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度中国翻译界新闻报道！

宛城卧龙

1.3.省、市、自治区翻译工作者协会
自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后不久，各省、市、自治区翻译工作者协会相继成立。各省、市、自治区译协在中国译协指导与合作下，团结本地翻译工作者，从事翻译理论研究，进行翻译经验交流，开展翻译培训，组织翻译作品等，极大地推动了本地翻译（包括科学翻译）事业的发展。特别值得提出的有两点：一是1980年2月，吉林省科技翻译协会成立，这不仅是第一个省级科学翻译群众社团，它的成立时间比中国译协还要早两年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科学翻译史中理应给它记上一笔。二是1985年1月，上海市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担任名誉会长。（7）翌年6月，上海科技译协主办的《上海科技翻译》（现已易名《上海翻译》）创刊，这是一份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讨论翻译工作的专业性刊物。江泽民同志在创刊号上题词为“促进中外信息交流，推动我国科技发展”；中国译协会长姜椿芳的题词为“科技翻译信息新，科技翻译四化成”，（8）它的创刊时间比《中国科技翻译》杂志还要早两年多。二十余年来，中科院科技译协，上海科技译协与它们分别主办的《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科技翻译》，为推动我国新时期的科学翻译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目前，湖南、浙江、江苏等省除翻译协会外，也都相继成立了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此外，广州、深圳、武汉、杭州、西安、厦门、南京、宁波、青岛、延边等城市也成立了各种翻译协会。
2.科学翻译出版机构
科学翻译出版机构是组织翻译出版科学译著与资料的主要机构，下面择要介绍其中一些主要的机构。
2.1.商务印书馆 1897年创办，1902年成立编译所，解放前曾组织翻译出版了大量科学书籍，如《汉译世界名著》（230种）、《大学丛书》（128种）等。1958年，中共中央确定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任务是“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据不完全统计，1958～1976年，该馆出版译著五百余种。1976～2004年，仅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已有10辑400种，分为哲、史、政、地、经与语言学6类，几乎收录了世界上从古希腊至当代有影响的重要学派的代表作，为中国学术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该馆还出版了《美国丛书》、《日本丛书》与《世界名人传记丛书》等重要译著。（9）读者还可参阅《商务印书馆对中国翻译事业的贡献》一文（徐式谷、陈应年，中国科技翻译，1998/1）。
2.2.中国科学出版集团 1954年8月成立，原名科学出版社。2000年6月成立科学出版社为核心的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以科学、技术、医学与教育为主要出版领域。迄2000年，仅科学出版社出书便达22000余种，科技类著作占全国同类著作的12.5%。现每年出书六千余种，期刊190种，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至2003年底，该集团出版科学图书品种已居全国第一位，综合竞争能力在全国出版科学书籍的出版社中，至2001年已居第一位。（10）
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8年6月成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并主管的国家级出版社。建社以来出版了5000余种图书，其中包含了一批外国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译著。例如：《简明国际百科全书》系列、《当代经济学教科书译丛》、《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等。
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全国科技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专家编译专著，这些专著往往是各学科前沿最先进的著作，且翻译质量精准，因此，二社出版的译著对推动我国科学发展的作用不可低估。
2.4.其它重要科学翻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各地人民出版社、三联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等，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也都可列入翻译出版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重要出版社。（11）各地科学技术出版社、各工业部门出版社（如电子、石油、国防、机械……）、各理工科高等院校出版社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版了一些科学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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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情报（信息）研究机构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继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国防科工委科技情报研究所成立后，各省市、各工业部也都先后成立了科技情报研究所。不少科研院所与理工科高等院校甚至大型企业也都成立了科技情报研究所（室）。所有科技情报研究所（室）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为主管部门的领导提供管理决策性科技情报资料，或为科研教学人员提供学术专业性科技情报资料。为社会各界提供科技情报资料的检索、咨询、翻译服务，则是又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一些科技情报人员必须从事收集与编译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专著、论文、技术报告、设计资料、工程图纸、专利文献以及相关的工、商、经、贸、法律文件，等等。

我国各类科技情报（信息）研究机构数量十分庞大，数以百计的科技情报所室设有翻译部门，大量的科学翻译人员终年累月甚至一生都奉献于默默无闻的科学情报翻译事业。研究我国科学翻译史时，我们绝对不能忘却科技情报翻译机构与翻译人员。

笔者未费多大精力，便可检索到一些科技情报研究所从事科学翻译活动的情况。例如，陕西省科技情报研究所设有科技代译中心，翻译服务自1958年至今已有五十余年历史；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的翻译服务公司成立也已四十余年；辽宁省科技情报所翻译部拥有的专兼职科学翻译人员竟多达数百名；天津市科技信息研究所翻译部的科学翻译人才也多达150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与国防科工委科技信息中心数十年来不仅广泛开展科学文献翻译服务，而且编译出版了大量科学检索类、报道类与研究类刊物，从事机器翻译研究。开展翻译服务的还有河南、山西、安徽、广东等省级情报研究所以及许多工业部与市级的情报研究机构。我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翻译服务部门通常都同时从事口、笔译服务，笔译领域涉及科技、政、经、贸、财、建、商、法等各个领域，翻译成果量绝不少于出版的科学译著。

