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棣：北岛，不是我批评你(五）：诗歌话语权 1999年的诗歌论战“浮躁”与诗歌自卑

侍仙金童

第五部分 诗歌话语权 1999年的诗歌论战“浮躁”与诗歌自卑

宋乾：北岛最近几年特别爱用“话语权”这个词。比如，北岛在一次采访中，谈到1999年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之间的诗歌论战时，说“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没什么意义，是诗人之间争夺话语权的结果”。你怎么看，1999年的诗歌论战与话语权的关系？
臧棣：北岛这么讲，就有点信口雌黄。“没什么意义”？这已不是诗歌知识上有什么缺陷的问题了，这也不是无知不无知的问题了。关于那场诗歌论战和诗歌话语权的关系，北岛的说法有点心计太重。
这个话题可以分几个层面来说。如果回到葛西兰的层面，那么可以说，只要是涉及到文化领域的言论都涉及到争夺“话语权”问题。再切入一点福柯的“微观权力”的角度，那么完全可以这么讲，只要是在人文领域里进行的一切话语活动，都会触及到权力关系的变化，也必然会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所以，人文实践中展开的讨论或争论都涉及到话语权的变化的问题，但这种变化，不是像北岛所想象是一个的道德话题——这么想，真的很无知。因为批评就是一种话语现象，就是一个“话语权”的改变的问题。
说到争夺不争夺话语权，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的问题，以及用什么视界或什么境界来理解的问题。按北岛的讲法，那是争夺话语权，意思是双方在争权夺利。这就是城府太过的想法。我的态度，还是按老毛讲的，在任何论战中，我还真的是希望“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如果真理在我这边，我本来就什么都知道了，那也就没有一点未知之谜可以面对了，那真的是一种生命乐趣的丧失。所以，我还真是希望论我的敌能比我更有道理。我也希望所有的诗歌讨论或争论都能激发出真理性的认知。但是，如果过度猜疑讨论的动机，如果北岛把参与那场诗歌论战中的每个人的发言动机，都看成是一种争名夺利意义上的“争夺话语权”的行为，那么，按北岛设置的这个暧昧的道德逻辑，人们也可以反过来这么想：北岛这些年这么卖力的发言，难道不涉及“争夺话语权”吗？难道他的言论就纯洁得和“话语权”无关吗？北岛现在从香港频频发言，调门越来越高，难道不也是在赤裸裸地争夺话语权吗？而如果一涉及争夺话语权，就是“没什么意思”，那么北岛的这些无知而又乏味的文学意识形态的空话，就更没什么意思了。北岛的无知就表现这里，明明知识素养很差，却硬要在理论的伦理上给你上纲上线。1999年的诗歌论战，可能火药味很浓，但绝大多数参与的诗人还都是在朴素地发表自己的诗歌主张，谈不上什么“争夺话语权”。而且，就诗歌而言，即便是一时间夺到了话语权，又能怎么样？最后，回到在诗歌史上，还不是比谁写更好嘛。
再回到那场诗歌论战和诗学话题的关联。也就是北岛说的“有没有意思”或说“有没有价值”的问题。当年没参与那场诗歌论战的诗人，或处于旁观位置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也常常觉得那场诗歌论战是在争夺话语权。其实，从当代诗歌在当代文化中所处的边缘化位置上看，和诗歌有关的名利太可怜了，根本就不值得这些诗人去争夺。普通读者这么看，新闻媒体这么看，甚至北岛到现在还这么看，我并不感到奇怪。但是很多诗歌圈外的知识分子，也和北岛一样这么看，我就觉得这里面有大问题了。刚才已讲过，非用要西马的“话语权”来给那场诗歌论战抹上点“理论”色彩的话，那么，它确实涉及到“诗歌话语权”的问题。但涉及了，又怎么样呢！难道说参与论战的双方，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公有权力——诸如出版权力，发表权力，言论自由权力，互相对论敌施展了限制和打击吗？就我所知，没有。相反，诗歌论战之后，分属两个诗歌阵营的诗人在写作状态上可谓是渐入佳境。当然，也有例外，就是欧阳江河，此人基本上被当年那场诗歌论战弄得心理残废了。
我自己从那场诗歌论战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从谢有顺的观点里，从于坚的观点里，从伊沙的观点里，从韩东的观点里，我觉得自己确实了解到了不少东西。这些论敌的言论也促使我反思我自己的文学观念和诗学立场。至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促使我思考诗歌与知识的关联如何放到文学语境中去展现的问题，也促使反省诗歌话语与知识分子角色的关联的问题。更促进了我从新诗的合法性和新诗的现代性方面去思考新诗与知识分子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关联的问题。
所以，现在北岛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起劲地在公共媒体上散布说，那场诗歌论战没什么意思，我觉得除了有点心理扭曲外，还给人一种因没赶上趟而滋生出的“酸葡萄”的感觉。这种酸溜溜的感觉，如果再打上几下“批判性”的气，就摇身一变转化成了针对国内诗歌现状的诊断：“浮躁”。说国内诗人“浮躁”，他这几年来不三不四地在媒体上频频亮相，空话连篇，难道不“浮躁”吗？这么多年来，北岛不遗余力地散布国内的当代诗歌是“浮躁”，“犬儒化”，比他年轻的整整三代诗人都陷入“物质主义的昏梦”中。这些雌黄难道仅仅是出于批评性对当代诗歌的无知吗？有时，我不免会极端地设想：按北岛的逻辑，是不是凡是没北岛参与的诗歌场域，就都是没什么意思，就都是“犬儒化”。否则，北岛的那些高调门的空洞言论如何解释呢？因为仅仅说他本人无知，很多事情已无法解释了。
从诗歌批评史角度，或从学术的角度看，说到那场诗歌论战有没有价值，北岛的这种酸葡萄式的牢骚或议论，可以理解；但是必须指出，以他本人的学术素养或知识水准，北岛还真没资格作出没有价值这样的评判。那场诗歌论战，究竟有没有意思或有没有诗学价值，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周瓒和冷霜写的文章，或是莱顿大学教授柯雷写的文章。那场诗歌论战也有遗憾的一面，就是由于媒体报道的偏差，以及论战时难以避免的一些诗人的个人习性方面的问题，让本来有兴趣进一步参与讨论人终于退避三舍。这又回到了我说前面讲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化论争中，特别是诗歌论争中，缺乏对真理性认知的热爱。某种意义上，我在这里批评北岛使用的语言，也不够四平八稳。在这里，先说抱歉了。为什么不够四平八稳，真的是意气用事吗？不是。针对北岛在发言中使用的一些词汇：诸如“党同伐异”，“书生”，“犬儒”，“向权力投降”，“危机四伏”，“物质主义的昏梦”，针对这些词汇反映出的心理症状，为了治病救人，必须给北岛下点猛药。北岛现在“病”成这样，国内诗歌界都保持沉默，撒手不管。我只好继承祖传中医，开方下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