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门弄斧谈诗词格律】

@崔巍@

谈近体诗与古体诗，以及格律之变革还是从毛泽东1957年1月12日致臧克家等的信中所说起：“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是啊，试想一种既讲平仄声律，又讲相谐相悖韵律，且要严格按106个韵部的“平水韵”押韵，还要讲究对仗，不能犯“合掌”以及“孤平”、“三平调”、“三仄尾”等毛病的诗，的确比较难写，但看主席诗词所历程便是将古体诗词向现代诗词转进的里程碑，亲民且不失风雅，古韵但通俗励志。关于旧体诗的改革创新，毛泽东没有明确讲自己的具体构想, 只是在与著名词学家冒广生谈词时,有“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等“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谈话纪律，不过意思很明确，格律诗体要解放要改革，“就得搞得像样”就不能不讲格律。郭沫若先生也持此看法，他在《关于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一文中说：“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的，如五绝、五律、七绝、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这些形式和民间歌谣比较接近，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又生动易懂，我看人民是喜闻乐见的。” 对于毛泽东认为“一万年也打不倒”的格律诗，马凯同志在给诗词界领导人的信中，在几次有关诗词改革创新的讲话中和专论中，反复强调改革和发展格律诗这种大美诗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在《再谈格律诗的“求正容变”》一文中指出：“对格律诗的继承与发展，概括起来说，在内容上，就是要‘求真求新’，即继承‘诗言志’、‘抒真情’的传统，同时又反映时代风采和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在形式上，就是要‘求正容变’，即尽可能地遵循‘正体’——严格的诗词格律规则，同时又允许有‘变格’。”为什么要尽可能严守格律又允许变格呢？“因为这些是前人经过千锤百炼，充分发挥了汉字的特有功能而提炼出的，是一个‘黄金格律’，不能把美的东西丢掉。但也应‘容变’，即在基本守律的前提下允许有‘变格’。实际上很多诗词大家包括李白、杜甫，很多诗词名篇，‘变格’也不是个别的。”（马凯《知古倡今，求正容变》）
      我上之所借言。并非独断主席的诗词就高于一切，但其万里路，其阅人无数，就够那些自命读过两本训诂竹片的摇头晃脑者们高之又高，胜之又胜了。因为显而易见，毛泽东诗词对当代诗词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对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和艺术表达，具有难以估量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对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及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积极的、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是懂了格律就会作诗，懂了对联就能登门，诗人们和我一样努力想做诗人的人们，一定要记住：其实人人心里都有诗，我们更是凡人。习总在文艺工作者会稿中“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就是创作理念的最好诠释。所以写什么，为谁写乃当代诗词爱好者之提笔前首要考虑的问题，为了稿费，为了获奖，为了糊口有几位能表现出自己的诗心来，自古至今诗人之所以被人敬颂，不是他背会了多少词牌，不是他多严整的格律，而是诗人特有的高贵，哪怕经济再潦倒，生活再孤独的诗人也是人世中的一位精神贵族。
        鲁迅曾指出：“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书信集》下卷，《致蔡斐君》）又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同的韵”（《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下册，《致窦隐夫信》）；综上，个人来看格律也好，古风也罢，现代诗亦然都有各自规则，如同填字游戏，既入游戏者那按游戏规则来彰显阅历，知识，思维逻辑等诸多超常的亮点，不安规则或违反规则皆暂出场外合情合理，钦定词牌也就是在盛世中，游戏者，游乐场组织者日益繁多的情况下进行了统一规范。诗词可以比境界，比高雅，但不能比谁写的比谁好，谁写的就一定好，保持诗界的纯洁性，就要抛去世俗中的论资排辈，阿谀奉承谋财虚名等诸多诟病。古人早云：文无第一，武不第二。想明白这句话，诗评自然也就是仁智之见了。 互联网时代诗意人人共有，诗意人人相同，对与错，是与非，会百度，别人不比你高，你也不比别人强多少。只要不是以此度日，权当以良赋闲为乐吧。以上呓语断章取义，诸位不喜勿回不骂。我劳神足矣。

张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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