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六人谈

宛城卧龙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六人谈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的空缺，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同时也让人反思当前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现状。本报特约请数位外国文学学者撰文，进一步探讨“信、达、雅”兼备的文学翻译规律，为多出优秀文学翻译作品、多出优秀文学翻译人才献计献策。——编者

文学翻译的困境与出路

蓝仁哲

　　在文学逐渐边缘化的今天，我国每年仍有数量可观的外国文学作品被引进，并及时翻译出来奉献给读者。这些大多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诸多国际知名文学大奖的作品。得奖作品的光环对读者具有吸引力，专业的外国文学出版社让读者对译著产生信任感。不谙外文的读者在捧读这些外国文学译本时，鲜有质疑译文质量的；即使读到句子别扭、措辞费解之处，也往往心存包容，默许难免的“外国腔”。可在粗通外语的读者中，不时会听到抱怨；而在翻译界和出版界，则早有人提出非议，发出文学翻译质量堪忧的慨叹。
　　事实的真相如何呢？如果从这些译作中挑选几种送去评选，内行人士对照原文一读，便真相大白：果然发现不少意想不到的误译、漏译与疏忽。而理解不准确、表达不贴切、张冠李戴的唐突、看走眼的瑕疵，更是频频出现。被视为上乘的推荐译作尚且如此，文学翻译的现状的确令人堪忧。
　　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严肃的文学翻译遭遇到了图书市场的商业化。中外文学被边缘化，文学读者群体不断萎缩，加上网络电子文本的冲击，一部得奖译著的印数也非常有限。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里，出版人名正言顺地成了出版商，出版社还在继续翻译出版文学译品，已是千幸万幸，核算成本、估量利润自是理所当然。出版社的商业运作，抓商机抢卖点，一旦瞄准选题买下版权，便尽快找人译出进入市场，也难怪出现抢译、赶译的现象。然而，文学翻译不是信息传递和依葫芦画瓢的临摹，不是两月半载可以赶制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语言文字的奇葩、人生智慧的结晶。文学翻译更是一门精致的艺术，匆匆忙忙进行语际转换、文化移植，难以保存原著的深刻意蕴、文学性与审美特征。而这些一旦丧失，译作便可能沦为原著的可怜衍生物或廉价替代品。
　　另一方面，文学翻译在我国的重要性固然一再得到肯定，但文学翻译的恰当地位始终没有确立。译作被视为文学创作的附属品。文学翻译是不是一项创造性劳动，见仁见智，译者的甘苦惟有自知。时至今日，高等院校大多不把译作列入科研成果。地位不高，文学翻译的队伍自然难以形成。同时，文学翻译从来不是一个能谋生的行当，没有专业的翻译家，惟有业余客串的散兵游勇。20世纪90年代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文学翻译也难以成为译者的业余爱好。受版权和出版条件的限制，读时深受感动而欲译出与人分享的强烈愿望成了泡影。文学翻译一旦成为商业行为，其闲适、雅致与超脱便悄然不存，这类译者也大都销声匿迹。再加上文学翻译的稿酬低廉，还有多少拨冗从译、主动应卯的译者？
　　然而，开放的中国取向多元，情愿手捧纸质外国文学佳作的读者还大有人在。有读者就有市场，也就有文学翻译持续和翻译质量的转机。如果外国文学翻译界和出版界面对当前困境，认真反思，共同努力，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也不难抵御文学边缘化之际的严冬，走出文学翻译的低谷，早见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
　　一、开展文学翻译批评，营造文学翻译的良好氛围。针对文学翻译质量良莠不齐的状况，早有学者专家呼吁开展文学翻译批评，让精心打造的高质量文学译著受到重视，让草率从事、漏洞百出的译作不被包容。为此，应倡导文艺报刊和翻译刊物开辟为出版社和广大读者乐见的翻译批评栏目，及时评论新面世的文学译著。当然，翻译评论应当是有深度的，不同于时下出版社对自身推出译本的单方面报道，也绝不是单纯对照原文挑剔词句毛病的揭短文章。文学翻译批评既要基于实践，又要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对文学翻译起到引领作用。
　　二、在文学翻译领域，出版社应加强自律、规划与监控。出版社之间有分工，后起的或不具备外文编辑实力的出版社不宜因无版权约束而推出成套的名著、经典丛书。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类重译本不乏扭曲原译的变脸作品，标示的译者也未必是真名。外国文学经典不是不可重译，但不应受商业利润的驱动。重译本应精益求精、超越前译。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不是任何粗通外文的学人都能胜任翻译的，无论新译重译，出版社皆应慎重。鉴于目前翻译队伍青黄不接、良莠不齐的状况，出版社或可通过网络公开挑选译者，并给足翻译时间——那可是慢工出细活儿。我们知道外国文学的责编自有难处，他们的编校任务繁重。但责任编辑仍要负起责任，对照原文从头到尾仔细校对译文，马虎不得。从此次推荐参评鲁迅文学奖的译作看，责编普遍未能仔细对校译文，以致留下相当数量的明显失误。
　　三、大力培育、壮大文学翻译队伍。文学翻译无疑处于翻译的最高层次。文学翻译工作者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高等院校的外语专业是培养翻译的摇篮。翻译人才倍受社会期待和青睐，外语专业里志在翻译者众，研究生翻译方向热门，新近兴办并迅速扩大的翻译硕士专业更是培养应用型高级翻译人才的沃土，其中会产生不少文学翻译的好苗子。经过翻译专业的学术训练和实践的经验积累，他们会很快成长。译界要有意识地以老带新，出版界要着力扶持这批训练有素的中青年译者，使之养成严谨踏实的学风译风。

