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诗坛随感录

合久必分 · 发表于 2007-4-18 21:28:00

<div class="t_msgfont" id="message6605673">●《向下走：一条从根本上摧毁诗歌的罪恶路线》
                  汉上刘歌 　　向下走，还是向上走，诗歌的生死路线之争。中国后现代主义登上诗坛的时候，正是朦胧诗走向式微、中国诗歌急于寻找出路的时候，诗歌要分家，也只能从这里分起。这里存在着一个诗歌的拐点。向哪里走？——向下走，这就是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回答。这是一条路线，它在按自己的路径发展，不到全军覆没，决不会自动停下。中国当代诗歌里的后现代主义写作是一个信徒众多、吵吵嚷嚷的诗歌大家族，虽然并不是铁板一块，有不同的倾向，内部也有内斗、有倾轧，派系林立，可是要看清这个家族的全貌也不难。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即凡是一切“反”字当头的东西，都可以归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一些东西，在中国当下的诗歌写作语境里都可以找到对应。若细细说来，后现代主义写作在中国文学里也许最早不在诗歌，而是包括时起时落的美女写作、妓女文学、美男写作等在内的所谓身体写作，直到以在博客中国连续张贴极端淫荡的性日记一夜成名的木子美和在网上连续张贴本人裸体照片、并配以淫荡文字的女编辑竹影青瞳，达到了高潮。而最成熟的后现代文本被认为是影视里的《大话西游》。这部由香港影星周星驰等苦心经营的搞笑之作，本来是没有任何人文精神的纯粹商业运作，最初也反响平平，后来却阴差阳错地被后现代主义“拿来”，成为后现代主义写作在中国的经典名作，原因是拥护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发现，这本戏用嬉皮笑脸的手法，荒诞不经的情节，解构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神圣使命。他们要搞出一部经典的后现代文本出来，不然哪里来的令人信服的后现代主义！如此看来，后现代主义在诗歌里本来是表现平平，非非虽然是后现代的中国始祖，可是只有后现代理论，却没有后现代文本；自韩东之流起，诗歌里才有了可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诗歌文本。诗而无耻，不知其可，什么都无所谓了。要么自甘下*，像一位淫妇，不时走到大街上进行性挑逗，以招徕过往行人，一副人尽可夫的样子；要么将艺术残剩的那么一点高雅趣味和精致完全消灭，使艺术急剧沦落，变得灰头土脸，一身肮脏，像一个在大城市里到处游荡、只能以垃圾为伴，而不知今夕何夕的诗歌乞丐。自朦胧诗以降主义一浪紧追一浪，大都不出向下的调调。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以降，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经过了五个阶段。 　　　大跳楼：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五张面孔
 　　非非化：“非非主义”的诗歌实践是失败的，以“非非”代表诗人周伦佑的诗《自由方块》《十三级台阶》等而论，在令人炫目的外观下面，仅仅是对于真善美等终极价值的剥离和虚置，表现出了某些废话现象。这种诗歌所呈现的美与思想分离，把诗歌的形式美推向了突出的位置，空有绚丽的外观而没有什么思想意蕴，在艺术上的开启作用是：诗歌的美可以与思想意蕴和精神的寄托分开，诗可以成为一种没有任何意义附加的形式游戏，可以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意义就是意义，没有寄托就是寄托。但他们还谈不上反价值。 　　日常化：“非非主义”反价值空反一场，只有“非非”理论，却没有“非非”诗歌，诗歌的“非非”化，只能由它的继承者“日常主义”来完成。日常主义诗歌，其精神指向就是非英雄化；在取材上，就是日常化；在语言上，就是口语化，与生活采取同一个层面。从这个时候起，反英雄、反崇高、反神圣、反抒情就开始了。与海子圣化诗歌的运动相反，这种写作要将诗歌俗化，从精英的状态解放出来，让诗歌高蹈的足迹落到人间，在朦胧诗后期的背景下自有积极意义，可是它的追随者们走得太远了。他们要显得更狠一些，更绝对一些，不然就有些中庸，不像是一场痛快淋漓、势如破竹的诗歌运动；他们要把英雄的铜像抬走，使诗歌完全匍匐在地上。任何哪怕一点上升的企图，在这些诗人那里都被认为是高蹈，从而招致一片嘘声。朦胧诗主将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的“人” 其姿态比起英雄已经下降了很多，在日常主义这里再次遭到贬低，开始变得平凡琐屑起来。北岛曾代表一个时代喊出强音：“我不相信！”北岛显然是针对伪价值有感而发，到日常主义这里，却连真价值也“我不相信”了。日常主义心仪的人只有一个“自己”，可是这个“自己”是矮化的，被七情六欲层层捆绑的，什么民族国家人类这些大词及其终极关怀，统统没有。他们只关怀自己，可是我们看到，即使是对“自己”的关怀也一点都不终极。因为所有的终极都是险境，在日常主义诗歌这里一切都很安全；也没有奇迹，只有对平凡生活的津津乐道和对于琐屑事物的反复咏叹。——日常主义借口诗要说人话，不肯再代神立言了。他们津津乐道的，不过一些鸡另狗碎、婆婆他*的小情感小趣味，并把这些当成了生活的全部。——你们要记住，这就是中国诗歌堕落的开始！堡垒就是从这里打开了缺口的！这个被大大矮化的自我，既不敢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也不敢面对中国的思想现实，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灵魂的现实，在这个时代里面容模糊躲躲闪闪，有滋有味地过着平庸的生活（如《尚义街6号》里的抒情主人公）。这种诗歌当然也结下一点优秀的果实，比如于坚，但于坚诗里最上乘的诗，其实都是对俗化倾向比较克制的部分。换句话，凡是成功地克制了俗化倾向的诗（比如《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棵避雨的树》等一批精彩的短诗），一定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反之则一定是坏的，而且越是这样，就越是垃圾。在那里找不到关怀和悲悯，于坚似乎更热衷修辞方面的试验。以长诗《0档案》为例，密集、僵硬的语词，源源而来，层层码放，密不透风，诗人于坚为我们砌了一堵实心的砖墙，沉闷而缺张力，让人喘不过气来。有论者指出：这首诗告诉我们，人间就是地狱，你一出生，一切都被这个世界规定，编码排序了。可以如此篇幅，只为指出这样的事实，是不是太过浪费？且被指为人间地狱的情境，也只是一部分人才能享有的特权，更多的人是想进还不能够，可望而不可即的。其实人类痛苦最烈不在这里，只是诗人不愿看见。于坚的写作，客观上加剧了时代的下滑趋势。诗自于坚以后更日常化了，无论态度还是语言，更贴近日常生活了，也更琐碎、更凡庸了，更婆婆妈妈了，社会批判力丧失殆尽，对善恶交织纷至沓来的精彩现实失去了反应能力。面对血肉横陈的时代现场，诗歌充当了麻木的看客。同时作为诗人于坚又很矛盾：一方面他善于炒作，一次平常的诗学论争，在他那里可以上升为一次据说是叫作“盘峰论剑”的著名事件；一方面他看起来雄心勃勃，似乎有意担当起对于当代诗歌更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却又热衷于组织圈子，对有害的诗歌倾向大肆吹捧；一方面于坚强调尊重传统，称自己是一个“后退的诗人”，对“先锋”的指认却又全盘笑纳，接受了伪先锋诗歌阵营的香火膜拜，同时对愿意起劲拍自己马屁的人投桃抱李、大抛媚眼，为了吹捧一向跟屁的小马仔，不惜离开事实信口雌黄。于坚不可能对当代诗歌承担更多责任，在他看来，当代诗歌堕落得还不够，沉沦还没有到底。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要维持一个诗歌的混乱局面，确保自己在这样的格局里得到更多。 　　“解构”化：指以“解构”的态度、用解构的小技巧速成的和批量炮制的诗歌。这种诗歌继承了日常主义的全部遗产，并迫使诗歌继续向下。诗歌从此一落千丈，只能被迫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滑行。要么正话反说，在诗歌里说一些调皮话，来一点类似脑筋急转弯的恶作剧，要么来一点小情境、小机智，耍一点小聪明，喊一点耸人听闻的口号，白开水煮萝卜，没有一点诗歌的美和意蕴。要么粗话入诗脏话入诗，活脱一个街痞流氓，泼皮无赖，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泼样。