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诗歌随笔两篇(吉小吉)

朱枫 · 发表于 2004-11-16 10:37:00

诗歌随笔两篇——《诗歌边缘化是时代进步的必然》 ■吉小吉       中国有“诗国”之称，作为文学中的文学，诗歌曾经是占据着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要精神食粮。有人在网上撰文指出，“中国至少是从唐朝开始，学诗、读诗、赏诗、写诗，就是所有文化人的事，到五四运动一直都是这样。”相信大家也不会忘记，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曾出现过所有有点文化的人都学诗、读诗、写诗的奇特现象。然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诗歌的境遇急剧改变，人们对诗歌的热情已所剩无几，诗坛一直呈现出一副疲软无力的病态。      面对这种状况，许多人痛心疾首。很多人都认为，“当下诗人对重大题材关注不够，对当下生活的关注不够”，诗歌创作走向了琐碎和平庸，没有“当下生活的声音、劳动和人民的声音”，没有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为平民说话”。去年在广西北海市举行的“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诗人江一郎认为造成诗歌疲软这种现状“可能跟诗歌所要承担的责任有关”；诗人黄金明则认为，“新诗失去的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因为它丧失了传统。新诗在躯壳和灵魂上的双重缺失，导致了它长期以来在世界诗歌版图中匍匐在地的爬行状态，因此，‘五四’的最大后果不是发明或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形式，而是割裂传统或唾弃传统。”       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虽然我也认为诗歌本身存在问题，但诗歌并没有丧失传统，让诗歌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上的，根本原因不在诗歌本身，而主要是来自现在的人，是现在的人本身出了问题。责怪诗歌创作走向琐碎和平庸，也是没有多少理由的，诗人梁小斌说的好：“贴近时代首先要贴近平庸、贴近琐碎，诗是从平庸开始的。”我觉得，生活本身就是琐碎的，从琐碎出发就是从生活本身出发；而作为个体的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诗人也不例外，诗人关注社会从关注自我出发，歌唱个人情感无可厚非，“重大题材”如果与个人情感不发生关系，诗人对这个“重大题材”的歌唱肯定是苍白无力的。因此，对诗歌“个人情调泛滥”的指责其实是极不应该的。再说，这几年来其实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诗歌文本，关心当代诗歌的人常常会被一些诗歌作品深深感动。为什么出现疲软的状况，我的推测是因为很多读者以一种抵触情绪来看待新诗，从而对这部分优秀诗歌作品忽略了而已；另一个就是，很多人的潜意识里根本就没有了诗歌，在生活中无所谓看不看。换一句话说就是，不是诗歌唾弃读者，而是现代人已经把诗歌乃至文学视为可有可无之物；不是诗歌对人的冷漠，而是人对诗歌的冷漠。       我这样说，肯定会引来非议。但这是现实！首先，现代人具有一种实惠思想，而这种实惠思想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对现代人来说，精神上的实惠只是一种虚无，物质利益上的实惠才是真正的实惠。作为精神产品的诗歌是无法给人带来这种实惠性的，诗歌因此而缺乏对现代人的吸引力。我觉得，诗坛上的“诗歌无用论”的观点，应该也是鉴于这一点才有人提出来的。其次，现代的人们一般都视野开阔，有各种各样的爱好，寄托和表达个人情感的东西和方式已经日趋多样化。在去年的“汉江诗会”上，沈泽宜教授认为，“诗是弱者的卫士，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是一只抚平创伤与不幸的上苍之手”，“为了防止心灵的坍塌”，“诗就起一种‘补天’的作用”。在休闲已经成为人们的追求和时尚的今天，这无疑过分高估了诗歌。虽然我一直都不否认诗歌具有抚慰心灵的功能，但是现代人并非只有依靠诗歌来“防止心灵的坍塌”。卡拉OK、上网聊天、看电视、看碟、听流行音乐或者去旅游、跳舞、游泳、蹦极，打高尔夫、保龄球什么的，甚至拍拖等等，那一样没具有“补天”的作用？现代人有几个会去选择诗歌来抚慰心灵？这只是一个远离诗歌的年代，并不像沈泽宜教授所说的那样：“正是一个急需诗歌的年代。”沈泽宜教授痛斥“一种休闲气息已经弥漫了中国诗坛”，这恰恰是诗歌以外的休闲环境对诗歌的包围和浸润，也就是说，是现代人的一种追求和时尚“腐蚀”着诗歌。       当然，我一直认为，现代人具有一种实惠思想，寄托和表达个人情感的东西和方式的多样化，这是时代进步的结果。在物质贫乏的年代里，连物质都没有，人会有什么实惠思想？物质上的空档，人们只有从精神上寻求补偿。而精神产品受物质贫乏的制约，人们根本就没有选择的自由。“中国至少是从唐朝开始，学诗、读诗、赏诗、写诗，就是所有文化人的事”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所有有点文化的人都学诗、读诗、写诗的奇特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轻人刚开始听邓丽君的流行歌曲都要偷偷摸摸的，报纸刊物极为有限，电视和广播只有一两个频道。