉得，太自恋，不恰当。我的看法是，第一，艾青已经过世。第二，如果艾青对朦胧诗的批评，涉及严肃的文学史话题，那么，依然目前北岛单方面披露的资料，若隐若现，似是而非，就不适合放到匆匆进行的媒体采访里说。第三，如果非要放到公共媒体空间里去说，去出当年的一口恶气，那就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清楚。像北岛现在编织事情的原委：“反精神污染”，艾青在各种场合批评他北岛，而且夹杂着“政治与私人恩怨”。给人的印象是，艾青是个借助政治和权力迫害下一代诗人的罪魁，而且心胸狭隘。我读了北岛的访谈，就是这么个感觉。

这就要说批评的道德了。艾青已经过世，而且基本上也没有影响到北岛后来的诗歌前途。所以，这件事，北岛要是有气量的话，或者说，有点脑子的话，没必要拿到被他从骨子里就瞧不起的国内媒体上来说事。秋后算帐？这点事，如果真像磐石压在心头多年，非说不可以正视听的话，可以写回忆文章娓娓道来。或者，写成文章后，再拿到媒体全文发表也不迟。像现在这样，三言两语，黑与白的逻辑又设置得这么紧，以北岛现在的身份和地位，真的没有必要。从批评的伦理上讲，这么做，不得体。因为，很显然，这里面的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艾青批评北岛，瞧不上北岛的诗，认为北岛写得差，完全正常。说明艾青还是有自己的诗人眼光的。现在看来，八九不离十嘛。而且，按北岛在采访里披露的，艾青看不上北岛的诗，这事应该是发生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之前。不是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艾青突然开始批评北岛，要不怎么有“政治和个人恩怨夹杂在一起”呢。

话还是要从两头说起，既然北岛1978年在《今天》发刊词里，说“老一代”诗人“落伍”了，新的诗歌纪元只能从北岛这代诗人开始了。我想，艾青看了不舒服，这是人之常情。以艾青的诗歌天赋而论，以艾青对新诗语言的驾驭能力而言，他当年瞧不起北岛，批评北岛的诗，认为这是他自己在1930年代已玩剩下的“象征主义”。我觉得，事情就很容易理解了。当然，从某种更高的文学道义上讲，艾青可以选择在1983年保持沉默。而如果单说到艾青批评北岛是否合理，那么，诗歌批评史还真有得说头。抛开当年的政治因素，我觉得艾青批评北岛，有一定的道理。这可说是被当代诗歌史忽略了的一个线索。不完全是像北岛在访谈里设定的那个黑与白之间的事情。我曾在多年前的一个访谈里就讲过，艾青是对新诗语言有过梦想的诗人。艾青对新诗语言的领悟所抵达的深度，在新诗史上也是很少有的。而如果是纯粹论及对诗歌语言的感觉，艾青比北岛还是要高出几个级别。

宋乾：这两天北岛身边已有人说你现在批评北岛，是“自毁”。这也算是一种暧昧的警告吧。比如，我看到诗生活网站，有人就提到你这么批评北岛是“自毁”。

臧棣：这就是那个怪圈能发出的第一反应。这也就是我以前讲过的，那个怪圈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设置了一个“自杀装置”：批评北岛，就是文学上的“自杀”。或学术前途上的“自毁”。再配以前一阵子有人提醒过我的，北岛的一些朋友现在可是国内的“高官”。“自毁”是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吗？“暧昧的警告”，老宋，这里面可是一点都不暧昧啊。长期以来，批评北岛在我们的文学语境里就被设置成一种“文学自杀”。你瞧。现在的“警告”升级了，升级到“自毁”了。我多少已能嗅到点血腥味了。“自毁”是什么意思？无非是说由北岛做中介的直接控制或间接能递上话的那个跨国的诗歌空间和学术空间对一个人的“封杀”呗。这个最新发出的“自毁”的讯息，透露出杀气腾腾啊。“自毁”说得太文，不如直接在我这里挑明，批评北岛就是自绝于北岛关系网在世界各地掌控的各种国际诗歌资源，甚至是北岛关系网延伸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学术圈的大门。此外，鉴于国情，还说不定包含着赤裸裸的现实的威胁。所以，长期以来，有关的沉默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祖国的名山大川，足以任我笑傲江湖。批评北岛，就是“自毁”于北岛的势力及其跨国诗歌资源？这真是思想宝贝和诗歌宝贝的双料货才想得出来的威胁啊。

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请北岛及其帮闲，如果实在听不进我的批评，也不妨幽默一点。按北岛的说法，“这帮教授脑袋进水了”，有博士的学位的，基本上是“脑残”。好吧。我碰巧和这两样还都沾边。所以啊。我在这里呼吁一下，臧棣现在批评北岛，是“脑袋进水”了。有关部门或有关势力或有关跨国资本的文学政治，请多多原谅；如果有批评不对的地方，就别跟“脑袋已进了水”的教授一般见识了。如果还有点气量的话，又碰巧有空，还是耐下心来，多看看我的批评的主旨和大意是什么。我的批评可能很尖锐，但目的还是治病救人。治病救人——这么说，绝不是开玩笑。