尊重原作 尊重自己 尊重读者

张冲

　　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在近一二十年间的发展，其成就在任何书城、书店里都可见一斑。其选材之广泛、题材之多样、与国际接轨之迅速、译者之芸芸辈出，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书店里的中外翻译理论著作汗牛充栋，不由得让人感叹我国的翻译研究成就斐然。然而相比之下，能感动读者、令人信服的文学佳译却似乎不多，能经得起推敲和检验的产品也似乎不多，粗造滥译的反倒并不少见。很多译本甚至包括一些“名著”、“大家”、“经典”的译本，都经不住放大倍数较低的显微镜观察，就已经硬伤累累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外国文学翻译奖之空缺，实际上是这一现象的必然表征，虽令人惋惜，更发人深思。
　　对外国文学译作的质量问题，我们固然可以从接轨时效(早出书多占份额)、码洋压力(出版社都改制成企业)、大众口味(市场需求就是一切)等方面去找原因，但译者是否也需要先审视自己是否以尊重原作、尊重自己、尊重读者的态度对翻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呢？曾有人谈起文学之兴盛，曰：“文学兴盛，其缘由半为商事，半为艺术。”文学翻译之兴盛岂不同样如此？文学佳译的涌现，一半需要有眼光和品位的出版社来推动，另一半则需要有能力有原则的译者辛勤笔耕。
　　尊重原作，就是不要把原作读错了，无论出于什么缘故。好的译者一定对原作怀敬畏之心，生怕下笔不慎，转掉了原作的基因。当然，这只是底线，还有思想和情绪等比较难把握的东西，更有味道、风格一类难以完全复制的内容。如何使译文准确传达原作，如何不使译文读来好像所有外国作家都用一个腔调、一种风格写作，这些都在尊重原作的范畴之内。但现在的问题好像是连不读错原作的底线守起来也有些困难。外语的普及、外语工具书的普及、网络上各种翻译工具和捷径，更使不少人产生了虚妄的自信：一本词典在手，外语过个几级几级的，不管什么拿起来就翻，没有半点畏惧。是的，无论已逝或健在的外国文学作者，自然是不会或很难知道自己的“孩子”在什么人手里遭罪，但作为认真的译者，不应该对他们及其作品表示起码的尊重和敬畏吗？
　　尊重自己，也有底线。那就是作为译者，应该有起码的自尊和道德感，别让“译者”身份沦落为“译手”或“翻译工坊”的“工头”，甚至是“剪刀加胶水”的“后现代拼贴”。且不论窃据他人劳动成果的道德和法律问题，一本译作经太多的“影子译手”，不仅无法保证风格语言的统一，往往连质量均衡都无法获得。有的译作，前后几页的硬伤数有明显差别，多少说明那不是出自一人之手，甚至不出自署名译者之手。这样的事例，虽为数很少，且很难取证，但当事者自知，同时也尖锐地使我们意识到，如果译者连最起码的自尊都没有，还谈什么翻译，哪里还能出好的译作。其实，尊重自己还有另一层“自知之明”的意思：我是否有金刚钻可以去揽瓷器活儿？这活儿也许有名有利，但自己的资本也许有限，有没有以“能力不够”加以婉拒的勇气？
　　尊重读者，这不仅因为无论是出版社还是译者(特别是拿版税的)，都得仰赖读者才能实现各自的“价值”；更在于读者是相信了译者，才来买书，才去读书的。他们至少相信，译者的作品基本真实地传达了他国文化和文学的本质和精华，他们是要通过译作去获得快乐、知识、感受和思想的。译者如何才能不辜负这信任？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文化与情感要求？一再以粗制滥造的译作去忽悠读者，就不担心读者最终将把这样的“译者”和“译作”抛弃？
　　若“三尊重”方面人力已尽，译作依然不尽如人意，依然有相当改进空间，又如何？那时也只能感叹，是为人，孰无过。感叹不够，或虚心接受无论以什么方式对译文提出的批评，或就事论事，据理力争，把是非辩个明白，以飨后来的译者与广大读者。对了，要说这也应该是一个尊重：尊重批评。有此“四尊”之心，何愁没有外国文学翻译的真正兴盛？

