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二十讲﹙钱塘刘军﹚

钱塘刘军夺命剑

十四  王士禛

顺治十四年丁酉，山东济南大明湖秋色乍染，乡试的士子云集省城，其中有一位白衣少年，于文酒之会，以秋柳为题赋诗四首，大江南北纷寄和章，可谓盛极一时。

这组«秋柳»诗的作者，就是二十四岁的王士禛。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恒台﹚人。少时以聪慧见称，15岁就出版了个人专辑«落笺堂初稿»，24岁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

王士禛的«秋柳»诗虽为触景生情，怅然有感之作，称不上时代的最强音。然其韵外之致——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风格，与他的神韵说，还是十分吻合的。这种让艺术回归其本来面目的手法，也是无可非议的。

“神韵”一词，最早出现于六朝，谢赫«古画品录»说顾骏之“神韵气力，不逮前贤”。中国最早的诗论家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羽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便是“神韵”说的根源。另外，«潜溪诗眼»也从各个方面作了自齐梁之画向诗之转变的叙述。

由于王士禛名高位重，他的神韵诗说几乎主宰了当时文坛，不过他的同乡，姻戚后辈赵执信对此却不以为然，说他功力单薄，无黄钟大吕之音。黄培芳的«香石诗话»也说他的«秋柳»之作：“以风神取胜，脍炙一时，然訾之者亦不少，其实细按，不免有稍空虚。”

王士禛诗名之外兼有爱才的美誉，他与蒲松龄诗文酬酢，也成就了一段佳话。王士禛贵为高官，而蒲松龄只是乡下的一个穷塾师，二人交往，王赏识蒲的道德学问，蒲敬重王的诗文造诣。时蒲松龄正创作«聊斋志异»，王士禛为之评点扬名，并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绝一首：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王士禛的神韵诗说虽受到了不少的批评，但其作品却飘渺淡远，意味空灵：

«秋柳»﹙其一﹚

    秋来何处最消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晓烟痕。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真州绝句五首»﹙其三﹚

江干多是钓鱼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再过露筋祠»

翠羽明珰尚俨然，湖云祠树碧于烟。行人系缆月初坠，门外野风开白莲。

十五  乾隆三大家

清诗有两个江左三大家，一个是清初的钱谦益、吴伟业、龚定孳；另一个就是乾隆朝的袁枚、赵翼、蒋士铨。后三人也可称为乾隆三大家。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晚年又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浙江钱塘﹙杭州﹚人，是乾嘉时期骚坛的盟主。二十四岁便被荐博学鸿词科，题目是«赋得因风想玉珂»，答卷中有“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这样的妙句，然考官认为“语涉不庄”，不予录取。即于三年后考中己末科二甲五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中进士而未完婚者，可奏假归娶，俗称“奉旨完婚”，这是人间罕逢的玉堂佳话，本以为可以借此而青云直上，未曾想在庶吉士教习中，因不识朝廷国书﹙满文﹚而落末等，只能以进士之才屈居江宁知县，可见懂一门“外语”有多么的重要。

到南京后，即碰上了两江总督同为少年科第的满洲才子尹继善，二人诗酒唱和，过了一段“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日子。当时吏治很严，纵然有这样一位上司相助，也无法帮他取得一丝一毫的升迁。袁枚自知士途无望，索性不为此五斗米而折腰，辞官于当地购置旧宅而居，改名“随园”，在此过了近五十年的闲适生活。他在给好友程晋芳的信中说：“我辈身逢盛世，非有大怪癖，大妄诞，当不受文人之厄。”

袁枚晚年游历南方诸名山，虽被鲁迅讥讽为穿着罗纱大褂，和苏小小认认乡亲的闲人，然其以诗会友，奖掖后进，广收女弟子，提倡妇女习文，为当时诗坛所宗。

袁枚一生著述颇丰，有«小仓山房诗文集»和«随园随笔»；他的«随园诗话»收罗广博，读之趣味盎然；其笔记小说«子不语»与纪晓岚«阅薇草堂笔记»齐名，时称“南袁北纪”；袁枚还是位懂得生活情趣的美食家，他的«随园食单»是一部系统论述南北烹饪技法的名著。

作为百年一遇的大文学家，袁枚的主要成就还是诗及诗歌理论，他的诗清新隽永，流转自如；他的诗歌理论“性灵说”，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具有较完整的艺术价值。他主张直抒胸臆，以先天条件为创作前提，以后天努力为创作基础，追求性情、天分、学识三结合，反对封建正统文学观点和形式主义思潮，成为清诗理论的高峰。但袁枚的诗也因多叙写身边琐事，缺少社会内容，有时又太过草率，流于浅薄甚至浮滑。

«竭岳王墓»

