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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二姐花季的生命陨灭于一场至今令人无法思议的事故中，而生活还得继续；丧事处理完之后，父母依然要忙于地里的劳作，我们兄弟几个也依然还得继续各自的学业，最小的妹妹则也在幼儿园里开始了她的学生生涯； 相对于二姐的连学都没得上，小妹在读书方面无疑是家里最幸福的一个了；随着70年代末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拉开，城市蔬菜队也解散了；矮小的母亲做事情却充满了魄力，毫不犹豫的将微薄的遣散费在城外购买了郊区一个生产队的几亩薄地，继续耕种生涯，不同的是，这样的耕种不再是挣工分了，而是完全彻底的为自己谋生计，每一份收成都是自己的收入；父母不分昼夜于地里的操劳，加上我们兄弟姊妹们于课余时间也在地里的劳动，使家庭的状况终于有所好转了，经济上的有所结余，让年幼的妹妹也终于有了可以去上幼儿园的机会，虽然只是上的居委会办的简陋的幼儿园，但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而言，已经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了。至于小妹每个星期六放学的时候幼儿园发的那几块洋饼干，往往会让我垂涎不已，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便会从妹妹的手上忽悠个半块饼干来解馋，这样做能成功的机会还是很少的，而一旦被母亲发现了，便会受到几句责骂，毕竟，父母都是最疼最小的孩子的。 对于我的家庭而言，1980年的另一件事就是大哥的重回课堂。 那一年，大哥16岁，此前的一年里，大哥在初中毕业后做了县供销社的一个职工，被派遣到一个乡下（那时候还是叫公社）的供销社去上班，那个供销社又把大哥派到了下面的一个网点去了；网点设在一个农村常见的土庙里，里面还有模糊不清不知哪路神仙的泥胎塑像；那时候的县里电灯都是不常见的东西，到了乡下，更是无从说起什么电灯照明了；大哥所在的那个供销社网点，就煤油灯或者蜡烛做了夜晚采光的主力；既然是网点，那员工也就不会多了，加上大哥也就两个人；环境的艰苦是可想而知了。 大哥能去做供销社的职员，是和蔬菜队的解散有关系的；蔬菜队解散，每个社员发了微薄的遣散费之后，每个家庭还给了一个就业的指标，我家同样也分得了一个；对于这个就业指标的处理，刚开始的时候，是准备给没读过书的二姐的，后来父母又认为这个指标可以去供销社，那个年代的供销社可是一个相当令人羡慕的单位的，且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而言，这是第一次家里有人可以拿工资吃皇粮了，尤其重视；因此，父母又认为这个指标还是给刚初中毕业的大哥的好，这样大哥有了一个好的工作，对他以后有好处；如今看父母当时的这个想法，固然会觉得很好笑的，供销社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没几年的好日子过了，但放在当时，不但父母觉得这样的决定是正确的，亲戚里面，以及邻居们，也都不觉得这个决定会有什么不对；于是二姐继续在家里地里忙乎着，学习成绩相当好的大哥便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按父母的安排去了供销社上班。 大哥去供销社上班是在1979年的下半年，那年的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天气很冷；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我在那年冬天随了父母去乡下看望过我大哥；其实那个乡下距离县城也就40来里路，放在现在根本就不算距离，油门一踩，高速路过去，最多十几分钟的；但在那个年代，往那个乡下去，不但一天只有来回一趟班车，且这一趟班车在坑坑洼洼的沙土路上喘上将近两个小时的气之后，还只是停在了公社所在镇子的外面；走到镇子里去，还得花上几十分钟的时间；交通的不方便，真不是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想象的。 那次和父母去看我大哥，就是这么过去的；为了赶那趟车，我们很早就出发了；天下着雪，且很大，四面透风的班车就走得更为缓慢更为艰难了，真的如一头负重的老牛拉车行走的情形，颠簸中车上的人都冻得尽量的蜷缩了起来； 好不容易到了终点站，而终点站仅仅是几棵高大的树而已，没有任何可以遮风挡雨的设施，更别说有卖一口热的的地方了；一车的人裹着严寒顶着雪花往各自的目的地走去了，我也跟随着父母趟着一地的泥泞往镇子里赶； 到镇子上花了几十分钟，但镇子本身却不是很大；不过街面上却倒也还热闹的，各种店铺，以及路边摆摊的，都不少；卖的东西放在现在看固然是档次低品种少，但在那个年纪的我的眼里，却还是觉得品种繁多的；尤其是路边不断看到的早点摊子，包子油条，豆浆稀粥，冒着的热气对一身寒冷的我形成了说不尽的诱惑； 而父母只顾着扯着我去找供销社的所在，根本没有停下来吃好早点再走的意思。 找供销社的所在并不难，印象中那是一个很大的门面，最起码这个镇子上能和供销社的门面相比的，还真找不出第二家来；供销社里很热闹，买货的人不少，虽然还只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光景； 但大哥却不在社里面。 