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既不断发展经济，而又克服纯商业社会的弊端---七论文学革命

风云骤起

如何既不断发展经济，而又克服纯商业社会的弊端<br>——七论文学革命<br>这一篇文章，主要针对中国，但也面向世界。就是论述在商业经济已成定局的时代大势下，如何充分保有商业经济的合理性，但不被它控制，使得人类依然能够按照内在本质发展，那些曾经养育我们的，人类传统中一直具有的崇高理想，仍然得以保留，并且发扬光大，以此我们，以及我们之后的一代又一代，都拥有光明的未来。<br>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纯商业社会已经伤害了我们，人类的崇高理想，它的火苗，渐渐在熄灭。<br>为何形成商业主宰社会的局面呢？前面已有透彻分析。<br>商业，在人类历史中很早就有了，然而它成为社会的主宰，人类的生活都被它控制，却是发生在最近几百年。西方民族由于发育时间晚，并且自他们结束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后，就一直分裂，互相制约，使得原始民主得以保留下来，并且在发展中深化，终于成为严格体制。这样一种文明，最初就孕育着商业发达的种子。因为民主，社会对人的约束少，因此人是自由的，但也因此，人与人是互相分离的，社会，在深层次上来说并不足为人驰骋的舞台。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普通人对自由的理解，就是可以不断追逐财富，以便本能之需得以满足。社会，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处于上层的中心导引人们，吸引人们，人们就只能如此做。追逐财富，本来出于生存本能，理所应当，然而拥有了财富之后，还是只能追逐财富，这就是西方特有的文明体制对人的天然局限了。不愿仅在本能层次上下注的更为卓越的人们呢？则把目光转向了外部世界和自然，从而导致对外冒险的频繁发生和在科学上的不断推进。当然，他们也有发达的文学艺术，也对政治充满热情（但此两者都达不到传统中国那样的全民化，那样的深度痴迷，基本上成为信仰），但都不足影响社会的基本趋向，相反主要是合流，导致其文明特征的更加明显。如此久久积累下来，就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然后商业主宰社会，之后，即使并不以追逐本能为满足的人们，也得适应此一世情，并尽可能主动，于是，更多的有着卓著才能的人们也把追逐财富当作人生理想了。<br>因为西方文明的外倾特征，以及它在物质和科学上的天然优势，导致世界跟着变化，中国，也是变化者之一，不断变化下来，中国，就走到了现在。<br>变化是深刻的，但也是逐渐的。最初，是出于对安全的忧虑，出于基本的民族自尊心，因此着眼于对方的实力，因而思索和行动的着眼点都在如何学习对方的技艺，对自身文明体系的道德和精神的优越性，是并不怀疑的。但学习之后，追索对方技艺发达的原因，以及技艺发达者的民族性格，就发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就注意到了文明体制上的差异。于是，对几千年文明体系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对深层次的文化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并最终导致文化和政治上的全盘革命。其结果，就是帝制被推翻，建立了以西式民主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华民国，以及接着而来的五四文化革命的发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变化仍然在继续，因为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明的若干重要方面是持否定态度的，这样一种来自西方内部的揭露更有说服力，追索其理论，就看到了西方文明确实存在严重不足。马克思主义是高度理想化的，它有一种内在的道德优越性，而尤其它所主张的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各民族平等，各阶层平等的核心思想，最符合当时作为被压迫民族，而贫困阶层又占大多数的中国人民的心理需要，于是素有理想化传统，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的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就把它接受下来了，并以它为思想指导继续进行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并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仍然在变化。虽然我们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科学、国防、经济上的重大成就， 但都是在纵向上和自己的过去比较，横向比较发达的西方各国，就看到了我们和别人的巨大差距。就人民的一般生活水平和国家经济实力而言，差距就更为明显。显然，对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刚刚获得新生的新型国家，机械地，理想化地执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思路，是毫不奇怪，近乎自然的事。然而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设想既有特殊的针对性，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并且也未尝经过实践的检验，于是，在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对比中，就看到我们的建设存在严重问题。这一时期，是以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思想为核心理念，而建设，只是以这一核心理念为前提的附庸。既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又要着眼于在充满对立的国际环境中的国家安全，而经济是国家雄踞于世界的重要保障，于是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改革开放发生了。改革开放越深入，对如何才能更快发展经济的理解就越深，逐渐的，发达的西方各国共同遵循的市场经济被我们选择，就此，中国完成了和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合，当然，也是和世界潮流的融合。<br>就改革开放的初衷来讲，这一结果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把中国落后的经济搞上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一当达到市场化，就不再是当初纯为经济目标设想的那样单纯，市场化有自身的规则，它可以反过来控制人，于是我们看到，人们的价值观，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各自的地位，都发生了变化，不可逆转地，我们步入了以西方文明为主流的现代世界的共同潮流。