期待大师

高兴

　　我始终认为：文学翻译同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难以全然分离，事实上，它是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有机结合。因为翻译就是最好的深入，也是特殊的创作。每个字、每句话、每个细节、每个人物、每个故事都站在你面前，挑衅着你，诱惑着你，纠缠着你，想甩也甩不开。你必须贴近、深入，熟悉它们，理解它们，喜欢它们，然后才能打动它们，让它们在你的语言中苏醒、复活、起身并张开手臂。这是个痛苦的过程，起码于我而言，是力不从心的痛苦、寻找对应的痛苦、难以转译的痛苦。感觉总在较劲，同文本较劲，同语言较劲，也同自己较劲。总恨自己的文学修养还不够深，总恨自己驾御语言的能力还不够强。常常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一动不动，琢磨一个句子，就这样凝固了我的时间，难以转换甚至不可转换。语言与语言的搏斗、个人与语言的搏斗、无限与有限的搏斗，近乎残酷，残酷得像自虐。
　　译事，就是这样艰难。它考验你的修养，考验你的才情，同样考验你的毅力和体力。有时，一次翻译就是一场马拉松。没有毅力和体力，你又如何能跑到终点？！我因此极为佩服李文俊、高莽、杨乐云等老前辈。我也因此十分不解：在许多学术单位，文学翻译竟然不算成果。自然，我指的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翻译。我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文俊先生译的《喧哗与骚动》、高莽先生译的《人与事》、杨乐云先生译的《世界美如斯》，不知要胜过多少篇所谓的“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无疑，我们的学术评估体系已出现严重的问题。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文学翻译。那需要外文和中文功底，要有文学修养，要有知识面，还要有悟性、才情和灵气，而悟性、才情和灵气常常是天生的。此外，最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热爱。而热爱又伴生着敬畏，这是一种错综的情感。时间流逝，我越来越敬畏文学和文字了，越来越敬畏文学翻译了，越来越觉出它的无边无际、无止无境。什么才算完美？完美难以企及，也根本无法企及，仿佛一场永远打不赢的战争。反过来，也正是这种难以企及，让你时刻都不敢懈怠，不敢骄傲和自满。
　　之所以说了这么多“题外话”，就是想表明：文学翻译绝对是一项高难度的创造性劳作。
　　可说到创造性，我们又要特别警惕。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很可能被利用甚至被滥用，成为众多拙劣翻译的借口和托词。这一现象，起码在中国译坛严重地存在。因此需要强调：我所说的创造性是有前提的创造性，是有基本功的创造性。我甚至在想：文学翻译是否也该实行某种“准入制度”？
　　每每走进书店，面对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我都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看上去很美很繁荣，几乎所有的外国文学经典都一出再出，几乎所有的外国重要作家和获奖作家都能及时在汉语中亮相。文学翻译从未像今天这样迅疾、活跃和丰富。这无疑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阅读生活。这是从量来看，可从质来看，情形恐怕就不容乐观。基本上有这么几类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一类中文很漂亮，但外文经不起对照；一类外文理解不错，但中文表达不尽如人意；一类无论中文和外文都极为拙劣；一类中文漂亮，外文也经得起对照，基本体现出了原著的水准。遗憾的是，最后一类少而又少，而且有可能会越来越少。
　　大多数中国读者都是经由文学翻译来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换一种说法，大多数中国读者读的不是外国文学作品，而是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翻译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优秀的翻译者引导读者，糟糕的翻译者误导读者。进一步说，读翻译的外国文学，实际上就是读外国文学翻译者。
　　不得不承认，文学翻译的外部环境已变得令人沮丧甚至难以忍受，极不利于鼓励和培养优秀的文学翻译者。目前，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从物质层面，文学翻译都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尊重。翻译权益遭到践踏；各种形式的盗版、劣版肆意横行；稿酬过于低廉；文学翻译又不算成果。这就让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失去了必要的翻译兴致和动力。在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时代，在生存压迫越来越严重的时代，没有相应的鼓励和扶持机制，没有必要的认可，没有起码的尊重和规范，文学翻译领域青黄不接是自然而然的事。事实上，东欧文学翻译已面临倒退的危险。由于翻译人才的缺乏，不少东欧文学作品不得不从其他语言中转译。前段时间，南方某家媒体发起“如何培育文学翻译大师”的讨论，我曾说过一句话：“倘若大环境没有根本的改变，那么，期待大师就等于是在‘等待戈多’。”这句话也许有点极端，却反映出了我的心情。

