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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诗歌 文/产安江
与当代市场化、物质化浪潮相对应，当代诗坛充斥着大量随意炮制的无病呻吟、诗味寡淡的白话新诗。诸如种种矫情和滥情的小资情调、纯粹个人式的消遣、打发无聊时光、怨妇怨男式的牢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自怨自艾和自我欣赏甚至肤浅的歌功颂德等等；富有人文情怀的诗歌书写整体看起来并不多见。笔者因而在此提倡四种类型的诗歌书写。
一是现实之诗。这种现实之诗，不是诗人身边的那片狭小天地。即使是的，也应该是浸透了历史和文化血与泪、血与火洗礼的土壤的一部分和天空的一部分，是整体之中的部分，是中华大地上承载厚重历史人文的一个点。最好的现实之诗，建立在诗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和深重苦难尽可能俯下身子零距离接触和深切了解把握的基础之上，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大背景下中国人普遍生存境遇的缩影，是富有人文情怀的血一样的书写。这样的现实之诗，不仅具有诗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人文价值，令后人从中可以窥见时代的影子和诗人自身的价值取向。如湖北诗人黄欢的《活着》和安徽诗人朱兵旺的《乡村即景》，里面所写的当代中国乡村，非常富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前者写：“低处的故乡/羽翼丰满的麻雀/都飞走了/只剩下老弱的蝼蚁/在尘埃里守护老家矮矮的柴门”；后者在诗里说：“野草/蛮横且葳蕤地/占领田地。有时/会兀然冒出几个/硕大的黄土堆。乡村/人越来越少/坟/越来越多”。同样是写乡村，辽宁诗人炫东笔下的《农民工》，呈现的又是另一番远离故土和亲人的景观和况味：“每张车票里都汹涌着一条天河/一旦横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牛郎织女的剧情，就会籍此上演/多少次认命，多少次不甘心/最终还是乖乖交出一生的命运”。再如湖南诗人澡雪的《故事里没有童话》，写失踪16年的湖南新晃一中邓世平老师，因举报学校基建工程偷工减料而被人报复杀害，与题目的沉重感紧紧相扣：“他一直喊痛，喊了整整十六年/可无人听到”，诗人接着说，如果邓老师的学生们知道事实真相，他相信“他们会集体抱头痛哭，一直哭到/邓老师活过来”。 又如广东诗人野兰从2019年11月长沙一疯子殴打小孩引来路人围观的沉痛事件中提炼出《猛回头》一诗，诗人第一段就单刀直入主题：“还没有立冬，长沙就冷了/比天气更冷的是人心/一百多个人，围观疯子打小孩”。诗人深感这种集体的围观和沉默是一种犯罪，并将这种感喟融入沉重的历史反思：“那罪恶不止两公里长/它延伸了几千年”，诗人进而指出，“继续沉默，是给自己挖坑/为了不被埋在操场下/不被当众开颅验尸/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另一个疯子”——这振聋发聩的警世之言，强烈地呼应了诗的主旨，促使人“猛回头”。这种底层一线诗人的写作，彰显了诗人作为中国人的难能可贵的理性与良知。值得特别一提的，还有河南80后诗人行顺，他的《回答》一诗，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底层打工者的心酸遭遇，而且诗意地流露出诗人作为农家子弟的异常难得的质朴、坚韧和隐忍，同时也将诗人一颗虽然卑微却充满慈悲、善良的心，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这样的诗，同样令人久久难以释怀：“打砸我摊位的城管，我要恨他吗/抢走我钱包的飞车贼，我该诅咒他吗/……我问这些话的时候/大地无言，白云抚慰着尖锐的山峰/拉卜楞寺的钟声穿过夏河幽深的河水”。凡此种种，我想这些诗的写作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诗歌”本身，具有鲜明的标本价值和导向价值，是对现实的真实的反映，是对正义、人性、理性和良知的热切呼唤，是“文以载道”的典型表现，是值得推崇的富有人文情怀的现实主义书写形式和书写风格。