从而，中国不断演变的结果，最终达到了和西方文明的高度同一。我们只能如此做，别无选择，但同时，问题也要解决，而此时，西方文明扩张到了尽头，他们也得寻找精神的出路，就此，我们解决自身的精神出路，实际上也将揭开变革现代社会的序幕。<br>商业，不奇怪，而商业主宰社会，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却从未发生过，革命以来，也是头一回，而问题在于，它已不可逆转，我们只能在认可它的前提下来探寻实现人类理想局面的道路。那么，纯商业社会的弊端在哪里呢？知道了，我们才有克制的办法，它又有哪些合理性？正是这些合理性，使得解决问题不能走连根拔除的捷径。<br>毫无疑问，它的最大的合理性就在于它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得从它之所以存在并且不断壮大的历史原因中去寻找。这在前面已作分析。它起源于西方，既出于人们的生存本能，也是西方特有的文明体制孕育的结果，在那里，它是普通人表达意志，实现意志的重要渠道，它的合理性，在于它出于人们不断追求奢华生活的愿望并且确实满足了，又寄托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激情，人们以它为依托，使生命得以不断扩张。在中国，固然一定程度出于被迫，但也出于主动，和世界经济潮流的合流，使得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的提高了，对比改革开放前的情形，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与此对应的还有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飞跃式增长，从国家战略来说，就深为必要。而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人们观念的变革，它成为生活方式，过去存在于西方民族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随之转到了东方，当然，整个世界都一样，即人们既然注定生活于其中，将出于生存本能推动它，也将为着生命激情以之为战场。而当人们对现代物质生活形成依赖，以之为自然选择，人们，就更不可能放弃它。<br>但是，它的弊端也是明显的。这得从人的内在本质，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人的本质来谈，也得从它对人类生活环境的负面影响来谈。人生活于世间，他的快乐来自群体。即人作为孤立的个人虽然能够生存，但那只是作为物质的生命的存在，没有快乐可言，人的快乐的所有内容，都来自社会。如果这个社会从他面前消失，他将立即感到生命的意义几乎全部丧失。也就是说，人对快乐的感知来自自身，对快乐的需求来自自身，而快乐的内容则来自外部，这个外部，主要就是指由人组成的群体，即社会，外在自然，包括一切动物，风景，无限的宇宙，也都因为有社会存在，人能够拥有基本的生活内容，它们才对具体的个人有意义，如果群体社会消失了，这些非人的外在世界对人而言价值非常微弱。人和社会的关系如此紧密，就决定了人获得快乐的方式：通过群体肯定实现自身，实现从一般本能到最高本质的一切需求，爱情的获得是如此，荣名的获得是如此，追求生命的无限实现更是如此。一个人长得英俊或者美貌，他（她）的爱的机遇必然更多，然而如果他（她）声名狼藉又如何呢？众人的鄙视或厌恶必然加大欲接近者的阻力，况且欲接近者，自身心里未必没有厌憎。纯粹私密的爱情尚且如此，通过获得社会荣名得到快乐，更不用说更须以群体肯定为前提。正因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深赖于群体，所以古往今来那么多的英雄豪杰，都勇于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献身（当然不纯出于此因，保卫国家，保卫民族，就是保卫自己，保卫自己生活的环境）；相应地，人们传颂的也是这些人，他们，才真正实现了人的本质。理解到这一层，就可以看到商业的局限性，它要深刻实现人的本质，是非常难的，当然，一定程度的实现，低端的实现，是能够的，这是事实。何以如此呢？因为商业从本质来讲就必须以纯自利为前提，可以利他，利社会，但那是竞争的结果，也是必须利他才能自利的商业法则（只有利他，才有市场）决定的，而心理动机，很难出于为他人，为社会。正因为商业的纯自利性质，所以无论多么成功的商人，人们都只是羡慕他，但很难感恩、崇敬，因为与自己并没有多大关系，这与政治家、诗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大有区别的，后两者，或者因为为民谋利，或者因为作为人民的代言人，都可能获得人民无限的崇敬。但是人们也能够理解商人，商人，仍然有特定的社会地位，何以如此呢？因为谋生是人的基本本能，任何人欲致富，只要不危及他人，危及社会，人们都是能够理解的。而人与人间，除了互相依存，还同时存在竞争，竞争，也出于人的本性，在这么多人的社会里，人人追求更高的生活，追求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少数人成功了，他们当然更有智慧，更有勇气，更有耐心，也更舍得力气，忍人所不能忍，这些，都是人类生存发展中理当为人尊崇的特质，作为成功者，他们当然在一般人心中有特殊的地位。而商业虽以自利为法则，商人则完全可能以从商为手段，其所谋得的利益，以之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人民，如此，商业也可以具有崇高的性质，此类商人，当然更应获得特殊的尊敬。这类人物，过去以实业救国为理念的实业家们就是，典型的比如卢作孚，这些人，是商人中境界最高者。商人理当拥有特殊的地位，也因为出于国家的需要，特别在当代尤其如此。具体一个商人可以是纯为己的，但国家要蓬勃发展，又需要激励人们的自利本能，当无限多的人为生存本能，为自利本能而不懈奋斗，用尽勇气和智慧，人民的生活富足了，而国家也赖之获得了强大实力。<br>尽管有这诸多合理性和必要性，商人也可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但商业无法深刻实现人的本质却是铁定的。但是社会已然如此，商业业已主宰社会，它是发源于西方，由历史累积的结果，人们也只能顺应。人们在商战中搏击，是通过这样一些理念安慰和激励自己的：人本来也是自利的，不管是崇高的还是一般的人，都逃不脱互相竞争，来自生命深处的声音告诉自己：绝不能在竞争中落于下风，不管为生存本能还是为地位，都要在社会提供的合理通道中作竞赛的胜出者。在实际的生命历程中，则是通过和有相同相近利益追求的人们的共同奋斗（生意合伙人，员工与老板之间，员工之间），体会活着的意义，体会人的“场”对心灵的安慰，即并不孤独，并没有因绝对自私而孤立，公司、工厂这个小团体利益与共，人生活在这里面，能够享受互相尊敬带来的快意。实际上，它类似于原始时代的一个个部落，部落内部有共同利益，部落之间则互相竞争。但也有很大区别：在团体之外还有广大的社会，这与部落就是全社会是了不相类的。而在整个社会呢，还是感到渺小，内心，常常有不平。而公司、工厂，对于多数人而言又是纯粹的职业纠合，广大的社会生活，并不在那里。欲在广大的社会有所作为吗，而身份，又只能在一个个小团队。所以，心理常常是分裂的。人，不得不通过降低目标，通过不断寻求感官刺激来平衡自己。这就是现代商业社会的实情，人，无法有一个和最深刻的本质贴合的高远目标，以之为信仰，度过充满激情的人生。人的心理常常是分散的。