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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操戈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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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翰 来源：本站精选 点击：156 更新：2009-3-27 5:44:09



    摘要：古人早有白话诗，唐宋词及元曲已不乏白话诗，明清歌谣已多白话诗、自由诗，学堂乐歌的歌词有的已是新诗，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译诗已有白话诗，南社诗人已有白话诗、自由诗。胡适的历史功绩仅仅在于打出了“白话诗”的旗帜，他拿不出白话诗的典范之作。五四时期如果不是由胡适来作“鞋样上总还是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的《尝试集》，而是直接从中国历代白话诗歌的创作及翻译中，精选一部《中国白话诗集》，集中展示一批成熟的、不乏经典意味的白话诗佳作，那对于现代新诗的启迪和示范作用一定会好得多，对于迅速奠定新诗的地位，昭示新诗的方向，一定会有效得多，中国新诗也会因此少走许多弯路。

     
    作者简介：毛   翰（1955-），男，湖北广水人，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南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中国新诗（白话诗、自由诗）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为胡适所首创。1917年2月，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在《新青年》发表，这是中国白话诗的开山之作，是新诗诞生的标志。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1]出版，这是中国新诗的第一部诗集。——如今，这些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中国现代文学考试的标准答案。信手翻阅手边的几本教科书，即见类似的论述：

　　胡适是最早尝试新诗创作、最具有代表性的初期白话诗人。……1920年3月，胡适的诗集《尝试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新诗别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这部诗集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尝试新诗过程中探索前进的基本脉络。[2]

　　胡适无疑是第一“白话诗人”。他的《尝试集》充满了矛盾，显示出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寻找、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3]

　　胡适是用白话创作新诗的第一人。他抱着“文学的实验主义”探索中国诗歌的道路。他不赞成陆游“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观点，是因为这和他的实验主义相左。于是，他提出“自古成功在尝试”。可见，以“尝试”作为诗集的名字包含着作者敢为天下先的气魄。[4]

　　然而，胡适真的是中国新诗（白话诗、自由诗）的首创者吗？中国新诗真是肇始于胡适的《尝试集》吗？这些其实是大可质疑的。胡适之于新诗，究竟做了哪些尝试？其尝试究竟有多少积极意义？也是不妨重新思考的。

　　笔者疑惑有年，考索有日，得出的结论却与流行的说法处处相悖。今且不避冒犯，直言道出，还祈尊者谅之，方家正之。

　　1、古人早有白话诗

　　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6号发表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包括《朋友》（后改名《蝴蝶》）、《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其中《蝴蝶》写于1916年8月23日，后在《尝试集》中，位列第一编第一首，于是有了“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之称：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易竹贤《胡适传》[5]之《最先“尝试”白话新诗》一节记载：胡适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的窗口，忽见一对黄蝴蝶，不觉神与物游，写下这首白话小诗，初题《窗上有所见口占》。以为这是胡适当年独自尝试白话诗的孤寂心境的写照。

　　可是，此诗字句整齐，恪守五言，只是不讲究平仄和对仗，算不得自由诗。其句式，大致是五言诗的上二下三，只有“也无心上天”一句例外，算是上三下二，或上一下四，略微见出他的“诗国革命自何始，须知作诗如作文”的主张。但这也没有太多创意。主张“以文为诗”的韩愈，早就写过“淮之水悠悠”、“知音者诚稀”、“有穷者孟郊”、“乃一龙一猪”之类出格的诗句。而通篇出以白话，可谓白话诗，但要说这是我国“最先尝试”的白话诗，却是不大说得通的。

　　实际上，1917年闪亮登场的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语言虽或是白话，不用文言，体式却是清一色的五七言格律诗的旧套：

    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
    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
    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
    倘有人爱他，要如何待他？
    ——胡适《他（思祖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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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适之前，译诗已有白话诗

　　1919年，胡适翻译了一首美国诗，题作《关不住了》。胡适自己很看重这首译作，自许为“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

　　可是，还在胡适翻译《关不住了》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一些西方传教士已经用中文翻译《圣经》，翻译基督教的赞美诗。限于他们的汉语水平，也为通俗易懂，其赞美诗的翻译，并不译成典雅古奥的格律诗，而都译成白话诗。已有学者关注于此。[13]试看几节传教士的译诗：

    可叹浮生空梦一场
    地上荣华如云不长
    今生红尘何必流连
    好花开过不能再鲜

    早起看见轻霜薄雪，
    没到日中已经消灭。
    花开满树眼前富贵，
    一阵风来忽然吹卸。

    万物无常不必思想
    只有天堂可以永享
    忧愁越消恩光越亮
    可得永生真福无量

    仰望天堂一心向上
    走过两边绊人罗网
    天使欢喜等候接望
    大众赞美弹琴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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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从语言角度考察，诗起源于白话，在发展过程中逐渐雅化，成为文言，与鲜活的民间语言逐渐脱节，之后便会转过来向白话回归。唐诗变宋词，宋词变元曲，都是这样一个路径。诗如此，文也如此。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就是试图以复古的名义，将六朝以来已经“不像话”的四六骈文，重新散文化、白话化。语言的发展是渐进的，文学的发展也是渐进的，但到了某个时期，由于社会变革的需要，就有了激进（突变、革命）的可能。这时，某一乘时而起的人，便可能成为“创始人”或“旗手”。

　　1916年8月4日，胡适在给任鸿隽的信中说：“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尝试集》代序一)

　　欲以数年之力练习以白话作文作诗的胡适，求功心切，仅仅过了半年，即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发表《白话诗八首》，三年后更推出《尝试集》。海内为之轰动，诗国从此易帜。胡适求仁得仁，尽管毁誉参半，名至实不归，终成一代诗宗。

　　宋代以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时有风起云涌之势；近代中国政治革命完成以后，文化革命酝酿已久；“诗界革命”之后，中国诗界即或迷茫却一直葆有革命的冲动。年轻的胡适以其敏锐和果决，揭起一面“白话诗”的大旗，诗国立即应者如云，狂欢如节。

　　胡适的历史功绩，就在于打出了“白话诗”的旗帜。套用一句文革语录：这面大旗的打出，对于诗界革命的完成，对于诗坛的革故鼎新，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没有这面旗帜，白话诗就不可能迅速集结、扩充，形成强大的阵容。

    然而，胡适的历史功绩，也仅仅在于打出了“白话诗”的旗帜，他拿不出白话诗的典范之作。“早期新诗的主要领潮人胡适不具有充分的诗人气质，也不具有充分的诗学家气质。早期新诗自称‘白话诗’，兴奋点只在‘白话’，不大在‘诗’。”[16]试想，五四时期如果不是由胡适来作“鞋样上总还是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语出《尝试集》四版自序)的《尝试集》，而是直接从中国历代的白话诗，宋元的词曲，明清的民歌俗曲，清末民初的学堂乐歌，以及近人的白话诗译作和创作中，精选一部《中国白话诗集》，集中展示一批成熟的、不乏经典意味的白话诗佳作，那对于现代新诗的启迪和示范作用一定会好得多，对于迅速奠定新诗的地位，昭示新诗的方向，一定会有效得多，中国新诗也会因此少走许多弯路，白话诗也不会招致那么多“只有白话没有诗”的嘲讽和尴尬。

    无视前人的艺术经验，无视现成的艺术技巧，无视我泱泱诗国既有的艺术资源和成就，一切从头摸索，一切从头尝试，“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除了浪费时间和精力，造成诗坛的粗制滥造之风，还有多少积极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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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为转摘。

雨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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