二是思想之诗。这种思想之诗，不是诗人的胡思乱想，也不是简单的对现实不满的偏狭理性支配下的忧愤和发泄，更不是追逐物欲的类似动物那样的没有思想的发情；而是高屋建瓴俯瞰一切，或从低处向上打量四面打探，对当下中国乃至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予以高度审视、观察之后为读者提供的一种冷峻的、冷静的、严厉的、手术刀一样直逼现实和存在本质的沉思之诗——是诗与思的有机结合，是诗人灵魂深处所积累的独特而珍贵的人生经验和体验，是抽象了万物之后对真理和存在的诗意的触摸、揭示与呈现，甚或是诗中的格言、箴言和极品，是诗中之诗。这种诗歌，可以更加纵深地开阔人的思维空间和精神空间，给人以思想和灵魂的启迪与启发。如安徽诗人陈白衣的《水命》，开头即以直取核心的方式，单刀直指存在本质的真实：“雨通神/水通阴阳两界”。雨——神，水——阴阳两界：诗人在这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其立足点，居然跨越了天上人间乃至“阴阳两界”，致广大而尽精微，灵机妙现，发人所未发，殊为难得。又如江苏诗人啊呜的《晚课》，也是这方面的典型。诗人写：“老了，只欠镜子一照/“一照化灰尘”/洞若观火/烧你个欲火焚身//枯坐，翻出“啸命风雷”/翻出虚白、夜白、鱼肚白/是鱼刺入肉三分/还是兽齿狰狞有余……”。此诗以冷峻的笔法，准确而传神的白描，化用太极图咒和水雷神咒，呈现出生命临终实相，很容易激发人反躬自省，对“人”终其一生的所作所为及其命运予以深刻反思。而河北诗人成小二的诗，则善于从“小人物”的角度，以冷眼旁观的审视和冷幽默的笔法，一一化解着人世的种种荒谬，指出“活得平庸，但并不妨碍精神的伟大”（《分身术》），以及“青黄不接，每一次颜色革命/无非是加热/或冷却的过程，没有人能避得开/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徘徊/冷热都在国学体系内……”（《青史》），提供了诗人对生命、对社会、对历史独特的深层次的思考、解构和认知。辽宁诗人炫东的《蚂蚁的藐视》，看似写的是蚂蚁，却将人类的命运引人其中，发出一连串的天问：“是蚂蚁的智慧太强大/还是人类的悲哀太隐秘？/当一个人死去/应该恭喜还是应该叹息”。安徽诗人安澜的《苍鹭之姿》，一开始就为读者呈现出一幅高远辽阔的画面，并注入了深沉的哲思：“天比山高/高不过我对苍鹭的想象/水比埃尘低/低不过苍鹭水中的掠影”。但诗人并不停留于此，而是紧接着以优美的诗的语言直击玄奥，“苍鹭高飞，风力再大也无济于事/只会增加双翅的力量/我瞩望着，双臂不自觉地摆动/在八月的第一个早晨……”，其慧眼洞观的穿透力、内在的坚定自信和语言的纯熟均值得读者细细品味。另外，本人所写的《山洞》，则是将自然的命运和人的命运有机关联起来，视之为一体，从而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某种沟通、对话的桥梁，传达出那种难以言说的人生况味和感受。此诗不长，兹录如下：“这么漫长的痛/似乎比光年还要久远//不敢去想象它有多深/看样子足以钻进一头巨兽//若是长在某个人身上/会不会和山体一样被蒺藜覆盖//发现它纯属偶然。当我离开/背后忽然传来风声//瞬间，我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等等这些作品，大抵可算是思想之诗，且基本上是从民间涌现出来的。
三是民俗之诗。这种民俗之诗，不是走马观花地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那些处在传统与现代撕裂、纠结、碰撞期间的一切民间习俗和风俗活动的简单的照相式记录；而是注入了诗人作为当代人和传统人双重角色的人的血液，本着对传承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富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坚定执着的精神，对其予以尽可能深刻的、细致的、生动活泼的描写和记录，以区别于大历史那种枯燥乏味没有血肉的编年体记载。和第一种诗一样，这种诗的价值也必将超越诗歌艺术本身，具有非凡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甚至文献价值。我国有56个民族，且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各地各种民俗非常多，涉及不同民族的劳动生产、日常生活、传统节日等多方面。这方面的题材把握好了，可以完善新诗在历史、传统、美学和现实之间的多维交合，可以活跃新诗的语法结构和语言体系，值得诗人们去充分挖掘。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延至今天，这类诗歌似乎并不多见。尤其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前所未有地充分吸纳了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这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做异乡人的机会，留在故土的，大多是老弱病残，有的乡村甚至成为“空壳村”，这可能是这类体裁写的人不多的原因之一。几经周折，这里略举三例。如江西诗人叶开写的《一个人的春节》，读来令人唏嘘，诗人写：“父母故去之后/这个家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但是诗中的“他”，在除夕夜早早地做好了一满桌菜，“在各个位置摆好碗筷，倒满酒/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到最大/把每个房间里的灯都打开/一个人对着满桌的空位开始敬酒，行拳/每个位置都挨个地发个红包”，还“搬出许多鞭炮，烟花/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吆喝着点燃/看着空中烟花绽放出的绚丽/最后都散做灰烬/他痴痴地笑了/泪流满面”。