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棣：北岛，不是我批评你（六）诗歌写作：孤独与浮躁

侍仙金童

第六部分 诗歌写作：孤独与浮躁

宋乾：北岛这些年喜欢说“写作是孤独的”，而你在文章里讲，这是只是写作的一个方面。写作还有不孤独的那一面。要谈的写作的孤独的话，应该同时谈论写作的“反孤独” 。记得以前，我们聊天，你还讲过：“写作的孤独和写作的不孤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臧棣：“写作是孤独的”，这不是北岛说的。这是西班牙诗人马查多说的。而且，太多的诗人讲过这个话题。北岛的讲法，基本是套话。在这个话题上，北岛唯一有点“新意”的地方，就是把“写作的孤独”和作家的个人的富有或贫穷联系起来了，并针对大陆诗人的写作语境。你瞧，就是这么点可怜的新意，都不忘用来羞辱别人。在那个书展的讲座李，北岛把“写作的孤独”和他所称的“庸众的包围”联系起来了。这就是一种相当恶俗的做法。也就是说，北岛的这个“写作的孤独”是有前提的，“生活的猥亵”或“庸众”（这个词，在文化研究里的叫法是“大众”，在政治学和历史学里叫法是“人民”）造成了“写作的孤独”。如果没有“庸众”（北岛忘记了，正是这些“庸众”是文学的潜在的广大的读者群体），没有他们的包围，没有物质主义，写作就不孤独了。所以，他所谈的“写作的孤独”，在段位更高的诗人看来，就很恶俗。多多肯定不会这么讲“孤独”，布罗茨基也不会这么讲“孤独”。北岛提到过哈罗德•布鲁姆也不是这么讲“诗人的孤独”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很多作家对“写作的孤独”都求之不得，如果有生活保障的话，他们更愿意选择“写作的孤独”。那么，按北岛现在的生活境况，他的做法就显得相当吊诡。一方面，向愁眉苦脸地吐露“写作的孤独”，另一方面又以“我没有什么知识”的面目，频频在公共媒体里亮相，不仅千方百计亮相，而且还蠢话昏话胡话口沫四溅。包括对艾青的“秋后算账”。利用媒体的猎奇，招摇过市。这就显得很虚伪了。世界文学的范伟内，哪一个大诗人会在公共的媒体空间里谈“写作的孤独”呢。那不是一个适合的场所。当然，二三流诗人是会这么做的。既然明知写作需要孤独，却又舍不得露脸的机会。这里面的矛盾，北岛自己就感觉不到吗？
这里，还是要提一提让北岛碰了一鼻子灰的布罗茨基。我建议，北岛有空的话，多去照照布罗茨基这面镜子。照照镜子，而不是摇晃合影照片。别特朗斯特吕姆刚一获诺贝尔奖，就向媒体兜售你和特朗斯特吕姆的合影照片。那会给北岛所称的“庸众”留一个恶俗的印象：似乎北岛和特朗斯特吕姆处在同一个诗人段位上。这有点过于忽悠了。布罗茨基干不出这种事。奥登也干不出来，帕斯也干不出来。布罗茨基和北岛的经历很相似。布罗茨基，初中勉强毕业，没上过大学，自学英语，24岁写出《献给约翰邓恩的大挽歌》（同一年龄段北岛写的是《回答》），干过包括司炉工在内的各种粗活，流亡国外，在美国大学任教，用俄文和英文同时写作。英文的批评著作是《小于一》和《论悲伤与理智》。为什么要这样比？这就和北岛在香港摆出了那些可笑的三流姿态有关。因为两相对照，先还不说诗歌上的成就了，仅就诗歌精神上的差距而言，也足以令人感慨万端。什么是“写作的孤独”，布罗茨基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人们很难想象布罗茨基会像北岛这样频频穿梭于各种采访，并以无知的蠢话来忽悠所谓的“庸众”，忽悠物质和抵抗之间的关系。布罗茨基不会这么跌份。所以，北岛在布罗茨基那里碰过壁，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宋乾：那么，你说的“写作的不孤独一面”和什么有关呢？或“写作的反孤独”究竟该怎么理解呢？
臧棣：这就是涉及到中国的文学传统和西方的文学传统的差异。也涉及到这个传统所依傍的思想资源的差异。这是一个太复杂的话题，牵涉的领域也太多。我就即兴简单梳理一下我的基本看法。西方文学讲孤独，从认知上讲，和基督教的信仰模式有关，它讲的是一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个体信仰的力量在内心世界听到上帝的声音，或真理的召唤。即一个人可以凭借个人的“求真意志”在内心抵达真理。在切换到文学和哲学的关联，就绕不过叔本华。在20世纪，个人的孤独在存在主义的哲学里有又了新的面目，新的内涵。所以，我的感觉是，孤独这个话题在西方是和真理话语和生命的神秘体验联系在一起的。人家不是在讲作为诗人作家思想家能不能被“大众”理解这样的事儿，也不是在物质与孤独及精神与孤独这样的层面上讲“写作的孤独”。此外，从价值观上，在西方，对孤独的认知包含了对个人生命的尊重。像北岛现在这样，一边谈孤独，又一边用“庸众的包围”来羞辱全体中的个体。既很矛盾，又很不得体。不过，也许他真还就喜欢用这样的素质说话，因为“野兽怎么活，诗人就怎么活”嘛。这样批评他当然有点尖刻，但不这样说，就谈不清楚什么是“写作的不孤独”。