4、其他科学翻译机构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科学翻译公司雨后春笋般地诞生，并且迅速形成了新兴的翻译产业，从翻译活动规模与成果来说，这是完全可以与出版机构、科技情报机构相媲美的又一大类翻译机构，本文将专节介绍。此外，各大企业大工程的资料翻译室、各部门的外事办公室，也都可划在翻译机构之列。例如，根据中国译协统计，2005年，仅工作在全国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翻译专业技术人员就达27987人（《中国翻译年鉴（2005-2006）》，第636页），这二万余人的科学翻译成果之大，也是可以想像的。旧中国科学翻译机构主要就是有关的出版社，新中国出现的科技译协组织、科技情报研究所、大企业大工程资料翻译部门、高校翻译教学研究机构以及面向科技的翻译企业等，是新中国科技翻译事业迅速发展的一个标志。

二、科学翻译工作者与科学翻译家

关于科学翻译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条件，大翻译家郭沫若早在1923年著文中已经指出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即外语知识、科学专业知识、汉语“自由操纵的能力”以及责任心。（12）郭老的观点多数人应该是认同的。旧中国翻译职业不受社会尊重，新中国因而传承的翻译人才很少；改革开放前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又未纳入正规的教育体系，这就导致前30年科学翻译工作人员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解放前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西方与前苏联先后归国的留学人员，他们一般从事科研与教育工作，许多人因科教需要，参与了科学翻译工作；二是解放前在上海、北平一些外国人所办高校的毕业生，其中一些人既有科学背景，外语又很好；三是解放初一批外国语院校或外语专业（主要是俄语）培养的外语人才，但一般并非专门培养的翻译人才；四是解放前与解放初从科学专业培养的但外语纯熟的毕业生，因工作需要改行从事翻译工作。这四类翻译工作人员虽非专门培养的科学翻译人员，但在前30年中，他们在我国经济、国防、科教等领域承担了主要的翻译工作，为这一时期科学翻译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第一类是兼职科学翻译工作者，而第二、第四两类比第三类人员，能更快地发展成为科学翻译家。

改革开放后，一些高校开始培养翻译方向的外语人才，目前翻译专业已正式纳入本科与硕博教育体系，衷心期待我国现有数万名专职科学翻译工作者队伍迅速壮大，并将涌现越来越多的优秀科学翻译人才——科学翻译家。

宛城卧龙

笔者认为，科学翻译家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长期专业从事科学翻译工作；二是具备副译审或相当级别以上的科学翻译人员。近些年来，中国译协相继表彰的近千名70岁以上的“资深翻译家”，他们都是我国最为优秀的翻译家，其中许多人就是最为优秀的科学翻译家。在中年科学翻译工作者中，有的也已经具备了上述科学翻译家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因此，我国可称得上科学翻译家的人数是巨大的，本文不可能一一予以介绍。我们介绍的，主要是70岁以上并且多数长年或终生默默无闻，不求名利服务于各个领域的科学翻译家，其中许多人可能并未获得“资深翻译家”的荣誉称号，但是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彰显他们在科学翻译事业中的贡献。

1.经济与国防建设领域的翻译家

关于经济与国防建设领域的前辈优秀翻译家，本节先重点介绍那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援华苏联专家担任翻译者，其中多数人长期默默无闻未为人所知。

1949年8月，首批38名苏联专家随访苏的刘少奇抵达北京后，苏联先后向中国派遣了成千上万名的专家。仅中长铁路就有1000多位专家，6所航校有专家878名，许多高校、研究院所每个单位都有数十至上百名专家。直至中苏关系交恶苏联专家全部撤出的前夕，1960年7月在中国44城市34部委系统中尚有1292名苏联专家。因此，先后为苏联专家担任口笔译工作的人员数量是十分可观的。这些翻译人员除了繁忙的口译任务外，笔译的工作量也十分巨大，他们不仅为我国的科学翻译事业增添光彩，而且为我国的科学、经济、国防、教育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3）对于下列70岁以上、具有高级翻译职称，曾为苏联专家翻译的前辈翻译家，译界同仁不能忘却他们的姓名与贡献：蔡樟桥、蔡中琨、陈必清、陈焕章、丁亚梅、丁昌第、高志坚、顾丽兰、韩玉珊、郝永昭、黄纪明、蒋慧明、金常政、李次公、李占松、林春梅、刘秉仁、刘德馨、刘国良、刘品廉、栾治平、马国基、牟焕坤、倪明谦、沈剑渊、沈正芳、石志忠、程蔚梅、孙克昌、孙文俊、孙振洲、王征尘、夏培厚、谢振中、邢麟、杨振荫、于胜军、周兆萍。（14）