这类诗人有的就是日常化诗歌里的核心人物，比如韩东。韩东自他们诗派起家，诗很一般，即使是在解构主义诗歌里，也是最没劲的一个。他解构得没有一个名叫伊沙的人起劲，也不如这个伊沙多产。其中一首名叫《有关大雁塔》，诗里说：“有关大雁塔，我所知道的就这些/人们上去看看再下来/消失得无影无踪。”这首诗被许多论者引用，据说好就好在在诗歌里“消解”了“英雄”的概念，为诗歌排解了“英雄” 的毒素。还有一首一再被人引用的诗名《车过黄河》，诗里只是说如何在车过黄河的时候向黄河撒尿。人们引用这首诗并不是这首诗就好，至少在一部分论者那里，只在于用来说明诗歌的离经叛道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且不说在火车的小小卫生间里向很高的小窗外撒尿，在技术上是多么不可能），仅此而已，诗人自己却跳了出来，得胜似的一再这样念道：古今诗人多矣，只有我可以用撒尿的动作，将黄河的神圣意义“消解”得荡然无存。为了不断生产出后现代诗歌文本，一些诗人辞穷技尽，就像一些小说里的人纷纷改编“红色经典”一样也打起了唐诗的主意，争相“解构”唐诗，弄出一些支离破碎的让唐人笑掉大牙的东西，将伟大的唐诗糟塌得惨不忍睹，还自吹为当代诗歌的“鸿篇巨制”。 　　色情化：以下半身诗歌为代表。兴起于2001年前后，不过是对小说里美女写作、身体写作的诗歌形式的抄袭，本身没有什么创意。在各个国家的文学史上，历来都有不少人把兴趣集中在性活动，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也不愁没有人起劲地叫好，可是这样的东西从来不登大雅之堂。性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下半身诗的创意只在于，他们比历史上那些香艳文学走得更远，实现了当代文学里身体写作的诗歌化。他们是色情诗，却不是诗歌，与诗歌的精神背道而驰。这里有一首出自某女下半身诗人的诗《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尹丽川）： 　　　哎再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 　　　这不是做爱这是钉钉子 　　　噢再快一点再慢一点再松一点再紧一点 　　　这不是做爱这是扫黄或系鞋带 　　　喔再深一点再浅一点再轻一点再重一点 　　　这不是做爱这是按摩、写诗、洗头或洗脚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呢嗯再舒服一些嘛 　　　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       这首诗直接写做爱，而且极为大胆地采用女性视角，用这么多字，只喊叫了一句口号：“性快感好，性快感万岁”。一片淫声浪语，欲仙欲死的媚态溢于言表，令人一读便想入非非，难以忘怀。传统里忠贞不渝的爱情没有了，这里只剩下快感，只剩下作爱的动作，和“再舒服一点”的淫荡叫喊，快感消解了意义，消解了爱情的神圣。而这还是下半身诗歌里最干净的代表之作，另有一首《×之歌》的诗，洋洋百余行，整篇是“我要日×”的叫嚣，脏得我这里就没有办法引用。另有某诗人新近出版的一本诗集，则通篇是如何嫖妓的男性心理记录。西门庆再生，借诗吐露心迹，大约也不过如此。这类文学注定是短命的，基本算不上是诗歌的流派，不过是历史上一直存在的色情文学在新形势下诗歌里改头换面的重新出场，没有给诗歌增添任何新的东西。只有那些吃错了药的疯理论家在弄所谓文学史时，才会把它看作诗歌的流派，顺便将其中一两个人的名字写在那里扮酷。果然没有多久，一年不到吧，下半身轰动效应尽失，该卖的货色全拿出来了，新货色却明显难产，再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下半身现在场子（诗江湖）很冷，如果不是有所谓几大美女诗人在场，大抵还要更冷。 　　垃圾化：诗歌到垃圾派这里，整天不离屎、尿、粪便、精液、酷刑、痰迹，等等，一时甚嚣尘上，一片乌烟瘴气。据说垃圾派出世之初，就和下半身闹出了一宗公案，核心是谁比谁更“先锋”。垃圾派里，最好的诗尚能摆脱无聊，有一种冷峻和刻骨的深度，可惜不多，大多不惜将诗歌弄得充满血腥，是诗里的邪教和恐怖主义，垃圾诗是一个绝望的世界，仍以耸人听闻为能事，不脱哗众取宠的企图。除了向下，还是向下。谁向下谁先锋；一人向下，全派光荣。谁向下最坚决，谁就是真先锋；谁能将向下进行到底，谁就先锋到死。诗人们一个比一个更起劲地自虐自渎，可是一个个又无一例外地把这个当作英雄，以为是在中国诗歌里完成了什么英雄的壮举。这是一个群魔乱舞的艺术世界，是一个“过把瘾就死”的世界，没有任何前途和亮光。这个世界里，除了对生活的怀疑、否定，再没有其他东西。艺术作为一种严肃的事业已经成为过去，生活得以存在的理由和支撑生活前进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被完全抽空，谁也别想再在这个世界里充任法官，大家彼此彼此。可是也不要以为他们真的是“为艺术而艺术”，谁要这样看肯定大错特错，这些东西有明显的社会作用，就是使人更加厌倦和绝望。即便如此，它们还要冲到市场上来，让人们为这些明显有害的东西慷慨付费；还无一例外地企图向社会要求艺术的荣耀，不把它们高高地供奉在艺术的神坛最突出的位置，一定骂骂咧咧骂个不停。它要当艺术世界里的霸主，说这个时代的艺术就是这样。因为时代淫荡，我们所以淫荡；因为时代垃圾，我们所以只能垃圾。他们最怕的不是被人议论，而是不被人议论，只要能够被人谈论就好，最好是臭名远扬，能够千夫所指就更好不过，他们从此也可以做一名人了。谁胆子更大，能把事情做得更绝，谁就是明星；谁最聪明，谁最会炒作，谁最能把这样的事情进行到底，谁就是英雄，谁就受到同伙拥戴。一贯喜欢标新立异的诗人曾经在历史上操作了无数的新花样，谁也没有像后现代主义这样疯狂、这样敢把事情做绝，不留后路。他们不知道，时代的堕落并不能成为诗人堕落的理由，反而只能成为诗人守身如玉的最高律令。历史上所有伟大诗人的出场，无一而不代表着时代的正面力量，混乱的时代正好为他的生长准备了空间。 </div>

合久必分 · 发表于 2007-4-26 12:17:00

<div style="FONT-SIZE: 14px;">●《网络诗人的精神缺陷》       文/寒山石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导致精神的失落 ●物质与道德的失衡导致精神的滑坡 ●群体与个体的摩擦导致精神的孤寞 ●竞争与公正的错位导致精神的萎缩 ●意识与行为的悖离导致精神的脆弱 ●激情与理性的脱节导致精神的自虐 ●进取与受挫的并立导致精神的世俗 ●自立与依附的胶揉导致精神的迷惘 　　 诗人精神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而不是在象牙塔中的自得其乐。所以我们研究和评价网络诗歌，就不能不深切地关注和探讨网络诗人的精神境况。我以为，所谓网络诗人，这是一个由70、80诗人为主体，同时又不乏60诗人的群体。这一群体生活和成长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轨的时代。但一个时期以来，传统与现代这两极力量的对峙已构成抗衡的态势，犹如两大板块在剧烈的冲撞中演示着一场革故鼎新的造山运动。当代中国人特别是这个以青年为主体的网络诗群正处在两大板块的夹缝之中，处于超越与禁锢、自强与孱弱、革新与保守的两难境地，成功与失败俱在、因境与希望并存、汗水与辛酸同流，这就使他们不得不驮负着心灵的重压、承受着人格上痛苦的撕裂和再塑艰难地跋涉，使他们那漂泊的心灵在执着与困惑、追求与失落的交错中，苦苦寻觅着停泊的港湾，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相当一批网络诗人的精神缺陷，也导致诗歌精神的奇缺和震撼力的极度匮乏。毫无疑问，这是当下诗歌创作最致命的症结，也是大众对诗歌最大的异议，是诗歌远离大众的最直接原因。网络诗人的精神缺陷主要表现为：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导致精神的失落。当改革巨浪跌宕在中国大地的时候，当市场经济的洪峰猛烈冲击传统观念的时候，当新的文化思潮崛起汹涌的时侯，当代青年思想的天空中，喷薄升起一轮理想的太阳。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设计出当代最美好的蓝图作为我们社会的未来导向，同时设计和实现他们自身的最高价值。他们把改革作为解决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把改革理想化、神圣化，产生了高期望的心理倾向。虽然这片文明而古老的黄土地，背负着五千年历史传统的重负，肩挑着芸芸13亿众生的温饱和经济、科技、文化还很落后的沉重包袱，但激进的青年一代是那样迫不及待，恨不能一夜之间“安得广厦千万间”。他们对未来是那样的自信，但对历史与现实却是异乎寻常的陌生。