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常常是通过拼命工作，不作追问来忘却。曾经有学者批评传统中国不注重商业，导致在和西方竞争中失去了一次次机会。若单从和西方的对比着眼，不无道理，而站在当时国人的立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绝不可行。商业的被抑制，在传统中国具有必然性。传统中国是个什么情形呢？它是统一的，即天下就是它，它就是天下，整个群体合为一体。人们的本质是这样实现的：有一个皇帝，作为国家的象征，此由天定，不可与争，然而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员，却是普天下的人们都可以争取的。皇帝代表整个群体，而各级官员又是皇帝的代表，代表他行使权力，如此，每个官员都可以以天下为己任；而由于官员是人人可以争取的，于是在心理上，人人都可以以天下为己任。儒家文化这样教导人们，朝庭这样教导人们，而人们，又是这样作的。由于以全天下为背景，人的心理不会分散，就可以以一个最高目标为信仰，深刻地实现人的本质。人的最深刻的本质就是他的群体性，即通过群体肯定获得从一般本能到最高本质（无限，当以全天下为对象，没有否定，就实现了无限）的人的所有追求，而全国共为一体，群体性本质当然能得到最深刻的实现。而要获得群体肯定，纯从私利出发怎么行呢？所以纯从商者，不特官方，一般人民也是看不起的，这就是为什么商人在传统中国地位低的原因。照说，读书做官也还是自利，但它和从商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它的出发点不是纯自利，是公私兼顾，通过为天下人谋利而自利，没有受害者，倒多受益人。当然，实际上未必如此，未必人人如此，但原理是如此，教育，也是以利天下为理念灌输的。当然，商业流行的受益人还是广大人民，但由于在动机上的纯自利，它的道德境界和官员不同，所以它难为人认同，尤其难为以读书人和仕人为代表的主流社会认同。假定那时完全开放商业又如何呢？那么，商人的唯利是图，以利为最高标准，而仁、义皆置之于下的行事作风，必然破坏当时以仁、义为基本信仰的整个社会风气，流行的结果，是国家这统一体分解为图利的一个个个体，一个个小团体，人们以天下为整体，高度实现自身的理想局面不再存在，整个社会秩序都会混乱。诗书也不再重要，人们会失去心灵的静谧。因为它是一个整体，而人们依赖着这整体，维护着整体的和谐，所以以仁、义为规范，纯为利者，自然被排斥。但是商业毕竟有利于社会，它可以互通有无，可以刺激社会发展，而为政者既以人民利益为重，又如何能漠视它呢？所以这里面是有一定矛盾的。各朝代的基本处置是，允许它的存在，但不允它破坏社会基本格局，所以从商的仍然不少，获利也多，但都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过着富足的生活，但仍然仰慕官员和读书人。然而人的基本生存始终是重要的，要讲社会风气，要讲人们有理想，但前提是人们要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否则，必然天下大乱，难有什么和谐。所以古代中国也是注重民生的，其特点便是特别重视种植，重视农业，为此皇帝都要年年作示范。但是农业和商业不同，它的对象是天地，是谷物，大力促进它，人受益，国家受益，但没有受害者。<br>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大体上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有战乱，有分裂，但人们的心理理念没有变化，即文化始终是统一的，信仰始终是统一的，正因为如此，才积累了那么厚重的文化，那么厚重的文学、政治、军事、科学的成果。没有信念，心灵分散，什么也积累不下来，在生时应付时日，死后一切归于尘土。<br>这样回顾历史，回顾我们民族走过的道路，并非是要否定现代生活，而是揭示它的严重弊端，让我们的灵魂重归正途。西方也处于迷茫中。过去几百年的发展，即使商业主宰社会，但西方民族却也有特定的价值观支撑着，一方面，物质的发达是逐渐的，一个个发明，例如电灯、电话、飞机等，前所未有，甚至不曾想象，不断刺激人逐梦的激情，另一方面，也许更加重要，是那时的世界足够大，他们之外的世界，到处是比他们“落后”的民族，他们可以怀着无穷的信心去推销他们文明的成果，此时，商业的自利本质被忘记，被串在一个有“崇高”目的的道德链条上，象一台播撒机不断播撒他们文明的功勋。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借着商业扩张起来的实力可以向世界传播；当然，反过来借着宣谕民主价值观的国家目的，商业又可以名正言顺扩展它的版图。所以正如此前所说，当世界并未融合的时候，西方文明，包括它的商业，始终有驱驶的方向。但是在世界融合之后呢？种种“崇高”的目的，仿佛是实现了，但实现之后呢？也不过尔尔，仅仅是物质生活更丰富了，以人的本质来看，不过是物质的新花样更多，但人的本质本身，空间却更加局促。世界融合之后，西方文明本身，才最深刻地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当然，在此之前，在西方文明的中心，人们缺乏目的，心灵分散，早就暴露出来。不过到今天，它成为世界性问题了。<br>纯商业社会不但对局中人有深刻制约，对于整个社会，对于整个人类，还有更广泛的影响。过去，有种种哲学派别，人们为人应当拥有怎样的价值，社会应成为怎样的社会而争论，现在，一切争论都失了效，一切哲学，从西方到东方，都显得多余，世界共性的尺子只有一把，财富。从《福布斯》杂志对财富的量化和宣扬，到民间的基本价值标准的转移，钱，完成了对社会和人类心灵领域的全面占领。这样一个结果对人类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呢？首先，在源头上，活水被切断了。人，按其本质本来是追求无限的，即理想主义本出于人的天然本质，然而已在的社会仅仅以钱为最高标准，却使初生的人们在从自然人到社会人转化的开头就遭遇了困惑，遭遇了扼制。当然，如果从人的基本生活着眼，情况也并不那么严重，即只要有富足的生活，结婚，生子，老去，人就能过完一生。但是对于许许多多并不以本能为满足的智慧较高的人，已在的社会对人的更高理想的无形然而却极为强大的压制，却足以让他们痛苦不已。或许，并没有痛苦，人们在强大的客观压力面前会自然适应，自然转变，但，这正是整个人类退化的开始。我们将不得不忍痛割断我们的历史，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在现实面前，灌输唐诗宋词，灌输列位先贤的凛然大义，都显得苍白，现实中已然没有理想主义，纯为己的金钱至上观弥漫着整个社会，连老师也不能逃避。但是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拿掉了它，还有多少教育资源呢？即使完全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累积，教育又怎能完全与现实划等号？总得教导学子们有更崇高的目的，不然，连教育都完全被同化，岂不是要人类的理想更快地毁灭？重新回到人类最黑暗的岁月？所以，教育与现实的激烈对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就算教育硬扛着，人终究会进入社会，而学校教育也逃不脱外在环境的包围，它又怎能凭一己之力来改变呢？与教育面临的困境相同，纯商业社会带来的心灵的荒芜，对文学、文化的打击也是沉重的，诗歌近乎灭亡了，小说还在挣扎之中，电影、电视好得多，但，其中文学、文化的内涵，越来越苍白，基本上，笑闹成为荧屏的主题。