2.军事科学领域的翻译家

接着我们简介十分活跃的军事科学翻译活动及前辈优秀翻译家。中国译协于1987年成立中国译协军事科学翻译委员会，委员会团结全国军事科学翻译工作者，每年举办一至两次学术研讨会，并在组织翻译军事科学著作，培养翻译人才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国军事科学文献资料的翻译量很大，为此，2004年中国译协军事科学翻译委员会在北京举办了首届军事科学翻译成就展览会，展览了55年来军事科学翻译的丰硕成果。中国译协于2007年4月与2009年8月两次召开表彰会，为新中国60年来作出重大贡献的225名我军的军事翻译家（70岁以上）授于“资深翻译家”光荣称号。（15）、（16）、（17）

除了上述225名我军最优秀的军事科学翻译家外，下列70岁以上的前辈军事翻译家（尽管有些人不在军队中工作），我们也是不该遗忘的：常汝楫、丁锡鹏、林在德、刘克璋、尚世魁、申庞海、沈鸣岐、宗如璋、唐炳鑫、王麦林、王树森、王希昌、王演存、吴国桂、忻芝卿、张杏珍，等等。（18）

3.科学著作翻译家

科学著作翻译家以科研与高教领域的研究与教学人员为多，如前所述，他们一般是兼职的科学翻译家。有的人译著不一定多，但以其译著在相关学科中的知识先进性及译文的精准性，他们在科学翻译界的地位仍是十分重要的。

4.科技情报领域的翻译家

在我国数以百计的各省、市、自治区、各政府部门、各研究院所及高校的科技情报研究所室，许多人员长年甚至终生从事科技情报资料的编译工作，由于许多翻译产品是不公开出版的，因此他们往往不像科学著作翻译家为人所知。本文向读者介绍其中一些70岁以上并具有高级职称的前辈科技情报翻译家。他们是：艾克定、安思忠、蔡孝顺、蔡樟桥、蔡兆庆、曹瑞、常青、常叙平、陈兰芳、陈启德、陈婉冰、陈其本、陈兴华、陈守双、狄政、刁元康、丁一、冯鉴平、冯秋明、何大智、何洋生、胡德生、胡济世、胡景春、胡明忠、胡旗振、胡素珠、滑天顺、黄伙强、皇甫烈魁、纪海德、江善之、姜继、李清华、林彻、刘静华、陆昌熙、牟传文、裴壮吾、尚尔和、陶绪铨、藤建刚、王光闾、王作龄、魏建辉、谢桂荣、许国权、徐乃娟、于钰、袁绍渊、等等。（19）

前文谈到，科学翻译工作者还包含的科学翻译研究与教学人员、科学翻译服务产业从业人员、科学书刊译审人员。其中也有许多资深的专家，本文介绍从略。因此，新中国活跃在各领域的庞大科技翻译人员，在数量上是旧中国根本无法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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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翻译成果

在迄今的一些翻译史著作中，谈及我国解放后在科学翻译方面的成果时，只是介绍公开出版的科学翻译著作，事实上这是远远不够的。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立的数以百计的科技情报研究机构及②苏联援助的156项大型建设工程，改革开放后迅速涌现的③三千余个翻译服务公司与④许多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重大建设项目，他们每一类的科学翻译成果，在字数上几乎都可与公开出版的科学译著相比拟。例如，仅广东省科技情报所一家，其翻译部自1975年成立以来，除完成数千次口译任务外，累计笔译科技情报资料就达到数亿字，因此，数百个科技情报所室，其科学翻译成果总量决不可低估。（20）1954年10月至1959年初，苏联在援建过程中向我国提供的资料有：1100套工业企业及其他建设项目的设计资料、3500套各类机械设备的制造图纸、950套技术资料与2950个专题的各种技术说明书。可以设想，除了繁忙的口译任务外，1950—1960年十年中，为156个援建项目所完成的全部俄文资料翻译量多么巨大。（21）翻译服务公司承担着大量的翻译任务，如科技网翻译公司一家就自称拥有数千名翻译人才，那么三千余家翻译公司数以万计的专兼职翻译人员，在近二十年中会生产出多少科学翻译产品。改革开放以来那些引进先进技术的大中型企业，每天每时也都在生产大量翻译产品，例如，仅上海宝钢一期工程的翻译资料重量达三百吨，译成文字有4亿汉字；又如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一期工程资料重一百多吨，译成文字约为2.5—2.75亿字。（见：《中国科技翻译辞典》，第Ⅵ页）。上面所述各类科学翻译产品虽然数量十分巨大，但一般均不公开出版，因此难以统计。此外，由于涉及国家机密，我国军事机构与国防工业所笔译的大量产品许多也是不对外公开的。因此，本文只能介绍解放六十年来公开出版的科学翻译著作（主要介绍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译著）与汉译外著作。