宛城卧龙

文学翻译的难处

傅浩

　　多年来，提到文学翻译就引来一片抱怨：什么翻译不算科研成果，评职称没用啦；什么翻译稿酬太低(最近标准为严肃作品每千字50至60元)，不足以刺激译者积极性啦；什么出版社急功近利，只顾抢占市场而不顾译品质量啦，等等。这些都只是对文学翻译客观生存环境的不满。作为译者，我对此无可奈何，所能做的只是退而反思自己，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文学翻译者。
　　其实，据我所知，在某些高校和科研单位，文学翻译并非不算科研成果，而要看是什么样的翻译，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专著的翻译还是算成果的。对于不在高校或类似体制内的译者，这一条并不适用。至于稿费的多少，许多译者并不在乎。有的译者数年磨一剑，由于市场原因而欲发表无门，甚至情愿倒贴出版费。而有的译者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出名而胆大妄为。这些都挡不住文学翻译市场“人才”的供大于求。关键似乎在于掌管锁钥、司把关之职的出版社。如果出版社在选题、译者、编校、发行等环节处处到位，就不愁出不了精品。然而，许多出版社根本就没有合格的外国文学编辑，又不肯下本钱外聘专家，所以在选题和译者的初始步骤就无法做到取法乎上。加之为了赶档期、抢市场而给译者限定苛刻的交稿时间，就难免会造成粗制滥译。而编辑校订这最关键的一步又往往是一般编辑所难以胜任的。一般编辑外语水平不会高于译者，只能顺一顺中文；即便有少数编辑外语水平不错，也不能保证他们肯对照原文逐字仔细校阅译稿。这样的劳动强度要倍于自己动手翻译，就是外聘专家也未必肯干。
　　所以，关乎译品质量最最重要的关键还在于译者。译者若不满意外部条件，完全可以有所不为；若要有所为，就应该对原作者、出版者、读者和自己负责。做自律的译者真的很难。文学翻译不同于一般翻译，粗略达意即可，而是要求既有意思传达的精确传神，又有语言组织的文采风格，二者缺一不可。这就要求译者既要有一定的外语阅读理解能力，又要有相当的母语写作表达能力，而这绝非一日之功。文学翻译之难倍于文学写作，主要在于此。而许多人对此认识不足，遂生轻视翻译之心。文学翻译稿费低于写作稿费，就反映了这种不理解和不尊重翻译的态度。有些没有自知之明的译者也把翻译看得太容易，他们或是吃不透原文而只重译文语感；或是原文基本看得懂，译文却表达不畅；或是两者都不灵，就敢率尔操觚。更有一些欺世盗名的译者竟公然鼓吹抄袭有理，无须自己劳动，就将别人译品的精华加以剪裁，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这些人都喜欢拿美国人埃兹拉·庞德来说事儿。庞德实在是一个坏榜样。他的“翻译”多半都只能算是改写，而改写比翻译不知要容易多少倍。面对原作，译者除了满腔热情，还应有自知之明，掂量掂量自己是否有能力把握它；如果难度超乎自己的驾驭能力，还是不译为好。对于内容陌生的原作，最好做一番外围研究再译。译毕最好不急于发表，而是搁一段时间，再对照原文仔细校读，当会发现不少处理不当之处。经过几番如是修改，直到自己觉得满意了，再拿出去投稿，或可问心无愧。