从现实的可能性来看，这种一个人过春节的情况虽不多见，却是可信的，描写也很真切，情感表达很炽烈。再就是湖北诗人张文捷，他所创作的《皮影戏》，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在当下中国乡村依然没有绝迹的传统曲艺：“所有的碰撞：胯骨碰响乐器/在门板搭成的舞台剁脚/都是影子之间的碰撞/这些假的影子，重演真的故事”。而90后诗人小苍写的《哭丧女》（从网络搜集），更切近当下的中国现实，比较生动地、全景式地诠释了乡村哭丧女“哭丧”的命运：“她过早地继承了母亲的事业/作为一个哭丧女/她必须敏感得像一颗露珠/一碰就是泪水//第一次，她怎么也哭不出来/……后来她的母亲去世/临走前告诉她/哭不出来的时候/想想你最爱的人……自那以后/她扮女儿、孙女、儿媳妇、侄女/每一声都让旁人落泪……五十岁那年/她哭完了最后一场/长舒了一口气脱下了孝服/把它交给了自己十五岁的女儿”。
四是纯粹之诗。我所理解的纯粹之诗，与其说是一种命名，不如说是一种趋向，因为绝对的纯粹恐怕很难做到。另外，纯粹之诗，我想它同时也是唯美的，大概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世俗的纯粹之诗，表达诗人心中单一、单纯的某种执念和情怀，多离不开诗人自身的生活，且又高于生活，并常常与爱、生、死这些人类永恒的主题相关。二是超越世俗的纯粹之诗，接近禅境和空境，表达诗人对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意识的惊觉与洞察。按照已故诗人、学者、翻译家梁宗岱先生的说法，这种超拔的纯粹之诗，有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能够唤起人们感官与想象的感应，将人的灵魂超度到一种光明极乐的境域。其实我想这类诗，古代就有，如张若虚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又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等。新诗之中，这种超拔的纯粹之诗，在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并不多见，即使有，也感觉这些作品大多难以高出前人的境界，或未营造出特别突出的新意；而那种世俗的表达诗人心中单一、单纯的某种执念和情怀的纯粹之诗，则相对较多。如湖北诗人萦之的《当我病了》，写相思之情，至真至深。诗人以“当我病了，去找你/你不能拒收/不要转科，不要转院/也无需会诊”这种别开生面的开头，传达出诗人苦至于“病”的相思之情，最终诗人借“病”要求所倾诉的对象“最好，给我开一堆芬芳的草药/杏仁、紫苏、防风、细辛、款冬/三副药煎完，我会咳出/你芳草一样的名字”。全诗一气呵成，摆脱了传统写相思诗文的一般切入角度和套路，为读者提供了新鲜、新奇、异质的诗之佳酿。而甘肃诗人楚衣飞雪的组诗《春天回来了》（10首），其中的一首短诗《行走的春天》，则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今年春天人们抗疫成功、经受住了疫情考验的喜悦心情，摇曳生姿，佳句迭出，写得非常唯美：“春讯正在剃度一场浩劫/油菜花绕过磨难正开着/邻家妇人从郊外菜地归来/她挎着的菜篮，滴着水/裤腿上沾着金黄花粉/她一身清澈，每走一步/都像干净的风，不断地向尘世吹拂”。同是表达纯粹的执念，在广东80后诗人庄海君的《风吹着我》里，表达的却是对家园故土的依恋：“那个黄昏，我把身体归还给土地/风依然吹着，吹着过去/许多身影开始出现，索取与指责/向着高处……风吹着我，吹出更多的我……所受的疼痛总那么深沉/如一条结疤的河流/走向寂静/走向我的故乡”。也许，诗人在这里，是通过返璞归真的诉求表达对当下过度现代化的一种文化反击。爱着是美的。诗意地活着是美的。但也有另一类悲情诗人，写的诗充满死亡意识，但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去体验、去触摸，也能感受到诗人那颗纯粹的赤子之心和凄美之唯美。如已故的广东90后年轻诗人许立志写的《一颗螺丝掉在地上》，读后令人忍不住被卷入到那种超现实主义的魔幻气息和沉冷的语感之中，同时为之深感痛惜：“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这里的“螺丝”显然不仅仅是“螺丝”，而是注入了诗人主体意识的生命的隐喻，是被镶嵌在某个整体机械上的一个卑微的存在、一个生命体。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四种类型的诗，仅是各有侧重，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如一些现实之诗，同时也渗透了诗人的思想；而思想之诗，同时也建立在诗人对现实的观察、思考、体验与提炼的基础上。