1.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译著

关于新中国60年科学译著的出版情况，比较准确也比较省力的办法是查阅《全国总书目》与国家图书馆的图书目录。前者依年公布每年出版的图书目录，国家图书馆是我国的版本图书馆，其馆藏书目基本上也能准确地反映我国的图书出版情况。

根据统计，1949~1966年，我国共出版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类译著约一万六千种，年均约九百五十种。（22）1967~1976年，此类译著出版766种，具体年份分布如下：（23）

年份
1966--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总计

种数
7
25
33
55
112
150
193
191
766


1977～1987年，总计出版此类译著10688种，按原著国别分布如下：（24）

国别
苏
美
英
日
德
法
其他国家
总计

种数
1944
3308
1094
1865
459
168
1830
10668


其中，1980~1987年，平均每年出版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类译著约1200种。（25）若依此估推，1988~2008年的20年中，出版约为24000件。综上所述，新中国六十年出版的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类译著估计总和为51000种之谱,年均850种。民国37年间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译著约2615种，年均仅70种。可知，新中国与民国相比，科技翻译事业进展多么巨大。

2.中国科学著作的外译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政府重视中国科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工作。改革开放前，从事外文书刊翻译出版的主要是外文出版社与新世界出版社两家。1949年10月至1965年，共计用43种外文翻译出版二千余种科学著作，内容遍涉政治、经济、史地、文化、教育、外交、法律、旅游等各个领域。其中，外文出版社用二十余种外文出版了大量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著作、中央与政府的重要文件。

改革开放后，为了进一步走向世界，政府大力促进了外文书刊的翻译出版工作，并对十余家出版外文书刊的出版社进行了分工：外文出版社仍主要出版党和政府的文件、中国领导人的著作、学术理论著作及中国基本情况介绍等；新世界出版社专门出版中国学者、专家的学术著作、系列丛书和参考工具书；华语教学出版社专门出版供国外人士学习汉语用的各种教材与有声读物；新星出版社出版中国基本国策、基本情况及人民生活的图书；朝华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周报出版社、人民中国出版社分别出版具有不同特色的系列或专题图书与画册等。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前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下属出版社翻译出版中文图书历史最悠久数量最大，现简介其1952~1989年出版图书的情形。1952~1966年，以22种外文翻译出版图书4099种，年均341种。

1967~1976年出版外文图书4028种，年均达400种，文革期间出版的外文图书未减反增，其主要原因应是出版外文毛泽东著作增多了。1977~1989年，外文局下属出版社共出版外文图书7958种（其中1983年出版数未知），年均达663种，比文革前有了明显提高，反映了中译外图书出版的发展趋势。1985~1989年五年中每年出版量更超过了1000种。综上所述，1952~1989年，仅外文出版发行局所属出版社出版的外文图书就超过了16000种。（26）若按1985~1989年的年均1000种估计，那么，1990~2008年出版种数还会增加20000种。也就是说，仅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所属出版社，在新中国六十年间翻译出版的外文图书估计应有36000种左右。

民国时期中国译者将中国科学书籍译为外文者甚少，已知1944年前数十人而已，其中影响较大者仅有辜鸿铭、林语堂2人，外译的经典与思想类及法律类书籍较多。此外，共产党人开始将毛著译为外文，但数量也不大。因此，新中国中译外的科学著作约36000种，与民国时期相比，进步之大也是令人吃惊的。

四、科学翻译产业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外合作与交流的不断加深，国内许多部门特别是大型涉外企业与公司有许多资料需要翻译（包括外译中、中译外），本单位翻译人员太少，甚至没有配备专职翻译人员。同时，海外许多大的跨国企业与公司纷纷在华建立分支企业与公司，这些分支企业与公司同样存在大量的翻译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一门新的行业应运而生，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许多面向翻译市场、营利性的翻译公司、企业相继诞生。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加入WTO实质化的到来、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与2010年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等，中国的翻译市场更迎来了发展的良好契机。2008年8月4日，外文局副局长黄文义在上海举办的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上的讲话中称，目前有数十万人以不同形式从事翻译工作，在岗聘任的翻译专业技术人员约3.5万人。3.5万人中则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各类翻译服务单位中从事专职或兼职的翻译工作。2003年翻译市场的产值为110亿，2005年200亿，2007年已发展到300亿，其中科技翻译产品的份额是不小的。据此，有人认为翻译服务正在成为文化经济中仅次于教育行业的又一新兴产业。（27）

