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5]韩国近代诗歌流向/吴世荣

童天鉴日

童天鉴日

李箱是同时写诗和小说的诗人兼作家。写下了韩国诗歌史上最难解读的诗歌的李箱正是以其难解性在韩国诗坛上直到今天一直引起众多的争议。他的诗歌世界混合着超现实主义倾向与达达主义倾向，将现代人分裂的自我，有时用潜在意识的外露，有时用自由联想的技法描写出来。他的诗歌的陈述以飞跃、断裂、飞跃与断裂并置的手法展开，超越日常的伦理。数字、标记、图案的采用以及公共文书或科学法则等非诗歌文体的借用，形成其诗歌的又一特征。组诗《鸟瞰图》是他的代表作。<br/><br/>金起林在长诗《气象图》中表现出了新古典主义的倾向。他在《气象图》中把现代文明理解为危机的状况，力图把台风袭来的气象图作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政治或者社会现象的隐喻来表现。他的这种预言现代文明的终结及再生的文明史观似乎是从埃利奥特的《荒芜地》中受到了影响。<br/><br/>30年代的韩国诗史上无产阶级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都遭到排斥，与此相反相生的是追求“生命的最终本质”的所谓生命派诗人。他们抛弃无产阶级政治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的文明批判意识，而是把注意力转向人类本身，因此经常被称作“人类探索诗人”。以同仁杂志《诗人部落》为中心集合起来的诗人主要有徐廷柱（1915－）、金东里（1913－1995）、柳致环（1908－1967）、申石艸（1909－1976）、金达镇（1907－1989）、咸亨洙（1916－1946）等。他们毫无矫饰的语言中包含着直接的生命呐喊，他们的世界观中含有尼采或叔本华的一种生命哲学观。<br/><br/>徐廷柱是从1936年《东亚日报》新春文艺上《墙壁》的入选开始登坛的诗人。到现在为止60余年漫长的诗歌生涯中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展现出丰富多彩的诗歌世界。在这里仅就具有30年代特征的倾向而言，可以说这些作品是用波德莱尔式的华丽感觉将人类内心的苦恼与挣扎富于美感地加以形象化。柳致环与他相比，关心的不是本能或感情领域，而是意志或思维问题。他的诗形象地展现与命运对抗的人类意志以及努力克服这种意志的精神。从这个观点看来，线条粗犷并具有男性化也是他的特征。<br/><br/>除此以外，30年代的重要诗人还有金显承（1913－1975）、金光燮（1905－1977）、卢天命（1912－1957）、李庸岳（1914－？）、白石（1912－？）等。<br/><br/>从1941年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韩国语开始，直到解放为止，是韩国诗歌史上被称为黑暗期的时期。这一时期，只有顺应日本国策的一部分御用诗歌和日语诗可以发表，韩国语诗歌的一切创作都被禁止。只有隐蔽从事写作的少数几名诗人继承着民族文学的脉搏，他们包括许民（？－1943）和朴木月（1917－1978）、朴斗镇（1916－）、趙芝薰（1920－1968）等所谓“青鹿派”诗人。<br/><br/>尹东柱是1936年前后通过写童诗步入诗坛的，但是他成为正式诗人为人所知却是从他死后遗体被发现，也就是其《天空，风和星星》诗集于1948年在汉城发行开始的。尹东柱日本留学期间因涉嫌参加独立运动，于1941年被日本警察逮捕，死于福冈刑务所。在他的诗中，表露出作为殖民地知识分子对生活的省察以及对受苦受难的同胞的一种赎罪羊意识。<br/><br/>在殖民地时代的韩国，出现了几名伟大的抵抗诗人。例如，李相和、沈薰、李陆史（1904－1944）、韩龙云等。代表性的抵抗诗有李相和的《被掠走的田野里也会有春天吗》，沈薰的《如果那天到来》，韩龙云的《我看见了你》等。李陆史在中国参加独立运动时，被日本警察逮捕，死于北京监狱。他的《绝顶》、《旷野》、《青葡萄》等作品不仅在文学成就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这些诗在将韩国人的生活内化、形象化，以及唤醒民族意识方面，尤其引人注目。