不要看电影电视不断生产着片子，但题材在枯竭，过往的历史，虚构的武侠，什么都拿出来拍了，纯商业社会仍在继续，人们的创造性越来越低，都拍烂了，往下又拿什么来糊弄人？当世界大势如此，谁也逃不脱，哪个领域也逃不脱，精神萎缩，成为这个时代人类共性的命运。<br>合理性和弊端都说过了，那么，如何能保持它的合理性，而又克制它的弊端呢？如何既继续保有并发展现代物质生活，而又拥有信仰的光明，让过去时代曾经照耀人类的理想主义的光辉持续照耀下去？<br>根本的办法，就在于进行政治变革，以及推动文学的复兴。<br>政治，在人的本质中究竟有多重要呢？从某种角度来说，人的群体性就是人的政治性。人是群体动物，人离不开社会，人的所有的快乐都须在群体中获取，然而如何获取呢？群体肯定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途径，而政治，正是获得群体肯定的最主要的途径之一。人们从事科学，所得到的最高奖赏是人类能从中受益，人们从事艺术，所得到的最高奖赏是人类得到了欢欣，人们从事医学，所得到的最高奖赏是病患者的感激，所有人们追求的有价值的事业，除了谋生出于人的生存本能外，基本上都可归于人的群体性本质，即人们从事的事业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从而获得群体肯定，借此人得以高度实现他自身。商业之发展，并未逃脱这一规律，除了生存恐惧导致人置身其中，人的群体性本质仍在发挥重要作用，不过主要不是通过为群体谋利（客观上会，但不是基本的心理动因），而是利用了人类对“胜利者”普遍敬重的本质。如非自己受伤害，社会受伤害，人类对竞争中的胜出者总是敬重的，这缘于人必须战胜重重困难方能得以存活，得以发展的天然本质。但是综合人类从事的有价值的事业，政治始终具有特殊的地位。科学面对的是自然，艺术面对的是心灵中的世界，医学面对具体的个人，商业则纯为个人目的，至多，不过他那个特殊团体，政治不同，它面对的不但是活生生的人，而且不是个别人，是整个群体或群体中的绝大部分，由此，通过它，人的群体性本质得到的是最直接的实现。由于政治面对的是整个群体，它又可以是最大的实现。不论科学、艺术、文学、商业，都须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实现，而政治，正是社会秩序的规定者和掌管者，由此，政治又具有归总的性质，各个门类都须在它那里领取通行证。正因为这个原因，历朝历代人们为为帝为王争锋不已，为进仕途可以在科场上拼斗到须发斑白。政治，在人们心目中的尊贵地位是不容置疑的。<br>政治在人类心灵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也就决定了人的解放必然以政治权的全面获得为前提。所谓全面获得，并非人人都可以作官员或最高领导者，而是指机会的完全平等，在理论上，人人都有希望。政治服务的对象是国家，是人民，它的崇高而严肃的责任决定了它的承担者必须是群体中最有素养，最有责任心，最有道德品质的一批人；然而这样一批人是天生的吗？并非，它主要靠后天努力，由此，人人都有可能性，最终，是靠公平的竞争确定胜出者。然而仅仅机会的公平，就已经是人的解放，至于最终的不能都胜出，是由群体社会的天然矛盾决定的，人们，自然能够理解。仅仅是机会的公平，仅仅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可以令人们充满激情，不断努力，不断修炼，以达到参与管理社会，获得人的尊严、满足、快乐的目的。这样的全面解放，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是实现了他的本质，提升了他的境界，对于国家来说则是增加了更多的人才资源，而且竞争释放着人的潜力，使得国家的领导者、管理者更有素养，更有责任心，国家将由此更加生机蓬勃，群体将由此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这样一种政治形式，实是个人和群体和谐共生的最重要的形式，人类的最终政治形式，也只能如此。<br>传统中国的许多时候，没能做到这样，然而自从科举出现以后，就已基本如此。皇权天授，不容竞争，此外的所有官员，大都是由科场公平竞争选拔的；少数为国立有特殊功勋的人不用科举，为国家重用，也天然在理。至于皇帝一人，由于是国家的象征，稳定的象征，秩序的象征，所以不容竞争。假如皇帝也竞争，怎么办？必然天下大乱，血流成河，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所以皇帝之不能竞争，并非不合理。西方的全民民主的政治形式，在公平性上，与科举是类似的，而由于它采用的是全民选举，与科举选拔后由朝庭择优任用还不同，在公平性上，似更加深刻，当然这样的民主形式，也有它的弊端，这，在以前的文章中已有分析。<br>由此可知，成熟的稳定的政治形式，并非今人才提出的创见，它早已伴随人类文明的成熟而在人类社会中通行。然而，自从东西方文明发生了碰撞，业已稳定的政治体制却发生了裂变，当然，主要是指中国，以及深受中国影响，以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为模本的东方国家；至于西方政治体制，由于西方是碰撞中的胜利者，并没有什么改变，如果说改变，那就是传统的民主体制更加成熟深刻。以后怎么变？难于预言，也许要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传统东方文化不断发展繁荣后对它会有多大影响。<br>但是不管怎么说，由于西方入侵导致中国变革后，中国一直在变革中，政治未能建立稳定的形式，却是事实。<br>先是革命，必须集权统一意志，应付外来压力，后又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巩固国本，都来不及或不容对政治体制作思考，作变革；然而，发展到今天，走到了十字路口，却必然如此了。<br>外在压力正在逐渐消失，如果说绝对消失，那是不可能的，只能说达到了平衡点，它不足以让我们再用特别的措施，而内在矛盾，却在上升，其中就包括商业主导社会带来的心灵的压抑和信仰的缺失。这样一个形势，必然促使我们进行政治变革，以便建立持久而公平的政治体制，解放人的本质，使得中国人民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再次或者更加或者持久闪现生命的光辉。<br>这样一种公平的政治形式如何建立呢？虽然和传统中国以及西方民主政治在本质上类似，即都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然而具体形式却必然有它的特殊性。这样的特殊性，既缘于中国已有的现实，必须和它接合，又缘于中国特有的民族心理，必然地具有文化的延续性，更缘于从人的内在本质和社会的本质出发所要求的达到人类更加深刻地解放的宏远目标。由这三者结合，来解决中国的政治变革问题。<br>如何实现呢？这里简单地谈一谈。中国实行的是一党领导,这是由中国因应西方入侵,应对危险及落后处境在革命中自然形成的；同时，它又是中国传统民族心理一定程度的延续，因为中国从无西方民族那样的全民民主的传统，一定程度的集权，也是社会自然心理的反映；然而一党领导却也能达到深刻的民主，一定的变革后，它将演变为一种崭新的政治形式，从而为解决社会的，人类的诸多问题，诸多困境开创先河。这就是，改变过去革命时期对党员的特别要求，党员不再是特殊的群体，而就是现实中人民的先进分子，实现了这一点，也就实现了党和民众的全面接合。政治是为大众服务的，它天然地具有崇高的性质，此一性质普遍为人理解，那么加入党走上执政之路，必须具有高于一般群众的先进素质，，也就天经地义。