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人部队转业到城前镇工作以来,多次受到不公正处理及当下所面临组织工作及生活的困境,屡次申请不能得到回应并不断被压制和困锁的现状,再一 次向组织申请彻底处理,并作行政复议和诉讼的报告 本人情况介绍:周长东,邹城市城前镇水泊村人,1970年1月13日生,1986年11月18日应征入伍,在青岛警备区服兵役,1987年到1989年9月担任济南军区海防第七团医院卫生员。在卫训队因学习与工作突出毕业时被评为优秀学员,在部队医院因工作突出受嘉奖一次,参加警备区卫生救护专业比武受嘉奖一次,被团长滕兆利推荐报考士官学校,1989年9月考入武汉军械士官学校,从学员四队七班调任八班班长,是学员队宣传报道组成员,毕业实习前被学校党组织吸收为共产党员。1992年毕业后,一直在青岛警备区海防第七团任军械技师,军衔为军士长。先后在部队后勤机关做文书,曾是海防第七团修械所党支部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多次出色完成省军区,济南军区在海防七团,潍北靶场等地组织的实弹演习中火炮保障的任务,所在的地炮班先后有三名维修工被输送进部队士官学校。 1995年因家庭困难,孩子因乡村医疗导致双耳药物性中毒聋哑,妻子到部队离婚。因当时新团长介绍对象我没有同意,从后勤处调到修理所工作。1996年初复婚,同年五月因车祸住院,期间,山东省军区在七团联合军演,带伤在前线保障,我们团火炮无一例故障,出色完成演习任务,团长调警备区司令部工作,安排七团副团长为我办理转业。 先后报考济南管理干部学院新闻专业和成人高教自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如期毕业。1997年,出版诗集《碎光血羽》,被《军事记者》宣传为“战士诗人”。 2000年转业,申请回乡镇城前家乡工作,被安置在城前镇党政办综合办公室任秘书,负责宣传报道。因经常发稿,当年被邹城市日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邹城市团市委表彰为新长征突击手。 我一直好学上进,在部队建立起坚定的共产党员信念,具备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刚正不阿,从不阿谀奉承,反对庸俗的工作关系和不良的世俗观念,常以文学笔伐时弊,发了不少作品,消息和信息,带给我所谓名气,为同僚与是非不分的领导所嫉妒和忌惮,这是导致我不断被打击压制和迫害的根本原因。 申请对以下几件不公正的处理与执法案件,给以澄清事实,分清责任,纠正过错,恢复名誉,落实待遇,依组织原则和党纪,依据法律审查审理解决遗留与当下问题。 提出申请的背景与现实意义:十年之前,乡镇工作缺少依法行政的观念,组织观念混乱,人大于法,权利大于法,个人代替组织纪律,人情观念,庸俗关系代替原则的现象比较普遍。欺上瞒下,徇私舞弊,团团伙伙的行为,导致法制形同虚设,执法枉法,职权违纪等都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局面。十八大以来,依法行政,整顿作风,惩治贪污腐败,一系列新政推动下,乡镇工作,依然是尾大不掉,积习难改。在落实政策,执行制度,依法行政的过程中,依然不能跨越实质性的改变。在具体工作中失去原则,摇摆观望,流于形式,行政干预执法,滥用职权,只要政绩工程,一切工作围绕考核,追逐表面成绩的现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样的局面,不可能真正落实中央强国复兴的部署,不可能根本推进法制建设的进程,不可能根本改变党的作风纪律建设和乡镇实质性的两大文明跨越性发展。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信守对党与组织的忠诚,以自己在乡镇工作亲身经历和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希望通过组织纪律和法律的正常程序与形式,争取符合政策法规和组织纪律赋予的权利,特提出以下申请: 一)因为受到排挤打击与迫害和不公正的处理,名誉遭受严重损害,导致身心失去健康,离开工作岗位十年,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的事件,给以调查,澄清。 2000年到城前镇以来,我满怀激情投入到新的工作。把为家乡做贡献,回报部队培养多年作为工作动力,努力去完成各项工作。