每当他们那灼热的思念欲做巨大腾飞的时候，现实却极易使他们走进青春的迷惆与彷徨、走进又一个凄冷的雨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碰壁、失望、甚至绝望，表现在当代诗歌创作中，则呈现出逐渐向下的态势。从北岛、舒婷、顾城的朦胧诗――韩东、于坚、李亚伟、杨黎的第三代――伊沙的民间写作——沈浩波、尹丽川的下半身——徐乡愁、皮旦的垃圾派,青年诗人的理想越来越匍匐于这世俗的土地，而折断了飞翔的雄风。作家张炜在1988年7月16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其实，理想主义和自由心态结合的最紧密，理想主义是最纯洁最自由的”。但网络诗人的理想坍塌了。诗的崇高似乎已经成为凋零一地的昨日黄花，诗的语言也脱去了精致精美的外衣而斯文扫地。我们的诗人缺乏伟大的心灵，缺乏悲天悯人的博大的胸怀，缺乏吞吐日月、包孕宇宙的气概，缺乏独特的人格魅力。诗，不再是时代精神的号角，不再是导引灵魂的火炬，不再是内心深处激荡的音乐，而蜕化为诠释宗教、印证哲学、发泄情绪、宣泄自我的工具，蜕化为媚俗的语言、缺乏风骨的诗句以及雕虫小技般的表达技巧。以致在诗歌文本里，政治玩笑、社会娱乐、历史调侃、文化非礼、色情刻画……形形色色的语词与乌烟瘴气的色调充满了网络诗歌的字里行间，甚或难以启齿、不堪入目。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也使读者不再相信诗人勾勒的美好梦境，从而对诗歌渐渐冷漠。 　　 物质与道德的失衡导致精神的滑坡。市场经济的发展，飓风般扫荡了“君子耻言利”的传统观念，人们不再谈经济而生畏、言利益而色变。但是，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把当代青年推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为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成就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却为精神的颓废与道德的滑坡而忧心忡忡。他们也力图摆脱狭隘的功利主义，却逃避不了社会实惠风的侵袭和个人生活环境的困扰。物质与精神的逆向发展，变革中的阴暗面和利益负差，使他们既慕往现代文明又留恋古朴遗风，既渴望物质殷富又喟叹“世风日下”。所以，随着喧嚣的物质时代以风挟雷电的势态快速前行，随着以广告为运作基础、以提供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大众文化传媒日益取代了以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化的影响力，随着人文知识分子的日益边缘化，诗的神圣性和对诗人的美好称呼早就成了遥远的回忆或隔世的妙语。在诗界以外的范畴，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到诗歌了，诗的声音在当代中国已喑哑难辨，诗人头上的光环也显得暗淡无光。是啊，如今有多少人会对一个诗人肃然起敬呢？还有多少诗人敢于挺身而出，宣扬“我是一个诗人”？诗人似乎已经成为贫寒的代名词，成为迂腐不化或者玩弄文字的象征。尽管管党生在《我死了以后》中写道：“我死了以后/你们可以说我/一辈子没有你们钱多/一辈子没有你们会混/一辈子没有你们会玩/我都承认/可是/你们谁也不敢和我比诗”，但“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饿死诗人”，这些曾经的戏虐之词俨然成了当今诗坛最大的现实。诗人被急遽而来的商业大潮所淹没，诗歌在权力和金钱构建的社会中已失去了光彩夺目的绚烂而显得苍白无力。特别是以“垃圾派”、“下半身”和“废话写作”为典型的网络诗歌，奉献给当代读者和后人的，就是一堆没有经过彻底消化的排泄物。诗人糟蹋了诗歌，也便糟蹋了自身的形象。这实在是当代诗坛的悲哀，更是诗人的耻辱。 　　 群体与个体的摩擦导致精神的孤寞。我们常说中国传统道德中相当部分具有惰性和腐朽性，它极力推崇一种抽象的、架空了的、摸不着边际的群体利益，扼杀个体生命的活力，严重禁锢人的自由发展，塑就了人的奴性、惰性和依附性，同时也钳制了人的灵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当代青年力图摆脱这种束缚，高扬个体生命的人格独立意识。人们已经从改革开放以来青春热浪的滚涌中感受到了这种个性崛起的勃勃生机，同时也承受着它的灼灼逼射与迅猛冲击。但是，当代青年因现实的羁绊仍自觉或不自觉地随波逐流，承受着各种束缚、重压及精神隔阂的折磨，摆脱不了四面八方扑来的掣肘。他们的灵魂既因高翔于个体生命的宇宙而舒畅，又因不能自由地振翅而沮丧；既因追求潇洒人生而振奋、又因倍感活的太累而悲伤。《摇滚青年》中主人公慕往的“绳索都解开，怎么开心怎么来”只是疯狂地喧泄青春能量时获得的倏然一瞬。他们甚至跳出一个旋涡却掉进了另一个旋涡，在摆脱“虚幻”集体的同时，却滑向了另一极端──个人主义。在这样的精神境况下，在社会重压的外力逼迫之下，网络诗人坚守的精神领地退却了，个人写作作为人的自觉意识和快乐原则得到尽情释放。网络诗歌到处贩卖的是玩世不恭的“愤青”，是自作聪明的智性消费，是喋喋不休的小情小调，是粗疏下流泛滥成灾的身体写作。诗，已经不再是时代变革的标本，不再是历史河床上最激荡的浪花，不再是民族最强劲的足印。诗歌似乎成了退回自己内心幽暗处的、蜷缩在个体精神巢穴的“自娱自乐”乃至“灵魂自慰”，成为不少诗人孤独无依的喃喃自语。诗人的生命意识消失殆尽,诗人向读者演示的只是一种精巧的制造过程和索然无味的精神独白。 　　 竞争与公正的错位导致精神的萎缩。社会变革的全方位跃动，打破了平均主义状态下那种田园式的悠闲平静，使当代青年的内在潜能岩浆般奔突冲涌。他们在竞争中进取、比翼齐飞；在进取中竞争、争先恐后。他们要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以各具特色的“演技”赢得生活的奖誉，也成为引人注目的角色。然而，一方面，当代青年顺应市场经济的大潮而跃跃欲试，群雄争魁；另一方面，仍对“枪打出头鸟”这种根深蒂固的流言蜚语心有余悸。一方面，希望在众多的竞争机会中赢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更对竞争机会不均、前提不等，结果缺乏合理性深表担忧，使得他们既积极进取、又满腹踌躇、既想一展抱负又“混字当头”、“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豪气和服膺于传统、屈从于现状的庸人气息同生共存，“敢为天下先”的进取意识和“不为人先，不为人后”的中庸处世相附相依。在对社会生活的存在境况彻底失望后,诗人只有想象一个内心的家园。他们要承受着常人所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他们要忍受生存的焦虑和空虚感，他们要时时为生存下去寻找勇气和毅力，精神的萎缩由此而生。所以充斥在网络诗坛的，有一大批似乎是“阳痿患者“的肆意叫春，或者“入则独善其身”的郁郁寡欢。有的作品疯狂、色情、**，粗鄙不堪；有的作品形式古怪，如无字天书，无人能解。尽管网络诗人大都各执一词，自以为是，以所谓的“探索”为荣，以诗歌“大师”自居，在炒作上的精明就像个商人一样，但丝毫不能掩饰其精神的缺钙，诗人的精神风骨已香消玉毁。 　　 意识与行为的悖离导致精神的脆弱。国门洞开、西风渐入，使当代青年惊奇地发现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沉重的人口负担、庞大的财政赤字、走不出的物价怪圈、甩不脱的经济忽然膨胀忽然疲软，止不住的道德滑坡与精神污染，紧裹在身上的文化桎梏和传统羁绊，各个领域的官商、官本位与官僚主义若隐若显甚至肆无忌惮……，给这一代年轻而稚嫩的面庞上，刻下了深深的忧思、焦虑。于是，他们纷纷点燃“冬天里的一把火”，用青春的激情实现他们内心的畅想与渴望。他们以极大的信心、饱满的激情、焦灼的行动，撷取七彩阳光，编织着灿烂的前景。同时，不少青年憎恨别人的贪婪，却宽容自己的纵欲；指责社会的不公，却回避自己的道义；痛恨大锅饭的危害，但当自己手中的铁饭碗岌岌可危时，立即加入咒骂的行列。他们总是呼吁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为了“大我”需要牺牲“小我”的时候，立即斤斤计较，与改革悖离。因此，他们的思想属于一个时代，而自身行为的滞后，表明他们心理承受力的脆弱、身体力行的牺牲精神残缺。于是，在网络诗歌文本中，这种惨烈的心灵体验俯拾皆是：物质的、血缘的、精神的，血、心、生命，敏感、激情、求索以及饥寒、冷眼、压抑、恐惧、梦想、渴望、等待、孤寂、虚无、绝望、挣扎、极端等等一切都进入了网络诗歌文本，无不表明年轻的网络诗人情感和精神的脆弱。正如诗人南鸥在《倾斜的屋宇——后现代与当代诗歌》一文中写道的，他们只能“表现出一种内质的高危缺钙、精神的阳萎和肾虚；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大面积失语；表现出一种想象力的严重缺失，他们的全部才华和智慧，都挥霍在大规模的制造浅薄和时尚之中。” 