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雨荷风 于 2015-10-7 16:30 编辑
翻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翻译好就更难了。翻译时要考虑很多因素如文化背景，方言俚语，话语背后的深层含义，原文的年代，作者的意图，作者的语言特色等等。比如文化背景，这是大的方面，要首先理解原文作者的文化背景，这样在翻译时才会得心应手，明白各种文化现象，如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要知道他是处在文化复兴时期，那个时期思想开放，锐意进取，所以他的作品也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另外他和交往的人也会受到影响，不管正向还是负向，比如马洛在莎士比亚之前，创作了大量的佳作，这样潜移默化的就影响了他的思想，思想决定行动，也决定作品的深度和风格，所以他在马洛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马洛为莎士比亚创作铺平了道路。如长篇叙事诗 《希罗与李安德》写了古老的希腊爱情故事。色雷斯的女祭司希罗与靼鞑海峡对岸青年李安德相恋。每晚李安德游过海峡与希罗相会，天亮返回。一次风雨之夜，希罗为情人引路的火炬被吹熄，李安德溺死海中，希罗也投水殉情。马洛以文艺复兴时期对爱与美的理解把这个爱情故事写得绮美动人。莎士比亚在他的《皆大欢喜》中引用了诗中的句子：“谁曾恋爱过而不是一见就倾心的呢？” 方言俚语方面这是如此，翻译时首先要弄懂它的意思，在哪里可以用，不然还不清楚它是什么意思会出错的。如He is a nut.他有点神经病的意思。He is a fast talker. 他老是说得天花乱坠。It’s all Greek to me.我全不懂。这就要平时多积累，要不就认真对待，多查有关资料。话语背后的深层含义，比如中国人说话喜欢含蓄，说一指二，这也是诗歌的风格，甲说给你块蛋糕，乙说不用，这时就要弄清乙的本意：一要蛋糕，二不要蛋糕，不然会翻译失误，闹出矛盾，闹出笑话。原文的年代也是很重要的，如在文艺复兴时期，斯宾塞写了许多诗，其中词汇有许多古词汇，也要好好学习一下，如:
Agayne I wrote it with a second hand,
But came the tyde, and made my paynes his pray.
Agayne就是again，tyde就tide
作者的语言特色，他一般写的文章是什么特色，写这篇文章是什么风格，都要弄清楚，比如邓恩的诗歌总体来说，常使用出人意料的比喻,新颖奇特的意象,口语化的语言,多变的韵律和节奏，看他的具体诗歌如Death, Be Not Proud这首，
Death be not proud, though some have called thee
Mighty and dreadful, for, thou art not so,
For, those, whom thou think'st, thou dost overthrow,
Die not, poor death, nor yet canst thou kill me;
From rest and sleep, which but thy pictures be,
Much pleasure, then from thee, much more must flow,
And soonest our best men with thee do go,
Rest of their bones, and soul's delivery.
Thou art slave to fate, chance, kings, and desperate men,
And dost with poison, war, and sickness dwell,
And poppy, or charms can make us sleep as well,
And better than thy stroak; why swell'st thou then?
One short sleep past, we wake eternally,
And death shall be no more; Death, thou shalt die.
他看透生死,体现出了一种艺术人生观,这与道家庄子笑谈生死的艺术人生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比较讽刺，豁达，笑谈渴饮死神血。所以翻译的时候不仅要语言到位，而且要有他的风格，让人感到邓恩就是这个风格。举个例子，一天吃了张大厨师做的一盘宫保鸡丁，这可以比作读者对读邓恩的诗歌，张大厨师就是邓恩，你就读者，宫保鸡丁就是这首诗歌，第二天张大厨师跳槽了，王大厨师来了，他要想做出这个味道的宫保鸡丁来，就得向张大厨师学习，学习他的技术，虽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也要基本上一样，翻译亦同此理。
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古今中外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无不追求完整地把原语的形式和内容转化为译语，以求得双语最大限度的等值。但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的差异必然导致语言符号系统内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次上的非对应和不完全对应关系，进而有了直译、意译、功能为先亦或形式为先、译文可否超越原文等的争论。
大多数人已经接受的一个事实是：虽然科学力图把文本语言中的意义一点一滴落实，但语言却总是拒绝把它的全部意义交出来。事实上，现代批评理论可能会说并不存在什么“全部意义”。不同的译者，依其文化素养、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等各种条件的不同，必然对相同的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换句话说，作品随时都可能产生新的意义。其结果，恐怕可以套用—句话说，是“有一千个译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确实足“接受美学留给翻译的一个悖论”。但只要我们承认翻译过程也是一个阐释过程，这就是无法逃避的一个事实。其次，不同的译者，即使假设他们站在相同理解的起点上，在其表达过程中也必然趋向差异。没有任何两个人会使用完全相同的语言，因为“一方面，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单词总是某—具体的个人使用于另一人。而这个实际环境将决定、转变其意义。”译者在表达过程中或多或少总是会把他自己也写进去的。该过程同时又与阐释过程密不可分．两者结合，决定了翻译不可能做到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客观、科学，而必须留下—定位置给直觉、推敲、灵感等艺术思维方式。