　　以上所说，也许陈义太高。扪心自问，自己也并非总是完全做到。年轻时也曾争强好胜，不知天高地厚，在种种外部诱惑下，抛出过许多次品劣货。已经拿出去问世的东西再也收不回来，只好一有再版的机会就修改一回。人说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我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不断的修改也是一种弥补，能自我修改就说明自己长进了。如果说，等自己的水平够了再翻译，那也不现实。较现实的做法也许是，多做翻译练习，少发表习作；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接超乎自己能力的活儿，不赶译；还要不断学习，努力提高外语和母语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总之，责人不如律己，愿以此与广大译者同行诸君共勉。

文学的驿马

刘文飞

　　今年9月初，笔者应邀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翻译家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普希金1830年在笔记中写下的一句话：“译者是文明的驿马。”如果说广义的译者是文明的驿马，那么，专事文学翻译的人士便是“文学的驿马”了。凑巧的是，在汉语中，译者的“译”和驿马的“驿”不仅同音，而且在词源、词形和词义上也很相近，区别似乎仅在于后者为“马儿”而前者是“文人”(言者)。当笔者向与会的外国同行谈及这一点时，闻者无不啧啧称奇。
　　用在驿站间往复奔波的马儿来形容译者，每个有过译事经验的人大约都能在这个比喻中品味出某种艰苦和辛酸，甚至是束缚和无奈。而较之于搬运文明的马儿，背负着文学包袱的“马儿”似乎任务更重，也更易受到挑剔、呵斥甚至鞭打。一方面，在大多数国家的翻译出版物中，文学作品所占比例往往最大，社会影响也更为广泛；另一方面，在大多数国家的文学中，翻译家却几乎都难以赢得与作家平起平坐的地位，与从事翻译的“驿马”相比，那些风光无限的作家诗人就像是在赛马场上频频亮相的宝马良驹，即便一生中从未得过名次，却早已赚足关注的眼神。一方面，文学翻译家会时刻面临着一个又一个陷阱或曰窘境，比如纯粹的文学作品如诗歌等的可译与不可译，如何在“信、达、雅”之间把握微妙的分寸感，如何克服或调和译者个性与原作风格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等等，更不用说原文文本中无处不在的语言和典故的“地雷”了，与之相关，文学翻译者便会不断地受到诸如译对译错、译好译坏等不一而足的质疑或诘问；另一方面，一个合格的文学翻译工作者恰恰需要很高的语言和文化修养，至少要懂得两种语言，要对原作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有深刻的理解，要有出众的文学写作能力等，而这样的人如果自己操笔，其作品或许也会很出色，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不乏这样的例证。
　　既要有出众的能力还要有忍辱负重的秉性，日复一日的奔波只能换得微薄的粮草，还得时刻提防路途中遍布的坑洼和沼泽，能善此业者非驿马莫属也。驿马总归是驿马，即便背上驮的是满袋金子，身后坐的是帝王将相，其任务也不过是将其送往目的地，本不该再有什么奢望。然而，“文学的驿马”自有其生活和使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甘甜和欣悦，它在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学之间游走，行程本身已然精彩纷呈，更何况还有它们经年累月搬运、堆积起来的一座座金山呢。