激情与理性的脱节导致精神的自虐。当封闭时代的理性原则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崩瓦解，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构建确立时，一种与开放社会既相吻合又相悖离的沸腾感便得到尽情喧泄。这种突破旧有范式而缺乏新的理性框范的情感畅流，在当代青年的参与行为中明显地表现为激情的膨胀与理性的匮之。对社会现状的关注，革故的渴望、鼎新的躁动、前景的构勒、激情高昂急不可耐的推动，这种倾注青春流火的热情，是改革不可缺少的动力，是与时代大潮相吻合的积极一面。但是，理性匮乏，却使当代青年那种强烈的社会参与在非理性因素的制约、诱发下“跟着感觉”东游西荡，产生了严重的偏激心理和盲从行为，削弱了他们对他人和社会应负的责任感，使他们那膨胀的激情动辄表现为无视社会效果的群体涌动，而走向初衷的反面。所以，任性、自在、狂荡、放纵成为网络诗人汹汹而来的表现形态。他们以各种粗俗、肮脏、下流、嚣张的骂语，激情四射、近似疯狂地投入各个网络论坛的熊熊篝火中，用粗俗的语气、粗流的语调、粗糙的语法、粗鄙的语词等等抒写着发自内心的快感，徐乡愁有诗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才懒得去寻找光明/不如把自己的眼睛戳瞎/我越瞎/世界就越光明”。他们中不少人就是这样作践自己，嘲弄自己，甚至使大众感到恶心。他们的行为和上个世纪60年代英国的新青年文化运动有点相似，用过激的言行和胡闹来张扬个性，来表达自由。这种无意义的胡闹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也使得网络坛在乱花迷眼中活力飞扬，又在硝烟弥漫中乌烟瘴气。网络诗坛，似乎成了群丑的狂欢。 　　 进取与受挫的并立导致精神的世俗。他们在改革的望远镜中，看到了民族振兴的绚烂图景，因而昂扬亢奋，激动不已；他们更从开放的坐标系中，看到了我们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因而急切地要求变革现状，充满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开拓创造的虎虎生气。然而，他们想振翅于飞彩流丹的冥空，啼唱现代文明的风景，却难以啄破世俗铸成的硬壳；他们迸发出盘古开天辟地般的力度，以巨人强健的膂力拥抱充满诱惑的未来，传统的链索却可能以有形或无形的魔力把他们捆缚；他们想剥离出现实底层的扑朔迷离，却可能因此招致乱花迷眼的扑袭；他们瞄准惰性拉开了强劲的弓弦，却可能因此钝化了青春的锐剑；他们想把陈腐高高地举起摔碎，却可能被千钧重负压的气喘吁吁；他们更想扬鞭跃马纵横驰聘，却不得不在山峰般堆积而成的窄涧侧身慎行。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用电视系统哗众取宠的声音，用报刊杂志铺天盖地日常无味的语言及权力语言，用歌星的嚎叫、小商贩的尖鸣、嫖客的淫笑、*妓的低吟、职业政客和职业骗子那虚伪的假笑以及广告词那毒药般的花言巧语来制约和消解着诗人的良心和声音。所以，生存在这个时代的诗人是不幸的，他们一方面要承受生存的考验，另一方面要承受心灵的重负。但在他们的作品中，只是让人感到了一种虚空、一种焦躁、一种无聊，难以找到一种真正的苦难意识、一种对于深层精神的探入、一种对在外部世界所影响下的人本身存在状态的揭示。即使有，那也是一种精英化了的苦难，与世俗的艰难无关。的确，面对生之艰难的挫折，他们难以在不幸中静下心来，站在整个人类意识及历史与文化的精神高度上进行思考、创造，把自己体悟到的内心风度、骨头硬度、血液浓度、精神厚度、文化深度、思维高度、语言亮度明澈温暖地表现出来，用诗人的声音走向世界！就像威廉•福克纲接受诺贝尔奖时的演说：“人类不朽不是因为在万物中唯有他能永远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诗人和作家的特权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永恒。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自立与依附的胶揉导致精神的迷惘。全面的改革开放，为当代青年提供了展示自我价值的历史动力和广阔舞台，使得他们渴望根据自身的素质、潜能和兴趣谋求独立、自强的生活方式，发展智慧和意志力量，按照自己的个性寻找自己的人生，掌握生命的“自决权”，“走自己的路”，而不盲目膜拜，依附依赖，昭然现着活泼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现代个性气息。但是，当代青年虽然森林般高举着自立的旗帜远征，却仍向父辈伸出索取的手，尤其表现为愈演愈烈的婚姻攀比；他们痛恨世俗错综复杂地交织缠绕，却不由地攀援着这些枝杈摘取所需之果；他们标谤“我就是自己的主宰”，却总免不了盲听、盲信、盲从、盲动，导致了独立思考精神的失落；他们一面批判历史、反叛传统、摧毁英雄、捣碎偶像，却又渴望找到一句至理名言、一根精神支柱、一种人生模式、一副救世良方……或许，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塑造起独立完整的自我。那苦苦追索的“自立”中掺杂着“依附”；那甩不脱的“依附”中，“自立”的嫩芽坚韧地拱破冻结的泥土。杨春光说：“写诗就是运用我们掌握的话语权力进行自由表达。这种表达既是天赋人权，也是人赋人权。这种话语书写方式是独立不羁的，也是自由自主的。诗人以此与不义腐朽的权力话语相抗衡。”诗人是文人中最敏感的一族。诗人的社会责任感要求诗人走进生活与时代融合，同时也不断地吸取新鲜的血液注入到中国诗歌之中。但当有人问管党生：“作为个性鲜明，富有战斗力的实力诗人，促使你冲锋陷阵敢与下半身诗人以及传统意识的抵制，谩骂，戕害斗争到底的原动力是什么？”管党生回答说：“我所谓斗争的原动力有3点：1是无聊，2是为了出头，3是我生来就不喜欢被压制。”他甚至这样回答《我为什么加入垃圾派》：“因为/----我高兴/你管的着吗！” 在高度社会化的环境里，诗人已很难固守自己的行为和意识，生命行为的被动常使一些诗人被一种自毁意识折磨着。生活的重荷和对自主人格的渴求互为观照，造成了当代网络诗人玩世的风格的宿命的阴影。在人生虚无主义的熏染下，诗人一面疲惫地应付来自生活的沉沉压力，一面又表现出超凡出世的潇洒，对生活产生一种消极情绪。在创作上，则把混乱和痛苦无节制地渲染，创作出大量反映生命空虚、寂寞、痛苦的诗歌；而在诗歌题旨的表达上却显得迟钝，博大积极的诗歌精神被空泛、悲观的诗歌精神所取代。由于作为诗人生命支点的人格精神的丧失，主宰主体心灵的“超我”退居一旁，生命中最阴暗的一面被打开，使诗人深陷悲剧的泥诏之中不能自拔。他们不知道从那里来，也不知道到那里去，激进的先锋、激情的探索、激烈的宣言和五花八门、看似自成体系的派别，丝毫不能掩饰自身的精神迷惘，从而妨碍了他们对诗歌艺术的求索。 　　 诗歌是最具精神性的一种表现，而诗人是精神家园的守望者。网络诗人的景况，只是当代人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一个缩影。诗歌的发展与时代的精神、与诗人的精神如影随形。我们有理由相信：唯有走出精神的缺陷，才有诗歌的真正振兴！所以，想创作出无愧于时代、震撼人心的诗作，收获一个诗意浓浓的金秋，诗人就得先磨亮精神的犁铧。舍此，别无出路！ 　　 2006-10-12 文章出处：<a href="http://www.oklink.net/online/tougao/79702/253839.htm" target="_blank">http://www.oklink.net/online/tougao/79702/253839.htm</a> </div>

合久必分 · 发表于 2007-5-13 09:48:00