五．科学翻译研究与理论

1、1950~1980年，科学翻译界所发表译论文章远少于文学译论数，而且内容深度也不够。例如，《中国翻译辞典》“中国当代翻译论文索引”共收入这一时期论文约500篇，其中科学翻译论文不足100篇。绝大多数论文内容讨论术语与名词的翻译方法；涉及译评、翻译技巧、科学翻译史与口译者较少；真正深入谈及科学翻译理论的几乎没有。1950年~1980年，文学翻译理论界活跃是有原因的，当时一些著名文学翻译家，又都是文学翻译理论家，他们的专业多为外语、比较语言学与比较文学；文学译著市场又好，因此他们翻译了大量文学著作。这两个原因使他们在丰富的文学翻译实践中，比较容易地利用专业知识，借鉴外国翻译文学与译论，结合自身翻译经验提出适合中文与中国文学的文学翻译理论。例如，当时的傅雷、刘重德、钱钟书、王佐良、唐人、王以铸、许渊冲、许崇信等文学翻译理论家，都有上述专业背景，又都翻译了许多文学著作。但这一时期，我国的科学翻译理论家却廖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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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80年后的科学翻译研究与理论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外交流合作的不断扩大与加深，科学翻译事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现为中国翻译协会）及其下属各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各省市自治区翻译工作者协会与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各行业翻译工作者协会相继成立。近30年来，这些协会团结与组织全国科学翻译工作者，举办各类学术研究会，极大的促进了科学翻译研究与理论发展。《上海科技翻译》（现《上海翻译》）、《中国科技翻译》、《科技术语研究》（现《中国科技术语》）三杂志先后应运而生，《中国翻译》杂志及现有的二十余种外语类核心刊物，也增大了科学翻译类的栏目，均为科学翻译理论研究人员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科学翻译产业的形成壮大及科学翻译出版工作的欣欣向荣，使数量剧增的科学翻译人员在生产大量科学翻译产品的同时，更为自觉投入了总结经验与探索理论的大潮。因此，与前30年相比，近30年来，我国的科学翻译研究与理论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学术会议

中国译协及其下属各有关委员会、中科院译协、各省市地方译协、各行业译协相继成立后，多年来分别组织了数以万计的各类科学翻译学术研讨会。迄2006年底，中国译协等组织了13次全国科技翻译学术研讨会；中国译协军事委员会1987年成立至今，每年组织1-2次军事科学翻译学术研讨会；（28）1991年成立的中国译协对外传播翻译委员会，至2006年已召开9届全国中译法学术研讨会，还有多次中译英学术研讨会；（29）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举办全国翻译经营管理工作研究会已经6届；（30）全国口译学术研讨会同样举办6届；全国机器翻译研究会也举办了4次。此外，关于科学翻译研究的各种全国高层论坛、研讨班、国际研讨会也不断的召开；各省、市地方科技译协，各行业译协举办的科学翻译研讨会更难以统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每次会上发表的论文少则数十篇，多则百余篇。例如，2006年7月第十二届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收到的论文就多达127篇。（31）

因此，1981~2009年，仅在各类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科学论文数就数以千计（若各类研讨会仅以100次每次发表论文40篇计，就有4000篇），参与科学翻译研究的人也数以千计。同时，研究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拓展，以2009年8月的第13届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为例，149篇论文的内容包括以下各个方面：科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科学翻译史、科学翻译批评、科学翻译教学与人才、科学术语名词翻译、应用翻译研究（商贸、法律、金融、新闻、广告、旅游……）等。（32）

2.2 期刊论文

改革开放后，由于《上海科技翻译》、《中国科技翻译》、《科技术语研究》、《中国翻译》及二十余种外语类核心期刊创立的巨大平台，从而使得科学翻译研究人员得以充分地公开发表优秀的研究成果。以《中国科技翻译》期刊为例，在1988年创刊后的前5年内就刊载了三百余篇论文。（33）若以平均每年发文50篇计，那么21年来仅此一种刊物发表的科学翻译论文就超过了一千篇。

再来看《上海科技翻译》，《中国翻译词典》“中国当代翻译论文索引”中，不完全地收录了该刊于1987~1990年14期中的优秀论文共126篇，那么该刊每期平均发表优秀论文9篇。该刊1986年创刊，至2008年底出版的100期中，发表的优秀论文在900篇之谱。因此，该刊创刊以来发表的科学翻译论文总数也应该超出1000篇。

