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者（长篇随笔连载）

罗某人

                                                                                        郑州黄河游览区记

      花几块钱，就可以从郑州市区坐公交车前往黄河游览区。
      老黄河大桥如今只剩下一座桥头遗址，带着冷金属的质地和横跨时空的恒久的荣光，孤单沉郁却又倔强固执地独处一隅，被毒辣的日头暴晒着，而几个当地人在桥头的树荫下摆摊设点地贩卖小商品，说笑闲聊，又使得它还流露出着一丝依附尘世，留恋人间烟火的的情绪。五个桥孔，全长约两百米，所剩的铁件大多锈蚀，便是它的全部。时间不息的流徙中有关它的全部记忆，应该上溯到十九世纪末，具体说，就是一八九九年，一群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资本家集资修建了它，当然，建造它的想法是由大辫子大屁股的满清统治者提出的，而且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清人多蛮野，多强横，也多荒诞，但在他们拖着从后脑勺长出的大尾巴嘚瑟于华夏世界时期，还是做过一些让历史乐于记住他们的事情，比如修建这座黄河铁桥。只是诸如此类的古董级别的遗址，在旅游消费昌盛的今天，并非是游客的首选，游客们从它们身边欢欢喜喜激情四溢地走过，多视而不见，要是市侩势利的导游懒惰了，以为这样的遗址产生不出更多的效益，就不会给游客讲解，最多一笔带过，便领着极喜欢摇举着各类小旗子的游客，兴高采烈地进入具有消闲娱乐的其他区域，这历史遗迹可就真的是遗址，要被后人们忘得干干净净了。郑州的这座古老的黄河大桥遗址，也未能幸免，即便搞成了所谓的这样那样的教育基地，也不过是徒劳。根由还是多数国人无法真诚地正视历史，除非向他们许诺高官厚禄或用枪逼着他们。
      我在大桥遗址上待了不短的时间，冷金属的庄重和热气流的蛮横，共同组成了它存在于世的景状，说到底，这是一种宿命。
      这种宿命带给人的解读结果，就是它同历史一样，不过是一种破产之后的无奈，甚至就是宣告或隐匿破产真相的一纸封条。
      印证我这个看法的，是坐在桥头下面坡地上的一个穿着洗得发白，布满大小不一的几个窟窿的背心，约摸七十，两鬓灰白，脸色酱紫，皱纹纵横，二目混浊的老头子。在我身边不远处由小商贩无偿提供给客人落座歇息的几根长条板凳上，还坐着两个年事已高，体态消瘦，满头枯发，神情忧郁又无望的妇人。
      他们，正在慢慢变成人的“遗址”，说刻毒或文艺一点，是“遗物”。他们像无数弓腰驼背、忍辱负重的桥一样，让子子孙孙从自己卑贱枯瘦的脊背上过去之后，就被时间推到一边，便不再被回望。（望着这几个老人，我突然想起朱安女士，那个替鲁迅守了一辈子活寡，恪守妇道，从未与他有过肌肤之亲的江南老女人，据说鲁迅死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朱安女士一改温和安静的性格，大声喊道：“我才是鲁迅的遗物。”另一个大文豪郭沫若早年也有过一段包办的婚姻，只是郭沫若多多少少还跟那女人有些勉强称得上感情的“对接”，但仍然可以看成是属于他的半个遗物。这个话题太沉重，就此打住。）
      或许，对于这座老掉牙的黄河大桥和那几个老人来说，无奈无望的，不是被遗忘或一些可有可无的人事羁绊带来的苦楚，而是无法阻挡的苍老，而苍老偏偏来临太早，来得太快，而且让看起来漫长痛苦的一生突然间变得太短。
      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使滚滚红尘往往变得轻飘飘的，如毛羽，纸片，破絮，老叶，尘屑，到处飘飞，却无处着落。
      我坐在桥头一株杨树下，费了很大的劲，才让自己清宁下来。
      是的，我喜欢黄河老桥稳重、庄严、隐忍、大气、阳刚和带着一股蔑视平庸人事的气度。对于这样的气度和由气度度量等元素组成的气质性格，是我这天游览的第一大收获。

