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的幸运
王安忆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介主题是以欧洲为中心,但莫言得奖对中国文学还是有深长意味。评奖的标准中有一条,大概意思是需要持续性写作,这一条,说来容易做到难。从上世纪初“五四”新文学时期以来,中国作家的写作都是在时续时断中进行,每一代写作者都很难有持续20年以上的安定时间,得以从容建设自己的美学体系。莫言得奖,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中国已经拥有职业性的写作,在职业性写作背后,其实是有一整幅社会图景,不仅是政治经济的稳定连贯性的发展,更是思想和艺术的独立自由,个人意志的鲜明体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眼光,从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辐射到亚洲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队伍里看见莫言,不可能忽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背景。 人往往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体现价值,比如“人口红利”这个词,大概可作为一个隐喻。而在写作者的世界,人就是人,即便他不事生产也不事消费,也依旧有着价值,这价值是天然赋予的,我们的世界就是建构在这样“无用”的价值上。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还是会感觉到失职,比如说,当看见媒体上报道年轻的孩子轻生,社会学者的统计显示农村老龄人口自杀的比例,无论是笼统的数字还是生动的个体,都让人痛心,其实,让人们珍惜生命,就是我们写作人的职责,大约也是我们虚构存在的意义吧!我的意思是,也许我们的工作不是直接地体现功能,但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点作用。这点作用,无法用科学的方法定质定量,它实在太隐秘了,甚至被我们自己忽略。所以,我希望不要用“票房”、“印数”、“利润”、“人才库”这一类指标来衡量我们的劳动。在一个科学实证的世界,文学确是边缘的存在,可有还是比没有好,至少,文学可以使生活变得有趣一些,它让人生出一些妄想,妄想去求证一些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事情。我记得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上,葡萄牙队出场的一幕,每个球员的臂上都佩戴黑纱,哀悼他们的作家萨拉马戈逝世。这多少证明那些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事情还是值得注意的。 对于我们写作的人,在这个时代已经很幸运了,相比我们父母辈,他们殚精竭虑处理的,就是集体精神和私人生活的关系,稍有不慎就会逾矩。他们想得多,写得少,出版和印刷得更少。今天自由的空气和蓬勃兴旺的印刷业,使得写作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当然,和其他行业一样,生产过剩是难免的。我以为,我们还是要向前辈学习,学习他们的认真谨慎,对文字的尊重,对文学的敬畏,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要用计量来催促我们,给我们足够的宽裕,空间上和时间上,让我们保持镇定清醒,检讨思想,积蓄感情,锻炼文字,努力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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