<div>●《聚焦后现代主义转型下中国新诗的话语存在》    　　　　　　　　　王志栋 摘要：新诗在失去权力文化的中心地位而退守边缘，当前新诗存在“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和“第三条道路写作”等多因素的集合，由于时代语境、后现代话语和批评方式的转变的影响，多元文化互疑、攻讦和较量，众语喧嚣。在杨黎、徐乡愁被废话（口水）掩埋之时，余怒、陈东东深深扎根于语言的魅力中，他们和一些多种层次尝试的诗人提供给了我们有利的借鉴和参考。新诗的话语阐释，需要重塑其空间和思想，加以引导。 关键词：新诗；多元；话语；语境；语言   新诗的发展变化极速，诗人也在为自己的活动空间拓边掠土，时下攻击意味的事件发生也尤多，现象背后便是对自己原则的捍卫，而且表现得异为强烈。随着后现代文化在诗坛的登陆，新诗普遍出现了困窘，文化扩张怂恿人们向市场靠拢。我们所提倡的汉语诗歌，其意旨一直在探究。由于自由度的扩大，有各自的阐释和评价，新诗的研究仍需踏实，建构标准一直在探寻。 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正逐步经历着一个具有明显文化过渡倾向的“转型时期”，诸多主义理论和后现代文学作品被迅速地介绍到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孕育于西方现代文化的母胎，这时开始的“后现代诗潮”的研究，就是在一个风云变幻般的冲击下，在激情、信念、想象力尽数湮灭后，反叛意志已逐步瓦解，令人狐疑的日常经验和语言成为新诗构筑材料，似乎便是穷尽任何形式、任何手段收集各种语言，来表达一切实验。对于时代和诗人而言，既是温床，也是墓地，在这种茫然中诗人在陷落一种未知的绝境，当抒情无用，口水泛滥，诗歌内部一直遭际着破坏。一时间内眩目的主义和团体迅速充斥着我们的视野，更让人担忧的是“90年代之后，‘圈子’的对立和‘割据’，其界限趋向含糊、不稳定的、更加错综复杂的状态。”①这种复杂便是形成多元发展格局的“场景”再现，造成多元的发展格局与诗歌所受的理论指导、思潮影响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由于70年代中后期以来活跃的诗歌潮流，和所受人文环境的影响，国家机能的蜕变，社会的分化，造成集体观念的严重淡化（无政府状态）和个人关注的蜕变，诗歌于是有了新的价值取向，写作追求由宏大沉重的民族、国家话题转向个人，再经过几个阶段的思想递进后，新诗出现一种自恋式情结，对于国家社会、人民大众、历史未来都表现得异常冷漠。随着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人的主体向自由存在的本体也开始过渡。新诗的话语空间发生了转换。 一、格局：纷争的肇因   新诗的变化今非昔比，它已过渡到另外一个格局。总的来说，当前新诗纷争有两个方面的状况：一方面是新诗与市场体制的两元对立，市场和传媒在其中的影响很大；一方面是新诗内部生产机制的多元共存，比如“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以及上述两派对立衍生出的“第三条道路写作”等多因素的集合。 “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对立，在新诗发展史上是重大的事件。他们各执一端，彰显自己，但却发展为二者争夺诗歌的话语霸权，对诗歌精神的伤害很大，这是由于在诗歌观念上追赶意识导致。年轻一代的写作者在寻求崭新的“口语”空间，然而我们似乎在这里，发现诗歌一些苟延残喘的东西。可以肯定指出他们对话交流的意义，使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危机存在，更多被关注，然而对话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致性，试图调整新诗步伐以获得共同解放。大面积创作的人群被遮蔽、被忽略，他们从而被排斥在话语权利之外。新的主义、新的派别迫切需要得出与他们两派不同的观念和实践。 语言游戏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一个步伐。它努力在顺应社会中来创造属于新诗的系统，它采取的规则虽然或褒或贬，但毕竟也是一次必须的探寻。 除语言游戏之外，还有一个抢眼的行为艺术和视觉图象，以裸体等恶心形式进行“捍卫”近年愈演愈烈，然而背后缺乏的是学术性知识构架的支撑，这首先是自审意识的缺乏，其次是艺术精神的沦落，也可以认识到我们在借鉴西方文艺时的不完全消化所造成的悲哀。用视觉来传达信息，以图象侵入文字，无拘无束的网络也需要继续制造新意，今后图象交流也将有一定发展，这也必将影响到我们的思维方式。 社会的电脑化，即是网络也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语境的迁移本身发生了吁求意义的转换，带来了是更大的骚动，因为网络的隐蔽性和便捷性，鼓舞着更多人尝试多种形式实验，各种压抑的词汇随即喷涌而出。网络所带来的激烈用语，导致了更多人对批判话语的参与，对知识的激烈论战，对意识形态建构问题的讨论，网络暴动虽为吁求他们的心声，但本身也对诗意进行猖狂的戕害。更有游戏性意味的是，行为艺术的发展达到一种极端化程度。虽新诗的脉络不可避免地将更多呈现都市的生活场景和精神思维，在“艺术策略上最极端的倾向就是对诗歌传统审美规范的解构和对诗歌崇高性和神秘性的颠覆，其根本在于剥蚀诗歌被历史所罩上的装饰和光环，还诗歌以本色，”②语境的迁移，向各个方面拓展，在这其中暴露了新诗文化的种种缺陷。 而无论如何话语在文本中始终蕴藏着，只不过在某种意义上，统一性被要求搁置或被降低要求。主观化的方式介入诗歌时会对现实产生多大的影响，在解构宏大叙事话语之后，自身却步入了用纯欲望去重构权利话语的误区。 伦理的眼光也来了一场阻击战，对于一场新的文化差异，对于传统诗学带来了巨大挑战，更多人试图解决尝试中的见识和盲目性问题。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文化的话语转变，文学创作实践处在深刻的矛盾中，新诗写作在现实生活的位置及其意义的探寻变得更加注重。 诗歌环境的不同，出现了不同风格和手法的作品，诗集、诗选和诗丛层出不穷以及诗歌的网络暴动，都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诗歌观念上表现出来的一种“自闭”心理。由于过分强调个人意识，存在排斥心理，当写作不断重复自己，一定意义上造成了诗歌观念的模糊和对创新精神的放弃。 其次是流派和媒体的被侵犯。虽然值得肯定其包容性，但其实已经消弱了他们固有的性格特征，缺乏冲击力，譬如“非非”中流派与思潮的等同，造成理论与创作的严重脱节，理论多而杂、零而散，显得无力。一本杂志的不被时代冷落，“离不开对诗坛的历史与现实走向的宏观了解和把握，离不开对诗歌本身内在艺术规律的高远的理论认识，更重要的离不开对诗歌超乎寻常的热情。”③ 再次是语言方面的根本追求。语言作为诗歌一种手段，常用表现独特感觉，对于世界本体的反映采取何种表达是其重要内容。诗歌有快速的、多变的节奏，物象的转换频繁，有对形式美的自觉尝试。心灵纵深层次的探索与社会生活（背景）的探索的结合，语言的实验和风格的挖掘，“在‘朦胧诗’那里，关于诗歌语言的运用远未达到充分发挥其表现的境界，由于要代替抒情自我进行一种主张式的宣称，诗歌语言失却多方位的张力，从而也使得语言自身在文本内整合再生意义的创造能力下降。”④ 最后要提及的是异化的意识形态流行。这涉及到一个层次的断裂，源于过去和现在之间，割断了与历史的承传关系。在新诗接二连三的运动中，我们惊奇发现他们制造着一次次轰动，然而很快陷入困境，诗作的流于口号化、宣传化，致命的是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的继续拉大。所以，时代特征、意识形态功能需要被强调，并加以建构。 概而言之，新诗不同之前，已经缺失理想主义色彩，并且在追求着现实性原则的过程出现了很大困窘。“知识分子写作”虽然标榜“理想主义精神”，但最终还是受挫，还是被时代和意识驯服了，他们在对个人存在经验表现兴趣的时候思考和写作就转向了客观的、自嘲的叙述立场上去了。自始至终，文学都应该是孤独的事业，过度地面对市场将最终损害到文学的独立性，当前基础价值体系也更多倾向于用货币和消费数值来评判文化，因为市场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大众的整体需求是庸俗的，它不占有过高的精神高地，当文学过度地去迎合大众的惰性心态，利用市场心理，当个体性上升为一种普遍性，文学的精神超越意义存在越来越值得我们怀疑。但庆幸的是，一批诗人扎根于文化沃土、语言锤炼之中，陈东东、余怒等就是代表。 在一个语境的转移之后，新诗沉浸在狂欢的游戏性里，20世纪90年代作为新诗的最大发展，也无疑将整合进历史系列。而纷争的肇因潜伏已久，这种指涉多种精神领域里，诗歌的洞悉无疑渴求更有力的探寻和论证，以诗美为质体等艺术特质来衡量新诗，关于诗歌尺度变得有些无所适从，新诗的研究也就显现得它的捉襟见肘。结合与此前的诗歌之间联系，我们可以从以下进一步探讨新诗出现纷争的前提条件和产生原因。 一是时代语境的明显不同，意识形态整合性功能的弱化，异化的意识形态流行。语言方式的媒介上，英语热潮潜意识的误导价值观取向，造成时下各层面以西方作一整套话语的病态局面。另外，个人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存在空间，政治、教育功能和权力话语己逐渐退失，任何写作样式都取得了自己的合法身份与独立地位，众语喧嚣。从文学自身形式的不断发展及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上来说，文化的转型时期，为求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就不断拓展新的形式，不断对以往的文学传统进行超越，并进而在迅速制造崭新叙事话语的过程中，迅速借鉴模仿，而且这种现代诗写作的分散化、平面化、复制化不断加速，以多种层次的实验去缔造文本，而当这种实验的视角转向西方时，出于新鲜而独特艺术特征，后现代主义就成了作家们实验的一种手段。 