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巨川 | 以理性探寻纯净的诗意 ……| 译者解诗第3期

雨夜人鱼

以理性探寻纯净的诗意

——罗振亚诗歌批评与创作探微

王巨川

导言：在现代诗歌批评视野中，罗振亚先生作为第三代诗歌批评家，其诗学研究的理论建构与批评范式对当代诗学研究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通过对罗振亚理论研究著述及诗歌创作文本的解读，发现其理论建构与批评范式有着两个重要的特征：其一，“知觉通感理性”是其诗学理论研究的基石，确定了其诗歌批评的学术风格；其二，“纯净”是其研究与创作的精神内质，形成了他诗歌文本特有的本真、 纯粹的存在状态。

在中国新诗研究领域，在以孙玉石等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开辟的新诗研究之外，作为第三代诗歌研究者的罗振亚先生，其诗学理论的影响及他对当代诗潮、诗人的批评无疑是一座重镇。振亚先生多年在诗歌研究领域的浸染， 再加上他作为诗人所特有的敏感与敏锐，使他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脉络及其思潮、诗派、诗人了然于胸，因此他的诗歌理论研究范式及评判风格对许多同仁与后辈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同时对当代诗歌批评的健康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早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 年出版的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 书序中， 吕家乡先生就以“理性的闪光，感情的激荡” 来赞誉振亚先生在诗歌研究领域的独特风格。 他还认为罗振亚 “带领读者进入现代派诗歌的本体世界去作精神遨游 , 再加上他的意兴酣畅、文采斐然的表述 , 使他的论著氤氲着沁人心脾的诗意”。笔者以为，以振亚先生为代表的这一代诗歌研究者，大都有着自己较为独特的治学理念和研究风格，“感悟理性”与 “纯净”的精神旨归无疑是罗振亚在治学与创作中较为重要的风格特征。

一、 以“感悟理性” 为基石的诗学理论批评

振亚先生 30 年前少年出道，便在诗歌创作与研究中成为令学界瞩目的双栖型学者。不张狂的性情与耐得住冷板凳的沉稳， 使他在 30 余年的诗学探索之路中著述颇丰。比如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 1993 年）、 《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研究》 （ 1997 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 2002年）、《中国新诗的文化与历史透视》（ 2002年）、《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 2005 年） 等， 每一部著作出版后都能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成为引领当代学界研究新诗的重要标度和基石。在这些著述中，我们看到蕴含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对于 “感悟理性” 的思考与运用。

应该说，理性是每一个从事学术研究者的基本素养，但对于诗歌的研究与创作而言，真正的“绝对理性”（ Absolute Reason ） 似乎并不适用。我们知道，感悟思维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而作为中国的诗歌来说最不可能的就是以“理性” 的思维来创作（虽然有哲理诗， 但诗歌的生成依然存在于感悟思维之中），特别是中国传统诗学的生成更是以特有的感悟思维作为存在基石。虽然现代诗歌是在西方诗学观照下成长起来的，但其在中国固有的语言形态、思维模式影响下，依然无法完全摒弃感悟思维的传统。同时，如果从诗歌研究角度来看， 完全承袭和运用感悟思维进行学术研究，似乎又无法完成现代学术的转换。这里似乎产生了一个矛盾现象：研究者既不能以感悟的思维去研究现代诗歌的思潮、流派，又无法完全以理性思维观照、阐释诗歌文本中鲜活的、敏感的生命形态。

从振亚先生的多部著述中，我们看到他对于这个矛盾有了很好的调和，那就是 “知觉通感理性”的运用。诗学的研究必然要与其他文体研究采取不同的研究范式，要想在浩瀚历史长河中辨析斑驳交杂的诗歌思潮流派、审美特征及诗人风格，则要求研究者既具有理论视野高度、理性知识体系，更应具备知觉通感的思维深度与体悟。也就是说，作为主体生命存在的研究者，首先应该是有感知的直觉存在，才能让身为个体感悟的自己直面现实。莫里斯·梅洛—庞蒂曾说:“处境从不对我隐瞒，它不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必然性在我的周围，事实上，我不是像盒子里的一个物体那样被关在处境中。 我的自由， 我作为我的所有体验的主体具有的基本能力， 就正是我在世界中的介入。”他认为，正是因为生命存在的“我” 本身无需反思追问， 而是要直接面对世间的通感， 并投射于现实世界之中。 同时， 有物质生命的 “我” 在面对诗性的文本时，才能更有效地去理解其呈现出来的意义，归根结底“我” 并不是这个世界理性的客观观察者， 而是前反思地链接于现实世界的实存的生命体。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看到了振亚先生的诗学研究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他把诗歌研究的学术理性提升到了“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是感性与理性的中介，同时是二者的混合体， 是桥梁” 的感悟理性层面。杨义先生曾对知觉感悟有过精辟的阐释，同时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东西方学术沟通的路径：“走向现代形态的感悟汲取了新的时代智慧，在纵横的时空坐标上疏通古今脉络，沟通中西学术。它似乎不再到处卖弄自己的招牌，而是潜入历史的深层， 埋头苦干，不动声色而又无处不在地醇化着和升华着新的审美创造和知识体系。它大体舒展着两条基本思路，一是对传统的诗学经验、术语、文献资源和学理构成，进行现代性的反思、阐释、转化和重构；二是对外来的诗性智慧和学术观念， 进行中国化接纳、理解、扬弃和融合。”这段论述的关节点似乎也是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凝练与西方诗学的融合，对于当代学者更多的是深层感悟传统诗学的精髓与体悟西方诗学的智慧。 而知觉通感与理性并不是绝对对立的， 因为一切具有理性的意识都会是早于其个体本身亲临感知的知觉世界，知觉本身就构成了理性思维的背景基石。

