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yalu 于 2020-6-15 09:47 编辑
老舅
贡发芹
母亲姐弟四人，上有两个姐姐，均已作古；下有一个弟弟，就是我的老舅，不知所终。老舅不明不白失踪了，至今是一个未解的谜，也许永远是一个不解的谜。 老舅喊母亲小姐，是父亲的学生，父亲1961年嘉山师范毕业后分配在当时旧县公社女山小学任教。一次，老舅不知什么原因旷课，父亲前去家访，遇到母亲，双方均有好感，经亲友牵线，走到一起，而后就有了我们兄妹。 母亲现在有时还会提起老舅，问他还在不在人世，我一般是岔开话题，因为我无法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也怕触动母亲的痛处。 我与老舅惜别已有35年，老舅是否健在，也一直是我想弄明白的一件事，看样子，恐怕不可能有准确答案了。 老舅名叫王绵烈，外婆活着时一直唤他的乳名小扣子，他是外婆的命根子。小时候，老舅特别喜欢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的记忆当中，老舅1米80左右的个头，国字脸，浓眉大眼，英俊潇洒，帅气十足，健壮有力，但为人实在，性格内向，不善交往，寡言少语。 老舅年轻时很讨女孩喜欢，但二十六七岁还没有找到对象，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老舅为“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子女。外公王泽樑，字慈航，排行老四，人称盱眙西乡王四公子，师塾底子深厚，出口成章，声名远播，闻达一方，出身地主之家，据说很富有；外婆也是戴巷戴姓大家闺秀。大约在抗日战争时期，外公与其大姐夫杨忠兰关系不好，杨忠兰干旧县（今明光市女山湖镇）镇长非常失败，遭到外公奚落，杨忠兰便怀恨在心，特意推荐外公继任镇长，外公当即应允，要干给姐夫看看。外婆娘家得知觉得不妥，日本已占领旧县，这是在干镇长就是汉奸。但外公已经答应日本人，不干性命难保。于是也有人出了一个主意，假装抽大烟，日本人来了几次，见外公躺在床上，吞云吐雾，很是体面，觉得染上烟瘾已经胸无大志，不堪重任，于是放弃。不想外公真的染上了烟瘾，与鸦片已无法分开，到解放时家产已经败尽，但仍有二三十亩薄田用于出租，所以土改划定为富农成分，刚出生不久的老舅也就是富农子女了。作为富农子女，成分不好，人家是不会把女孩子许配给你的。二是解放后，外公没有鸦片可抽，烟瘾一犯，痛苦万状，难受的死去活来，不能从事生产队农业劳动，没几年就病故了。老舅与外婆母子相依为命，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三个姐姐家也都穷得叮当响，没有人能帮助他实现娶亲愿望。老舅因此非常郁闷。 1974年，大姨居住地盱眙仇集的一个打井队前来邵岗公社打井，经大姨夫介绍，住在赵桥大队新庄老舅家，打井队长与老舅相处非常融洽。此间老舅因为一次陪打井队人员玩耍，没有上工，得罪了生产队一些人，生产队队长决定组织社员批斗老舅，要老舅在众人面前遭受捆绑、罚跪，向大家低头“认罪”，让其颜面丢尽，尊严尽失。外婆经常遭受这样批斗，不过外婆尚能咬牙忍受下来，但对于老舅这样一个体面的小伙子来说，那滋味是无法忍受的。老舅因成分不好从小就低头做人，逆来顺受，但仍然时常无端遭人欺辱。打井队长觉得生产队长是在故意找茬，欺人太盛，就找其论理，虽属义举，但却是火上加油，帮了倒忙，生产队决定上报大队、转报公社，欲再次把老舅送入牢狱。那个时代，将“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送入监狱非常简单，捏造几条莫须有罪名，找两个贫雇农签名证实，你就死定了。