于是要谈及的是后现代主义话语影响。后现代主义话语中并不是单纯的反意义，反中心的话语诉求，它本身潜含着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吸收。当欲望的突出表现完全独立地构成文本，我们不得不对当前的体系做重新的评估，无论哪个体制政策，它都无法战胜欲望的本能，可是对欲望的自然诉求并不是无节制的，欲望不能成为我们的生活本质，它天生就并不具有深层次的穿透力，缺乏深入实质的能力，只能在表层上进行快感的呐喊，不能行使起理性思索的责任。欲望本身是植根于个人基点的，应承载着相应的意识形态为目的，在时尚的消费里，消解苦难的途径是深入苦难而不是向欲望进军。 随着后现代主体间对话基础的削弱，新诗的革命和继承问题争论也一直不休，在当前诗歌发展中，由于刚刚出现论争，其眉目未得到理清，进行革命无疑是不成熟的，诗风、追求等需要触媒的正常批评与引导。当西方现代派文学以一种即兴的语句反传统语言表达习惯，这就演化出了艺术上的通俗化。“后现代文化在表达方式上的艰深晦涩、在性欲描写上的夸张渲染，在心理刻划上的肮脏粗鄙，以致于在发泄对社会、对政治的不满时所持的那种明目张胆、单刀直入的态度——凡斯种种，超越了现代主义在其颠峰时期所展示的最极端、最反叛、最惊人骇俗的文化特征。”⑤ 三是分化文化领域的自主价值，批评方式的转变。文化内部的叛逆力量源自当下文化主体媒体、消费的介入，以媒体批评和商业批评的话语方式，本质上是强化了商业主义精神，在满足自身的需要同时，无限扩张自己的话语霸权，在此冲击下造成了文学日益商品化、世俗化。 上述分析了纷争肇因的三个方面。进一步说，各主义派别之间的意识形态论争，通常通过自身来建造一种明晰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而把其他主义合并或排除出去。这种斗争捣毁了主义的合理性，也导致了“舶来品”到达中国后也变得面目皆非。在这种意义上，“第三条道路”也就应势而出。为避免发生冲突和误会，开辟条广阔道路，第三条道路没有加以限定，也无统一纲领。到1999年11月的“龙脉诗会”，“知识分子写作”诗人集体缺席，“第三条道路”在此诗会上提出。但是对于九十年代中国诗坛，它早已存在，只不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忽视或遮蔽，其包容性旨在提倡自由写作，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发掘每个诗人具有代表性文本，它来自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双重非议。被称为“第三条道路天王”的谯达摩，主编了诗歌与理论选本《第三条道路》，试图以一种新的理论来介入当下的诗歌写作立场的分歧之中，然而眼花缭乱的诗歌概念也因此埋下了隐患。 由于多元文化的参与、互疑、攻讦和较量，文化的整体性被破坏造成步调不一致，零散、分化、见解各异；市场与物质主义时代的来临，浮躁的换代欲望，物名的染指；以及广泛的诗歌实验，写作立场的偏执，个体化的诉求凸显，更重要的是新诗渴求着一种更接近灵魂的有力话语的诞生，喋喋不休的纷争的来临于是应运而生。 二、消解：变换的话语   1999年4月的“盘峰诗会”出现了变味，争执、急噪和极端化，但是却激活了年选、年鉴等的出版，后来由于大众媒体的介入，渐而造成其后论争的激烈化，结果出现的就是大量权力话语。90年代后期由“话语权利”引发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争。他们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就是：“通过向广大群众宣传喜闻乐见的文化主张和文化形式，通过大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说服、压抑和诱惑，来实现自己偏激的文化理想。”⑥譬如于坚在《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中反复声明的那样，一只乌鸦只是一只乌鸦，不是象征、隐喻或神话，以此消解哲学意义上的存在，代之以物质的存在，对存在领悟，如他理论所言，用汉语——诗性的语言来保有与世界的联系。这样的诗类似说明文，语言是解放的，平面而透明，他向往在具体的、在场的、日常的生活里，以本真来开始存在的语言活动。然而其文本意义并不充分，没有其独特的建构品质，拆解也无很大力量。 “下半身”来了，它以写性写身体，以追求生殖器的快感来反对上半身的权力话语。我们不禁怀疑其肉欲化的展现是否说明“回归身体原初表情的存在才是最本真的存在” ？2003年3月开始在中国网络上出现了“垃圾派”，近来愈演愈烈。他们推出所谓的“垃圾原则”，崇低（屎）、向下，强调废话（口水），企图以自我亵渎的极端方式来反讽这个世界的伟大和崇高。有徐乡愁的《你们把我干掉算了》为证： 我的头颅开始腐烂 头发和头屑不停地下掉 我的五官开始腐烂 眼屎鼻屎耳屎大量分泌 我的心脏开始腐烂 面对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无动于衷 我的骨头开始腐烂 腐烂深入骨髓腐烂开始长蛆 我的鸡巴也开始腐烂了 我懒得去操这个装逼的世界 你们不必给我治疗 也不必语重心长地教育我 你们干脆把我干掉算了 现在正是阳春三月 太阳晒得我发懒晒得我发困 正是干掉我的最佳时机 这首诗被解释为，粗率放浪的诗写到惊世骇俗的地步，根本可以说是没有解析的任何必要。然而也就是在这个人消解过程中，社会已等同于个人，对于时代的鞭笞需仔细的反思。在一些看似废话的话语里，却陈述着一个对于意识形态的判断，也就是在这些不安的文字里时代在颤栗。可以这么说徐乡愁只是把形式主义发展到极端，并且放纵复制现象，来说明时下人的残缺不全，所指的扩张和膨胀，各个碎片意味着对整体不如也说是社会的肢解。 以释放物欲和享乐，在自我炫耀，自我欲望的满足或发泄中，赋予身体符号的功能，通过身体执迷于生活的多维性，来制造暴露。紧接着他们开始了一场网络暴动。他们并未完全脱离灵魂的回归，该文本与其他文本和语境将处在对话的关系中。譬如孙文波也在《我知道我做了……》沉思时代中的“孙文波”：“我怜悯吗？我懊悔吗？我骄傲吗？”他们，包括下文提及的杨黎，都触及了一个问题：在诗歌的探索中，形式所注重的还未见成熟，只停留于叙述的方向性问题上。孙文波的“贡献在于对叙事能力的开掘，在我们周遭发生过的‘现实’，经过他的编码，是那样的不可思议，触目惊心。这样又难免表现单调，抒情的功能变得干瘪。”⑦ 我们再认真地比较“废话天王”和“非非天王”中一个共有的名字：杨黎，杨黎作为“非非”裂变的产儿，虽然追求个体意识和所生存的社会合于同步的意义值得肯定，但他仍在一种民族虚无主义中，以彻底反传统的意识形态出现，却抛出了无所依附的废话言论，他把语言的概念缩小，并和意义混淆在一起，并且说“诗的意义就是使语言失去意义”，“诗与文化无关”，故做无聊，当作消解，可怕的是竟有更多的追随者尾随身后。在“语言的现实里”，凸显作品“复制化”倾向，虽然杨黎的诗歌是最接近韩东提倡的纯诗理想，被诗歌批评界视为分支与未流这也是原因。 在其消解的“反文化”里，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反对“崇高”，亵渎“优美”，或者干脆就直指向了丑，通过自我亵渎的“丑”，其深层的心理畸变就在于内在的矛盾促使自我的惶惑，意在制造“热点”更始文化体系，希望就是消解所有的假模假式，颠覆一切虚假的东西，并以此来消解假模假式的话语或者自己的话语。许多青年诗人心态上持有谬误，势必会造成诗歌的粗鄙化。正如他们在时代病里自我赏玩和鼓噪一样，在诗文本中，其诗歌文本冲腾的能量是否值得我们一窥？这种赤裸裸的真实以反观的方式，虽然对平淡无奇的生活进行了扭曲，但我们发现在这之后诗歌需要一个重建的问题。“对一切现存的文化进行解构之外，似乎没有什么文化建构的愿望和努力的意向，这势必导致新的文化虚无主义。”⑧ 在《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中，完全摒绝了主体，“一张近点/一张远点/另一张当然不近不远/另一张是红桃K”，在这里“与零碎事件（场景）紧密结合的叙述方式由此成功地实现了对存在的消解，实现了对意义统一体的分离、损毁和解构”。⑨然而日常性叙述，肆意地挥舞着，价值的浅度和“平面化”的弊端由此可见。于是我们期待怀一种与文化贴近的新的价值选择出现。 面对腐朽的文学（旧体制）旧秩序旧话语势力，以及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个性解放要求日益迫切，新的青年诗人——“第三条道路”直指国人的个体真实性问题，把文字变成了完全自我宣泄的情感载体，其中充满了话语的嘲讽，进行了彻底而又毫不妥协的颠覆，以字词的惊骇来扩大边界，来“审判”可笑的群体，来消解意义，倾覆了原有的“宏大叙事”写作范式。