上述二刊加上《中国翻译》、《中国科技术语》及外语专业类刊物，改革开放后总计发表的科学翻译论文数在2000~3000篇，这一估算的数量不应离谱太大。因此，与上述“中国当代翻译论文索引”所录改革开放前30年的科学翻译论文数不足百篇相比，这一进步实在是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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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科学翻译研究著作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科学翻译活动，使得许多科学翻译工作者获得了丰富的科学翻译经验，其中不少人认真加以总结升华，因而产生了许多科学翻译研究作品。他们自然地也就成了科学翻译理论研究工作者，除了撰写论文外，一些人更进一步撰写了著作。一般地说，一部好的科学翻译研究著作，能够更为全面、系统、深入地表述著者的研究成果。那些优秀著作均能从某个或几个方面推动科学翻译事业的发展，著者们自然地会被读者推崇为优秀的科学翻译研究工作者甚或科学翻译理论家。新时期内产生了成百上千种翻译研究类著作，在阅读的基础上完整准确地介绍所有著作将是一项需要经年累月认真从事的任务。笔者在本文中仅以书目为基础，根据书名粗略地加以判断。凡书名含有“科技”、“实用”、“口译”的著作均列为科学翻译类研究著作，因为“实用”与“口译”基本上属于“应用文体”或“应用翻译研究”的范畴，又基本上属社会科学各领域（如商务、经济、贸易、法律、金融、外事、军事等）的翻译研究。笔者使用的书目是易曾权最新编制的《我国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分类书目选编》，该选编列入了直至2008年出版的近千种书目。按上述判断标准，选编列入的科学翻译研究著作共324种，其分类统计如下：

——科学翻译基础理论研究类41种，内容包含：科技翻译概论、应用文体翻译理论、科学翻译史、口译理论、辞书研究理论、比较语言学与科技翻译、思维与科技翻译及科学翻译学等。

——口译研究类55种。

——应用翻译研究类99种。

——机器翻译与翻译技术工具研究类16种。

——科技翻译技巧与方法研究类105种（论文集与译评类也列入此类）

——多语辞典与工具书研究类10种。

上述统计应该说是不够全面的，首先所有未标“科技”、“实用”的翻译本体研究类著作未列入，因为笔者难以判断，这些理论研究是否与科学翻译相结合；所有“科技”、“实用”类翻译教学著作未列入，事实上不少好的教学著作介绍了翻译经验，或融入了著者的翻译经验；因全文限于介绍我国内地的情况，同样介绍未列入港、澳、台地区出版的科学翻译研究著作；最后，该《选编》本身也漏录了不少科学翻译研究著作。尽管如此，三百余种科学翻译研究著作更可说明，新中国成立的后30年，科学翻译与研究确实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研究成果之丰，不仅晚清与民国时期就是新中国前30年，都是无法比拟的。下面介绍近年出版的一些学术性、代表性较强的科学翻译研究类著作（按姓氏排列）：安新奎.科技翻译理论及实务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程镇球.翻译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褚东伟，商业翻译导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方梦之主编.实用文本汉译英.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冯伟平主编.新编实用英汉翻译实例评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范祥涛.科学翻译影响下的文化变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黄忠廉.翻译本质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4；贾文波.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李亚舒、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刘宓庆.文本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6；万江波.双语词典的翻译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文军.科学翻译批评导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杨晓荣.翻译批评导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张彦.机械翻译研究.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张政.计算机翻译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其中部分著作的主要内容读者可参阅《中国翻译年鉴（2005~2006）》，第254~298页。

最后，我想指出，与我国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相比，科学翻译理论研究仍然相对薄弱，这不仅表现在公开发表的优秀科学翻译论著仍然较少；同时，科学翻译基础理论研究更需加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靖之提出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方向(重“神似”到“化境”)，罗新璋总结了传统译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也就是说，迄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文学翻译理论家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根据文学翻译特点，借用传统美学理论，将严复“信达雅”的中国传统翻译基础理论应用到文学翻译领域，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翻译应用理论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神似”只是文学翻译的一个标准，“化境”则是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科学类文献著作的描述语言基本上是逻辑严密性的，不是情感想象性的，因此，“神似”与“化境”的传统文学译论基本上是不适合于科学翻译的。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前科学翻译理论界并未提出中国特色的科学翻译理论体系。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文学翻译理论发展速度仍然快于科学翻译理论。笔者衷心期望今后有更多的科学翻译工作者，在总结科学翻译经验的同时，加大理论研究力度，推动科学翻译理论发展，这就是对中国翻译应用理论的一份贡献。黄忠廉、李亚舒著《科学翻译学》已为建立科学翻译理论体系开了一个好头。希望有能力的科技翻译工作者，更多地投入中国翻译基础理论的研究，为早日建立与发展中国现代翻译理论作出贡献。