此前，四舅（母亲堂弟）因曾有过激言语，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关进牢狱，老舅受到株连，也被关在监狱审查一年多时间，最后没有查出与四舅有任何关联而予以释放，老舅不明不白地蒙受了一年多牢狱之灾，却没有任何说法。老舅心有余悸，特别害怕再次入狱，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跟着打井队当盲流了。打井队里都是大老粗，只有老舅识文断字，于是就叫老舅任打井队会计，老舅从不贪占一分钱，倍受队员欢迎尊重，老舅在他们中间找到了做人的尊严。 打井队成员年底都要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老舅不敢回家，就到仇集大姨家，开春再回到打井队。老舅开始两年不敢与家中有任何联系，怕人顺藤摸瓜找到他。后来偶尔写封信给苏巷二姨夫，报告去向，再由二姨夫写信告诉父亲，父亲当时是邵岗公社杨套小学民办教师，他看过后就销毁，只把有关信息透露给母亲，母亲叫我去告诉外婆。外婆一个人生活在相邻的赵桥大队新庄，距离我们家3公里左右，我是外婆家常客，每月都要去她家一两趟，别人不会怀疑我。粉碎“四人帮”后，形势有较大好转，紧张气氛开始缓和，1977年的春节，老舅是在苏巷二姨家过的，我受父亲委派去看了他。1977年暑假，老舅因在外没有事可做，再次回到二姨家，父亲给老舅写了一封信，叫我送去，大致是形势已好转，可以回来，不会再有人迫害他了。老舅情绪较为低落，看了信没说什么。晚上，老舅带我和小姨哥到二姨家门前的石坝河逮鱼，小有收获，第二天早上，二姨把晚上逮的鱼煮了，钬了一锅死面饼，也就是我们现在喜欢品尝的家常菜——小鱼锅贴，大家聚在一起吃得津津有味。饭后，我请老舅与我一道回家，先到我们家，再由我父亲送他回家，老舅犹豫了好长时间，叫我先回家，容他考虑一下再说。没想到，那次我与老舅惜别后，可能就是永诀，30多年来再也没有见到他。我每次把见到老舅的消息告诉外婆，她都会兴奋不已。 1979年春节前，老舅与大姨、二姨均失去联系。1979年秋，我到二姨家读书，二姨夫常常提起老舅，怎么会年把没有消息呢？但我忙于中考，没有时间更没有能力过问此事。外婆遇到我就会询问老舅信息，我都按母亲叮嘱，回答说老舅在外面很好，很快就要回来了。 1980年秋，四舅释放了，也没有给他任何说法。四舅回到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老舅，他找到仇集打井队，得知，打井队1977年底就已散伙，其中有人到凤阳石门山铁路工地出苦力，老舅也跟了去，负责记工兼会计，工程款、工资款都经他手，经常一个人提款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相当于现在几百万元），从没出过差错，包工头对老舅信任有加。石门山工地结束后，老舅随这个包工头来到芜湖江南轮窑厂，老舅仍然担任会计。包工头手下有100多个民工，平时只供吃住，年终一次性结算工资，民工都乐意这么做，因为按月发放，很快就会花掉，不当钱。1978年农历腊月二十五日，老舅与包工头一起到厂部结账，提取现金3万元讲回去给民工发工资，他们都等着拿工资回家过年。但窑厂方面事后得知，老舅与包工头均没有回到民工中间，也不知去向，到了腊月二十九，仍没有消息，窑厂只好垫资路费将所有民工遣散。 线索就此中断。四舅推断老舅去向：一是与包工头携带巨款被人谋害；二是包工头谋害老舅携巨款潜逃；三是包工头与老舅共同卷款潜逃；四是老舅谋害包工头携巨款潜逃。但大家认为根据老舅性格和为人，第三、四两种情况不大可能，老舅没有铤而走险的胆识。四舅向当地警方报了案，那时没有身份证，包工头名字和住址均不存在，所有民工均没有登记，也不知去向，无法查找。大家认为，老舅活在世上的可能几乎为零，寻找老舅一事就此结束。 老舅失踪一事，我们一直瞒着外婆，外婆问起，我们就说：“暂时没有消息，会回来的。”