然而这先进性就是人性中本来具备的，并非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只不过须比一般人更少一点狭隘的自私而已，从而，人们都能达到，自然，也就为一般人从事政治洞开了大门。人们只要稍微提升自己就能加入党，也就实现了党的全民化。进入党内，相当于一个粗选，要真正走上执政之路，为人民认可，却须通过竞争，使得最有德才者脱颖而出，这既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也是由基本的公平原则决定的，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参与者的基本权益，也才会诱发人们不断上进的潜能，所以，还须有第二步，在党内实行竞选，以公平竞争的方式确定国家的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当实现了这两点，也就实现了民主，实现了政治的全民化，任何人其内在本质中符合理性的所有追求，将不会再有人为的障碍。<br>这样一种政治形式，虽与西方民主政治有所不同，而达到的民主本质，却是一样的，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仅如此，它实际上比后两者更优越。中国传统政治体制，避免不了皇帝的过分专制带来的严重危害，对皇帝缺乏制约，是传统中国政治体制最大的弊端，当然，传统中国的社会基础一去不复返了，论之也没有多大价值。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和占世界主流地位的西方民主政体的对比。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其优越性在哪里呢？由于实行一党领导，它避免了多党竞争带来的政治庸俗化、游戏化，后者使得政治本当具有的导引功能丧失或部分丧失，政治的崇高性质几乎茫然无存，因之，人们不再有中心，也就相当程度丧失了信仰。我们要建设的政治体制既要达到民主的本质，人人可以参与，又要保持它特有的尊严，成为人们心灵中不灭的圣地。由此，以它为中心团结社会，凝聚人心，群体就不会分散，群体，坚强地凝聚着，就可以成为其中每一个体的精神支柱，当然，也是每一个人实现其本质的舞台。由于有一个强大的中心的存在，文学、文化、科学等等，都可以有强大的心理背景，人们，将因为有一个凝聚着的最广大的群体和自己联系着，而生活得有激情，他们，退，可以保有自己的私人生活，进，可以充分参与到社会中，国家事务中，从而领悟到生命的崇高的价值。<br>当然，现有的人民代表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仍然存在，并将得到加强，只不过党是主体。然而由于党由人民的代表组成，而这所谓代表也是人人可以成为的，从而，所谓的党的主体地位，也就是人民的主体地位，因而这样的一种主体地位，既是必须的，又是合法的。<br>对于中国的政治变革问题，后面还有专文详论，这里不再深谈。总之，目的在解放人的本质，以政治为工具高度实现人本身。<br>这样的政治变革，对于克服纯商业社会的弊端，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由于政治天然是为民众，为国家服务的，甚至可延伸到整个人类，它将使人们的心灵境界得到实质性的提升。人们奋斗的方向，就可以不再是纯自利，由于个人价值的大幅度提升，人，将生活得更充实，当整个群体都可能因为个人的努力而受益，由于互相对立带来的否定将消失，崇高，将重新回归人们的心灵。这是一种最高的心灵境界，人们，将不断体会到作为一个完整的，健全的人活着的意义。由于人的生存本能，由于社会需要不断发展，也由于政治领域并非人人都能参与或愿意参与，也由于人们兴趣及能力的指向天然有差别，作为现代社会主要的物质生产方式和人们的一般生活方式的商业仍将存续下去并不断发展，然而它却不再能限定人们的心灵，人们可以越过它，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这一改变对于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人类意义是重大的。不但局中人，即那些置身商业潮流中的人们可以越过商业对人的天然限定，心灵豁然开朗，文学、文学、科学、教育各领域都将获得新生，它们将更加有目标，更加有动力，因而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甚至飞跃式的发展，并反过来造福、提携整个社会，整个人类。这是怎么回事呢？不管文学、文化、科学、教育，实质都是人类群体性本质的衍生，它们的指向都是整个群体，为着群体它们才有价值，当整个社会分散，人人各为其利，人失去了为群体服务的热忱，它们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动力；当然反过来，人丧失了其本质，或不能从群体中获得安慰，人也感到失落，即它们的衰落或失去了方向反过来又影响到了人。然而政治变革解放了人的本质，使得人的群体性本质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又凝聚为一个整体，此时，文学、文化、科学、教育等等，又有了发挥各自最大效能的机会，它们，也就可以乘势蓬勃发展了。说到底，政治是现实中的最高权力象征，它，最适宜于作为开拓者，当然，开拓之后，它又是秩序的维护者；当政治变革带来了理想的局面，群体社会中的各领域都将获得蓬勃的生机。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我们的政治变革之所以足以带来可能的最理想的局面，是像于这样两个原因：第一，政治的全民化，人人都将因为参与政治而能感受到全社会，群体性本质将获得鼓励，并空前高涨，第二，政治的崇高性是勿庸置疑的前提。如果政治庸俗化了，游戏化了，在人们心目中并不尊贵，甚至在许多人心目中还不如商业，不如光明正大的纯自利，那么，由政治来实现人的最高本质的设想也就无由谈起，社会将无由凝聚，人们仍然各自为政，人人都感到天地如此狭窄但就是无由突破，只能以社会大势已然如此，世界潮流已然如此来自我安慰。所以，这里面也有人为，即为了人类最高本质的解放而加以创立，而竭力维持。正是在这一点上，因为并不与西方完全相同，所以说对于整个人类都有启示意义。<br>那么，文学又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还要提倡文学复兴呢？得从政治的局限性谈起。政治服务的对象是国家，是社会，是民众，固然是崇高的，但它只能解决群体共性的矛盾，面对群体社会天然的互相竞争带来的心灵压抑，它却无能为力；政治永远是现实的，现实的有限性决定了它的有限性，而人的心灵却是追求无限的，正是在此等政治鞭长莫及之地，文学发挥作用了。文学面对的是人的心灵，而由人的心灵表现出来的行为，实际上只占心灵的海洋的极少部分，所以文学虽虚，却比政治更宏远，也更深切，唯有它，能和每一个体灵魂的空间完全对应。这是从普遍的政治和文学各自的功能来看，足以明了政治有天然的局限性。不止于此，随着社会越发达，越和谐，它的局限性会更明显。政治服务的对象是群体，处理群体矛盾，是它的特殊职能，可是随着社会越加完善，国家更加安定，社会更为和谐，人民越加富足，世界趋于平稳，群体矛盾会越来越小，政治服务的内容会越来越少，政治家或官员即使想有大的作为，世界的日益完善也使他们没有建立大功业的机会。确实，正如人们常说的，乱世出英雄，乱世，并不是什么好事，但却也最利于政治家们发挥，这确实有点类似于悖论，但它却是事实。