再看由中国文学传统提示出的诗歌与孤独的线索。我们的文学传统，不太讲“孤独”。我们的文学传统，还有文学智慧，讲的是“稀音”，“罕见”，“高贵”。孤独，在传统文学的观念里，是个相对次要的话题。它扮演的角色也是次要的。这和孤独在西方文学中展示的文化形象，非常不一样。按我的理解，孤独的体验在西方，是一个绝对的神秘体验。一种超验的生命感受。但在我们的传统里，孤独没有这个精神强度，没有这么绝对。
为什么呢？首先，在思想层面，在世界观层面，我们讲的是“天人合一”，“物中有我，我中有物”，将生命的气象圆润于“物化”。我们的精神强度体现在“物我两忘”这样的宇宙观意义上的洞察中。从世界观上看，我们的文学传统是将“天人合一”作为了一种可以实践的人文仪式，这一仪式既是个人的，也是人本的，同时它也是文化的，可用于文化共同体的。其次，我们的文学传统，在写作层面，在审美价值上，在交流认知上（用现在的话说是读者反应），讲的是“知音文化”。换句话说，一个人只要写出真正的东西，罕见的东西，伟大的东西，他总能找到知音。高山流水，吾心不独。知音，知音文化，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的最根本的也是最核心的审美装置。说白了吧。在我们的传统中，伟大的东西是不知道什么叫孤独的。北岛真该好好去我们的传统里回回炉。否则，“写作的孤独”这么好的一个话题，却让他讲得鄙俗不堪。不过，我又有点担心，像这么标榜没知识的人回归传统，传统恐怕要被进水了。我已经看到这个迹象了。待会儿再谈这个北岛和传统的话题。
这里，我劝北岛还是别走到哪儿都嘴一撇“我没什么知识”。如果不在公共领域里频频露面，这个姿态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是以“知识分子身份”露面，又忝入“公共知识分子”的花名册，还是得讲点起码的知识。或尊重知识。不叫它知识，叫它见识，也可以。别马查多讲个“写作是孤独的”，你就生硬地搬过来学舌“写作是孤独的”。这里面可是又语境差异的。也是有思想资源的差异的。在“写作的孤独”里设计的“网络粉丝是邪教”的前提，就把本来好端端的一个话题给弄粗俗了。还是回去再好好看看马查多是在什么语境里讲“写作是孤独”的。
钱一鸿：北岛也许确实很寂寞，所以多接受一点媒体采访，我觉得也可以啊。老臧，北岛说点傻话，其实，你仔细想想，不是也挺好玩的吗？
臧棣：诗人接受媒体采访，我不反对。知识分子接受媒体采访，或介入媒体，我都不反对。而且，按我的理解，在我们的体制里，公共媒体是由纳税人的钱辗转支付的，和西方的情形还不一样，在西方，公共媒体可能是私人创办的，没用纳税人的钱。在我们这里，诗人和知识分子作为纳税人交了钱，从财政上支撑了我们的公共媒体。愿意的话，在上面发言，特别是讨论公共话题，是应该的，也是有责任的。而且，媒体也有义务留出相应的版面给知识分子和诗歌。这是从纳税的伦理上讲。
但北岛这个诗歌符号和国内媒体的关系，不完全是这样。一方面，北岛不断说国内多么多么“浮躁”，媒体使用的新媒体语言败坏了他心目中那个纯洁的“汉语”，另一方面，又在他瞧不起的如此“浮躁”的媒体空间频频露脸。这里面，就有个诗人伦理的问题了。按我的理解，你既然认为国内媒体“浮躁”，新媒体语言又无时无刻不在败坏母语，从骨子里就鄙视。那么，北岛大可以拿出点诗人的傲慢来拒绝采访啊。这是问题的又一个层面。
还有一个层面，北岛说国内的文化气氛“浮躁”，依我看，他在国内媒体上的发言更是出奇的“浮躁”。从逻辑上讲，不仅“浮躁”，而且正是由于北岛的这些愚蠢的浮躁的发言，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他所指责的国内文化氛围的“浮躁”。所以，目前的“浮躁”，假如在整体意义上成立的话，那么，这里面有他北岛的插手。还是从批评的伦理上讲，这就构成了一种恶毒的浮躁的循环。一方面从海外向国内的公共空间输送昏话连篇的“浮躁”，制造“浮躁”气氛；一方面又立马翻过脸来指责国内“浮躁”——比如，这帮教授脑子进水了”。在文化场域里如此喋喋不休地来浮躁大众舆论。说轻点，还是素养不够，心态扭曲。说重点，难道把国内的文化状况和知识状况涂抹得一无是处，以便借助北岛这个诗歌符号所积累的文化资本，比我们更有优势地混水摸鱼。国内的诗人或作家都浮躁了，都向物质和权力投降了，那么，整个“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就看你们几个了。国内的诗人都浮躁了，“犬儒化”了，只有你北岛在香港不“浮躁”，正忙于“写作的孤独”。多么美妙的逻辑啊，而且，这逻辑编织得还真有点是水到渠成，但也太功利太低贱点了吧。素养不够，却又要硬充是“华人公共知识分子”。难道“华人”这一评价尺度里，这“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号是可以开后门的？