华表凌霄落照迟，一朝孤愤万年知。梨花寒食烧香女，纤手都来折桧枝。

«马嵬»﹙四首选一﹚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赵翼﹙1727—1814﹚，字耘松、云崧，号欧北，晚号三半老人，江苏阳湖﹙常州﹚人。少时因迫于生计，离家入京投亲，以文才受知于刑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刘统勋，延至其家，纂修«国朝宫史»。翌年秋，中顺天乡试举人，先后考取礼部教习，内阁中书，并于乾隆二十六年成为进士。殿试进呈的十卷中，赵翼原定为第一甲第一名，一甲三名是王杰。谁知皇上阅后，一方面认为江苏出的状元已太多了，另一方面因朝廷正在经营西北，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便将两人试卷的位子作了调换，于是王杰便成了清代唯一的陕西状元，而赵翼则被暗箱操作，屈居探花。

本来可以授翰林院修撰这个专门给状元的从六品官职，现在只能成为榜眼、探花的正七品翰林院编修，二者虽只有一级之差，却是天壤之别。王杰一帆风顺，官至大学士；而赵翼却成为风尘俗吏，官仅止于道台。

赵翼的诗论虽不及王士禛、袁枚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却也著作繁多，«欧北诗话»是他的代表作，其观点是尚才尚气，崇尚的是李白、苏轼式的天才，与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刚的肌理说这样的重学之说格格不入。他的诗才气纵横，强调独立的见解。

«论诗五首»﹙其二﹚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蒋士铨少时被其父缚于马上，历游天下。十五岁习诗，初学唐代李商隐，顿悟后自成一家，如«七里泷»：

    七里严滩绕富春，压篷青重乱山横。桐江水似离心曲，一片风帆万橹声。

袁枚称他：“摇笔措意，横出锐入，凡境为之一空。”

三十三岁得中进士，入庶常馆为庶吉士，三年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在“我不愿作公卿，但为循吏死亦足”的愿望下，于乾隆二十九年辞官南归。

蒋士铨不光是清代的著名诗人，还是位了不起的戏曲家，近代梁启超说他是：“中国词曲界之最豪者。”，日本青木正儿赞其为：“中国戏曲史上的殿军。”其曲有四十九种传世。

蒋士铨墓位于江西铅山董家坞，其外有青树环抱，前端置石鼓一对，占地约十六平方米，工艺精到，气象不凡。其额曰“气节文章”，楹为“庐埠叩苏公八壬偈子一转语，山阴同陆翁九千吟中万首诗”，为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八立。

十六  沈德潜

诗到“十全武功”的乾隆盛世，必然会出现一种庄重典雅、声调雍容的盛世之音，这是一个王朝的国力达到一定高度的必然结果，其指导思想格调说，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应运而生的。

这种“十全大补酒”式的理论，出自一位老学究之手，之所以能引领当时的官方文坛，与他用调门来判定音质的高下，以扼杀自由天真而达到歌功颂德的目的，是分不开的。怪不得这位六十七岁才成为“天子门生”的高龄生，一毕业就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当时中进士后，还得入庶常馆为庶吉士，三年散馆，才能授官﹚，不仅与之呼朋道友，甚至还一路提拔，七年之内就官居礼部侍郎，外加尚书衔，人生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此了吧。

这样的幸运儿历史上并不多见，出现在此盛世确实是个好兆头。“看来吾朝真的是文治武功，繁荣鼎盛”——乾隆一定是这样想的，他的“门生”，格调说的倡导者江苏长洲﹙苏州﹚才子沈德潜也会这样想的。

是的，乾隆一朝确实不算窝囊，但须知当时已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风即将迎面扑来，世界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而我们这位洋洋自得的圣主，不知居安思危、与时俱进，甚至重新关闭其父辈已经打开的国门﹙康熙早在一六八四年就已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与外商贸易﹚，还在«赐﹙注意这个用字﹚英吉利国王敕书»中妄言：“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加上多年的征战、任用大贪官和珅等，虽然外表光鲜，实则国力已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可以说，中国此后的整体历史辈剧，就在这个貌似全盛的皇帝身上。

而与之相呼应的格调说，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只不过是拾前人牙慧，继承明代前后七子的衣钵罢了。这派学说无非是迎合“天朝大国”的国民心态，打着尊唐的旗号，矫揉造作，恃宠沾恩、自以为是而已。

沈德潜身前虽贵为捉刀宠臣，乾隆甚至称他为“江南大诗翁”、“朕之老诗友”，即使髦耋告老，也还时有眷顾。然这位老诗友退休之后竟然脑子进水，在编辑其«归愚诗钞»时把代皇帝捉刀的诗也编了进去，以致圣上大为恼火，在其死后逮到机会，削官夺谥，扑碑斫尸。

沈德潜诗虽多为歌功颂德之作，也不乏清新可读的佳品：

«过许州»

到处陂塘决决流，垂杨百里罨平畴。行人便觉须眉绿，一路蝉声过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