20年代的金素月虽然与其成熟期的诗歌世界距离很远，但《要让犁铧抵达我们的土地》等作品中，已经强烈地表现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意识。<br/><br/><br/><br/>4<br/><br/>解放以后的40年代后半期，正是新的民族国家建立的过渡期。一言以蔽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进驻韩半岛的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各自的体制——自由民主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即共产主义国家，而相互对抗。美苏对抗使得国内政治领导人与知识分子甚至全体民众都卷入左右意识形态的理念斗争的漩涡之中，韩半岛因此陷入有史以来从未经验过的混乱之中。这一情况导致了1948年以后的韩半岛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裂为南北两个不同的政府。这一时期的诗人们也不例外。社会如此，诗人们也不得不在非此即彼中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其结果是诗坛形成了因理念而两分的局面。所以解放以后到1950年韩国战争爆发的4－5年间，韩国诗坛的诗歌写作大体呈现出以下四种倾向。<br/><br/>第一，政治主义的诗歌创作。特别是身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阵线，并自视为其宣传煽动家的诗人更为激烈。解放之前就进行共产主义诗歌创作的林和、朴芽枝（1905－？）、朴世永、李灿、李治（1908－？）、权焕（1903－1954）、赵碧岩（1908－？）等依旧坚持，解放后加入这一路线的新集团李庸岳、吳章煥、薛贞植等诗人的活动也让人为之刮目。他们的诗主要以批判“美帝国主义”、揭露南韩社会的不条理与不正之风、赞扬北方人民民主主义、鼓吹民众的阶级意识、歌颂革命同志之间的友爱等为主要内容。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诗人薛贞植，他在大韩民国政府建立后逃到北方，在韩国战争中以间谍嫌疑被逮捕并处死。<br/><br/>第二，一些探究自然意义的自然诗人登上文坛。也就是韩国文学史上的所谓“青鹿派”。30年代末、40年代初，凭借《文章》杂志推荐登坛的朴木月、趙芝薰、朴斗镇等三位诗人一解放就结集出版了各自写于日帝黑暗时期的诗作，命名为《青鹿集》（1946），该集收录作品以对自然的客观认识开拓了新的抒情诗类型。这些自然诗包括通过《文章》自荐的郑芝溶在40年代的文学精神，即诗集《白鹿潭》中的道家世界，可以说是诗人们各自的自我蜕变。《青鹿集》收录的诗作虽然实际为解放以前40年代前期所写，然而三诗人在解放后的很长时间里追求共同的诗世界，并对同时代产生了相当的影响。40年代后期自然诗的亮相并获得诗坛的普遍认同，不嫩不归因于现实社会的堕落和政治纠葛所引发的不安，以及文学的政治主义带给人们的厌恶感。<br/><br/>第三，1948年，南韩成立大韩民国政府，文学上的政治主义热风稍为镇静，新的年轻现代主义者登上诗坛。赵乡（1917—）、朴寅焕（1926—1956）、金洙暎（1921—1968）、金奎东（1925—）等即在其中。朴寅焕、金洙暎等人在1948年结集出版了《新都市与市民的合唱》，为50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作了充分准备。<br/><br/>第四，个性丰富多彩的年轻抒情诗人登上诗坛。包括金春洙（1922—）、赵炳华（1921—）、金润成（1926—）、郑汉模（1923—）、具常（1919—）、金宗吉（1926—）、洪允淑（1925—）、金宗文（1919—1981）等。尽管他们所驾驭的诗歌素材多种多样，但在诗性认识人生和生活这一点上却具有与上述倾向不相同的诗学态度。<br/><br/>韩国的50年代是战争的年代。1950年6月25日，由于北韩的武力侵略而爆发的韩国战争虽然在1953年宣告暂时休战，然而其派生性问题却给以后的韩国现代史留下了深刻的后遗症。50年代最为直接地处于这种影响圈内。