再有一个更深的层面，就是北岛利用北岛这个符号和国内媒体利用北岛这个符号进行“浮躁”互动。双方在某种利益的层面上都不傻。北岛很知道怎么利用国内媒体，很清楚他说什么内容最能迎合国内媒体的“浮躁”。而国内媒体也不傻，为了扩大发行，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也知道提问什么话题最能产生新闻效应。从人之常情出发，我能理解这些。北岛爱说蠢话，想关心一些大问题和真问题，但由于反感知识，所以，见识鄙俗。这些大问题和真问题到了北岛那里，就变成了一些幼稚的对别人看法的生搬硬套，而且内容越来越空洞。比如说，国内知识分子都体制化，已丧失了独立批判的声音。言下之意，只有他北岛在香港还能代表中国民族的独立批判的声音。而且这独立批判的声音看起来还是排他性的，似乎除了他北岛，别人还无法胜任。因为又可能做代表的国内的知识分子，“都脑袋进水”，长期以来“一点长进都没有”。谁在那里笑？哦。上帝啊，你笑得小点声嘛。
北岛在访谈里曾提及李泽厚刘再复合写的《告别革命》。因为立场不同，因为批判性的角度不一样，就被北岛判定为“只是一个书生的空泛的议论，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换句话说，李泽厚刘再复的书，以及他们的知识视域，就是一种丧失了批判性的“犬儒化”的知识型的“文人”的想法。在北岛眼里，《告别革命》根本就不可能是知识分子站在“独立批判”的立场上得出的知识洞见。所以，在他看来，是“空洞”的，“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的。但是北岛，你说李泽厚刘再复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研究没什么价值和意义，你总得说出点像样的理由吧。对不起。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理由。硬要给出点理由的话，就是请看历史的农民起义。兵兵兵乓——，李自成。但是，农民起义和李泽厚刘再复说的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是一回事吗？李泽厚刘再复的研究，至少还是对现代国家的发展类型有一种思想战略上的大关怀的，绝不是什么“空泛的议论”。李泽厚的书里，至少触及了国家发展应如何考量战略选择和历史机遇的问题，以及现代国家的社会发展与思想基础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不能因为不合你北岛的批判性尺度，就被轻易地归入“书生的议论”了。
国内国外，别人都不是“独立批判的声音”，就剩下你北岛是独立批判的声音。玩批判性，玩独立性，玩知识分子姿态，也不该是这种玩法啊。问题还是出在思想境界和知识素养上。没必要含讥带讽称刘再复或李泽厚是，“知识型的文人”或“书生”。更没有必要借口“对学术不敢兴趣”或“读书有限”，就随意轻薄知识话语和“空泛的议论”之间复杂的关联。假如按北岛这么玩，那么正如我的一些从事历史哲学研究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朋友对他的称呼：北岛也不过就是个“骚客”。他自己难道不是“书生”吗？所以“野兽怎么活，诗人就怎么活”，也还是要讲究点分寸。在接受公共媒体采访时，在评价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这本书时，北岛因素养不足而不胜任评价，也就罢了。但是北岛带着讽刺说刘再复是“书生”，就相当得不得体。按一位搞政治思想史的朋友的说法，毛泽东能这么说李泽厚刘再复，但北岛没资格这么说刘再复。即使北岛真成了诗歌政治家，他也没资格这么讲人家。“书生”这个词，包括“党同伐异”这个词，在汉语语境里的用法，我建议北岛还是翻翻词典。话再说来，我看了你们找来的这些北岛的访谈，北岛的话基本上也属于“空乏的议论”，只是更加无知和乏味。其中最经典的“空泛的议论”，就是“掀起文艺复兴运动”。