宛城卧龙

六、科学翻译教育

笔者从事科学翻译与科学翻译教学时间不长，又非翻译或外语出身，仅凭感性略谈管见，贻笑大方。关于培养目标，翻译专业本科应是初级定向实用型翻译人才，需具备外语与汉语文化的良好基础，某一学科知识的初步基础以及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经验，翻译学士主要面向某一学科（文学只是众多学科中的一种）的翻译职业。硕士培养可有两个方向——学术型与职业型，前者面向翻译教学与研究，因此职业主要是翻译教师，后者则为中级翻译人员，定向从事文学翻译或某一特定领域的科学翻译。翻译博士则是翻译教学与研究的后备生力军。翻译队伍能否满足各领域的日益增长的需求，翻译产业能否尽快实现现代化与国际化，完全依仗于翻译教育尽快培养出大批合格的翻译学士与职业型翻译硕士。大批优秀翻译博士与学术型翻译硕士，则决定了我国翻译教育与研究的未来命运。

学士与职业型硕士应以定向培养为宜，即学生需学习并掌握某一学科领域的基本知识，毕业后即可尽快胜任该领域的翻译工作。培养文学翻译如此，培养学科众多的科学翻译更应如此。所谓培养复合性的翻译通才，即毕业后能担任任一学科领域的翻译职业，我认为是很难做到的。国外许多翻译院校与香港7所大校的翻译专业，根据师资等教学条件，分别在数个学科方向上定向培养翻译人才，是内地院校可以参考的模式。

翻译教育的关键因素是教师与教材，既然文学翻译职业与教学、研究只是翻译职业与教学、研究的一小部分，那么翻译教师的专业背景就不应该完全是外语、外国文学或比较语言、比较文学。笔者在“科学翻译工作者”一节中已经提及，从事科学翻译工作的不仅有外语或翻译专业的人，还有不少具备某一学科专业又善长外语与翻译者，并且后者从事科学翻译后，能更快地成为称职的科学翻译家。基于这一点，从事本科与职业型硕士教育的翻译院系，必须吸收具有丰富经验的科学翻译家，担任定向学科知识、科学翻译技巧与方法、甚至科学翻译研究与理论的课程。而此三类课程的教材也只能由这些教师编撰才是正道，很难想象，外语与文学专业背景的教师能编撰优秀的科学翻译教材。

学生生源是办好研究生教育的另一重要因素，对于面向科学翻译（非文学）的职业型硕士，有的文章谈到可考虑招收一些具有非外语与非文学专业的学士（或同等学力），笔者认为应该优先招收这些人员，因为他们更容易培养为具有特定学科的翻译专业硕士。国外许多职业型硕士，如图书馆硕士专业，生源就主要来源于其他学科背景的学士，而非图书馆学学士，因为这些研究生毕业后，能够很快地在图书馆文献采访、检索、咨询与研究等高级职位上，从事高层次的定向服务、发挥定向专业深厚知识的优势。

最后，我们高兴地获悉，今年5月在石家庄举行了第五届全国翻译院系负责人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30多位院长、系主任及数家出版社与信息技术公司的代表。会议交流各校翻译教学经验；酝酿成立全国翻译专业指导机构；更就《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要求（讨论稿）》，认真讨论了下列问题：培养目标和规格、学时与学分、课程名称、课程设置、开课时间及跨度、学位论文等。（34）翻译本科教育是翻译教学的基础，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完全可以期待我国的翻译本科教育将很快进入规范化的发展阶段。

宛城卧龙

引用文献

（1）           黎难秋等.中国科学翻译史各时期的特点、成果及简评，中国翻译，1999年，第3期32~34页。

（2）           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3）           李亚舒.《中国科学翻译史》的特色，中国翻译，2007第1期，第42~45页。

（4）           中国翻译协会编.中国翻译年鉴（2005~2006），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第408~409页。

（5）           黎难秋，李晓虹选编.中国翻译大事记，中国翻译词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958、1160页。

（6）           林煌天、贺崇寅主编.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上海：上海翻译公司，1991，第383页。

（7）           同（6）第379页。

（8）           同（6）第380页。

（9）           陈应年.商务印书馆。中国翻译词典，第584页。

（10）       佚名.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网，2009.8.28。

（11）       陈应年、徐式谷.哲学社会科学翻译的回顾与现状，中国翻译，1992。

（12）       郭沫若.理想的翻译之我见，创造季刊，1923年，第2卷第1期。

（13）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９.

（14）       林煌天、贺崇寅.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上海：上海翻译出公司，1991年。

（15）       佚名.首届《军事科学翻译成就展览》巡礼。解放军报，2004.11.4。

（16）       全军首届“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召开。.新华网，2007.4.25。

（17）       张建国.107名军队老一辈军事翻译工作者获荣誉称号。解放军报，2009.5.26。

（18）       同（14）

（19）       同（14）

（20）       广东科技情报所.本所网站，2009.8.20。

（21）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22）       马祖毅主著.中国翻译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现当代第三卷，第214页。

（23）       同上，第231~239页。

（24）       同上，第247页。

（25）       同上，第248页。

（26）       黎难秋、李晓虹选编.中国翻译大事记，中国翻译词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1150~1163页。

（27）       21ST编辑.中国翻译产业迎来黄金发展期，市场产值达300亿。www.21elt.com (21世纪在线网)，2008.8.17。

（28）       中国翻译协会.中国翻译年鉴（2005~2006）。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第249页。

（29）       同上，第243、632页。

（30）       2007年中国翻译服务产业论坛暨全国第六届翻译经营管理工作研讨会.西安安诚翻译中心网（www.ac01.com）,2008.10。

（31）       同（28），第244页。

（32）       任霄鹏.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在京举行。科学时报，2009.8.20.