      位于山巅的炎帝黄帝二人的塑像，让人瞠目结舌，从而产生文化意义上的极度快感，同时，也让那些终于从手机、恋情、矫情、娱乐、消闲、跋扈、乖张、虚无等情形中回过神来，用读书人的眼界和深刻去瞻仰他们，发出一声声惊叹，最终有意无意地将其“消化”，承认这是一种极具人性色彩的虚荣和虚假。膜拜者和泪眼婆娑者，更是将这种虚假虚荣演绎到了极端的文明自信的高度，从而显示出不容许任何人事侵犯的神色。这种神色庄严，肃穆，但流于呆板，僵硬，甚至做作。这样那样的神色和行为，要是加以赞美，未免自扇耳光，因为赞美者自己都不相信这些，要是加以批评或否定，似乎又过于严苛或古怪。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在炎黄二帝塑像前的虔诚，与对观瞻者态度的肯定和否定，都缺乏真诚。那种在赞美和追溯所谓的古老记忆中形成的基本形态，比如庄重，严肃，敬畏，崇拜等，都无法抹去那种叫虚无缥缈的东西。
      从广场到塑像头顶，垂直高度一百米，其中山体高度82米，塑像高度18米，是我见过的国内诸如这样的题材的雕塑作品中最令人震撼的作品。即使再朝空中升高一百米，恐怕也无人反对，炎黄二帝的历史地位和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足以他们获得后世的尊崇。与很多坐北朝南的建筑和雕塑作品不同，炎黄二帝的石头塑像是坐南朝北，面向黄河。而塑像背倚的邙山，对于我来说，一直充满了神秘色彩，武周朝时期的很多大事件，都与邙山有关系，如果足力强劲，心思活泛，探险之心蓬勃，又善于孤身旅行，而且不畏惧虫蛇，那就可以穿越邙山，能抵达世界四大圣城之一的洛阳。好了，先把洛阳放在一边吧。在炎黄二帝的塑像下面至祭坛之间，还有一条长约两百米的神道，尽管规制和气度都不凡，但毕竟是新修的，无法跟陕西乾县的乾陵前的司马神道、明孝陵前的呈圆形的神道相提并论。不过，要是你真正进入的古色古香，带着玄妙或传说色彩的历史空间里，你还是会为这条神道的气韵所生发感慨。神道两侧各铸又四尊铜制大鼎，深得商周时期的青铜的精妙，技艺上又过之而无不及之处，但个人还是觉得古代的青铜器更纯粹，艺术和历史价值更高。读者诸君不妨到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去参观参观，那里的青铜器可以说是中国青铜器的代言者，另外，陕西博物馆，安阳博物馆等博物馆展出的青铜器也不得了。在山脚下，还有一座造型更加讲究的铜鼎，加起来共九座，铸造者赋予它们以“九州四方，江山永固”之意。
      站在祭坛上举目四望，大型编钟在骄阳下传来悠扬动人的音律，铜鼓则被从黄河上吹来的风击打着，发出低沉，宛如大地的肺部发出的声音。
      这种技能瞻仰炎黄二帝，又能倾听黄河之音的感觉真好。