内涵：译者的烦恼

黄燎宇

　　翻译难，文学翻译更难。个中原因，在于文学语言的“杂”和“偏”。文学语言之“杂”，在小说中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文体具有开放性、包容性、驳杂性。任何语言任何话语，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无论天文还是地理，全都可以进入小说。世界有多丰富，小说的语言就有多丰富。当然，译者的麻烦也随之而来，因为他随时都有可能闯入陌生的知识和语言区域，随时都有可能遭遇真真假假的“词汇空缺”——小到器物名称大到思想概念。说文学语言“偏”，是因为它在概念表达方面重内涵、轻外延。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通常立足于概念的外延，力求表达的直接性、清晰性、准确性，后者则多利用概念的内涵，喜欢表达的间接性、模糊性、多义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内涵游戏，通过内涵游戏产生的语言自然是耐人寻味，其艺术魅力油然而生。对于爱智的译者，这样的语言可谓求之不得。另一方面，概念的内涵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活写照和历史积淀，有特殊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很难顺利通过翻译海关，译者必然要为如何移植内涵而烦恼。
　　譬如，关于当代德国“头号酷评家”赖希-拉尼茨基，作家马丁·瓦尔泽说过这样一句话：“其实每一个受他如此虐待的作家都可以对他说，赖希-拉尼茨基先生，就你我的关系而言，我才是犹太人。”虽然或者恰恰因为赖氏是犹太人，而瓦尔泽是没有一点犹太血统的德国人，这句话才成为一句妙语。因为纳粹德国的屠犹史让“犹太人”的概念有了“任人宰割”的内涵。可是，面对许多不了解这一内涵的中文读者，译者应该怎样处理？是加脚注？加定语？还是干脆让它这样？
　　又如，笔者翻译的瓦尔泽小说《批评家之死》里面有这样两句话：“汉斯·拉赫一定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她得让他拿出来。然后他就自由了，然后她就让他进入一种销声匿迹的状态。和这种状态相比，施塔德海姆就成了施塔胡斯。”这最后一句话可谓绝妙。因为施塔德海姆是地处幽静的慕尼黑远郊的监狱，施塔胡斯则是慕尼黑市中心最繁华的步行街。怎么办？面对这种情形，是加脚注？还是添字(如：“连僻静的施塔德海姆也同施塔胡斯一样喧嚣”)？还是让它彻底归化：“樱桃沟就成了王府井”？
　　再如，在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盖尔达·布登勃洛克对其丈夫说：“他不像个市民，托马斯！比你更不像……”(傅惟慈译，第381页)这个他，是指托马斯的弟弟克里斯蒂安。“市民”则来自“Bürger”。这个词是标准的德国造，即使说该词的翻译已成为跨学科和全球性的难题，也并不夸张。因为不仅是在中国做德国研究的专家纷纷抱怨该词难译，就连《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英文和法文译者也分别通过注释声明该词在其母语中找不到完美对应(德汉辞典上有如下释义：市民、公民、市侩、小市民、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我在2003年应译林出版社之邀为计划再版的傅译《布登勃洛克一家》撰写前言时就注意到这句让普通中文读者看得一头雾水的话，开始为这句话的翻译苦闷、烦恼。可是直到几个月前才开了点窍儿，意识到这个翻译困境只能从内涵突破：“市民”既是富足、文化、体面的同义词，也能使人联想到宗教、浪漫和革命的对立面。很明显，具有艺术家气质又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盖尔达说克里斯蒂安这个众人眼里的败家子和浪荡哥儿不像市民，是因为她欣赏后者有一点点不落俗套的波希米亚即艺术浪子的气质，因此可以考虑把内涵径直译出来：“他比你还脱俗，托马斯！他更不像个市民！”这样，不仅“市民”的外延和内涵可以相映成趣，而且读者也能读出基本忠实于原文的意思。如此翻译当然也有缺憾，它有些过于直白，而托马斯·曼本人也从未简单地贬低或者否定市民阶级，他一直是在波希米亚和布尔乔亚之间逡巡摇摆……需要补充的是，当我苦闷近8年之后想出这个似乎可以推荐的译法时，新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已经问世。

