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莫言获诺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何华

      ◎ 何华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他是有史以来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最早认识莫言和他的作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写的《红高粱家族》。1986年当我还在读高中时，一天学校组织看电影，正是由张艺谋导演的莫言写的《红高粱》。之后，看过他写的《透明的红萝卜》、《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小说作品，尤其是《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他用灵性激活历史，重写战争，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电影在法国获奖后，莫言“名声大噪”。那时，我们一帮文学哥们，成天谈论莫言，谈论文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的文学激情甚至可以用疯狂来形容。那时，一场诗歌朗诵会，上万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公交车上，年轻人手拿一本《诗刊》被当作时尚；那时，读小说的多，写诗的多，谈论文学的更多，各种文学社团、各种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从地底下一夜间冒出。

    经历了“文革”10年，中国文学全面复兴，由“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改革文学”，涌现了蒋子龙、刘心武、王蒙、张洁、莫言、贾平凹等一大批作家,如卢新华反映知青生活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蝴蝶》，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贾平凹的《腊月·正月》、《浮躁》等，那时，文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正如莫言所言“最初的写作动机很功利、很世俗，希望能靠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吃饱饭，跳出农村。”与莫言同时期的作家余华、诗人舒婷都是因文学改变了命运的成功例子。莫言从参军到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文学的气候和土壤，伟大的时代孕育了伟大的作家。

    如果说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实力，文学则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象征。中国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家不亚于拥有一艘航空母舰。在当今的世界格局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比硬实力更容易赢得世界的尊重。莫言获奖证明了中国文学被世界认认可和接纳，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可，已融入世界文学的怀抱。莫言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莫言获奖乃水到渠成。以他的个人成就，获奖是实至名归。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谢有顺说，莫言的文学影响力、翻译传播以及知名度都相当高。莫言能通过文字构建一种空间广阔的、有冲击力和影响力的精神世界。“这是来自文学本身的活力，像是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

    诺贝尔文学奖花落中国，莫言因其作品“很好地将魔幻现实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结合在一起”，成为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籍作家第一人，填补了中国文学界的空白。对于有着两千年文学传统、急切融入世界的国度而言，这无疑是一件大事。

    人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第一个诺奖。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中国人长舒了一口气。长期以来，中国人的诺奖情结很重。不光文学奖，其它科学奖及人文奖也很重视，只是永远与其擦肩而过，让许多中国人掠美。即使这次姗姗来迟，中国人也觉得脸上有光。

　　诺贝尔奖的符号意义，早已为舆论所津津乐道，它和奥运会、世博会等盛事一道，为民众所翘首以盼。而不同于后两者，诺贝尔奖情结维系了更为复杂、纠结的国民心态：崛起之中国并非简单的国力强盛所能支撑，不只是实现共同富裕之理想，更有待个体提升独立性与创造力。从这种角度看，诺贝尔奖情结背后的国民焦虑，可追溯至19世纪，启蒙与救亡之际，梁启超提出新民说，鲁迅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对于如何改善国家命运，中国精英先后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就在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公布前，这种焦虑仍然在网络四处弥漫。博彩公司青睐莫言，反而让很多人担心，这个没有潜规则传统的世界级奖项，将再次与中国作家失之交臂。最终结果使得所有的争论和分歧暂时中止，人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然而，这是一个突破，却也只是一个艰难的开始。人们不禁要问，在诺贝尔文学奖出现明显的“欧洲化”倾向的今天，莫言凭什么获得评委会的认可？

　　有必要回溯当代中国文学史，莫言的创作成熟期，恰逢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式“文艺复兴”。那是一个充满理想斗志昂扬的黄金年代，至今为无数文学青年所缅怀。莫言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然而，寻根之成功，其作品中所表现的“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绝不只是“爱这土地爱得深沉”的结果。作家的视野离不开社会大环境，“寻根”之所以被冠以“魔幻现实”，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中国与世界的思想交流。在莫言身上，我们看到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式的想象力，美国作家福克纳式的颠覆性，我们看到了《百年孤独》，想起了《喧哗与躁动》。

　　80年代，大量西方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得以引进中国，并因此开启了现代乃至后现代风格的文学征程。中国作家融入世界，莫言应该感谢这个开放的思想环境。以莫言为代表，中国产生了大量才华横溢、具有世界性高度的作家。关注中国文学的人不会遗忘那时的文学试验，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格非的《褐色鸟群》，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以“先锋文学”为代表，大量作家留下了属于他们的时代激情；当然，我们还会想起那个高呼“我不相信”的北岛，幻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子，以及那个“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的顾城。

　　这批作家们的创作既受惠于西方的智慧，亦是回归由“五四运动”所打造的20世纪的文学盛世。以莫言为代表，作家们颠覆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文学传统，他们摆脱了文学传统中僵硬的“文以载道”，激活了文学传统中激情的“诗以言志”，呈现出个体的关怀和对形而上的思考。(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诚如2008年被授予“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时评委的授奖词所言，莫言的作品“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然而关怀脚下的土地之余，莫言又主张关注“那种与众不同的、表现出丰富的个性特征的生活”，追求写作的“个性化”。在现实与历史、个人与社会的交融中，我们不难看出莫言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看到了中国，更因为他看到了世界。正如中国作协的贺辞所说：“莫言的获奖，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作品价值的获胜，也并非证明写作方法的技高一筹，而是不同思想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的结果。这是莫言们的成功之道，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赋予中国作家所带来的启迪。

    在严肃文学逐渐被边缘化的今天，莫言获奖犹如一剂强心针，必将刺激一批作家的创作激情，这是无容置疑的。它能否带动中国纯文学创作的繁荣，重现八十年代的盛景，进入又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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