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成为人们的精神的支撑就不足为怪，作为文学中的文学，诗歌大行其道就在情理之中。有人老爱拿那时候的诗歌来抨击现在的诗歌，说那时候的诗歌怎么怎么能够引起人的共鸣，可他们却不说那时候只有那么几个地方发表那么几首诗歌，大家只能都看那么几首诗歌，而且所有人都没有什么精神生活；更没有从诗歌审美的角度，去拿那个时代的诗歌作品和现在的诗歌作品加以科学的分析对比。就诗歌而言，那个年代其实是畸形的年代，根本没有让人在回顾中感到兴奋的地方。       时代的进步，物质的丰富，使得现代人的精神食粮得到了空前的丰富，思维得到了无限的活跃。物质对人产生着强烈的诱惑的同时，空前丰富的精神食粮也让现代人有了足够的选择的自由。在这种选择的自由中，什么东西也不可能得到所有的人的选择，只能够“和平共处，共同繁荣”。这就注定了文学不可能再成为每一个人的精神的主导品，文学只能是部分人的、极少数人的喜好。连文学都从拥有大众的中心位置滑向了边缘，作为文学中的文学，对现代人更为缺乏吸引力的诗歌，边缘化就在所难免。综观这些，我觉得应该不难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诗歌的边缘化其实是时代进步的一个必然。                                                                                     2004年3月5日初稿于广西北流江畔 《诗歌的最大进步就是自由》 ■吉小吉       我真不明白，时至今日，诗坛上怎么还有人要捡起早就为国人所遗弃的“裹脚布”，要当代新诗回到中国诗歌伟大的格律传统中去。他们认为，新诗是“无根之树”，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还没有定型。虽然他们没有明确的指出新诗要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去，但傻瓜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要说的是什么。吴思敬先生在反驳这种谬论时为他们总结出了这样一句话：“新诗之所以没有自己的传统，是由于新诗没有形成与古典诗歌相类似的定型的形式规范和审美规范。”这就一针见血的把他们要回归格律传统的目的摆在了世人的面前。      当然，我从来都不否认格律也是中国诗歌的一个伟大历史传统，这就正如我从来不否认裹脚曾经是中国妇女所继承了千百年的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一样。但是，中国诗歌的伟大历史传统并不仅仅就是格律啊。像格律这样的历史传统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束缚，更是一种伤害！我一直认为，诗歌从《诗经》发展到今天，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到不受多少言限制的词，从四行到八行到无论多少行的新诗，从平平仄仄到不压韵的长短句，总是在被束缚的挣扎中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一点一点的解放出来的，取得今天的自由，就是诗歌最大的进步。“现代格律诗”和“新格律诗”等的大力倡导，在我看来，并非是继承什么传统，而是捡起了历史的“裹脚布”，死死守着一种陋习不肯放弃，实际上就是对新诗的发展设置障碍，是对中国诗歌自由进程的一种扼杀。继承传统，更重要的应该是要让一种精神永远薪火相传，让一种精神永不磨灭。而追求自由应该是中国诗歌的这种传统精神很重要的一部分！       当代新诗的传统就源于追求自由这种精神，当代新诗禀承的就是追求自由这种精神。诗歌为什么就一定要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呢？当模式已经对一个人的思想情感运动造成束缚和伤害时，它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吗？人的思想的自由，必定带来诗歌形式的自由，诗歌的表现形式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的思想情感运动。这就好比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身材就穿什么样的衣服，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突出自己的特点和个性。吴思敬先生的“量体裁衣”说，就有力说明了这个问题。当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个“自由”还要有一个“人”的模式，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条底线，诗歌的底线。如果连诗歌都不是了，那肯定另当别论。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突出自己的特点和个性，这就是自由。根据人的思想情感运动需要来选择诗歌内在和外在的表现形式，这就说明了诗歌是不应该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大家都知道，人的思想情感运动是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的啊。正因为这样，诗歌才能够不断出新。换一句话说就是，自由是延续诗歌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保证。我写过这样的一首诗： 《醉在襄樊》 我，刚刚走下，从广西玉林 到湖北襄樊的列车 襄樊人，他们的热情 就一杯杯，灌进了我的胃 我不能拒绝，我懂得，这是在 襄樊。