谈到振亚先生的理性, 吕聚周的评述可以说十分到位:“罗振亚具有诗人的气质和学者的风范，这对其诗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诗人，他对诗歌创作本身有着深切的体会， 诗人的敏感与激情使其研究充满了诗情诗意；作为博士、教授，他接受了正统的学术训练， 学者的冷静与理性使其研究具有理性的穿透力。感性体验与理性评判的合一，形成了其鲜明的研究风格。”这是鲜明地带有生命意识的知觉通感。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振亚先生的诗歌理论研究， 就会发现他具有温润而绵长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不论对 20 世纪 90 年代先锋诗歌的理性判断，还是对现代诗派诗学思想的审视与重构，振亚先生的诗学研究都深深地植根于“泥土里”，具有鲜活的生命存在意识和感悟体验。

二、 以“感悟理性” 为目标的诗歌批评范式

对于诗歌研究来说，完全以科学理性所建构的方法论来解读诗学世界，很容易被事先预设的理想秩序所规约，进而导致“祛魅” 与非神秘化。这样一来，诗学系统也必然丧失其本真的生命价值与绚丽的丰富性，“正是因为知觉在其生命含义中和在一切理论思维之前， 表现为一个存在的知觉，所以反省以为不需要研究存在的系谱，只局限于研究使存在成为可能的条件”在这个基础上理解振亚先生的诗学研究范式，无疑契合了“知觉通感理性”的所有要素。同时，他的“知觉通感理性” 也暗合着杨义先生所讨论的中国传统的 “感悟”与外来的诗性智慧相结合的这一思路前行，并通过对现代诗歌历史流脉的切实把握与感悟，经过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验证和理论推衍，在条理清楚地分析中逐渐形成自己创造性的理性与感性合二为一的知觉批评体系。

振亚先生对诗歌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觉活动， 是一种实存的主体生命存在活动，同时他把作为鲜活的自我主体意识感悟转变为心灵感知的行为，因而当他直面诗歌现场时便会迸发出激昂的情感体悟。

这里我们仅以罗振亚早期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 为例。该书的出版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范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在这本内容贯穿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著述中，我们看到了理论的深度和视野的广度， 虽历经 20 余年仍是学者们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不可绕过的重要参照著作。《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 在丰厚翔实的历史资料支撑下结合他的 “审美感悟与理论标注的准确性”，使之成为振亚先生在诗歌研究领域地位奠基的重要著述之一。“从20 年代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的初创，到 30 年代 ‘现代派’的成熟与分化，再到 40 年代‘九叶诗派’ 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再到五六十年代旁枝逸出、异彩竞现的台湾现代诗 ,再到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大陆的‘朦胧诗’，80 年代后期‘新生代’的相继崛起， 《流派史》 完整而全面地勾画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流变的全过程，展示出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走向。”这本著作对于现代诗歌研究而言，其意义并不仅仅是一部明确现代诗歌解读方法与阐释路径的研究著作， 同时也是以“现代主义”为核心符码、以知觉通感为学理基石来完成中国现代诗歌的完整叙事解码活动， 使当代学人能够更为清晰直观地面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发生、发展。吴井泉曾较为全面和客观地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 作出评价:“罗振亚善于用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政治背景下所产生的审美心态和创作态度互异的诗歌流派和诗人群落来梳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发展的历史轨迹，将色彩纷呈的诗歌现象和个性复杂的诗歌作品置于广泛的文化场中作深度透视和历史考察。”