在孙厂冬干工地与日常宣传工作中,无一不是走在前头。当时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曾峰为主的同僚,因为我不懂世俗人情,没有逢迎送礼拉关系的习惯,开始对我多方面的限制打击。曾经多次停止我的工作,安排诸如到篮球场拔草意想不到的工作,并指使其小舅子周启国带人在我熟睡时砸店,打人;在领导面前搬弄是非,捏造事实;指使当时我并不熟悉的一名声狼藉做太平洋保险的女子徐宏到镇委书记诬告我,当时借调写镇志的贾庆斌告知我才知道这样的黑幕。因为喝酒醉问路被曾峰同僚徐守刚(当时借调在党政办写材料的教师,现为城前中心小学校长),指使其姐夫告我酒醉拦路猥亵他姐姐,毫无事实依据,至今都不知其人是什么样子,以此作为我违纪,在当时镇纪委书记董衍民和组织办主任徐文联对我做”莫须有”,栽赃陷害。震惊之余,对其威逼利诱迫使我签认就范时,我拂袖而去。根本没有澄清事实,没有任何法律和组织纪律审查程序的情形下,以时任党委书记的倪学贵竟然公开在全镇干部大会上宣布给我处理。至今我也不明白,我得罪什么人,做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导致如此不堪的侮辱。 几条线索请组织与司法纪检给以详查澄清: 1)因为工作突出,在2001年年底,城前镇党政联席会上,研究并通过我作为办公室副主任人选,在来年开春工作,因为我无钱送礼,被搁置。 2)我写了一篇关于农村生态破坏,树被杀光,当时自然坏境破坏严重的散文诗,发在《邹城日报》和节选进《散文诗》。来年竟然在乡镇公路两旁基本农田里大面积植树,触犯不知哪位领导,导致对我的打击。 3)曾峰专以拍马逢迎,当时全镇无不知道其为倪学贵“红人”一手遮天,为包括徐守刚等捞取资本好处,为其小舅子当榆关村会计,铺路架桥等能事。与我发生工作冲突,指使其小舅子伙同四五人上门对我殴打,我骂其“倪书记跟前的走狗”,导致倪学贵,对我开始处理。 4)当时没有体制内的养老保险,职工保险为太平洋保险利用用关系,在镇政府非法推行的,至今那本毫无保险依据的太平洋保险的本子,还能说明当时乡镇工作无孔不入的腐败与滥用职权为他人牟利的根据。 5)处理我关于与徐守刚的姐姐的事件,我确认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旧;确认当时倪学贵,董衍民偏听偏信偏袒曾峰,为打击我导致完全不合程序,失去组织观念,以职权代法律,妄用权力对我实施的迫害。 6)倪学贵现在邹城市任政协副主席,董衍民已因病死亡,徐文联还在城前镇工作,曾峰现在邹城党校任办公室主任,徐宏也在邹城,徐守刚的姐姐是城后村农民,调查因该非常容易。 7)对越自卫反击战还在农村影响极大的环境下,我看了高山下花环,决心报国当兵的。从来视生死为国家,把名誉作为自己的生命。遭受这样的无辜迫害,导致我失去信心,一连串的打击,让我身患严重的哮喘和过敏性疾病,十几年至今不能痊愈。 父亲身患近二十年的糖尿病,当时就失去劳动的能力,家庭因为人口多,困难大,妻子也因为我在工作上的失利,再一次失去与我生活的信心,出走到上海一去不回,孩子送到邹城聋校上学,我一人独撑破碎的家,这样的情况下,我多次向组织和领导提出,离岗治病,分别给镇委书记,镇长,组织办申请,并留下报告,开始寻医治病,找寻妻子。 二)在我找寻妻子和治病期间,我与家人没有接到任何形式的通知,没有履行任何手续,在回镇工作时,被停发工资,妻子已办完离婚。 1)倪学贵升迁后,把我调往司法所工作,得以离开当时没有丝毫前途,人人不愿去的文化站。(曾峰曾扬言:你不是搞创作吗,那就让你到文化站搞专业去,他目的在倪学贵的支持下达到了)。我热爱文化工作,当年组织演出队,创作的作品参加了市文化局组办的汇演,一组作品分别获得创作奖,表演奖,二等奖,优秀剧目奖,并在城前镇作了汇报演出。倪学贵临走前把我调到相对有“前途”的司法所,无非是让自己的心安,卖个人情罢了。 2)我是因病和家庭出现重大变故,多次向领导请示,并留下报告为当时领导默许,离开工作岗位,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没有任何处理和程序,被停发工资,是不合情理不合法也不合组织程序的。 我带孩子先后在青岛,即墨,崂山,上海,天津等妻子工作过的地方找寻,不断联系她家中的人,当回来司法所在同事王召平那里才知道,镇里停发了我的工资(当时工资卡,医疗卡被盗,丢失),妻子离开了婚。当我到在邹城市法院了解情况,竟然没有案卷纪录。打电话问及当时法庭的翟庭长,原话是这样:“翟庭长,城前周长东的离婚案,怎么样了?”