北岛还是该少摆点谱，应该学会回到知识共同体中去行事。说白点吧，玩“文艺复兴运动”，都玩得这么大了，那就该学会尊重其他知识分子群体。别人都是“书生”，都是“空泛的议论”，那这个“文艺复兴运动”还怎么玩啊。就是拿着它，向跨国资本里的基金会要钱，也都得有人才行啊。国内知识分子都被犬儒化了，还怎么玩“文艺复兴运动”。难道这玩意，是烟幕弹？
说实话，我担心。在当代的文化语境里，诗歌和知识共同体之间的关联，本来就脆弱，现在经北岛这么一折腾，人家嘴上不说，心里会想，原来你们当代诗歌圈里最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就这素质啊。当面客客气气，回头就说人家是“书生的议论”。这种居高临下的谱，还是少摆点好。严格地说，“书生”这个词，毛泽东可以用。而北岛说李泽厚刘再复时，就没资格用，更没必要用。按我的想法，当下最急迫的文化任务之一，就是让诗歌话语和知识话语之间能有些深刻的交流，双方都应该努力去寻找新的资源，在新的空间里，建构诗歌和知识的文化共同体。别动不动就晃个批判性的大棒，拍拍这个人的肩膀，杵杵那个人的脊梁，呲着牙花问：哎，你今天批判性了吗？还真拿批判性当饭吃了！
罗向前：我很喜欢北岛近几年出的几本散文。如《时间的玫瑰》。宋乾说他不喜欢，觉得不能跟他心目中布罗茨基的散文随笔比，从散文的品质上看，透着一股媚俗。你怎么看？
臧棣：我毫不保留地赞同宋乾的鉴定。北岛的散文，在文笔上就透着一股小家子气，不过是写得通畅而已。但宋乾只说对了一半。我们还是拿布罗茨基的散文比，相形之下，北岛的散文，不仅是媚俗，而且是媚雅，全都招呼到了。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北岛所提到过的“浮躁”。他说国内诗人陷入“浮躁”，其实，按他自己透露的这些散文的出笼过程，他的散文在写作上同样是“浮躁”的。不仅在写作动机上“浮躁”：诸如生计所迫，要养家糊口，而且在写作过程中也“浮躁”，要赶着截稿日期，匆匆完稿，较差了事。不过，这都可以原谅。如果是养家糊口，这些就都好说。
但不那么好说的是，北岛在美国或香港，需要养家糊口，浮躁于散文写作，或是浮躁于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空话连篇。那么，国内的诗人也要养家糊口啊。将北岛的这些散文拿去发表的美国媒体或香港媒体，就真的和“市场”或“物质”或“权力”没有干系吗？怎么你“浮躁”就可以，别人“浮躁”（还不一定是真的。因为北岛在访谈里有时又说他对国内情况不太了解），就被上纲上线成“犬儒化”或“向权力投降”呢？所以，讲话时，北岛这个喜欢标榜“没什么知识”人，最好还是走走脑子。像本山大叔讲的，走两步。不行，你走两步。
还有一层“浮躁”。就要说到北岛提到的国内的文化环境的“浮躁”了。某种意义上，国内出版界确实很“浮躁”，追求名人效应，追求出版利润，在出版的选题上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犬儒化”倾向。比如，北岛的这些散文随笔，就是出版界市场化后过度“浮躁”的一个活标本。出版社只看“北岛”的名号效应，这就是“浮躁”中势利的那一面。而北岛本人不也正是非常识时务地顺应了“浮躁”的一面，整天喊累地赶写散文。一本接一本地出着吗。这么赶写散文，就不“浮躁”吗？
再回到写作伦理的问题。假如北岛真的瞧不起国内的文化状况，对国内出版界的“物质主义”和出版界的“浮躁”嗤之以鼻，他完全可以拒绝在国内出版。布罗茨基就这么干过。人家就有这个傲慢。再看北岛这些散文的质量，以北岛所受的教育程度而言，文笔还说得过去。但跟布罗茨基还是差了很多个档次。依然是天渊之别。目前国内出版的状况就是，能写出的相同水平甚至更高水平的诗歌随笔类型的散文作品的人太多了，远远超出了北岛的水准，却无法得到同样的出版机会。如果想出版的话，基本上都得走自费这条路。而北岛的作品得以如此通畅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却正是这种出版领域里的“浮躁”的一个样板。
就写作质量而言，尤其是就书中涉及到的诗学话题而言，北岛的《时间的玫瑰》充其量只是一个二流诗人写的三流的诗歌随笔。只能算是一种消遣性读物。为了生计赚稿费嘛，写得匆匆忙忙，可以理解。此外，公允地说，这本书里，当北岛绷紧了他写《回答》时的那根筋时，还是偶然能闪烁出思想的火花，或是类似于思想的火花。只是，这些屈指可数的思想的火花，还是无法和布罗茨基的诗歌见识相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