接待我们的是那个公社供销社的主任，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子，戴一顶那个年代常见的干部帽，青色的，穿的衣服也是青色的，有四个兜的那种干部服；见了我父母，倒是不见打官腔的，一脸的笑，嘘寒问暖的，在问清楚我们还没吃早饭之后，赶紧吩咐手下的去门外给我们买包子油条去了。 年幼的我没心没肺的，在早点买来后就只顾着自己吃了，父母却没急着去吃早点，倒是赶急着问大哥的情况； 你儿子***不在。 那个胖乎乎的供销社主任的话在我扒拉稀粥的时候飘进了我的耳朵。 去下面的点上去了。 面对父母的询问，胖乎乎的主任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那个点距离镇子有几十里路的，这样的天，根本走不到。且那个点是在一个土庙里面，点上只有两个人，环境很差，夜晚只能点煤油灯为主，或者是蜡烛。 但这些情况不是那个主任告诉父母的，主任的话，一半是安慰，一半是鼓励，诸如年轻人要到下面去锻炼之类的；父母得知这些具体的情况，是在主任招呼完了去忙其他的事情后，父母找大哥的同事们打听出来的，而后来大哥的对那个网点的描述，也和他的同事的叙说差不多，大哥说，自己在点上的那几个月，晚上往往吓得不敢睡的，泥胎塑像白天看不清，到得晚上却反倒是模模糊糊的看得比白天清楚多了，使得整个网点看上去阴森恐怖。 听了大哥同事的叙说，父母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但那么一个风雪交加的天气，却根本无从做进一步前行的行动，而这次的探望大哥，也就只能到这个份上了，剩下的时间，我在小镇上到处的乱窜，父母则在供销社里和大哥的那些同事聊着天，到得下午两点的时候，便搭乘那一天一趟的班车返回了县城。 但这次探望大哥的直接后果，就是促成了大哥的重回课堂。 大哥的成绩本来就相当好，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属于那种尖子生的类型；现在一些人胡扯说文革的时候下面的学校都乱套了，其实那都是睁眼说瞎话，对于基层而言，孩子到了适龄年龄便报名上学的现象一直都没间断过，我的三个兄长的小学都是在文革期间读的，便是活生生的例子了；大哥的书读得好，没有继续上高中，一直是他的班主任引以为憾的事情；母亲探望大哥后，所做的决定，就是让大哥重新去上学，上高中，至于那个就业的指标，母亲毫不犹豫的放弃了； 让大哥放弃那个工作很容易，要重返课堂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高中已经开学将近一个学期了，且当时的学校资源是相当的紧张，整个的县里，也就一个高中部，一年可以招收的学生，不过区区两三百人的规模；我这样的家庭，于社会人脉上有高层的关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找人送礼，那个时代还没流行起来，或者说，有收礼想法的人，那是相当稀少的，且我这种贫困的家庭，想送礼也掏不出几个子。 但母亲就认定了必须要让大哥重返课堂！ 母亲选择了采用自己的方式去努力的达成这个目标。 她在每天上午卖菜回来后，便赶到学校，不断的找大哥曾经的班主任，找高一的年级主任，找校长，不断的诉说大哥求学的欲望，不断的叙说家里要让大哥重返课堂的心愿！ “天下着雨，我站在教室外面等着下课，找老师去说这事情；我冷得人不断的打着哆嗦，但第二天还是这么去等，去找老师。”后来母亲这么跟我诉说。 母亲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事情出现了转机，大哥初中的几个老师，都对大哥印象不错，在母亲的不断诉说下，去找了校长，一个月后，校长终于同意了大哥去上学，作为一个插班生进入高一就读。 这种事情放在当下的教育环境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那一个真诚还十分普遍的时代，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以她的倔强与真诚，终于打动了学校，打动了老师们，让大哥在离开课堂将近半年后，终于再度走进了教室。 母亲的这个选择，让大哥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经常还会说：母亲不简单！ 大哥后来成为1980年代早期那几批大学生中的一员，学了医，成为省城里最好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如今已经是一名医术精湛口碑甚佳的外科主任、教授，且很早就开始带研究生了。 只是那个就业的指标的浪费，在二姐不幸出事之后，母亲经常会因此自责，说如果刚开始就把那个指标给二姐就好了，那就不会发生这不幸的事情了。 然而世事难料，谁能看到以后呢？
所以母亲固然自责，我们却并不认为母亲当年的决定真的就是错误的，毕竟，那个决定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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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8 10:0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