然而人们之所以从事政治，实是以大有益于群体为前提的，以此建功立业实现人的本质，获得心灵的欢欣，当然也借此实现一般本质，而此一领域并不能取得高度成就，人，也就感到了深深的缺失。当然，人的本质是绝不会自甘萎缩的，所以政治领域里的政治家和官员们，仍会推动社会不断前进，以社会秩序的维持者和社会前进的鼓动者的身份推动科学、文学、文化、经济、国防等的不断发展，从每一领域的成就中获得作为推动者和参与者的特有的欢欣；然而，毕竟不是每一领域的具体和主要承担者，所以它的有限性是明显的。当然，正因为它的有限，而社会发展需要各方面的力量，需要从各个方面着力，所以诸多杰出人物分散在文学、文化、科学、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从各个角度推动社会前进，也借此实现人的本质，到此，世界变得均衡。<br>正因为政治的局限性，所以文学变得尤为重要。我们平常所说的诸领域：政治、经济、军事、科学、艺术等等，并不是平行的，政治尽管有局限，但它毕竟是最能表达人的群体性本质的现实领域，其他领域，例如艺术、科学、经济、军事等等，都是在某一专项推动社会前进，政治不同，它的职能就是全面把握，全面把握，是它的天然属性。正因为如此，所以原始时代的首领既是政治家，又是诗人，又同时是科学家，种种药物、植物、器具的发现、发明者，即群体中的杰出人物，一身担当了推动群体向前发展的所有或主要职能。然而社会发展了，每一专项领域都变得深刻了，同时把握再也难以做到了，人的本质没有变化，但却难以再全面担当，这时，现实中的政治只能担当管理者和鼓动者的角色，具体的各专项职能则分解给不同的人去担当了。然而任凭历史演变，政治的属性没有改变，它仍然是人们建功立业最主要的战场，它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实现其价值的主要舞台。其他领域，例如经济、军事、科学、艺术等，并不能取代它的地位。然而有一个角色例外，那就是文学。文学何以有此能力呢？和经济、军事、科学、艺术等不同，文学也是以全面把握为动力的，文学产生于人的最高本质，它和政治的区别，仅是一者存在于理想中，一者就在现实中，然而由于现实的有限性，人的最高本质并不易为现实接纳，即接纳了也仍然有限，所以文学的高度实在政治之上；然而文学毕竟是替代性的，而追求现实的实现，始终是人的首选，所以就此而言政治又超越了文学。但是不管怎么说，细论人类生活中的所有领域，唯有文学和政治是最接近的，两者都产生于人的最深刻的群体性本质。当然，所谓的文学并非今日文学概念的全部所指，而是文学的最高代表，当然也是人类精神的最高代表的诗。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在艺术家、军事家、科学家、政治家中，唯有政治家中最多诗人；同样，追索历史上的所有诗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政治家或以政治为平生抱负。所谓诗言志，这个志是什么？能局限于一隅吗？这个志，主要就是政治。欲济天下，大展平生，靠什么实现？诸多领域都偏狭，唯有政治最宏远。是故政治家和诗人的统一，实乃是由内在本质的统一所致。人欲充分实现其本质，需在现实中实现，然而现实一时未能实现或实现了也未能尽意呢？人的本质并不就萎缩，这时，就会以诗来表达。所以历史上的帝王，大多都是诗人，乾隆作为诗人并不著名，然而他的诗，却写了数万首；至于曹操、曹丕、曹植、李煜等人，更是赫赫有名。屈原、李白、杜甫、陶潜等人，因历史原因未能成为大政治家，但他们的抱负却都在政治。若无政治抱负，他们又焉能成为大诗人？所谓诗言志，无志，何来诗？这志不是政治，能是什么？无须详说，政治和文学的统一，本出于天然，其发源点，都在人的本质，而且是其最高本质。由此不难理解，当世界融合，社会安定，政治的作用受到局限，何以强调要复兴文学，其目的，就在高扬人类的精神；当政治不足承载，就须以文学继之。我们当然要强调政治，强调政治解放，强调以它为工具深刻实现人的本质，而当即便强调也难以解决人类的信仰问题时，就需同时以发扬文学来解决这一重大课题了。当然，即便政治大有可为，文学也仍然极为重要，只不过在这个时代，客观上政治的极受局限使得我们解决时代问题更要倚重于它罢了。<br>并不是其他领域不重要，非常重要，只不过这两者是核心，就好比衣领，提着它，整件衣服都顺了，若提衣服的其他部分，整件衣服都歪斜。无论经济、军事、科学、艺术，都不足以代表人类本质的核心，相反，它们都是围绕核心转的。经济，是基础，所以它非常重要，但是基础是目的吗？正如人们建房子要先筑地基，然而只到地基为止，岂不是笑话？筑地基，只是一个环节，人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建成房子，在里面居住；当然没有地基，那房子也建不成，居住的目的，也实现不了；由此不难理解经济的重要性，但却也由此明了它不可能是人类的价值核心。然而现代社会的弊端，正在于经济就成了目的，人们明白它不该是信仰，但文化、文学始终发展不起来，所以大家还都只能顺应潮流在里面拼争，心灵，是散碎的，但又没有办法来解决。军事的作用在于保家卫国，在于实现政治目的，很明显，它也是手段，当世界和谐了，统一了，它是没有价值的，不过，相当长时间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军事必然长期存在，并且在可预期的将来还将蓬勃发展。科学的作用与此类似，它是服务于人类的，当社会和谐，人们不断感觉着人生的快乐，它能延续这种快乐，就算尽了它的责任。当然，因为现代社会客观上的散碎，置身科学，也是寄托人生的一种方式，所以科学也分担了文化的职责，即它提供了一种场所，可以供人们的心灵憩息，避免纷绕的、无益的俗世纷争给心灵带来的冲击。但是科学面对的是自然，当人们都如此，又会带来另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即人们的群体性本质将丧失，由社会带来的快乐不再重要，而唯以孤独求知为人生，由此，整个人类的本质都将改变，人的退化，只会更加快速；所以现代科学尽管发达，并不断发展，若不调整它的方向，调整整个社会的方向，它的发达可能恰恰以人自身的丧失为代价。然而调整社会的方向，使人类本质得以真正实现，又并非科学的职能，至少它无法起主要作用，所以科学在人类价值体系中，同样并非核心。至于艺术，也是以个人痴迷为前提的，它可以把人们带入美的境界，给人以高度欢欣，但它很难给人带来崇高的心灵境界，与人的最高本质相契合。其原因，就在于人尽管有不同的需要，而唯群体性本质是其最高本质，而艺术，并非此一本质的表现，所以它同样不是人类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如果人要高度实现他自身，他就会全面把握，在现实中，就会以政治为工具；当政治并不能满足，或不能实现，而人的最高本质依然高扬，他就会以诗表达或入于诗中寻求慰籍。因为事实上现实始终有限，所以诗要高于政治，不但如此，也高于一切领域。当然，因为社会本身是分散的，客观上人们都难有达到最高欢欣的心境，所以诗显得空幻，就此，人们回避诗，所以诗的失落也从反而印证了现代人类实际的心灵处境（但是当政治完善，文学也发达，人的本质可以高度实现，而疾病和衰老却不断摧残着人的身心，又如何呢？这时，科学就显得特别重要；与此类似，经济、国防都非常重要。当它们缺失时，人们的重心又会向它们倾斜）。<br>诗或者说文学的作用既已阐明，那么，它又将如何克制现代社会的弊端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将打通业已堵塞的心灵，使理想的烽火传遍世界各地，人类被物质凝固了的心将重新温热。