就是襄樊，一座与我 第一次相遇的城市，有许多 规矩。我发现，我很快发现 它的规矩，就是转、转、转 餐桌在转，房子在转，整个城市 也在转。并且，越转越快。真的，越转 越快。转来转去的襄樊，转呀转 从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 转到今天，他XX的成了 商家必争之地。我发现，它 还在，不停地转，依然在转、转、转 (《诗选刊》2003年1月号从《漆》2002年季度最佳资料选载） 这或许不能算一首好诗，但我觉得新诗的这种自由的形式选择满足了我的思想情感表达需要。诗人杨克认为这首诗的形式与人的醉态相吻合，青年诗人朱山坡说读着读着就感觉到这首诗本身就转了起来。如果诗歌有一个人为的模式，人的思想情感运动能够在一首诗的形式上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吗？每一首诗如果都有一个能够让要表达的东西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的形式，那么诗歌的繁荣是必然的。人的思想要自由，诗歌作为表达人的思想情感的一个工具，就要有适应人的思想自由的形式。而格律是无法让当代新诗到达如此自由的彼岸的，它只能够限制人的思维，扼杀人的创造力。       自由当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新诗灵魂也应该是自由的。老诗人郑敏把“新诗的分行在语言、内容、表述、形象与音乐性上的基本规则问题；新诗诗行内关于内韵、节奏、声音的和谐与反和谐的理论规定问题；新诗的内在结构要求问题……”作为当前要考虑的问题。这当然没有什么错。然而，一昧的强调“基本规则”、“理论规定”、“要求”什么的，新诗灵魂的自由我想就只能“夭折”了。探索和创新，不就是要去对现存的各种规则规定要求提出挑战吗？探索和创新，目的不就是要把秩序中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弃掉吗？过分的强调了规则规定要求，对人的思想的束缚是可以想象的。只有宽松的环境，诗思才能够真正活跃起来。“紧箍咒”只能令法力无边的孙猴子头疼。另一方面，郑敏前辈指出，要思考的这些问题还很难找到一个“范本答案”。可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根本就无需什么“范本答案”，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你去追求一个“范本答案”，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郑敏前辈还认为，“音乐性是诗歌不可或缺的”，我倒觉得，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音乐性是可要可不要的，没必要强调“不可或缺”。诗歌的问题理应通过语言来解决，而不是必须通过音乐性来解决，音乐性也绝对解决不了语言的全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赞成现代诗人戴望舒的“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的观点。过分强调了诗歌的音乐性，肯定会让诗歌迷失自我，让诗歌变得面目可疑，势必造成诗歌灵魂自由的大幅削减。       可以毫不过分的这样说，自由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新诗的生命。失去形式和灵魂自由的诗歌，绝对是历史的“裹脚布”“裹”出来的畸形的东西。自由不拒绝日常生活，不拒绝平庸琐碎，也不拒绝伟大崇高；自由不拒绝历史去劣存优的传统，更不拒绝时代的进步！自由就是要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今天新诗的自由来之不易，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去捡拾起格律那一块早就被历史遗弃的“裹脚布”。无论如何，这块“裹脚布”还是留给历史的好，21世纪的中国新诗绝对不需要它！                                                                                 2004年3月1日初稿于广西北流江畔吉小吉简介 吉小吉，笔名虫儿，本名吉广海，１９７４年４月出生，毕业于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广西作家协会会员，与诗友共同主持漆诗歌沙龙并轮流主编《漆》诗刊。在《人民文学》、《诗刊》、《天涯》等各级刊物发表过诗文400余篇首，有诗作收入《中国诗歌精选》、《中国新诗年鉴》等2０余个选本，出版有诗集《岁月初程》、《漆／五人诗选》（合著）。做过农民、农垦工人、初中语文教师、地方党报编辑记者。现居广西北流市。 地址：537400广西北流市委大院门口2号信箱 电话： 0775—6298138办 6229329家    8278068小灵通 电子邮箱：bendai@sina.com

赵福治 · 发表于 2004-11-18 21:33:00

好文章1提！

晓曲 · 发表于 2004-11-19 20:43:00

先学了1，分析得有道理。

白沙 · 发表于 2004-11-28 11:17:00

小吉好！认真读了。欢迎你！

藤萝 · 发表于 2004-11-28 21:41:00

见识啦!

李绪廷 · 发表于 2004-11-30 17:07:00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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