关于振亚先生的批评范式与风格， 当代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过严谨的分析与判断。比如徐志伟认为：“罗振亚的诗歌批评总体看来是一种‘历史—美学’批评，注重从诗歌创作生成历史的基点上去认识诗人、文本，不是简单地把诗歌创作现象看作是历史运动和文化传统及其流变在人们心理世界的投照，而是将其纳入到诗人内心的审美结构与社会历史结构的互动中加以认识。”确实，振亚先生的诗歌批评是在秉承中国传统意象（感悟）的同时，与西方理性分析相融合，这种诗学研究理念使他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且是开创性的诗歌批评范式，我将其称之为“知觉通感的理性与感性相融合的批评范式”。作为一种高度凝练的文学体式， 诗歌对它的评判主要体现在语言内涵的理解与体悟，正如语言学家奥斯汀等人所说：“什么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用什么词， 需要考察的不仅仅是词，而且还有在现实中我们使用这些语词所谈论的东西： 我们是通过正在使用的对语词的敏锐意识来使我们有关现象的知觉更加敏锐。”对诗歌研究和批评亦或如此，我们不应只是理性地考察诗歌的词汇，而是应该将更多的精神观照投入到诗歌本身，从而捕捉到蕴藏在诗歌之中反映现实世界的潜在的思想表述。语言的作用不仅仅是描述和评定现实世界，也不是运用技巧卖弄词藻，而是参与和建构人们生活世界的情感表征。在这方面 振亚先生也同样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表率， 就像刘波在其文章中说过他的诗歌批评是“‘对话与沟通’的‘文学创造’，其批评有强烈的抒情气质与理性精神，他常常能以朴实的短章，充分捕捉到诗歌本身所潜藏的内蕴与独特的艺术价值”。这些判断基本指出了振亚先生诗歌研究与批评范式的感悟理性特征，他的诗歌批评更加观照与挖掘那些体现民族语言感悟的群体与时代特质。因为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是世代凝结的结果， 会呈现出自身独有的特性， 作为有着千年历史的汉语言发展至今， 更体现出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智慧的结晶，“我们所拥有共同的语词集中体现了许多世代的生存中人们所发现的值得划分的一切区别以及值得标示的联系，他们是人类在许多年的生活中积累起来的，要比你我坐在安乐椅上冥思苦想出来的东西要更加的微妙、正确， 因为它经受了人类世代生存的检验”。

振亚先生在诗歌研究中的语言表述，更多地着眼于对汉语言的体悟与历史文脉的探究，宋宝伟这样评述说:“罗振亚先生多年致力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与批评 , 对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理论有着深刻的领悟, 但在他的诗歌批评中 , 却看不到西方理论的枯燥乏味的引用、论述, 而是始终把西学理论的‘中国化’、‘本土化’放在首位。”可以说，他充分以感悟的方式探寻历史脉络中的纷繁现象，进而在感悟、体验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理性批评范式。

三、 以“纯净” 为精神核心的诗歌创作内质

如果说知觉通感理性建构了振亚先生诗学研究的重要知识体系， 那么在这一体系的内核中，“纯净” 则是必不可少的精神指向。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路途并非一帆风顺，诗坛的江湖纷争与诗歌的研究乱象，一直都是一些理性学者所忧虑的问题。 然而， 不论是诗歌遇冷年代还是喧嚣时代，振亚先生面对诗歌时都有着一颗虔诚之心和敬畏态度， 表现在诗学研究中便是一种 “纯净” 的本真，包括熔铸的情感、 书写的语言等， 也可以说他是在感悟的理性知识体系中用诚恳而踏实的语言文字探寻纯净的诗意，就像张学昕所说：“他始终在诗歌的森林里追逐、 触摸和阐发诗学的意义和价值， 本质地去发现和拓展诗歌感受和艺术思维的可能性领域。 在这个过程中， 他谦虚、谨慎，不貌似‘深邃’， 却保持着特有的冷静和内敛的激情。他在诗歌固有的内在张力中， 捕捉语言所建立起来的诗意空间。”这样的精神内核使振亚先生的诗歌研究与批评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股强大的道德力量，诚如他自己剖析的那样：“与诗结缘， 是我的痛苦也是我的幸运。她让我不谙世故， 难以企及八面玲珑的成熟， 更让我的心灵单纯年轻，不被尘俗的喧嚣所扰；她教我学会了感谢，感谢上苍，感谢生活， 感谢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未来的岁月虽然还十分漫长，但有缪斯在前方不停地呼唤，我会走得淡泊自然，走得快乐永远。”面对诗歌能有如此淡泊而自然的纯净态度已是难能可贵，更为可贵的是他能够把这种态度置于喧嚣嘈杂的情境中进行打磨，最终能够不被各路神怪所裹挟而坚持一路走下来。