这一时期，南北分裂已成定局，冷战观念全盘支配着社会生活。这种情况下，思想与言论自由无疑会受很大限制。一方面战争带来经济的窘迫、人命的死伤、自由党政权的独裁和不条理带来人性的丧失、贱民资本主义的泛滥，以及全民性现实悲观主义的汹涌澎湃，另一方面美国与西欧对韩国的影响力增大，导致传统的价值观崩溃，西方思潮急速涌入。韩国50年代诗歌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这一现象。<br/><br/>50年代的诗大体上追求五种倾向。第一是战争诗创作，包括为战争进行而写的宣传煽动诗，控诉和纪实诗，战争抒情诗和内倾化的战争诗。柳致焕的《和炮兵一起》（1951）、赵芝薰的《在历史前》（1959）、全凤健（1928—1988）的《梦中的白骨》（1980）、赵灵岩（1918—）的《越尸山渡血海》（1951）、李永纯（1922—）的《延禧高地》、张虎岗（1916—）的《铳剑赋》（1954）等是其中的代表诗集，这些诗人或者在战争中作为从军诗人或者本身就是现役军人。另一方面，具常在其《焦土诗》中，控诉了在战争后方经历的生活悲剧，而朴凤宇（1934—1990）虽然不写战争体验诗，却在诗集《停战线》中最早吟唱了战争带来的民族分裂之痛。本时期的毛允淑（1910—1990）也留下了几首战争诗。<br/><br/>第二是现代主义诗歌的蓬勃展开。50年代可以称作韩国近代诗史上的现代主义第二期，现代主义运动在这一时期广为扩展，但是从本质上看，50年代的现代主义并没有在更大程度上从30年代的现代主义中摆脱出来，只是超现实主义倾向约略扩散。30年代的现代主义由少数精英分子来试验，而50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则成为文坛普遍的思潮。另外，50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开始在技巧或方法论上从与现代主义毫无关联的传统抒情诗中加以自然的借用。50年代的现代主义作为一次运动展开始于以40年代的一本诗话集《新都市与市民的合唱》为轴心聚集起来诗人们于1951年前后结成没有同人刊物的同人“后半期”。参与后半期同人的诗人包括朴寅焕、金奎东、赵乡、金璟麟（1918—）等，还有与之步调一致的诗人金洙暎、全凤健。此外，50年代登上诗坛的众多年轻诗人们也站到现代主义的队列中，他们是宋稶（1925—1980）、全荣庆（1926—）、成赞庆（1930—）、辛东门（1928—1993）、辛瞳集（1924—）、金光林（1928—）、金宗三（1921—）、金丘庸（1928—）等。其中金丘庸、全凤健、赵乡、成赞庆等人具有超现实主义倾向，金光林、金宗三等具有意象主义倾向，朴寅焕、宋稶、金洙暎、辛东门、辛瞳集等具有主知主义倾向。朴寅焕站在战争的废墟上凝望历史的背离，并以深深的忧愁和虚无感把这一切吟唱，他的作品可以说是确立了韩国近代诗中都市抒情诗的一个类型。金洙暎最初迷醉于现代主义，进行活跃的诗歌活动，4.19革命后，更主要地写作关怀现实的生活之诗。他在诗论中也积极倡导所谓的“参与文学”，并写下为数众多的论文，而他自己的作品实际上与现实参与有着很大的距离。<br/><br/>第三是探究传统的诗歌倾向抬头。这是对外来思潮的流入和战争导致的民族整体性毁损的反作用，但也不能说与当代欧美讨论的“传统诗”无关。属于这一倾向的诗人有徐廷柱、朴在森（1933—）、李东柱（1920—1979）、朴喜&nbsp;&nbsp;（1933—）等。徐廷柱30年代后期登上诗坛，到他出版第一本诗集《花蛇集》为止，他还只是个以西方的感受性来探究生之苦恼的诗人。但从第二本诗集《归蜀途》（1946）开始，已经具备了韩国式的世界观以及对传统生活的关心。这一倾向在其第三本诗集《徐廷柱诗选》（1955）中更加深化并终于在第四本诗集《新罗抄》（1960）中得以本格化。他在享有灿烂文化的韩国古代国家“新罗”中发现韩国式的价值观、美学观和世界观，将之命名为“新罗精神”，并在诗中赋之以形象，诗集《新罗抄》即是其结果之一。<br/><br/>第四是自然诗倾向。但是严密来看，说50年代的自然诗表现与自然的亲和胜于表现自身会更准确。这不是郑芝溶或赵芝薰们道家风尚的自然，也不是朴木月早期诗歌中作为景物描写的自然，因为他们把与自然共同生活的生活、通过自然谈论人生的生活当成诗来书写。