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为什么如今大学不再有西南联大那个范儿？

王丹青

学习：为什么如今大学不再有西南联大那个范儿？

[color=rgb(153, 153, 153) !important]2015-7-8 21:06| 发布者: [color=rgb(153, 153, 153) !important]3cnwr| 查看: 41| 评论: 0

摘要: 西南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今天的中国大学，从校园建筑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飞奔，但再也找不出如此明亮、 ...

西南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 今天的中国大学，从校园建筑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飞奔，但再也找不出如此明亮、干净与自信的合影——那是一种由内而外、充溢于天地间的精神力量。 为什么当下校园里缺乏西南联大师生那种刚健的精神力量？ 西南联大校徽及钢印印模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陈平原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即将出版。这部作品，加上之前的“大学三书”——《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以及《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将构成他的“大学五书”。 “从中，大致可以理出我对中国大学的思考脉络。”7月5日，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这位北大中文系教授面对澎湃新闻的提问，不徐不疾，细细阐述，他是站在教育史的背景下，来谈论当下中国大学的任何问题。 “反省一百多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国人办大学的坎坷历程，及其是非曲直、功过得失，是我思考及表达的基本立场。” 他没有作通史，但一直在“选点”：晚清建立新学制时的困惑与挣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大学的拓展。五十年代院系调整留下的遗憾。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教育的重新出发。“再就是最近20年，当代中国大学的发展。虽然我有过很多批评，不过喜欢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乱七八糟但生气淋漓。”说到“批评”，他镜片后的眼神始终一片温和的笑意。 西南联大教授，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西南联大教学和生活环境艰苦而简陋，铁皮屋顶的教室，茅草屋顶的学生宿舍，还经常遭到日军的轰炸而“躲防空”，但教师学生仍刻苦顽强地工作、学习。 在他的新作绪言里，你却能读到一段深沉的质疑：“我终于找到一幅可与之媲美的老照片，那是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的合影——我故意略去拍照的具体时间及地点，以便将其作为抗战中意气风发的中国读书人的象征。 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我提及这幅照片：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 今天的中国大学，从校园建筑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飞奔，但再也找不出如此明亮、干净与自信的合影——那是一种由内而外、充溢于天地间的精神力量。” 于是，采访从这里切入。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1.为什么当下校园里缺乏西南联大师生那种刚健的精神力量？ 今天我们讲述西南联大的故事，某种意义上是理想化的，是将其作为当下中国大学的一面镜子。我们知道，当下中国大学教育有很多问题，但必须仔细分梳，哪些属于制度问题，哪些属于观念问题，哪些是学者本身的缺憾，哪些又是整个时代氛围决定的，做过认真的清理之后，才能够比较准确地下判断。历史是一面镜子，但不是一个标准，更不是万应药方。 2.据说，您一直担心将“大学精神”形成口号化？ 北大争了这么多年，定了好几次校训，都不成功。讲大学精神，我主张用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很大程度上，不是要不要精神，而是要什么样的精神。相对来说，定校训、说精神是比较容易的，但很多制度性问题，不是喊几句口号能够解决的。有时候，甚至不是教育体制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比如，如何设置以及讲授各种类型的政治课，就不是校长或部长说了算的。 3.