外婆开始怀疑，但她还是宁愿相信老舅活在世上，坚持等老舅回来。之前，家中任何东西都不准我们动一下，我在女山学校读初中时，没有课桌，那时课桌一般要学生自带，外婆家有一张旧帘桌，就是不肯给我当课桌，我趁外婆不在家，偷偷将帘桌搬到学校，外婆见既成事实，没再反对，但她心疼得不得了，因为她想留给儿子娶亲用。 外婆一直生活在等待之中，等待儿子回来，但是她只能等待，没有其他办法。1979年开始分田到组，1980年秋后农村彻底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外婆年老，靠三舅(母亲堂兄)帮其耕种。三舅家子女众多，又要承担赡养二外婆义务，二外婆只有一个女儿，在潘村湖农场，二外婆跟三舅生活，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靠侄儿赡养。二三年后，三舅觉得负担太重，要求母亲姐妹三人解决这个问题，这时我师范毕业分配在邵岗乡中心小学工作，二弟正在上师范，三弟正在读高中，大妹、二妹都能从事部分农业劳动了，相比之下，我们家条件优于大姨和二姨家，于是母亲决定外婆跟我们家生活，房子、土地都给三舅，不要大姨、二姨负担。 外婆75岁到我们家生活，有两个问题令母亲束手无策，一是外婆本来在我的房间里放一张床，和我住一个房间，我一般两周回家一趟，有时一个月才回家一趟，但外婆不愿意睡在我的房间，非要把床移到母亲房间，母亲只有同意。接下来麻烦不断。我们家十几亩土地主要靠母亲劳作，母亲每天披星戴月，起早睡晚，超强度劳动，晚上头沾到枕头就睡着了。外婆睡觉很少，一般夜里两点多就醒了，醒后就喊母亲说话，重三到五询问：“小扣子哪去了？还在不在？怎么不回来看我？”母亲一而再再而三解释：“他肯定还在，现在不方便回来，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看你。”每天夜里重复一个话题，天天如此，夜夜如此，父亲只管睡觉，从不搭腔，母亲没有办法，开始还能应付，后来就承受不了了。白天高强度体力劳动，夜晚不能安睡，母亲为此苦不堪言，有时讲着讲着就睡着了，外婆会大声再次将母亲喊醒，对母亲表示不满，母亲只好顺着外婆。我一回家，母亲就向我诉苦，可是外婆老了，老舅是她的唯一，别的她什么都不考虑，一切都听不进去，无法沟通。一次，她要我为她买一条便宜的毛巾，我为她买了一条最好的，她老是提起此事，说她没想叫我买好的，太破费了，一次又一次，母亲和父亲都不知道怎说才好。所以，外婆到我们家生活，对于经济负担，母亲和父亲一点都不在乎，关键是让母亲背上了异常沉重的精神负担。母亲每天吃不好，睡不香，身体几乎拖垮，很快就生病了，多次叫我带到明光、蚌埠检查治疗。我们全家人都感到非常无奈，母亲有苦说不出，只好忍受忍受再忍受。为此，母亲曾经说了一些埋怨老舅的话，说都是老舅作的孽，不然不会如此。 外婆没事喜欢到庄子上溜门，母亲最怕一件事是庄子上人在外婆面前议论老舅。母亲一家一家打招呼，千万不要在外婆面前提起老舅，如外婆主动提起，就说没有事，很快就会回来。但是老人记性差，两年后，一个和外婆差不多大年纪的老太太一次说漏了嘴：“四类分子都摘帽子了，你儿子还没有回来，恐怕已被人害掉了。”外婆听了不能忍受，中午回到家一次又一次询问母亲：“你说小扣子还能真被人害掉了吗？怎么这些年连梦都不托一次给我呢？”母亲一遍又一遍解释，老舅会回来的，但外婆始终问下去，不依不饶，弄得母亲不知如何是好。中午吃饭时，外婆又问父亲：“你说小扣子到底还在不在呢？”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你在这里好好生活，安享晚年，不要听人家闲言碎语。”父亲的回答，外婆很不满意。 饭后，父亲上班，外婆要回新庄家中看看，以前也常有这种情况，母亲也就同意了。第二天早上，三舅去喊外婆吃早饭，发现外婆已挂在门后自尽了，三舅一下子吓得坐在地上。