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与现代诗的关系

云归不

新诗与现代诗的关系

讨论新诗与现代诗的关系，似乎是多余和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而且对于诗歌边际学来说，这是基本的任务和“本事”，并不算太麻烦。
厘清新诗与现代诗的关系，其实很简单——新诗可以视为广义的现代诗，或者视为白话诗过自由诗的另一称呼。同时，现代诗则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但狭义之具体指向可能就要起争议了。其实争议的焦点从来不在新诗与现代诗之间，而在是否存在现代诗的广狭之分，又是否有必要去分出或确立一个边界来。因为现在似乎很少有人再提新诗，而是直接把与旧体诗有语言和体式有明显区别的汉语诗歌通通视为现代诗。这似乎也没什么错啊。但据我了解，目前还有很多现代汉语诗写呈现与百年前的新诗，从外观到内核都无根本区别。所谓自由诗，一点不自由；所谓新诗，也没推陈出新。这就是我对说明新诗与现代诗边界必要性的认识。
先看看新诗与现代诗的主要区别——
新诗——新诗最重视的是诗意意境。似乎诗有定法，一般为结构主义诗法。语言层面，讲究语汇、修辞，尤其喜用排比，对偶，比照，烘托，渲染，夸张，双关等修辞，语感方面重视节奏和韵律，一般都要押韵，甚至还有格律，且十分重视语义的完整性；美学层面，喜写景物景象，重意象意境；伦理层面，喜抒发情感，偏爱爱情友情亲情，家国情怀等题材。综合起来看，新诗一般多直抒胸臆，虽然也讲究诗意内涵修辞含蓄，以少胜多，诗在言外，追求所谓境界，毕竟多为直线单线表述，表现形式相对单调，信息容量相对单薄，过于追求诗意诗境的美感和主题的明确性，单向度诗义能指有限，终归不如现代诗高妙而别致。新诗重视诗感，但多半是语言外观层面，流于形式主义，即使有意蕴，也未及诗性内质。
现代诗——这里仅指狭义。现代诗最重视的是诗性。诗无定法。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融合。章法技法复杂多变，经常出其不意，基本不顾新诗那一套。语言方面重远指性，关联性，波普性，歧义性，并且重视文化社会学信息密度的叠加糅合，后现代诗还有转述法转注法镜像法等新诗法，大幅提升诗写空间的广度深度厚度及辨识度。总之，现代诗重视语感语境，并可作为某种实在性本质性存在来打造，成就格局气场。
现代诗对待语言的态度与新诗有很大不同:新诗把语汇当宝贝，呵护有加；而现代诗把语汇当工具，可以驱遣，甚至“迫害”，逼使其发挥最大效能。但现代诗确实在语言方面表现出更出色，其魅力在内在韵致，其最高修为是诗魂精神。
现代诗在美学层面并不一味审美，且爱审丑；在伦理层面更体现主体精神，有批判意识。在哲学层面探索世界本体本性本相，追寻终极价值和本质性力量；在文化社会学层面，还原事物真相，反观时空镜像，这些都是新诗不可比拟的方面；在艺术学方面，现代诗讲究边际统筹，不着边际而有边际，不态在乎诗的“可读性”，而着力于语言和题旨的穿透力。新诗多小我大我，有我非我;现代诗多自我本我，无我超我。新诗多自我主体化，现代诗则可把主体对象化他者化，客体主体化内倾化。新诗至多把物境情境化意象化，而现代诗则可以把物境语境化事象化。新诗多讲究和谐美，而现代诗寻求冲突和张力感。新诗有媚俗媚政终悦己的情不自禁和不由自主，而现代诗有对话对质自审自觉渡人渡己倾向。

——通过以上阐述和归纳，我们就可以较清晰地判断和甄别新诗与现代诗了。这里以几个被经典化或有“明星效应”的文本作为举证：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舒婷的《致橡树》，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三个文本来看，新诗与现代诗的边界当可一目了然。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怎么看，都只有情感伦理，只是在语言美学伦理三个层面融合得法，即使如入化境，也不过达到传统诗学所追求的意境而已。
舒婷的《致橡树》则不同，除了有传统诗歌三个层面的意境和意蕴几达完美境界之外，还有文化社会学层面折射——其从女性视角反问社会传统，表达对男女平等的渴望和诉求。这已上升到精神层面了。而且这个表达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从其所达到的诗学厚度高度看，徐志摩作品与之不可同日而语。
余秀华的《睡你》诗就更复杂了，不仅有传统新诗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而且有现代诗的张力感和韵致性，还有后现代的信息加密。最难得是在如此短促的诗行空间，以一种明快而敞亮的方式呈现了后现代语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其中虽不无炫技之嫌和喧噪之弊，但终归是可圈可点的。
我以这三个文本作为例证是想说明，徐志摩的诗只能视为新诗经典或现代爱情诗经典，但绝不是现代诗经典；舒婷的诗可以视为历史经典；余秀华的诗尚待商榷，主要是个性化意识太强悍，其中宣示着女性反身上位的激情冲动，有主体绑架客体的气势，并且有为女权主义代言张本的架势。我对这种思想一向持保留态度。我对该诗的终极意见是，可作为年度榜眼，不可作为时代经典；可作为文学发展史的一典型案例看，不可作为文学史经典定位。这首诗最突出的“贡献”在于表达了一种伦理学层面的非正面性“异见”，而不是文学层面的主体精神。
——综上所述，我认为前现代的诗歌作品有很多徘徊于新诗与现代诗的交集地带，这种情况后现代至今都存在。而继现代的大部分作品我只作为新诗看待，以区别于狭义现代诗。
当然，新诗也并非一无是处，尤其应该承认其在前现代的贡献。新诗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和乐观主义精神，一般是积极向上的，早期的新诗表达对光明的热爱，对真理和正义的呐喊，多有求真求是求新的美好向往，这是最值得肯定的。也许正因为此，才会在继现代和后现代成为高大上假大空写作的范本。再者，新诗在斗争年代曾充当号角和旗帜的角色，这个本来是正能量的效能被利用为文化政治服务。最后，新诗精于修饰乐于歌唱的特长优势也被利用为歌功颂德夤缘取巧欺世盗名的工具。
现代诗也并非那么完美。现代主义只有在前现代初中期（1919—1949）和继现代末（1977—1992）这两个清明时代才是健康发展的。后现代主义则有一定的“反动性”——请注意这种反动性并不一定是反体制反社会反人类，主要是反思反顾反观反审美反文化反崇高，常以调侃自嗨或颓废自虐的姿态等某种行为主义的方式（包括诗歌运动）与世界搞笑，乃至使审丑变成了献丑！后现代的求变求异心理异常突出，这与继现代时期的那种反权威主义的革命性和颠覆性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也有对平庸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反拨——有些搞笑的是，有时是平庸对平庸，集体对集体，这明显是一种存在的焦虑。……就目前来看，现代诗要再进步最要紧的就是，彻底抛弃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

河西苦雨
2024.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