您在《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里，作过全面的分析。但我们发现公信力仍在下降，不免担心其走向。 今天不只是大学的公信力下降，是整个社会的公信力都在下降。政府官员、大学教授、警察叔叔、还有白衣天使等，今天都没有好名声。我曾经谈起，北大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特别在意媒体对我们的报道。每周或每月贴出一堆，很光荣。现在早就不做了，因为经常是负面的报道。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北大，所有大学基本上都一样。要知道，第一，表扬好人好事，或为某个机构唱赞歌，不是媒体的特性。第二，报道曾经很高雅的大学及大学教授的负面消息，很有阅读市场，甚至可以说是“大快人心”。今天中国大学形象之所以“一落千丈”，有大学本身不争气的原因，再就是媒体比过去更加发达了。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北大清华抢生源，那是一个让人伤心的话题。抢好学生很正常，所有国内外大学都在抢。问题在于手段及标准。比如美国大学也抢，但给学生选择的自由——好学生可以拿到好几所大学录取通知书，最后决定权在自己。可在中国，因只能被一所大学录取，就抢得很不像话了。尤其是发生在北大清华之间，而且还是以高考分数来抢学生，抢所谓的“状元”，实在没出息。 “高考状元”是老百姓的说法，这里姑且从俗。问题是我们都知道，高考分数690与688，其实是没有差别的。只是生活在一个科举制度源远流长的国家，大家都相信，只要考试，就必须争“第一”，第二、第三没意义。为什么在中国，会弄出这么畸形的对分数的崇拜？这里有大学的问题，也有媒体的问题，还有公众的问题。某种意义上，大学是被媒体及公众绑架了。 民众追求“公平”，欣赏一分之差见高低、定生死；媒体则以造星的眼光及趣味来谈高考，弄出省市县三级乃至单科“状元”等莫名其妙的说法。让人不解的是，大学也顶不住了，屈从于世俗的偏见。抢“状元”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爱惜人才，而是保护学校名誉——在媒体及民众心目中，抢到的“状元”越多，证明这大学越好。 4.可我们也知道，这种世俗力量是很强大的，怎样扭转这一困局？ 北大曾经作过两个决策，但现在都落空了。第一是不公布，不排名。第二是与清华达成协议，彼此都不要炒作所谓的“状元”。实际上，校长及教授都明白，招进来的各省“状元”，绝大部分将来不比别的学生强。高考只是一个门槛，入学以后，一切都必须“从头越”。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明当初的高考分数日后对学生有很大影响。各省高考的第一名，如果不是去香港就学，选择在内地念书的，基本上不是进北大就是进清华。 所以，两所大学若能达成并遵守协议，不宣传今年录取了多少个各省第一，别的学校也就没有什么好炒作的了。再说，论学术实力与社会名声，这两所大学也算伯仲之间，有必要为此竞争与炒作吗？ 我还是要说，抢生源是正常的，全世界的大学都抢好学生，因那是办好教育的关键一环。问题在于，用什么手段，根据什么标准——你为什么要盯住各省高考的“状元”抢呢？这就说到了整个社会对于分数的过分强调，导致今天所有学生被迫去抢每一分。 我曾经说过，文革结束后，我们恢复了高考制度，这很好，但只是回到常识。四十年来，我们不断唱赞歌，缺乏批判与反省。今天再看那句激动人心的口号——“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其实不无偏颇。这种分分计较的“平等”，某种程度掩盖了内在的不公平、没效率。 北大曾经尝试过两件事，也都失败了。一件就是“中学校长实名推荐”。我们在全国选了若干好中学，经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学生，可成为北大自主招生直接候选人。2010年开始做，好几年了，我问招生办主任，为何推荐上来的学生未见特别出色的？我说的“特别出色”，不是指智商高，而是像钱锺书那样偏科的奇才。我们做“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目的，就是想把那些在高考时没法获得承认，但特别有才华的学生推荐上来。可实际上做不到，那些推荐上来的，参加高考也能考上。后来我想清楚了，没有一个校长敢冒险推荐偏科或成绩不高的好学生。这就是公信力的问题。校长即便“独具慧眼”，也不敢“独断专行”。 记得有一次，有不认识的人给我写信，告他们中学校长推荐时搞“猫腻”，把一个成绩不如他的人推荐上来了。我出于责任感，把信交给学校。后来学校招生办给我解释了大半天，分数是一样的，名额又有限，校长并没有作弊。你可以想象，没有一个校长敢承担风险，将一个偏科的“奇才”推荐给北大。整个社会已造成这么一种舆论氛围，谁都不相信有人会出于公心、主持公道。假定哪一个校长敢把像钱锺书那样数学成绩很差的学生推荐上来，会被唾沫淹死的。更严重的是，一个偏科的学生，根本就没办法考进重点高中，他在小学或初中阶段就被淘汰了。 所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标准化设计，可能限制了若干“猫腻”，但也导致那些“特立独行”的好学生被卡掉。 第二件事，那就是加大面试成绩。南科大招生，以及香港各大学招生，都是这么做的。