50年代的朴木月已经在第一本诗集《山桃花》（1955）中显示出这样的变化，在第二本诗集《兰及其他》中走向了完全的生活诗。此后木月一边写着存在的诗或探究存在的诗，一边从舍弃生活与自然的第四本诗集《庆尚道的枯叶》（1968）开始在70年代进行连载，因其逝世而中断的连载诗《砂砾质》堪称韩国近代诗中探究存在的颠峰之作。此外，50年代写作自然诗的还有诗人朴斗镇、朴成龙（1932—）、金润成等。<br/><br/>第五是人生与生活的抒情诗。这类诗人并不特别标举特别的倾向性，他们只是诗性地认知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与之相关的喜怒哀乐之情，并进而升华为诗。具常、赵炳华、郑汉模、金宗吉、金南祚（1927—）、洪允淑、李炯基（1933—）、文德守（1928—）等人即在此列。赵炳华自处女集《想要抛弃的遗产》出版以来，共出版了30余本诗集，成为韩国诗史上拥有诗集最多的诗人。早期他以一个现代主义者的感觉将对于生活的抒情形象化，以后逐渐转向追求人生论的真实性。早期郑汉模在生活之中发见韩国战争的伤痕并以幽默的视角加以形象化，以后开始对生存的本质性问题的探究。早期李炯基以富于节制的语言把透明而美丽的抒情形象化，却在后来凭借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追求存在的真实性。<br/><br/>不在以上所述倾向的是朴南秀（1918—），他在登上诗坛之初写作一些描写乡土生活之美的诗，进入50年代后转入探究事物实在性的方向。李镐雨（1912—1970）、金相沃（1920—）、李永道（1916—1975）等人创作韩国传统诗歌样式的时调，并分别于本时期在现代时调写作上自成一家。<br/><br/>60年代有两次重要的政治变革。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4·19革命，另一次就是第二年爆发的5·16军事政变。如果说前者是粉碎了长期自由党独裁的民主化革命的话，那么后者则与此相反，回归到了军部主导下的独裁。但是已经通过4·19革命表现出来的韩国民众的成熟的民主主义意识，是无法因为军部镇压而抹杀的。韩国民众成熟的政治参与意识在诗中也有所体现，被称为“文学的现实参与”的新的倾向在60年代开始抬头，这在以前的时代是未曾有过的。对此从另一方面，拥护文学自律性并试图从政治问题中解脱出来的倾向开始形成。在“参与文学”的队伍里，这叫做纯粹文学，但是从严格意义上看，把它看作是拒绝目的文学划一主义的纯文学更为恰当。60年代出现的新诗人中，《新春诗》的同仁们大多站在前者的立场，而《现代诗》的同仁们则站在后者的立场。但是，概括起来说，所谓纯粹诗有下面几种倾向。第一，创作传统抒情诗的团体；第二，钻研东方思想的团体；第三，向往现代主义的团体；第四，摸索人生论本质的团体。<br/><br/>这一时期属于“参与诗”倾向的诗人有申东曄（1930－1969）、高银（1933－）、申庚林（1936－）、闵英（1934－）、金芝河（1941－）等，另外，《新春诗》的同仁，李盛夫（1942－）、赵泰一（1941－）、崔夏林（1939－）等也在其中。<br/><br/>纯粹诗倾向中，写传统抒情诗的诗人有朴龙来（1925－1980）、朴正万（1946－）、李嘉林（1943－）、姜寅翰（1944－）、许英子（1938－）、柳岸津（1941－）、慎达子（1943－）等。钻研东方思想的诗人有朴提千（1945－）等，研究人生论意义的诗人有金钟海（1941－）、郑镇圭（1939－）、朴利道（1938－）、李炭（1941－）、姜禹植（1941－）、柳承佑（1939－）、申奎浩（1939－）等。追求现代主义的诗人有《现代诗》的同仁金荣泰（1936－）、李裕憬（1940－）、李昇熏（1942－）、李秀翼（1942－）、朴义祥（1943－）、吴铎藩（1943－）、李健清（1942－）、吴世荣（1942－）等。黄东奎（1938－）、郑玄宗（1939－）、吴圭原（1941－）、卢香林（1942－）等虽然不是《现代诗》的同仁，但也可以算作属于这种倾向。他们中间，黄东奎、郑玄宗、吴圭原、卢香林、李昇熏、李健清、朴义祥等尽管在程度上存在差异，但都坚持着现代主义的倾向，而吴世荣、李秀翼等诗人在70年代以后改变了方向，开始写一些钻研事物存在论意义的诗歌。<br/><br/>谈到60年代的现代主义，最值得瞩目的诗人应该是金春洙。