翻译不可能完全对等的，亚里士多德说过，“所有的艺术关心的都是进入存在的过程，即揣想、思考如何让一件既可存在又可不存在的事物进入存在。” 就是说，艺术品的形式并无必然性，只有可然性(probability)。而这正符合翻译的事实。我们只要看看那许许多多的重译，尤其是诗歌的重译，就能明白这一点。翻译的过程浸透了译者的主观因素，自始至终贯串着艺术。比如说甲看到了或想到了事物或事情，他就把它说出来了，但是他说出来的话不可能与他想的对等，这会受到他的阅历，思想，受教育程度，表达能力的影响，比如同样一句话就有不同的表达效果，当然也会有不同的效果。所以这样信息再说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缺失了，“忠实”因而成了—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因其缺乏客观的定义或标准而缺乏可操作性。再者，如果调查证明，以往人们的翻译实践并没有真正重视或真正做到“忠实”，这就意味着它事实上并不存在。何必死抱住一个事实上不存在的标准呢?这只可能在“死胡同里越走越远”。
然而，翻译的“忠实”标准并不是如此轻易就能否定的。像在其他任何学科中的情形一样，人们不能因为无法企及百分之百的真理而就此放弃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在实践中，人们可能牺牲一部分“忠实”，但这往往是为了保证更大部分的“忠实”能够实现，仍然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忠实。客观上不忠实的翻译当然存在，然而主观上以“不忠实”去做”翻译”却是概念上的自相矛盾。译者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性，但主观上他不能够“另有所好”或选择“百分之三十'的忠实。事实上，—旦放弃对于忠实的主观追求，译者就没有理由停止在“百分之三十”，而会走向百分之十、百分之五甚至更少。因此，对忠实的追求是维持原文与译文之间联系的纽带，这根纽带一经切断，译文无论“达到了”什么其他的“‘好'的目的”也无从被称为译文，翻译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翻译中蕴含的所有这些矛盾吸引了许许多多人们为研究它付出努力，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理论上的难题，许多被斥为“已经把我们折磨了不知多少遍”的“陈词滥调”。理论出于其内在逻辑的要求，当然要坚持不懈地建立一种体系，使所有矛盾都能在其中得到解释，但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简单地降低“忠实”的要求，使其成为一个可选项，付出的代价太大。另外一个极端是割断手段与对象的任何联系，堕入完全的不可译论，可是这不但在理论上没有意义，也为实践所不容许。还有一种倾向是建立翻译中“艺术创造性与科学忠实性的辩证统一”。这种做法貌似深刻，却很容易流于浅薄皮相，结果可能只剩下一具思维定式的空壳，却把翻译中科学与艺术的矛盾本质掩盖起来。我们不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统一，例如它们都是为了实现“忠实”的目标；也应该承认两者之间一定程度的互相依存关系，但它们并不是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不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它们是由于一些外在因素一翻译的“忠实”目标、其对象的特殊性质等一而产生了联系，这样在理论上它们就有可能矛盾多于统一，互相排斥多于和谐融合。例如，如果一篇译文单独看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它必然得益于许多科学因素，描述这种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得上关于辩证统一的整套术语，但是从翻译科学的角度看这篇译文却仍可能因为没有做到忠实而是一个失败。不妨这样说，翻译中存在着两种科学，翻译的科学和一种类似于创作中的科学，前者可以包容后者，但却不像后者服务于艺术从而与之处于一种“辩证统一关系”之中。它以忠实为其最高目标并因此更多地外在于艺术。正因为如此，翻译理论“割裂性”地沿着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不同方向发展才能各自取得目前已有的成就。探讨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大有收获，但不能把问题简单化，否则无以解释理论界何以会有长期激烈的争论。
如图所示
事物-甲-媒介-乙
然后话语发出，到达了环境这个媒介，也会缺失，如噪音的影响，空气的传播，等等
乙通过器官接受，理解，也会缺失，因为乙也会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如教育程度，理解程度，
等等，乙就不能很好的理解甲的话，造成信息的进一步缺失，翻译亦是此理。
事物-作者-原文-译者-读者
就翻译研究所涉及的译文和原文、翻译者和原作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强调原作者个人化情境的绝对不可重复性，强调原文本语境和语言结构的不可企及性、不可超越性的做法，实质上也是我们这里所指出的“理想”或者“标准”的具体表现之一，只不过采取了稍微复杂一些的表现形式而已——也就是说，这种做法一方面理想地假定原作者的情境、水平和境界永远不可重复、甚至高不可攀，另一方面又理想地假定翻译者永远只能停留在对原作者亦步亦趋、甚至顶礼膜拜的层次上；一方面理想地假定原文的语境和语言结构完美无缺、永远不可丝毫改变，另一方面又理想地假定翻译作品永远只能是对原作品的有缺陷的、蹩脚的“仿制品”。显然，这种做法不仅包含着对原文和原作者的“理想的”极端美化和崇拜过程，同时也包含着对翻译者和翻译作品的“理想的”轻视和贬低过程——尽管这两种“理想”的性质截然不同、实际运用这种做法的人也有可能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些方面，但它们不仅同源、具有同样静止和机械的方法论视角、没有看到这些方面都处于永恒的生成过程之中，而且实际上也是相辅相成的。
比如说诗歌的取材环境与作者自身这可以算是事物，即作者的外的环境与作者，然后作者在接受信息，与自身结合，在某一个点作者写出原文，发出信息，但作者写出来的事物和事物还是有区别的，就是信息的缺失，然后是译者看到译文，不过他看到的译文会和作者头脑里的信息不可能完全一样，这样信息进一步缺失，然后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当然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如语言能力等等，把它翻译出来，也可以说是一种在创作，这样信息又缺失了，到了读者这了，读者看译文时，也会有缺失，因为会受到当时读者的心境，文化水平，理解能力等等各方面的影响。所以说，翻译没有十全十美的，就像任何事情没有十全十美一样，只要翻译就会有信息的缺失，所以说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风格和水平高低，不可能完全相同，也不要刻意求同，当然我们也不要悲观，停滞不前，不敢迈步，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地生活，从生活中学习，以尽可能的来完善自己的知识和翻译能力，最大程度上使翻译出来的作品接近作者的意图和原文意图和风格，也让读者接受翻译出来的作品，使读者和译者之间可以交流无障碍，达到一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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