金钱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没有它，人们努力追求，而拥有了它，人们会发现，许多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靠它是换不来的；人人都会追求金钱，这出于人的起码本能，但人的最高追求其实又不在金钱，所以拥有了金钱的人会发现，并没有多少人会买他的帐，他所拥有的，仍然集中在物质。但是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又不可能停下来，不断的工作，起码可以充实身心，所以在纯商业社会里，人们并不是通过围绕一个信仰，通过为信仰奋斗来实现充满激情的人生的，而是在业已分散的社会里，通过被动适应，在适应中遗忘本来面目，聊搏一些有限的成就来度过人生的。文学复兴将唤醒人的最高本质，当文学形成氛围，形成社会，对于具体的每个人来讲，就相当于有了一个迎合、支撑他的梦想的外在环境；他的内在本质就可以保有，并在与外在社会的高度共鸣中达到高度的欢欣。诗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非常神奇；表面来看，它是虚的，可它又是人的生命本质的反映，非常实。人如果在诗中，将体会一种与俗世完全不同的生活，这样一种生命状态，它自身就是自足的，即是一种实在的完满的人生，而此一生命状态应之于俗世呢？人又能创造非同寻常的伟业。所以诗既是一种实在的生活，是生活的最高状态，又足以提供应战俗世纷争的动力。正因为如此，所以诗的提供者——诗人们，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诗人们表达着他们的崇高理想，他们的卓著的品格，由于人与人都是相通的，都在追逐着理想的人生，他们的诗，也就为芸芸众生提供了到达理想彼岸的路径，或引发了人们的共鸣，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信心和勇气。<br>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仍在纪念屈原，纪念李白，纪念那些特别杰出的诗人，把他们当作人类历史中极为罕见的伟人。他们的诗，固然涵养、宣示着他们的激情，使他们度过了宏伟的人生，而这些诗流播于社会呢？却就成了社会的财富，后代子子孙孙永恒的光明。人与人间，是需要互相打气的，由于人与人不同，杰出人物对于普通人来讲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而由于诗是人的生命的最高状态的反映，所以那些宏伟的诗人当达到生命的最高状态时的诗，就成了人类心灵中的旗帜，它似乎永远飘扬在那里，指示着人们不断前进。所以千百年来，我们的启蒙教育就是唐诗宋词，更早的人们，则流传着《离骚》和《诗经》。所以，诗不论对于诗人本人，还是社会，都具有重大的价值，尤其由于对社会的巨大意义，人们纪念诗人，由此万代传诵，诗人，获得了永生。财富，不论积累多少，却不具有这样的功能。因为它始终是低端的，是人的基本动物性的反映，它的最主要的功能，始终在保证人的基本生存，即使生活得更好，但人不愿作一般动物，始终向更高处热望，所以到了一定程度必然失去对它的热情（被迫追逐是另一回事，这正是当代社会的特征）。古往今来，多少拥有财富的人，也都人随身死，因为财富不具有超越的功能，也就不易激发人的共鸣，亦即，它们只对拥有它们的人有意义，且只在在生，亦只在低端，而对于他人，却毫无价值。当文学复兴了，教育，将重新拥有活水。教育面对的是青少年，是儿童，如何教育引导他们形成健全的人的观念，拥有健全的人的生活，是教育，是成人社会最重要的职责；由于人的本质是向上的，社会是必须向上的，所以教育绝不能完全现实，完全功利，理想主义，是教育应有的最重要的内核。文学复兴，理想主义抬头，将供给教育源源不断的资源，我们民族几千年历史积累的，人类几千年历史积累的崇高文化，将复现它的生机，以文学复兴为契机，它们将通过教育重新占据人们的心灵；人们的精神生活将更加充实，人生更有激情，社会风气，也将随之得到扭转。当文学复兴了，人们可以不断重温人的本质，则文化、科学、艺术等等，都会繁荣，经济也会不断发展，但它却不再那么令人压抑。因为不再盲目，因为明确了奋斗的价值，它们不单对自己，且对于群体的意义；因为更有动力，整个社会因为诗的出现，诗的弥漫而重返青春，社会，是永远年轻的社会，人似乎不死，因为诗是以永恒为动力的，并不与死，与衰老相联系。由此，整个社会将重新拥有价值链条，重新凝聚，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在此链条上有所作为而感到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生活意义。由此，商业社会形成的人与人的互相隔离将在相当程度被消除，人将相当程度免除孤独，将感到社会作为整体给人的温暖，这就是解放，是现代物质社会以物质进步的名义割裂人的本质后，人的本质的重生。<br>但是单靠文学复兴，也不行，当然，单靠政治变革，也不行，必须二者同时并举。诗的形成，要有心境，而心境何来？就在现实。即人们感到现实中有所作为，会有作为，从而人形成宏大理想，也才有诗。这所谓的作为，绝不是商业，由于商业的纯自利，它不关乎群体，所以以商为志，绝不会有宏伟的心境，由此，也必然无诗，是故，商业与诗的绝缘，是天然的。这所谓的作为，必然是有关整个群体的，关乎社会，关乎国家，甚至关乎人类，由此，人才会有一种崇高的感情，它的实现或它的可能的实现，人才会产生无尚的欢欣，由此欢欣或激情自然进入诗的心境，于是那种记录人类最高精神状态的诗得以产生。而能够关乎群体的领域又有哪些呢？尽管不少领域都关乎着，政治却是最重要的领域。当然，政治变革的目的并不单为文学复兴，肯定不是如此，而是为全体民众的政治追求，然而诗人或文学家又从哪里来呢？还不是来自亿万民众之中？当政治全民化，人们都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人的本质被激发，其中的许许多多人，必然会到达诗的心境，正是万万千千的人时常进入那崇高的心灵境界中，从中才会产生特别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所以，并非单为文学复兴而变革政治，而是由于政治变革激发着万万千千的人，自然而然地，也就为文学复兴提供了根基，宏伟的文学，正是万万千千人心灵激荡浮现于面上的少量的结晶。同样，若只有政治变革，不提倡文学，也达不到建设理想社会的目的。正如前述，社会越完善，政治的作为就越小，单靠政治变革，人们尽管可以有崇高的心灵境界，可是日常行为的卑小琐碎，也足以使人烦闷，并逐渐被庸俗同化，政治，最终也会沉沦。所以政治变革达到一定效果后，一定要继之以文学复兴，加以着力强调，使人们的精神之光持续闪耀，政治和文学，互相诱发，共同营建，造成一个精神健旺，且持久不衰的社会。<br>必须要理解到二者同为人类价值体系中的核心。怎么会有两个核心呢？其实都统一于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在不同方向上的阐发，一者在于现实，一者存于理想；在于现实，就是人用自己的理想化人生去导引群体，服务群体，致群体共同进步的同时实现个人的价值；存于理想，就是当现实并不完满，甚至庸劣时仍旧保有内在本质，通过寄情文学高扬理想化的人生，并通过人与人的互相逐发、共鸣来感染社会，引导，净化社会。由此可以看到二者在更深层次上的统一，由于都源于人的最深刻的群体性本质，所以其实都是核心。但因为毕竟是在不同方向上的展开，所以事实上二者又是相对独立的。