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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心中的知青岁月 ——代《知青异史》序
安徽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 贡发芹
认识马昌凡先生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这些年来我们相处甚恰,他是一位仁义敦厚的兄长,值得我敬重。拜读了他描写知青的文章,知道他是一名知青,从他的著述中了解了生动形象的知青岁月。 知青是一个新创而又渐渐老去的名词。百度词条:“知识青年,简称知青,英文是educated youth,广义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指从1968年代开始一直到1978年代末期为自愿从城市去到农村和农垦兵团务农或建设保卫边疆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现在的年轻人对知青概念越来越陌生。 百度 “知青”释义之后还交代了知青产生的背景:“……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此外1966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得中共领导机构意识到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许多年轻人因此下乡去农村。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运动影响了一代人的命运。 不可否认,知青中不乏浴火重生、锻造成钢、镀得金身、修炼成佛、呼风唤雨、守土开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者,但背景中“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一句似乎又告诉了我们,知青上山下乡并非都是出自词条释义中的“自愿”。马昌凡先生就认为自己初中毕业下放到安徽省明光市张八岭镇岭北村(原嘉山县张八岭公社岱山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迫无奈,整整10年后才得以摆脱。知青大多是盲目冲动、追赶潮流,抑或为时代裹胁、为形势所迫,一开始就真正认识了解农村并肩负历史使命,自愿扎根农村、献身农村、改造农村,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者不是很多。绝大多数知青为命运所驱驰,是时代的悲剧角色,美好青春、幸福人生和锦绣前程都被无情葬送了。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场人为的政治运动,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绝大多是知青无端地成了社会的实验品、时代的牺牲者。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造成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明光市(原嘉山县)到1968年,全市累计有66、67、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2444名无法升学或就业,给社会,给学生及其家庭都带来了巨大压力。1968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原有三毕业生尚未离校,新的学生进不来,“复课闹革命”就遇到了困难。这时,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动员“老三届”高、初中毕业生全部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热潮,以实际行动践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据相关资料,1968年10月起至1977年的10年间,全国下放知青2000多万人(也有人认为在1200万-1800万之间)。明光当然也紧跟形势,不甘落后。经查证,明光市10年累计动员、组织、接收安置本地及上海、南京、合肥、蚌埠、滁州等地的高、初中毕业生7625人下放到35个公社插队落户,其中明光本地知青3460人,上海下放知青3308人(当时下放在嘉山县明东公社卞郢大队的巴金之子李小棠,笔名李晓,就是其中之一),蚌埠597人,南京、合肥、滁州及其他地区260人。农村户口的回乡知青则是这个数字的10倍左右。 马昌凡先生出生于南京石坝街,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同龄。他籍贯虽是南京,但乃父是工商业主,解放后定居明光管店,他于是就读于管店中学,并在那里初中毕业,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明光市首批下放知青,下放到当时张八岭公社。初期下放都是任意驱遣的,后期,知青开始选择性下放。身为城市平民的知青家长们没有办法和能力改变子女被下放农村的命运,就动用一切社会关系和能量为10几岁的娃娃寻找一个相对适宜的下放地,以便孩子少吃点苦头。张八岭是大城市知青下放明光市的首选之地、最佳去处。它位于京沪线大动脉之上,张八岭火车站北上、南下均有10个车次左右,北京至福州的国道也穿镇而过,距离滁州20多公里,地理优越,交通便捷,往返上海可在一天之内;知青若是安置在明光北部乡镇,往返上海需要4天以上。张八岭集镇较大,处在丘陵低山地区,土地较多,物质较为丰富,生活条件相对远远好于其他乡镇。高峰时段,张八岭接纳下放知青400多人,上海籍居多,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二三十个,当时不到13000人的张八岭公社,每30个人中就有一名下放知青,每10个劳力当中就有一名下放知青,可见其密集程度,他们相互之间可以来往照应。当时,我所在的偏远地方嘉山县“西伯利亚”邵岗公社山东大队只有一个下放知青,山北大队一个没有,可见选择性下放属于普遍现象。马昌凡先生下放到张八岭,距离故里管店不足20公里,与大城市下放知青相比,还算是幸运的。 绝大多数下放知青落户农村后,突然置身一个全新的陌生世界,什么也不会,分不清驴子公母,把小麦苗当成韭菜,等等,等等,闹出很多笑话,骤然陷入生存窘地,人人都会孤独无助,人人都是艰辛备尝。受到欺负,遭遇不幸,被人侵害,时有发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时不可避免。个别知青特别是年纪幼小的女知青生命脆弱、过早凋谢、埋骨他乡,早被社会遗忘,令人扼腕喟叹。很多知青回城后都说人生经历了一场噩梦。说实在的,这样评价知青在农村的岁月并不算过激之言。 时年不足20岁且身体瘦弱的马昌凡先生下放农村会做什么呢?事事都得从头学起,所幸生产队很照顾他,安排他当了牛倌,也算是格外优待了。 下放10年之后,马昌凡先生终于离开了农村,被安置在了横山乡(今明南办事处)粮站。他很想继续学习,继续深造,但对当时一个荒废学业10多年的30多岁初中生来说,已没有机会,于是他唯有自学。其长兄马昌华是南京大学历史系高材生,中国著名捻军史专家,曾高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后回安徽省社科院筹建历史研究所,是安徽省史学界翘楚,资深研究员,曾任安徽历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名誉会长,私人藏书丰裕,为马昌凡先生提供了学习历史和文学的大好机会。马昌凡先生工作后经常到合肥拜访长兄,目的多是看书、借书、讨教,叙旧则在其次。2012年,马昌凡先生成功出版了55万字长篇历史章回体武侠小说《捻军起义》,因此,顺利加入了安徽作协,安徽民间文艺家协会、安徽散文家协会。 因为知青岁月不堪回首,马昌凡先生结束下放生活后一直致力于知青生活回忆和再现实践,多年来坚持不懈,创作了“知青三部曲”——《知青悲歌》:约2万行诗体小说;《知青外史》:30余万字长篇纪实小说;《知青异史》:约30万字短篇小说集。作家采用白描写实手法,再现了广大知青特别是上海籍知青在皖东地区农村的下放岁月。作品乡土气息十足,脍炙人口,栩栩如生地地将一幕幕、一桩桩、一件件原生态知青生活情景,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摄魂夺魄。这是知青眼中的知青岁月,是知青马昌凡先生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倾心所感、所思、所悟,揪人、揪心、揪结,真诚、真实、真切;人物均有原型,令人感慨万千;故事均有来历,催人反思醒悟;语言生动鲜活,让人回味悠长。读后,倍感亲切,倍感沉重,倍感刻骨,你会久久不能释怀。 当前,“知青”属于敏感话题,当“知青”渐渐老去时,马昌凡先生的知青三部曲将带领读者走进40年前原汁原味的知青岁月,直观形象地认识知青下放的历史内涵。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知青生活画卷,具有不可替代的存史价值。40年磨一剑,功到自然成,实属难能可贵! 马昌凡先生的“知青三部曲”前两部已出版,最后一本《知青异史》即将付梓,属我作序,仅以此为代。
2020年7月11-12日初稿于办公室 2020年7月13日二稿于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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