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集诗者 于 2017-11-29 11:5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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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的作品在批评界引发的评论很多,尽管大家对于他那颗星在现代诗歌的星系里有多亮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事实上,这是个奇特现象:那么多的评论家似乎总念念不忘地想一次性搞清楚托马斯的的诗是否可以与T.S.艾略特和奥登的诗比肩,或者它们是否是──用亨利·特利斯在《狄兰·托马斯:“小精灵中的狗”》一书中引用一位名评论家的话说──“最高级的才智赝品”。后者肯定是少数意见;然而即便是特利斯,一位熟知托马斯的人,也承认这位诗人的作品“极其不平衡”。 对作品的评价常会被对人的评价歪曲。在菲茨吉本的《狄兰·托马斯的一生》(1965)出版之前,托马斯的传记充斥着各种丑闻,包括布林宁在《狄兰·托马斯在美国》中对诗人最后几年在美国酗酒与风流的详细描述。虽然菲茨吉本对托马斯好酒的习惯同情地略带而过,布林宁和其他人报道的事实给人的印象是:托马斯经常饮酒过度,因而影响到了他的社交行为。像这样的私生活细节让人很难客观地评价其诗作。其实,狄兰·托马斯成了传奇人物:嗜酒的游吟诗人,自己诗歌的怪异吟唱者,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的浪漫主义艺术家。 1930年到1934年间,也就是托马斯十六到二十岁的时候,他创作用的笔记本暴露出这位年轻诗人曾经历过数次个人危机,其根源不是很清楚。科尔格在他的《狄兰·托马斯》(1965)中这样描述:“和爱情,工业文明以及对个人身份寻求的少年问题有关。”这些笔记本里的部分诗作后来经过修改,收录在他1934年出版的首本诗集《诗十八首》中。 《诗十八首》出版于1934年12月,那是托马斯去伦敦不久的时候。起初这集子没什么人注意,不过到第二年春天便有几家有影响力的报刊写了好评。费利斯引用《晨报》一篇佚名评论的话说:“这些诗有个性,却非私人化的”,然后暗示(后来成了一种常见的批评):“心理学家会观察到托马斯不断使用的形象与修饰词与肾上腺分泌有关。”费利斯还引用《时代与潮流》一位评论家的话说:“这不只是一本前途无量的书;更有可能它是种每隔三年才爆炸的炸弹。”给予这本书好评的还包括《观察家》,《新诗》和《泰晤士文学副刊》。 和比他早的詹姆斯·乔伊斯一样,狄兰·托马斯对字词很着迷──对它们的声音与节奏,特别是多义性着迷。含义的丰富,不合逻辑的革命性句法,以及一系列宇宙与性欲的形象给托马斯早期的诗带来了创意与艰涩。在一封给理查·彻尔彻的信中,托马斯说他考虑过自己的一些极端性:“不成熟的暴力,节奏的单调,经常性的头脑不清,还有那常破坏连贯性的超重形象。”同样,在给格林·琼斯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的晦涩不是很多人认可,它基于一种先入为主的象征主义(恐怕这听起来有点隐晦和自命不凡),源自人类解剖的宇宙意义。” 议论《十八首诗》的艰涩并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绝大多数的诗都让有毅力的读者读出了味道──类似威廉·廷多的《狄兰·托马斯读者指南》和克拉克·艾莫利的《狄兰·托马斯的世界》这些书都有助于读者的理解。像《我看见夏天的男孩》,《心之气候的进程》,以及脍炙人口的《通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值得一读再读,既因为它们严谨的形式带来不少艺术快感,也因为这些诗体现了这本集子的一些重要主题,而这些主题贯穿了托马斯大部分的作品。其中包括时间的一致,宇宙中创造与毁灭力量的类似,以及一切生物的相似。欧尔森在《狄兰·托马斯的诗》中确认这最后的主题是微观世界-宏观世界传统的一部分:“他将人类解剖类比为宇宙的结构…并将人类的微观世界看成是宏观世界的形象,反之亦然。” 从《十八首诗》出版(1934)到《二十五首诗》出版(1936)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托马斯经常在伦敦和威尔士之间来回走动。在伦敦他开始结识到文学界有影响的人物:其中包括赫伯特·瑞德,杰弗利·格里格森,诺曼·卡梅伦,和维尔农·瓦特金斯。瓦特金斯和他特别亲近,年纪比他大些,但是喜欢安静的生活,这点倒是和托马斯截然不同。瓦特金斯和托马斯会相互批评对方的诗,而对于潦倒的托马斯来说,瓦特金斯还成了可以常常借钱的朋友。此时的托马斯正和诗人兼小说家帕美拉·约翰逊保持着一段遥距恋情,后来她成了小说家C.P.斯诺的妻子。这段情持续了一段时间──最终被托马斯的酗酒行为给毁了──托马斯在写给她的信中谈到了他个人的不安全感和对自己作品的怀疑。费利斯引述大约写于1934年5月21日,从罗哈恩,威尔士寄出的信:“我今天被满脑子的疑虑折磨,我怀疑一种被遗传扭曲的想象,一种遗传的渴望和一场商业淬火,一种对并非我自己的身体的热望,一场荣辱并存的教育和太多以自我为中心的诗,以及在这老涨潮的小镇的一个狂野,潮湿的日子,能不能从它们地狱般的深渊里浮现。”在这个时期托马斯的酗酒成了严重问题,他的朋友有时候会把他带到康沃尔郡和爱尔兰的偏远地方让他免受诱惑,而且希望他会多写点东西。 