对方回答:“这还不是咱说了算,离婚证就下来了”,事后我知道,是妻子再不愿回来,她一家人瞒着我,通过城前司法中介的王维,花钱在我离开期间,暗自操作,如此离开婚的。 当时前妻一会说,现在她变了,跟一帮人全国各地到处作案,今天在杭州,明天到兰州,在部队她提出离婚,领导做我工作:你是军婚,不同意,我们可以做工作,我考虑实际困难,希望她过得好一点,坚持同意她离婚了,让驻地民政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奇怪说:我给人办离婚一辈子了,没见过你们这样没打没闹,就离婚的。考虑她离婚怕是一时冲动,未来还会面对困难,我坚持没有接受部队领导给介绍的对象,导致我当年士官转干被取消。半年多后,果然前妻又到部队找我复婚,其家属也扬言不然就把孩子留在部队上,孩子当时不到三岁,我也不顾领导劝阻又接受她复婚。我找她是希望是安全不要因为我的家庭困难不能给她带来幸福,同意正常离婚,她自由选择,不要走邪路,自己毁掉自己。知道她在我四处找寻,背地操作离婚。这样办理离婚案件,当地司法也可谓草菅人命,执法枉法到了肆意妄为的地步了。 3)回镇后工作一直不得安排,就像当年我考取邹城市招商局,过去工作,后因为招商局招商专员解散,局里开具行政组织介绍信,回原单位工作一样,近4个月倪学贵不予安排工作,无非是我不送人情,不托关系。领导滥用职权,不顾部属死活。根本不考虑工作和组织程序,更不用说依法行政了。我一个人生活都成问题,深受多方面倾轧,没有钱开路,只能在人家手里的揉搓。 我生性倔强,从不向权势和不道义不光明的邪恶低头,乡镇领导自然就不欣赏。他们丝毫没有组织纪律观念,当时又换了个开口闭口大会上骂娘骂奶奶的书记,让我对乡镇党委政府彻底失去信心,工资停了,又不安排工作,家破碎到这样,自己遭受如此打击,哮喘发作几乎寸步难行,一时一刻不能离开药物,还有什么让我留恋的,等靠又有什么意义。 4)就是这样,分别给书记,镇长,组织办打了书信报告,带病流浪近十年。十年的历程,我一直坚信会治好病,会有一天能说明事实真相,相信总还有希望,社会会公正起来,乡镇工作会正规起来,法制会正义起来。其实不过是一厢情愿,坚持活着而已。我没有能力改变任何局面,甚至疾病,债务,工作,家庭,更不用说乡镇社会,沉沦与悲怆让我几经生死关头,早已放弃活着的希望,但不会甘心,不会屈服,不会求一个贪官,远离让我伤心的城前镇,让把我当作绊脚石的人得逞。 5)尽管那样,我也没有得到一刻的安宁。他们做了亏心事,担心我会回来,一直在断我的后路,无非是让我永远不再出现。没有人通知我上班,没有人给我一个电话,他们策划还有让我无法拿到证据,成为可能一生都不能说明白的事件,让我抱憾终生。在当兵之前,因为在农村,家境不好,父母很早就为我应下亲事,那个女孩没上过学,姓崔,是城前镇崔岭村的,她喝农药死后我才知道她如此善良,1984年麦天,她知道我们家人口多,劳力少,收麦困难,就跟她母亲说要来帮忙,他母亲答应她收完自家的麦子就可以去,为此她日夜干活,做了好多布鞋与鞋垫准备送给我的家人,是她母亲变卦,娘俩吵架,她就服毒自杀。因为年龄小,我对这样的亲事也不懂放在心上,知道这样一个人为了我的家庭失去的生命,看到她的善良,让深深对这个只见过一面的女孩感到愧憾,也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没想到到少年后,竟然有人为了进一步置我与死地,从我诗集了知道这件事,卑鄙地用挖掘机挖出这个女孩的尸骨,让其家属找我修墓立碑,我知道这是别人的阴谋,无非是造成我害人性命,搞什么封建迷信一类的彻底毁掉我的工作关系断掉我的回路。还有,差点在我离开期间,扒了我含恨死去的父亲的坟墓,这些现实的事件,虽然我难以找到证据,但绝不是偶然,所有的事件与曾峰对我的迫害一直不能彻底解决有关联。 这些与回岗工作后的遭遇,足以说明了背后的关系。 三)我写过一封信,给倪学贵,与陈传厚,说明我是被冤屈和陷害的,希望他们能正确解决。并说明,如果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会杀人,来解我心头之恨。我知道官僚的卑鄙手段,我不会因为工作与生活失去自己的信仰,屈服于他们。我也知道法律在他们手里,他们的权利足以让我无能为力。但我一刻活着,他们一刻也不会死心。 2014年9月,在清理“吃空饷”全国性工作中,我的事情终于可以浮出水面了,离开工作岗位十年,不知生死,这个当兵转业被安置在城前镇工作的人,会在世界消失了吗?其实镇政府及倪学贵几届领导都清楚的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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