理解到政治和文学既互相独立又高度统一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人类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对于推动理想化社会的建立，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首先从西方开始，文学和政治就被隔离，文学家是一批人，政治家又是一批人；由此导致文学家是一批专门的梦想家，或者颓废主义者，而政治家，又只吃政治饭，把政治当技术，专以讨好俗世，邀宠民众为能事。这样的结果，是文学家心胸越加狭隘，最后，完全封闭在个人天地里；政治家呢，越加庸俗，完全沦落到社会的平均水平，并不足以作为民众的表率。这一切，都根源于西方社会人与人的分离，人的本质的被割裂，由此导致他们必然外倾，当外部世界存在，他们可以外倾时，人的本质统一了，而当外部世界不存在，整个世界融为一体呢？人的心里马上出现精神危机。不要看大家都活得好好的，其实人活的是一种精神，是心理状态；当社会分离，人的本质无法统一，尽管肉体生命存在着，灵魂其实早就不在躯壳里。正因为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所以西方近现代的文学，普遍存在着颓废情绪，甚至许多时候，不知所云，人生无处去，这是人们最大的精神困挠。相反，尽管传统中国一向被攻击为专制主义，但文学却一直是健康的，言为心声，这表明人的本质未被割裂，人的精神，是统一的。之所以如此，在于传统中国一直是个整体，人们强调，维护着这个整体；然而整体之内，人们的权利又是公平的，人们有同样的机会晋升，不论贩夫走卒，还是世代公卿，科举面前人人平等，这导致人有实现他本质的环境，又同时有实现的可能，当然社会整体来说是健康的。由西方发源的分离型文明漫延到整个世界后，中国，也成了受害者。文学不昌，就算并不发达的文学，也充满颓废的情绪（以诗歌为代表），社会分裂，人与人互不相干，诗人们能做什么呢？颓废是当然的，文学，它的存在价值主要在发泄，失去了建设的功能；政治家呢？也主要是技术主义者，现在的政治家，有几个是诗人？或有诗人的心境？世界的共同潮流，导致人与人的分离，导致社会肢解为一个个小团体（商业团体，即公司，那是人们生活的主要场所），人的本质，都受到了伤害，而政治和文学的分离，不过是此一社会本质表现出的典型现象。我们要建设理想社会，就要使人的本质重新统一，以便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由于政治和文学在人的本质中的重要地位，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就要特别强调二者的联系，既各自加强，又作为一个有机统一体加强，以此实现社会变革，走出世界融合后人类所处的困局。由此，要强调政治家们拥有文学理想，即有一个最高理想来从事政治，使政治不单服从于民众，而且服从于信仰，从而政治不但具有服务功能，且具有引导功能，最终，建立诗化政治（这并不是空想，诗，它的追求是完美，如以完美为最高标准，政治必然是最好的政治）；也要强调文学家们拥有政治理想，如此，心胸才不会狭隘，不会躲在个人小天地里无病呻吟，由此而来的作品，才能引起最广泛的共鸣，才能给予人们强大的动力，由此，文学家也才真正实现了他的价值。本来，政治和文学是高度统一的，对于健全的人来说，它是自然统一的，只不过世界发展到今天，分裂已成潮流，需要特别强调罢了。如果能出现一些诗人政治家，或政治家诗人，那是多好啊，这是好多年都没有的景象了。如果这样，那就表明社会相当理想了。因为，政治家和诗人都是人类中的杰出者，出现这样的局面，必然是整个社会达到对立统一后的结晶。<br>当实现了政治变革和文学复兴，将会是个什么情形呢？必须认识到，人的本质，是分层次的，何况人还有本能之需，因而，并不是以崇高来取代一切，把人搞得那么纯粹。并非如此，而是人的各方面的需要，都有接纳的空间。但是必须明白，崇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信仰，又确实是人不可或缺的，一般情况下，它是精神支柱。如果尽是崇高，强调到过分，人的其他追求被压制，人也会觉得压抑；反过来，人的一切感官欲求都满足了，就是没有精神追求，人也会感到难受，时常都能感到生命即将枯竭。两方面都要解决，这才是我们的追求，正因为如此，并不是要推倒现代商业社会的一切，而是要保持它的合理性，并且加以发扬，只不过以政治变革和文学复兴来消除它的弊端而已。<br>最终，社会将是这样的，人们仍然在物质领域追求，既不断追求富裕的生活，亦以之寄托精神；然而由于商业和物质的窄隘，它满足不了人的本质，这时，如果人仍有追求，他可以进入政治；而当生命仍有余力呢？他又可以寄情文学，在文学领域内的相互共鸣中达到高度的欢欣。社会将成为一个有机体，从事商业者，由于向国家贡献着税款而得到国家的承认；可由于国家有方向，它的主流是崇高的，国家将物质生产者们缴纳的税款用于国家的运转，也用于发展文化、文学、科学、教育事业，从而，各类从商的人们将因为对人类社会崇高事业的间接贡献而分享精神的喜悦。可是如果国家没有方向，人类没有方向呢？那么，虽然不断输送着税款，不过是保证国家的基本运行，当整个国家或者说人类都没有蓬勃的生机，不用说，从事商业者其价值仍然只在商业中，必然地忍受着生活的沉闷，至于向国家纳税，那只是互相交换的必须，即如果没有国家，没有社会，商人不能独存，从商没有条件，纳税，从本质上来说不过是自利的一部分。可见，政治变革和文学复兴，即便对于纯从商者，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们将因为对一个生机蓬勃的群体的贡献而获得群体肯定，纯自利，将因为对群体的贡献而淡化色彩。在此一有机体中，科学将更加有作为，从而大踏步前进。科学虽然面对自然，可科学家毕竟是人，有他的价值判断，如果社会没有方向，人的本质被压抑，而科学又不能解决，那么从事科学所为何来？迫不得已从事科学，以之为逃避的手段，是可能的，但它，缺乏动力，人是群体动物，也包括科学家，对社会有所贡献，从而得到尊重，得到荣誉，不可能不是他们的重要动力；相反，社会作为有机体整体地有方向，人们过着美好的生活而欲延续这种生活，科学家们将因为他们的工作而对人类作出重要贡献，科学家们，也必然充满欢欣，他们既将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为社会充满活力而欢欣，也将因为对这充满活力的社会有所贡献而充满激情。不用说，文化和教育更会因为理想化社会的建立而获得生机。文化是一个大概念，指以愉悦、涵养心灵为主的一切活动。显然，以诗为代表的文学和文化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也可以把文学纳入文化这一大概念中，可是文化本身是散的，它需要一个主轴，唯有人的最高本质得到解放，它也才会乘势施放奇彩，而人的最高本质寄寓于何地呢？正在文学中。所以文学复兴将为文化繁荣提供最强大的动力，最热烈的社会氛围。当然，政治变革也极端重要，因为由此一来人们的禁锢将更少，种种哲学、理论的探索将会使人类智慧不断碰出火花。教育的得益更加确凿无疑。教育最需要社会活力，最需要理想化，因为孩子们天生是充满理想的，教育，是要引导这些理想，发扬这些理想，而不是压制；否则，必然消灭人类的根基。当社会蓬勃向上，理想主义盛行，天生就给了孩子们最好的教材，整个教育将顺畅；一代一代，充满理想的后来人不断给社会注入活力，带来生机，人类社会，将永恒地繁荣。<br>不必一一列举，当社会充满理想主义，每一领域都会蓬勃发展，弊端都会最大限度克制，而于人类有益的方面得到发扬。因为政治和文学最关人的本质，而恰好这二者没有理顺或衰弱了，所以需要特别强调政治变革和文学复兴；一当二者实现了，人的本质得到解放，一切都顺了。<br>

赵福治

站在一定高度的阐述问题，值得一读。

白开水

拜读，有见地，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