托马斯第二本诗集《二十五首诗》发表于1936年九月。绝大部分的诗都是从那些笔记本里修改而来;菲茨吉本在《狄兰·托马斯的一生》中写道:“只有六首全新的诗,就是说在《十八首诗》出版到第二本诗集付梓的一年半时间内写成的,收入了那本集子。”费利斯注意到“各方的评论基本上是肯定的,不过没有对《十八首诗》那么热衷,只有一个例外。”而这个例外,几乎保证了这本集子的商业成功;那就是丹斯特维尔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写的赞美评论。费利斯引述这篇评论宣称:“这位年轻人的作品(他二十二岁),不论主题还是结构,都规模宏大…在最年轻的一代人中,我找不到哪位诗人表现出这么大的潜力,而且还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 虽然《二十五首诗》中大多数都是从旧材料里挖掘而来,这集子包括了一首重要的十四行组诗,《像暮光中的祭坛那样》于出版前一年在爱尔兰写成。在这些十四行诗里,托马斯从《十八首诗》呈现的前基督教原始主义转向了一种基于爱的基督教神话。弗雷瑟在《幻象与修辞》中评论道:“这些十四行诗,总体失败,部分精彩…很重要,因为它们宣示了基督教正教感受的潮流──感受,而不是思想──自此开始越来越支配托马斯的诗作。”欧尔森看到这些十四行诗在方法和哲学-宗教观点上,都与过去决裂了:“可以注意到,在《像暮光中的祭坛那样》之后,他丢弃了几乎所有这些象征符号,转换了其余的,逐渐发展出新的象征符号和新的语言风格,以对应他改变的人生观。”欧尔森想出了一套关于黄道中赫拉克勒斯的复杂的阐释图表,也称这些十四行诗“肯定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诗之一。” 廷多在《狄兰·托马斯读者指南》中指出这些十四行诗的主题其实是托马斯自己。廷多评论道:“虽然愉快地让耶稣,赫拉克勒斯,星辰,黄道出现,还有一段通常被遗忘的旅行,我想它们是类比,不能和主题混淆。”科尔格,谈起这组诗的晦涩,说道:“尚能看清楚的就是它和作为精神冲突焦点的耶稣受难与复活有关。” 虽然《二十五首诗》中的这些宗教十四行诗备受瞩目,这集子总的来说表现出了托马斯写作方向的改变。理查·摩尔顿在《狄兰·托马斯作品纲要》中提到这本集子里的诗“写的是诗人和他的环境的关系,”尤其是自然环境。“在《二十五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牧歌模式的开始,这种模式在托马斯最后那些伟大抒情诗里得以完成。”而且,正如科尔格所说,“第二本诗集里至少有三首诗是关于诗人对其他人的反应的,这和《十八首诗》的主题完全不同;这三首诗预示了托马斯转向他后期诗作的一些题材,如他姨妈的葬礼,风景地貌,他与妻子孩子的关系。” 这本书里一些最好的诗并不难读──《我掰碎的这块饼》,《那只签署文件的手》,《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可是其他的诗,如《在我缤纷的意象里》和前一本诗集里的诗同样复杂,难以理解。德利克·斯坦福提到“这些诗仍然有怀疑,疑惑,绝望的痕迹。”然而托马斯选择将乐观的《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摆在诗集的最后。这首诗一直都是托马斯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或许是因为,如克拉克·艾莫利提起的,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断言的声调──哲学,政治,或其他──在明智的自由人道主义者中间没有回响,[因此它回应了一种情绪上的需求…它断言,但并不多愁善感;它表达了一种并未神学化的信仰。” 《像暮光中的祭坛那样》以及《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这些诗必然会令人提出托马斯算不算宗教作家的问题。在《狄兰·托马斯参考资料》中的一篇文章里,W.S.默温早就讨论过这个议题;他断定托马斯是个宗教作家,因为“从仪式的意义上来说,他是位颂扬者:他是位典礼制造者与执行者…他颂扬的是创造,尤其是人类的处境。”然而关于这个议题的立场就如同何谓宗教观点的定义一样五花八门。一方面,评论家们对于托马斯在诗作里运用了宗教形象这一点并无异议;另一方面,他们都同意,至少在他创作生涯的某些阶段,托马斯的想象力并非正统宗教系统的那种。科胥纳在《狄兰·托马斯:诗人及其批评者》中归纳了各种阐释的范围:“他曾被称作异教徒,神秘论者,人文的不可知论者;他的上帝等同于自然,性,爱,进程,生命力,甚至托马斯自己。” 1937年7月11日,托马斯和凯特琳·马克娜马拉结婚;他们身无分文,也没得到双方父母的祝福。他们搬进了威尔士拉哈恩地区的一栋借来的房子里。这个渔村成了他们永久的住址,虽然他们战时,战后,直至托马斯1953年去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许多临时住所住过。借钱,借地方住,是他们婚后生活中常有的事。科尔格将诗人生命中这些身外境况与他的艺术发展联系起来:“托马斯在拉哈恩定居的时期正是他的诗作开始变得外向的时期;他对凯特琳的爱,第一个孩子的诞生,卢尔林,对威尔士乡村及其人民的反应,最终战事开始进入他的诗作,成为可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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