通过个体经验的叙述构成叙事文本，写作呈现出一种非公共性，即是为己支配的私语写作。因此在“第三条道路”里，中国新诗真正地进入了后现代主义。在文学界普遍低迷的状况下，以独特的语言姿态出现的个人化作品竟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回报。 在争夺话语权论争中，希望争夺的不是话语霸权，然而得以维持的是不时变换着的种种话语圈套。在价值混乱中，诗学必须考虑到普遍问题，而不是把自己的圈子缩小；必须考虑到阅读者的话语，不能过分地媚俗而导致更多人偏离这些崭新的诗学；必须考虑去探察阅读者的话语思维结构，包括情商、智力、经验等。 第三条道路在走向网络同时将需要以诗为载体作为代言的人群扩大化，多元化意味着绝对权威和中心的消解。话语的基础单位由声音、言辞、语象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话语也呼吁着更大程度的转换，而这种在针对在争夺话语的过程中离开话语的语言将是可怕的。 三、路标：警省与思虑   90年代后期以来，诗坛面目很难以理论性很强、线条很明晰的说法来概括。特别是当下，一种普遍的混乱笼罩着诗坛。诗歌倾向之间的分裂日益加剧，不同诗歌势力之间的争斗日益明显，而这也正是诗歌向度上的日益狭隘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当前，需要努力的是要从这些杂乱而喧嚣的诗歌中，清理出有建设性的诗歌样本。 “非非主义”提出了“反文化”宣言，可谓是80年代诗坛的中心声音，而切实深刻内在体验与感觉在文本中值得怀疑，被吹捧出来的一些“名作”，呈现的是一种低劣的文字游戏。于坚论述本真、原初和原在生活方式，虽直承80年代第三代诗歌，能代表“非非”、“他们”诗群在90年代的发展和探索，但其堆积语言可以说是达到极至，是对常规语言的反叛，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满足，语言的松动也毕将自我磨损。在杨黎、徐乡愁被废话（口水）掩埋之时，余怒则深深扎根埋头于制造语言的魅力中。 余怒是一个深刻洞悉语言魅力的诗人，被称为“不解天王”。余怒对于语言的关注，与时下的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令人奇怪的是，余怒是较早提倡“语言诗歌”的诗人，他的诗歌主张中，主张搁置“意义”，以语言自身的“在场”见证存在的“在场”。从反语言、反文化角度看，很难看得出余怒与“他们”的本质区别。余怒强调的是“语言”和“意义”的不可剥离性，意义不是由主体来提示，而是依靠语言来“自我呈现”。余怒诗的“怪”，被称为“余怒制造”，让我们看到了存在的隐秘之处与语词的奇妙对应，深度而又暧昧。 她是鸟走后留下的尸体，是一张纸上 残存的理性之肉 随风飘着，纯属捏造。现在我回来了 那个少年却没有回来，花园里 找不到他的骨骸。两个人 埋伏在一个人的身上，多少年不发一语 他们想干什么？由此我肯定 我是一只混蛋月亮，把什么都看在眼里 在草丛中，在堆放着旧轮胎的小径上 ——《目睹》 在语言的展开中，平和的跨跳，并串联，发生了一种紧张和迷惑感，这种气息是凝固的。使诗歌具备完整的语义的乃是分裂的、稍纵即逝的感觉，一切的气息是漂浮性的。“我”在诗歌中的闪现，启示给我们的是一种感觉，语言在言说，出现的物象获得空前的自由，给予了一种穿透力。 他的一些诗歌呈现出一种开放状态，对读者的想象力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这里更要说明的是话语构成单位的字词问题，话语便起源于自我生活对象与物事，展现得非常平常与熟眼。语词的系列组合，可以把不同的语词的具体特殊一面加以叠加、放大，或形成一定的具象语境，或突出其主导地位，超出其常态意义。 他的诗歌写作是对交际语言和既定意义的解构，基本上以一种“反语言”来颠覆交际语言的既定意义。难得的是我们在习以为常的语言里得到一种感觉，余怒诗歌给予当前新诗的是一个路标指示性问题，当诗歌走向“私我性”，丧失了现世关怀。由于雅俗皆有，文学艺术良莠不齐，决定着标准也是多元性的，但是标准需要建构，需要跟随时代制定相应指示意义的路标。余怒的诗通过语言的符号，来获得转换的超出，同时加以延伸话语的意义。 余怒标明的是新诗革新的必须，新诗需要面临着一次转型。时下以一种不稳定的文学特征来命名当代诗歌，无疑是在追随、迎合时尚的当代诗歌作风。驮负着心灵的重压，诗坛是否以具体性来代替抽象性，以迅速走俏的方式来投机取巧？诗歌的理论标榜会是什么？时下有些诗歌以“漠视”一切的态度，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赏玩”着自我。这当然不能不怀疑其微妙的空间和张力。“反文化”只作为“非非主义”的一个方面，若是从他们的文本实验中，就会很清晰他们的不同，比如语词与情境、逻辑与语法、理性与抒情。至少，优秀的诗能深入个体感受，带来互动，借助于现实而别于现实，无可否认的是，诗歌如果未经淬炼，那写作的内在驱动力值得思辩。 陈东东则是“幻想的走兽”，她的诗有的是微妙的情境，或有隐象的玄秘，或有禅悟的转化，对于中国语境而言是进行一种自觉的包容和诗性转化，“肉身之美在紫鹿苑中，/被一个文法家辞语编织。/肉身之美在诗歌的灯下，/远离开秋天，被音节把握。”《秋歌》之五）“八月的弄箫者呆在屋里/被阴天围困。/他生锈的自行车像树下的怪兽。”（《即景与杂说》）淋漓尽致地展露了现代汉语的语言美，揭示出话语场的存在及对诗歌的重新建构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通过上述诗歌创作情况的综述、评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其中一些诗人的特色，包括不足。而对于谁担当新诗重建者，不管是个体性觉醒还是话语状况，都让人甚为担心。诗歌毕竟是建立在一种肤浅的地基，原因我们可以从制造消费品的“下半身”作家找到，可以从一些诗人自动放弃纵深而痴迷于生活的琐事中找到。我们再次回顾20世纪末的诗学之争，而绝对化地置身我们的时间和空间，诗歌被炮制，而且被制造成一堆堆的精神垃圾。诗人认识能力和表现能力上的懒惰，以及道德责任感让位于轻松、功利化的商业运营，当新诗将咖啡馆、酒吧、迪厅构成了消费市场的强力符号，被当作生活中欲望的容器，并加以疯狂追求，当文本只剩下原始本能的红男绿女，在这个场地转达出来的是欲望的无所顾忌。总的说，在为解构而解构时，我们往往迷失了自我。 第三条道路的包容性和多元化策略，的确呈方兴未艾之势。转型是艰难的，但艰难的背后是转机。多元的生活以及多种媒体中介把诗歌撕得四分五裂，价值观念和艺术趣味的转变，甚至诗歌在走向“浅表型”蜕变，由于多元文化又以视觉图景为主，当代诗歌给我们展示了这样的画面：“缺少对生活的提炼、集中，缺少宏观的把握、独特的哲学认识和雄大的人类命运感。”⑩ 当艺术与非艺术的两极渐被抹平之后，其后应该有一种新的努力方向，应该超越物化意义的认识，词语也应有骇人的力度，这里值得倡导的是能把新生活和新节奏也带进诗歌，这得力于诗人的敏锐和功力。当然作为诗歌刊物更需要突出其中的指引作用，它的标准给我们造成的影响也不应该成为一种束缚。矛盾的解决迫切需要诗建设与理论建设。当办刊缺乏一种明确持久的追求方向，喜欢捕捉热点、造势等等，对于诗歌的成果必定造成消极影响。诗人的思想始终要有必要的敏锐，不能依托于诗歌文本。可怕的有些诗人把其他人的作品作为写作的动力。——作者投入的努力远远不多，必将造成诗歌难堪的局面。余怒等诗人语言实验的努力难得可贵，还需的是一个检验的过程。 多元共存的诗歌格局，就现在的诗歌创作的整体成就值得肯定，但新诗的范式的形成在若干年内难以形成，这是当下时代语境所造成。语言与生存体验的密切结合，完成思想话语的追问和对话，逐步将新诗的精神内涵阐发出来，我对当代新诗发展前途的信心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和逻辑。由于在新的探索中难以满足自身的“成就”，新诗在穷尽一切“制造运动”后，将对现有诗歌进行反思，于是视角将伸延进历史文化、自然等空间，这一点上，新的诗人不乏提倡“朴素”、“自然”、“节制”、“平静”字眼的诗观，譬如新的诗人三子、王夫刚、李轻松，由于文本中情感力度、思考话语的表现有限，召唤读者还需一定的努力，他们的高峰还没有到来。新诗毕将在今后重视真情实感和真参实悟的表现，回到心灵，它离不开诗界、社会阶层的启蒙和正确指引，相信一些具备潜力、仍坚持独立写作执着追求的诗人继续成长，能为规范诗歌写作和探索行为提供有利的借鉴和参考，艺术规律和尺度也必须靠他们来建立。 目前的新诗格局虽有很多不足，更多层次的尝试，能完成很好的互补。互补的意义，在于给诗歌新人于新的集结与阐释可能，以扩大新的批评空间，寻找新的诗歌生长点，拉近艺术和生活的距离，对于文化的狂躁，需要重新进行新的欲望叙述与表现，重建诗歌批评空间的意向，重获汉语的尊严，回到真正多元健康的情状，毕竟以包容的态势才是希望之所在，才能不断衍生与变化。在后现代开拓的多元文化语境中，新诗重塑其空间和思想，必须保持重要警觉，以渐渐形成深层的文化模式，期待在既有秩序、重新阐释话语中，通过理论的清理来发展一种新认识，通过话语的差异、不同的语言游戏的规则来加以引导，来维系话语的正确思想。 