是否有效，取决于面试老师的经验，以及试题的设计。面试学生是有技巧的，在短暂的交谈中，迅速发现他的潜能或缺陷，这也是很难的。如果像陈景润这样不擅表达的人来参加面试，也可能没法通过。再说，有了决定胜负的“面试”，就有传授面试经验的培训，很快掌握答问的技巧与套路。 还有说说而已的“高中老师推荐”或“中学分数计入”，更是缺乏可操作性。理论上，中学老师最理解自己的学生，哪个更有潜能，哪个只会考试，他（她）知道的。可你知道中国人的特点，这样一来，所有中学老师都会把班上学生全都夸成一枝花，所有学校都会制造虚假的高分。 5.现在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冒出，是否意味某种趋势走到一个阶段？ 我曾经说过，所有的制度，只有在它方生未生时是最有魅力的。一旦固定下来，就会有很多的遗憾，必须不断反省、批判、调整。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将近40年了。当初建立这套制度是很有意义的，它保证了人才通道的畅通，每个人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可这个制度走了40年后，我们发现，整个社会过分迷信高考分数。而且，这个趣味往上下蔓延，下到小升初，上到考博士班，全国人民已经习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了。 这个时候，“公平第一”的诉求，可谓压倒一切。我再三说，分数与才华、天赋是两回事。不打破这一迷信，“天公”就无法“重抖擞”。可如何打破高考分数迷信，谁来打破？今天的中国大学，没有一所敢脱离高考，独立命题，自主招生。北大曾想尝试，最后还是落空。除了巨大的工作成本，更严重的是，无法抗拒各种说情与压力。 我们都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所谓“伯乐”，应该是人家都不看好的时候，独独你看好，且有能力将你的判断付诸实践。可今天的伯乐没有权力，没有权威，也没有社会威望，他说的话谁信？大家都相信“无利不起早”，你为何打破常规，为某匹马说好话，必定是受贿，或有其他利益交换。整个社会已形成这么一种共识，“伯乐”无用武之地，只好缴械投降。 将近四十年的唯“高考分数”是问，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有意义的。但过于计较分数，必定是偏于标准化——用同一把尺子选拔人才时，太长的给锯掉，太短的给垫高。所以，中国高等教育有一个明显的缺憾——整体实力迅速提升，教授及学生的平均水平也不错，但缺乏特别优秀的人才（或者说天才），因此也就难见“石破天惊”的伟大成果。 6.我问过刘道玉校长（武汉大学前校长），怎样将对改革高校教育的提议，落到实处？ 关心中国高等教育命运的，不仅要有言之成理的辨析，义正词严的批判，最好还能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重新开放211工程，逐渐吸纳一批办得较好的大学（尤其是中西部的大学），而且打破终身制，实行动态管理，我相信可以大大推进中国的高等教育。具体论述就不说了，我想说的是那“压在纸背的心情”。 单说中国大学有问题，这还不够，如何群策群力，促使其较好地发展，这就是我关心的问题。研究教育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任何一项教育政策的得与失，影响都十分深远。研究者必须明白，教育的发展与演进，只能是不断修改的过程。这不像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千百万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不能充当实验的小白鼠。想象完美的、彻底的改革，既没办法施行，也可能危害甚大。确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现有基础上不断调整，努力做到“移步变形”。这也是我谈中国大学时，不敢过于高调的缘故。 7.现况之下，学生怎样才能得到真正对自己有力有益的指导？ 大学教授与家长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家长可能说，中国大学若实在办不好，没关系，那我就走，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而对于大学教授来说，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很幸福的事；若好学生都走了，心里会很难受的。话说回来，我们只能一方面呼吁风气转变，介入到变革大潮中，另一方面努力庇护自己的学生，给他们提供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 我特别感慨的是，当年我们做学生，老师为我们支撑起一片天。如今我们也成了老教授，却不太有能力为学生做更多的事。 只能说是尽力而为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

耕海渔童

现在的大学，一味追求的不是过去的社会责任，而是各种考核、指标，就像国家的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