在我看来，振亚先生的生命已与诗歌融为一体，其生命存在基于对诗歌的热爱与执着，进而形成了一种在现实中纯净的存在状态。 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想得到真正的本真存在， 并不是说要脱离现实的生活，而是应该更深刻地感悟人世间生存的真理和真谛， 即人的生存感知既要能够融入纷繁忙碌的现实世界之中，同时又能有别于常人而清醒地认知这个现实世界，从沉沦与迷茫的状态中走出来，再以本真的、 纯粹的方式守候诗与诗意的存在，任凭心底自然的呼唤，“为自己的存在操心、思虑、奔忙，对自己的存在有所领悟、有所作为”。可以看到，在振亚先生的诗学研究中处处都有着纯净的、本真的痕印，比如他对朦胧诗人的深度理解、对先锋诗歌的准确定位等等，都显示出他在历史的、现场的体验感悟之后由心而生的理性判断。再比如， 振亚先生认为 90 年代先锋诗歌应该 “是那些具有超前意识和革新精神的实验性探索性诗歌的统称， 它至少具备反叛性、实验性和边缘性三点特征”，充分显现出作为诗歌研究者 “以诗为本”的纯净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振亚先生的纯净精神内核除了在现代诗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外， 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同样保持着，这也使得他的诗歌在立意与抒情、语言与意象上都流淌着醇厚的亲情、乡情与真情，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个生命律动的跃动。 在诗学研究及其诗歌创作中，振亚先生能够观照到不易被察觉的那种内心切己的渴望，即人的本真的存在，能真实自然地热爱现实的生活，这也是纯净灵魂的感知基础。 詹姆斯·尼古拉斯曾说：“对于我们的福祉而言， 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的灵魂的健康，否则，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是玷污人的， 都是没有价值的。”在那本《挥手浪漫》 中，振亚先生以诗人的敏感和学者的理性，把那些生命过程中流光碎影的感动化为一首首诗歌， 带着我们走进过往生命的风景之中。他的 《父亲的季节》、《乡路》、《山中札记》、《读恩师吕家乡来信》 等诗作，诗中升腾着的醇厚亲情、乡情和不断跳跃而出的哲理性语言，都在读者心中自然散发出纯净而自然的真情真意，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比如写乡村：“像炫耀秋天似的 / 家家屋檐下/都挂起串串燃烧的红辣椒 // 一阵轻风吹来 / 于是，山村 / 开始又酥又香了”；“一条七色的彩虹 / 从山村里飘出 / 伸向绿莹莹的憧憬”；“山谷传送清幽的鸡鸣 / 偷懒的太阳还没睡醒……一缕呼唤的炊烟 /牵出了秋意浓浓的黎明”。 这些熟悉的乡村景致，在作者看似不经意的语言描述中境界全开， 显露出一股质朴的真情与纯净的诗意。再如写自己的父亲：“烟锅一闪一闪 / 几十年的岁月被依次照亮 /倾听玉米拔节的梦 / 一任金黄色的风 / 醉醺醺地漫向远方”，形象而生动地把 “父亲” 这一平常形象刻画出来，并且在充满诗意的情境中展开岁月的追溯。 对自然与亲情的意境有深情感悟之外， 更深层地感悟到振亚先生写“父亲” 形象的担当与责任的体悟：“父亲” 更多的是肩上既要扛自己的生存责任，又要清醒地引领下一代走向明晰的远方；当“父亲”把遮蔽着光明的乌云拨开之时，后人能更加明确路径的选择，也就会更好地生存与通达在真实之中。

振亚先生正是在他的研究与创作中保持了 “纯净” 的精神，才使得研究与创作能够在和谐中交相呼应，并同时与他的感悟理性形成具有特质的诗学思维和语言风格。对振亚先生 30 余年的诗学研究与诗歌创作，我们现在并不能够一锤定音地予以总结，因为他的学术之路还有漫长时日，他一定还会创造更多的学术高峰等待我们去探究。 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 “理性” 与 “纯净” 早已蕴含在他对现象的准确把握、 对诗意真切的抒情之中，他的“理性内涵是被一种不经意而为之的抒情之水溶解的，似有若无，没有生硬的表达‘思想’之感”。我们相信，未来他仍然会在感悟理性的思辨中、在本真纯净的存在中做“一位执著的缪斯追求者”！

(注：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动态》2018年第1期,经作者授权刊发。）

作者简介：王巨川，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副主编，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