宛城卧龙

宛城卧龙

我也曾写过一些感想，顺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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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信仰的缺失

——有感于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空缺

宛城卧龙文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空缺。这是事实，令人失望，这种失望是对鲁迅文学奖本身的失望，还是对我国没有较好的文学翻译作品的失望呢？其实，笔者认为两者都不是，这是对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的失望，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翻译者自身信仰的缺失。

      我国老一辈文学翻译工作者，翻译一部作品总是默默无闻，花数年之力，不求功名利禄，一张小桌一盏台灯，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或者文学翻译事业，一部翻译作品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润色，杨绛先生不是吗？傅雷先生不是吗？草婴先生不是吗？从外文素养来说，当代文学翻译者的水平比起老一辈虽然整体下降，但并不差。从中文的素养来说，当代文学翻译者的水平比起老一辈恐怕差的很远。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的交替转换，没有深厚的中外文功底，没有坐得住冷板凳的信念，是很难翻译出一部流芳百世的文学翻译精品。

     在我们的身边不乏看到，所谓的翻译界专家学者，他们获得过多种翻译类奖，头上套着亮丽的光环。不可否认，他们的外文素养不是一早一夕得来，他们曾经也经历过艰苦的学习和翻译实践。但是，当光环来临的时候，当功名利禄袭来的时候，当来自社会的各种诱惑涌来的时候，有几个人还会像曾经一样刻苦的去做这一事业呢？

      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本身并不能代表国内整理文学翻译的“失败”，但有一种现象是事实，当代文学翻译界没有真正佩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的译者。就好像中国的学术界一样，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状态下，中国还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吗？还有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家”吗？就拿译诗为例，笔者曾经花费不少银子购买一本《英语诗歌经典赏析》，读后却是失望之极，很多译文根本没有进行打磨，一些译文质量还不如一个年轻的翻译爱好者的译文。古语有云：“长江后浪推前浪”，当代文学翻译者必然会超越老一辈，这是历史的潮流，但当我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我们内心的悲伤呢？当我低下头是不是已经双眼含泪了呢？

     谁也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我们向后望是一位又一位为文学翻译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一辈，可是我们向前看呢?......个人之利微乎其微，国家之利重于一切，文学翻译本身就是一项造福千秋万代的大事业，文学翻译者应该“为往圣继绝学”，坐住冷板凳，让一部有一部“文学翻译精品”出炉。

童天鉴日

如果没有鲁迅二字，也许大家就不会关注这件事了。据了解，鲁迅文学奖的确跟鲁迅没有关系。

宛城卧龙

读后最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最后一篇文章的最后一句：“需要补充的是，当我苦闷近8年之后想出这个似乎可以推荐的译法时，新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已经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