某些时候，在某些诗中，它们是二合一甚至多合一的。如行顺的《秋日静坐》，只有短短两行，但容量极大，现实的、思想的、超拔而纯粹的东西，里面都有：“你所看到的阴影，是我发出的黑暗/你所看到的光明，是上苍对我的谅解”。不要小看了这两句，一般浮躁的人、沉不下来的人、超拔不出的人，根本写不出来。从中，我看到了陈子昂登幽州台的影子，我感受到了诗人的孤寂和悲悯。至于相对更多的无关“上苍”的诗，同样也很难做某种机械的界定，如福建诗人顾北的《高声喊叫》，反映的是当下很多诗人、作家的现实处境，同时这首诗，也是诗人长期倍感压抑却又克制隐忍，终于忍不住想释放一下自己的“反克”的思想情绪的客观表达，富有一定的代表性：“这辈子注定胆子小/竹篱笆，铁栅栏/把自己围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但心里一直有个愿望/高声喊叫——/比如人群中来那么一嗓子/比如，深夜里，在阳台来那么/一嗓子。田野、树林/我不否认喊过，高声啊/像打捞珍品，又在半途掉落……”。再如辽宁诗人刘川的《烧水记》，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诗意，充分挖掘诗的能指，将寓意锚定到社会层面的所指上，为读者提供了一幅令人心惊的现实图景并暗中给出振聋发聩的思想启示：“当水快烧开了/水会不停地/颤抖、颤抖/好像弱者那样/在强权暴力之下/无助地害怕/是的/当水像弱者那样无助地害怕/水，就要/沸腾了”。这里的寓意和指向是很明显的。像这样的诗，可以说既是现实之诗，又是思想之诗，甚至有某种抽象的“民俗”的内涵潜在其中。还有拙诗《刀锋》，是笔者一时灵感突发所写——当然，这种突发也是经过漫长的时间积累，情郁于中而不得不发之于外，说它是现实之诗吧，但我更倾向它是思想之诗，我想这无需多说什么，读者自可结合自身的心灵体验去领会：“一把好刃，削铁如泥/并非只在传说中的江湖游走//你常常有意避开它/却又不小心碰到了它/蛇信子一样的火焰，无孔不入//这潜伏着的隐喻、谶语与轮回/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偷窥//它从哪里来？从何时来？/它嘴里吐出的闪烁不定的火焰/反复制造惊心动魄的故事和恐慌// 据说这世上很少有人幸免于难/你果真没有碰到过它么？/它在你骨头缝里游走的感觉/你真的一点也不曾体验过么？”
至此我大概把我所认为的诗歌，应该怎么分类和应该朝哪个方面着力，说的比较清楚了。总体而言，我是倾向于诗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发挥的。可能有人认为，强调诗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发挥有点不合时宜。我想这种想法，在当代诗歌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逐渐摆脱意识形态影响而寻求某种超越的大背景下，似乎是情有可原可以理解的，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对诗歌这一文学艺术形式缺乏客观理性的审视。
诗歌的社会影响，我觉得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夸大，也不能简单地无视、否定甚至故意回避。只要从整体上，即诗的源头、诗的流向上去看，我们会看得更客观、更清楚一些。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诗，自然也是一定的文化的反映，这是它的源头；而它流向社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佛教的说法，人的一个很细小的念头，对社会、对大千世界都会产生影响，何况是一首诗呢？因此从这点来看，我们不能排除诗歌对社会的影响。既然如此，我们就要考虑诗的社会功用，亦即作用效果。这也是尊重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文以载道”的体现。世间大概不存在那种只写给自己看的诗歌——这有自欺欺人之嫌。写出来，就是给人看的，以求获得共鸣。
总之，诗歌艺术和其他一切艺术一样，如何着力，朝哪个方向着力，都要有一个十分清楚明晰的认识。笔者希望在当下中国，诗人们都能够主动扎根现实、注重思想，同时顾及民俗，倾向纯粹，力争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诗人自身良知的、既有“我”同时又无“我”的、真正的好诗或大诗。着力的基础，是诗人首先为人要真挚、真诚，其次要具备一定的敏锐的诗感觉，再就是要跳出自身看自身，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人文素养和艺术素养，用心体察感悟本民族的生存境遇，关心关注人类的命运，致力于通过创作，体现出诗人自身强烈的主体他性、民族性、人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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