四、余论：审美和道德   诗潮多元的语境，新的开拓空间表现得越来越突出。“第三条道路写作”和网络诗歌的兴盛成为21世纪亮点的主要原因。由于诗歌具有其敏锐和前沿性，预示着它有变革话语的先天优势。以现代网络作为平台，催生了“下半身”、垃圾诗派，当正统话语被一再打击和破坏，说明当前话语机制的自我控制和调节比较薄弱。梨花体派的恶搞，裸诵对其捍卫，随即网友写诗机的横空出世，深刻影响了话语方式。但也许当写诗软件真正到它成熟的时候，诗的情感与表达就会带来新门类的研究，修辞、语言等也必须要有其独特风格。我们必须警惕愚民势力的狂扑，警视他们日常话语的情绪煽动，至少要有起码的知识涵养与公正评判意识，避免误导，毕竟掌握正确话语权不是简单以呈现诗歌或诗论为表征的，他们必须肩负审美和道德使命为前提，也希望能充分利用网络优势为实现现代诗歌的发展和繁荣服务。 2007-4-13   注释： ①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②龙泉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③向卫国.天涯诗说，诗探索，2004年秋冬卷. ④郜积意.“后新诗潮”的论争及其理论问题，南方文坛，64. ⑤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 ⑥程光炜.新诗在历史脉络中，大家，1999（5）. ⑦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山花，1997（11）. ⑧吕汉东.90年代中国新诗的诗美营造，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16（3）. ⑨沈天鸿.现代诗学：形式与技巧30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⑩杜海斌.解构时代：诗歌的新写实倾向，星星，1995.237. 参考文献： [1]韩忠良主编.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年诗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2]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江弱水.中西同步与位移：现代诗人丛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4]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沉睡编著.智识的绝响——徘徊在空间、时间和创造之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杨匡汉.中国新诗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8]张闳.声音的诗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9]王岳川主编.中国后现代话语，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10]罗明洲.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 [11][美]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吴世雄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12][英]奥顿奈尔.黄昏下的契机：后现代主义.王萍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3][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通讯地址：350108 福建福州大学城闽江学院03级中文系四班王志栋（收） 文章出处：http://www.zhxysgj.com/bbs/ShowAnnounce.asp?boardID=11&RootID=14345&ID=14345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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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久必分 · 发表于 2007-6-13 09:49:00

●《是谁让诗歌陷入窘境》          叶树浓     前段时间，房地产巨头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先生宣布，向诗歌界捐赠3000万元，以促进中国诗歌事业的发展。消息一出，诗界如炸开了的锅，穷困的诗人们无不为此拍手称快。一些知名的诗人学者们纷纷预言，此次捐赠将在中国诗歌界产生重要影响。例如，诗人唐晓渡说：“也许多年后我们才能真正看清并正确评估中坤此举所具有的巨大建设性”。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黄先生不求实利回报的义举，的确让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倍感欣慰。但在欣慰之后，却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3000万元能让中国诗歌迎来第二春吗？ 　　曾有一写诗的朋友，大学时代受顾城、海子的影响，写得一手很美的朦胧诗。毕业几年后，这位诗人突然找到我说，他已经不写那些老掉牙的朦胧诗了，他郑重宣布：“我现在已经加入垃圾派，立志做中国最先锋的诗人。”我那时还不知中国几时出了一个垃圾诗派。于是把他带来的部分垃圾派诗人的代表作读了一遍。发现这一群诗人全都有“屎尿癖”。其中一首徐乡愁的《拉屎是一种享受》：在后檐口蹲下来/手纸也跟着蹲下来/天空和屋顶也跟着蹲下来/这时候，我什么也不去想/我现在最要紧的是/把屎拉完拉好/并从屎与肛门的摩擦中获得快乐。 　　这位朋友还向我介绍说，这是中国当代诗坛的最好的诗。在他自己的几十首诗作中，我认真算了一下，总共不到一千行的诗句，提到屎、尿、屁、耳屎、鼻涕、菜渣等排泄物以及性器官的竟有六百多行。我当时不免感叹，一位当年的朦胧诗人，竟沦落到以这种格调低下的诗作而又沾沾自喜的地步！ 　　这种现象反映出中国当代诗人普遍的两种心态。第一个是在纵向上为反叛而反叛，为先锋而先锋的浮躁心态。中国诗坛自朦胧诗以来，短短时间内，产生了后朦胧、民间立场、口语写作、下半身、垃圾派等林林总总的派别。为了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诗人们不惜用各种怪异的形式来解构传统。比如传统诗人(朦胧诗以前)用诗语写作，先锋诗人便用口水话写作；传统诗人强调表达的含蓄，先锋诗人便强调表达的直白……从英雄到平民，从平民到流氓，从流氓到贱人，从贱人到野兽，中国诗歌是一步步地向下走。这种“其他诗都是垃圾”口号，也反映出当代诗人另外一种心态——横向上目空一切，党同伐异，谁也不服谁。一有冲突，便泼妇骂街，大打出手。 　　在这种浮躁的风气下，中国诗坛只会产生更多的垃圾诗，只会滋生更浓的党同伐异气氛。即使有更多的钱帮助那些贫困潦倒诗人，让他们吃饱了有力气去写诗，或者出更多的钱帮诗人出诗集，设更多的诗奖扶持诗坛新人，依然不会有奇迹发生！ 　　所以，某些诗人学者以为凭3000万捐款就能拯救诗坛的观点，多少有些盲目乐观。真正让中国诗歌遁入边缘窘境的“罪魁祸首"，不是市场，也不是穷，而是诗人自己，能挽救诗歌的也只有诗人自己。只有停止所谓的形式革命，在内容思想上下一番工夫，中国诗坛才有希望恢复昔日辉煌！ 　　《中国教育报》2006年3月23日第7版 文章出处：<a href="http://www.jyb.com.cn/gb/2006/03/23/zy/7-zb/3.htm" target="_blank">http://www.jyb.com.cn/gb/2006/03/23/zy/7-zb/3.htm</a>

张玉书 · 发表于 2007-8-7 12:17:00

因此，不必人人都成为诗人，但人人都渴望诗意盎然的生活。若是能让现实的生活多一份诗意的创造，让诗意弥漫生活、滋润生活、引领生活，使人们生活在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和谐之中，生活在艺术的和诗意的氤氲之中，走向精致、高雅、聪慧，又何乐而不为？

欣赏,写得深刻!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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