（33）       母国光.发展科技翻译事业——为《科技翻译论著集萃》作序。李亚舒等。科技翻译论著集萃，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第Ⅱ页。

（34）       “第五届全国翻译院系负责人会议”在河北石家庄举行.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2009.7.2.

宛城卧龙

以上论文作者 黎难秋

摘自中国翻译协会官方网站

宛城卧龙

伍修权关爱俄语教育

在近30年的编辑出版生涯中，令我最感欣慰的事情之一是：我约请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伍修权两次为《中国俄语教学》杂志撰稿。

第一次是在1986年冬天，我顶着凛冽寒风行进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此次北京之行的任务是为《中国俄语教学》杂志创刊五周年组稿。经过一位北京朋友的牵线搭桥，我辗转来到解放军报社大院的一排平房———军报家属楼前，叩开其中一间的房门，一位中等身材的解放军干部热情地将我迎进门内，他就是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伍修权的秘书洪炉（军旅作家、后创办并主编《炎黄春秋》杂志等）。在他家一间不大的客厅里，我边喝着主人亲自沏的热茶，边向主人介绍着《中国俄语教学》的情况，并强烈地表达了真诚期望精通俄语与俄罗斯文化的伍修权同志能为《中国俄语教学》创刊五周年题词的意愿。洪炉认真地听着我的介绍并记下了谈话要点，他还仔细翻阅了我送给他的自创刊以来的各期《中国俄语教学》，当即表示会直接向伍修权同志汇报并尽力促成此事，请我回沪后保持联系。

在静候佳音期间，我的朋友找出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同志1985年12月6日给部分俄语师生亲笔信的复印件并转交给了伍修权同志，供其题词时参考。

1987年5月20日是《中国俄语教学》杂志创刊五周年纪念日，直到5月12日我才收到了盼望已久的、5月10日从北京以急件方式寄出、编号为000093的航空挂号信。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刻打开信封，伍修权同志亲笔用俄文工工整整书写的题词赫然在目。此时我拿着伍老的亲笔题词，手在微微颤抖，我太激动了！激动的是，老一辈革命家日理万机，竟然还这么认真地为《中国俄语教学》亲笔题词；更让我激动的是，当初约稿时，我并未提出请伍老用俄文书写，洪炉替伍老拟就的题词是两句中文，一句是：“培养俄语人才，促进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与文化交流。”另一句是：“搞好俄语教学，培养俄语人才，题赠《中国俄语教学》。”据说伍老看了之后，斟酌再三，最后选定了第一句，并主动提出用俄文书写。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而又求之不得的。

从伍老的题词中，可以看出他非常注重外语学习与实际应用的紧密结合。由于我们事先留出了版面，伍老的俄文题词准时刊载在5月20日出版的哪一期《中国俄语教学》上，伍老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正处在俄语教学困难时期的广大俄语教师的工作热情。

第二次是根据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的安排1988年4月在洛阳召开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为使会议开得更充实、更具有权威性，当年年底，我试探着再次向洪炉提出能否请伍老莅临指导，洪炉回复说：“伍老年事已高，且公务繁忙，恐怕难以成行，但他老人家还是欣然接受给大会写一个书面讲话，并委托我届时参加会议，并宣读他的讲话。”1988年3月，洪炉来信称工作繁忙，难以抽身前往洛阳并随信寄来了由伍老口述、经烘炉整理成文并经伍老亲笔签名认可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伍修权致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的祝词”。

伍老给大会的祝词充满了老一辈革命家对俄语教育的关爱。他深情地写道：“俄语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较之其它外语有着更为密切的特殊关系。我国的许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新中国建设人才，都专门学习过俄语，有不少人还曾从事过多年的俄语教学和翻译工作。正是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等国的革命与建设经验，以及各种理论知识、文学艺术等等，陆续介绍并传播到我国，从而大大促进了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上，也曾发生过一些波折，一度影响了我国的俄语教学工作。但是，我国广大的俄语教学与翻译工作者，在各个历史时期内所起的积极作用，都是不容抹煞的，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有你们一份功劳。……我国的老一代俄语教学和翻译工作者，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新一代同行，在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必将取得比前人更大的成就，使我国的俄语教学事业，更加兴盛发达。”

如今，20多年过去了，但老一辈革命家伍修权对外语教育的期望与关爱仍将激励我们为上外、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