宋乾：那么，你作为比北岛年轻一代的诗人就没有受到过《今天》的影响吗？

臧棣：就我个人而言，基本上没受过影响。直接的影响，可以肯定没受过。现在的文学史叙述，认为我们这代诗人好像都是受北岛的影响开始写作的。这是一种批评上的想当然。1980年代前期，60年代出生的这一拨诗人的写作起点，还有很多故事可讲。就个人情况而言，我是在1983年秋天考入北京大学后，纯粹是因为当时的“反精神污染”运动，才知道北岛的。因为在1980年代初期，我还读高中，正全力准备高考。但由于很偶然的原因，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开始得很早。在1980年，我就开始读萨特了。那是我在中学读书馆里找到50年代就翻译成中文《厌恶及其他》。对一个中学生来说，这是很牛的事。我很早就是《世界文学》和《外国文学报道》杂志的忠实读者。在我就读的那个市重点中学，我的另类就是读艰深的外国文学。并因为组织外国文学阅读小组，被怀疑有早恋倾向，我的父母曾因此被学校老师叫去谈话。那时，我心目中的诗歌偶像是意大利诗人蒙塔莱（吕六同翻译的），卞之琳译的瓦雷里，和艾略特，以及更早的惠特曼。还有艾青、戴望舒和卞之琳。大学二年级才接触到朦胧诗，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舒婷的《自画像》、顾城的《白夜》、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直到今天，这三首诗，在我看来，依然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真正的汉语财富。至于北岛，我觉得还凑合，但比不过我心目中的蒙塔莱。因为蒙塔莱，我曾自修意大利语，后来学业太忙了，只好放弃。

此外，还有一点，在整个大学期间，我真正的文学发力点是小说。我一直想当小说家。我当时对自己在小说方面的能力很自信。但名校本科生和写小说是一对天然的矛盾。学业很重，写小说是要花时间的。我很看重学业，所以没那么多时间可花在小说上。恰好当时北大的诗歌气氛又很浓郁，所以，在大学期间我很快转向了诗歌写作。不过即使如此，我也一直通过研究小说，来保持对现代小说的兴奋度。我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关于莫言和地域主义小说的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诗的秘密的文学情感也在与日俱增。此外，由于天生喜爱读书，所以，在大学读书期间，我的主要精力依然用于疯狂地读书。我的读书方法很奇特，我喜欢读尼采身上的萨特，喜欢读艾略特身上的加缪，这样就把读书变成了无底洞或水帘洞。抱歉。在水帘洞里面，我很难想起北岛在哪儿。

1990年以后，当我正式开始从事诗歌研究后，我才开始从批评和文学史的角度看待朦胧诗。我的看法是北岛只是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且他并不比舒婷或顾城更能代表朦胧诗。如果超越朦胧诗这个范围，谈北岛的代表性，那就需要更多的与文学性无关的尺度了。需要引入诸如“知识分子身份”这样的角度。可不可以这样做？树林子大了，当然可以。但是，当有人千方百计为北岛引入“知识分子身份”，或像北岛现在这样以知识分子身份自荐，那么，用这个立场发言，谈和当代诗歌或当代文化有关的内容，就要有与这一身份相称的知识视野和文学境界。像北岛现在这样在媒体上浅薄地叫嚣“中华民族”陷入“物质主义昏梦”，或声称以复旦大学为例的“这些教授都脑袋进水”了，或是妄断“网络的粉丝现象是一种邪教”，这些雌黄就与北岛所要摆出的知识分子身份不相称，而且这些空洞的言谈作为知识分子的发言也不得体。不过，就算这些是口误吧，都可以忽略不计。谁能没有口误呢。上帝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但人们也可以思量，为什么布罗茨基不会这么不得体。所以说到根本上，还是和北岛缺乏素养与境界有关。

而对我来说，真正需要辨析的是，北岛把调门调得这么高，这种打着“知识分子身份”的独断论所依据的思想资源究竟是什么？它的知识立场、文化立场的自我限定又在哪里？特别地，它对当代中国文化、当代中国文学、当代中国诗歌的判断和尺度背后所依傍的知识资源有没有问题？像北岛现在这样的发言，说轻点，就是过批判性的嘴瘾，摆空洞的道德姿态。说重点，就是貌似深刻尖锐其实肤浅透顶。在我看来，北岛的调门的高亢不已，恰恰反映出他背后所借助的那个文学意识形态在话语尺度上缺少自明性和自我限定。像现在这样，北岛拎着个批判性的大棒，挥舞得没边没沿，似乎中国的问题靠着他手里的这个空洞的批判性就能解决了。而如果国内的诗人知识分子不认同，或不完全认同，就是“犬儒”。这里面的道德逻辑，独断论的蛮横，难道不混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