早期写传统抒情诗，然后写存在论诗的金春洙转向现代主义倾向是从进入60年代组诗《打令调》的发表开始的。因此，他在韩国诗歌史上构筑了以会话的形式描写潜在意识的内在景致的独特诗歌世界。<br/><br/>70年代中，有两个重要条件支配着。一个是政治上处于维新独裁政权之下，另一个是经济上进入资本主义成熟阶段，西欧产业社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开始呈现出来。自然，民众建设民主市民社会的政治意识高昂起来。与此同时起因于产业社会的人与人的疏远，崇物的价值观，以及劳动问题也引发出来。这些现象在诗中也有所反映，70年代的社会诗较之60年代的“参与诗”更具有斗争性。因此，60年代的“参与诗”进入这一时期，与立足于写实主义的新理论的确立一起，在同维新独裁政权的对抗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诗即“民众诗”运动。这次运动的主导者是50年代登坛的高银、申庚林，60年代登坛的申庚林、金芝河、姜恩乔（1945－）等，除此以外还有70年代的诗人金明秀（1945－）、李东洵（1950－）、金光圭（1941－）、金明仁（1946－）、高静熙（1948－1990）、李时英（1949－）、郑喜成（1945－）、郑浩承（1950－）等。<br/><br/>另一方面，伴随产业社会产生的人与人的疏远、崇物的价值观的膨胀，是通过对解体人类精神的揭示和分裂自我的挣扎来表现的。追求现代主义倾向的年轻诗人，即李晟馥（1952－）、黄芝雨（1952－）、蒋正一（1962－）、李世龙（1947－）、金勇范（1954－）、河在凤（1957－）、金盛熙（1952－）、曹敞焕（1945－）、甘泰俊（1947－）、李润泽（1952－）、崔胜镐（1954－）、朴相千（1955－）等。另一团体的诗人们，任永祚（1943－）、赵鼎权（1949－）、金汝真（1933－）、文贞姬（1947－）、金初蕙（1943－）、李起哲（1943－）、权宅明（1950－）等通过事物研究存在的意义，李圣善（1941－）、罗泰柱（1945－）、宋秀权（1940－）、李准冠（1949－）、金秀福（1953－）等诗人在乡土的世界里把具有韩国特征的美和抒情诗歌化。<br/><br/><br/><br/>5<br/><br/>70年代的政治状况在进入80年代之后仍旧持续，1987年6月韩国民众通过抗争粉碎了独裁政权，到民主政府成立时，形势更加恶化。80年代的韩国诗分为四种类型：第一，斗争性的民众诗；第二，劳动解放诗；第三，传统抒情诗；第四，近似于西欧超现代主义的田园诗。这一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在民众诗运动中出现了劳动解放诗，并且诗的传统或者传统规范被破坏，诗创作近乎盲目地陷入混乱。这一时期，伴随着韩国资本主义的成熟而产生的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矛盾自然地反映在文学上，其结果是导致了劳动解放诗的出现，而规范遭到破坏的诗歌得以流行，是对既成文学或者制度圈文学所作的偶像破坏工作和超现实主义形式解体运动对峙的结果。<br/><br/>进入90年代后，在政治上民主化切实进行，对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的希望也不断展现出来，韩国现代诗有条理地总结了70，80年代的诗歌成果，踏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探索韩国诗如何才能对民族统一作出贡献。<br/><br/><br/><br/>注①：论介，韩国古代妓女名。

童天鉴日

啃,提

珊瑚海

不错，好

童天鉴日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珊瑚海</i>在2007-5-21 11:14:00的发言：</b><br/>不错，好</div><p></p>问好 常来啊

行天

问好！

朱枫

<p>我对韩诗毫无涉略，学习。</p>

淡紫色的风

<p><font color="#b822dd">目光深邃,学习!</fon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