我不知道母亲何时得到消息的，也不知道母亲当时痛苦到何种程度。当时我正在生病期间，上午不到9时，姨哥武绵昶（母亲堂四姐长子）到邵岗小学告诉我说外婆在新庄去世了，我第一反应就是外婆可能是非正常去世，她住在我们家，身体好好的，非常硬朗，怎么会在新庄去世了呢？得到的回答果然如此！ 外婆去世使得我们家很难堪，我们全家无法向世人解释清楚外婆为何自尽。我本人也无法理解，所以就写了一副挽联：“您去天堂乐，我负世间悲。”表达我当时无限复杂的心情。 外婆在我们家生活，令母亲非常痛苦；外婆走了母亲又为此痛不欲生。安葬外婆后，母亲一直自责不已，长时间纠结不下。认为邻居老太太不该告诉外婆“真相”，否则，外婆怎么寻短见呢？认为父亲那天要是回答外婆，老舅在外边很好，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看你，外婆就就不会想不开。自责自己那天不该让外婆回家，外婆要不回去，一切都是能避免的。认为外婆庄邻不该刺激外婆的，据说，那天外婆回到新庄，遇到庄邻，外婆热情打招呼，但庄邻没有理睬外婆，外婆转身离开时，有人说：“这个老太太，不在女儿家好好过日子，又回来干嘛？”外婆听得真真切切，但她佯装没听到，径直走回家中，再也没有出来，要不是庄邻言语刺激，外婆何至于此呢？我后来多次向母亲作了解释，老舅是外婆的精神支柱，外婆活着的唯一希望就是等待老舅回来，估计这是不可能等来的事。外婆已经开始怀疑老舅不可能回来了，即使邻居老太太不说那句话，即使父亲那天说得再好，即使母亲那天不让外婆回家，即使庄邻没有刺激外婆，或许能避免这一次，但是见不到老舅这个事实终究是无法改变的，说不定有一天还会有人告诉外婆儿子被害掉了，这事最终是避免不掉的，父亲一辈子不会撒谎，那天他那样回答外婆已经很好，我们已尽到义务，老舅是外婆的唯一，外婆唯一的希望破灭，选择这条路可能是迟早的事，我们只能面对，无法回避。还是让她去安息吧，不要老挂在心上。母亲渐渐开始释怀。 由于外婆非正常去世，我也对老舅颇多怨言，老舅是一个懦夫，作为男子汉，应当敢作敢为，天塌下来也应当去面对，不应当选择逃避，万事孝为先，老舅应当一直在家赡养外婆为唯一正确选择。要是这样，母亲何至于此呢，我们一家又何至于此呢？但又一想，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外婆有外婆的苦衷，老舅有老舅的苦衷，还是面对现实吧。 12年后，四弟贡发正为单位出差失事，母亲蒙受了巨大的丧子之痛，应当比外婆当时的痛苦大得多，但母亲还是挺了过来，母亲的坚强让我敬佩，外婆为什么就不能坚持再等下去呢？为此，我以为，外婆的选择是不应当的。但愿她去了天堂，永远享受着快乐。 母亲今年已72岁，但她有时还会想起老舅，惦念着老舅。老舅，您究竟还在不在人世呢，若是在的话，你应当回来谢谢我的母亲——您的小姐；您若是不在人世，您在九泉之下也应当谢谢我的母亲——您的小姐呀，毕竟，母亲替您履行义务付出了很多很多啊！ 我主观判断，老舅健在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即使四舅推断老舅的三、四两种去向存在其一， 30多年过去，依法不需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那么，老舅也该现身了。如果老舅去了天堂，那么他与外婆早已结束离别之苦，母子团聚了，无须母亲继续牵挂他们。 愿老舅与外婆在天堂享受着天伦之乐！愿母亲彻底淡忘先前的伤痛，真正安享自己的晚年！
2012年9月11-12日初稿于市政协文史委办公室 2012年9月13日二稿于市政协文史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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