      汉霸二王城，岳山寺等景点就不在此赘述了。

      我独自来到黄河边。
      黄河流到这里，就像一个征战多时的疲惫不堪的壮士，露出稍有的温驯与柔顺来。郑州以北的这片区域虽说是广袤的黄土高原的终点，但眼见的依旧是黄黄褐褐气度雄浑的一片，而且因为花园口大坝在抗战时期被蒋介石一声令下而炸掉而名声大噪，很多人将黄泛区的起点就算在这里，也不无道理。但这里得到学界公认和看重的，是黄河作为声名远播的“悬河”的开始。所谓悬河，就是河床高处两岸地面的河流，学界又称其为“地上河”。黄河在流经郑州花园口后，一路东去，一直到山东东营入海，都被称为“悬河”。只是开封柳园口一带的黄河，悬出地表最高，因此是“悬河”的最高地段，也是最为危险的地段，河床高处地面足足有15米，而整个悬河高处地面的平均高度是三至五米。人们要是诚心去寻觅北宋都城汴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就得到地表以下去寻找，淹没古老东京的祸害之一，当然就是黄河和它的泥沙。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或残忍无情面前，人类只能干瞪眼。
      只是在郑州以北2公里处的这段黄河，并没有多少“悬河”的痕迹。但河面很宽，北岸的风景有些模糊，脚下的南岸，水位退出去很远，露出一大片闪射着逼人眼睛的太阳光的滩涂，偶尔见到一些灰毛长足的飞鸟落下，在泥沙中寻找可食之物，步态优雅闲适，就像流经此段，业已被遥途折磨得精疲力竭的黄河一样。偶尔会见到一些小型船只，或者一个光着上身的年轻人驾驭的小舟出现，除此之外，便是茫茫的一片水域，要不是颜色浑浊，很难让人想起这里是黄河。只是黄河本身就黄，到了黄河边，这份黄就是其标签，也是其性格气质的组成元素，没有任何让人感觉不爽不适的对方。不过，要是你去了东海，你肯定会大跌眼镜。要是你年轻时一直爱唱有关东海的歌，会用古筝弹奏东海渔歌等，站在宛若无限扩大的池塘一般的东海边，你的情绪多半会一落千丈。黄河则不会带个你这样的感觉，它不管奔腾咆哮，摧折了无数船桅，吞噬无数生命，断流了无数次，还是在郑州以北这片区域突然安静下来，舒缓曼妙地流淌，都显得那么自然贴切，因为它是黄河。
      但在岸边站得久了，感觉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在这里，黄河是所有与黄土争抢生存资本的人的浓缩，那种在黄土高原上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皮肤呈现焦黄色，或古铜色，或青铜色，或褐黄色，或焦糖色，或单纯的泥土色的人体，现在则以水的方式躺在天地之间。它使得感性之上的人在一刹那就获得了感性的倾泻，使得诗意缤纷的人很快就愿意使用文本的形式来抒写他的感受，更使得历经下层人无比艰辛生活，如今仍然在下层苦苦挣扎，被无数既得利益者或有钱人埋汰的人感到了敏感，但不是在网络上用软件暗中“钦定”的敏感词，让所有对生存环境、年纪、生死与尊卑的人，在这里重新开启思维的模式，不再那么浅薄和不善思索地浑浑噩噩一生，更让心术不正、窥伺他人隐秘的人在它的博大面前，感到惭愧，更让一生都在路上的人，在这里获得了慰藉，也让心智还不成熟，还醉心于将身心眷恋的狭小空间，比如用做房奴来换取的几十几百平米的居所当成了生命乃至世界的中心的人，在这里有了真正的智识，对于成熟的把控更使他们有了黄河一般的大度与刚烈。
      当然，还有哲学意义上的深邃，独孤求败者的洒脱，如我一样的个人主义或个性主义者的孤独与随然。
      当然，也还有你，几十天来第一次想到的一个尤物——阿鲁耶达一样的高雅的庸俗与平常的安泰。
      当然，在安静得令树梢上的蝉子都叫得不好意思，甚至战战兢兢的这片区间，即南岸，却是军事要地，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而且还是见证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为数不多的胜战之一的一次胜利。参战部队是38路军新编35师。日本人在这里遭遇了一场失败。因此，这里与位于游览区内的楚汉中分天下的鸿沟，汉霸二王城，广武古战场等，成了黄河南岸这一片区域中有关战争的真切记忆。
      黄河，从它一流出青藏高原之后，就注定与干旱、黄土、贫困、孤独、战争和生生不息的追索联系在一起。
      黄河，与其说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不如说一种性格，一种气质，一种，一种最为古老且永不消亡的信仰。

      忧郁，是山的属性，更是传统，而江河湖海，则无休无止地奔流和演绎着无尽的痛苦和悲哀。
      黄河也是悲哀的。这悲哀的指向不是它如肉体一般赤裸于时空之间的存在形式，永恒而精确，不是漫漫黄土堆积而成的贫瘠的表象，持续而荒凉，也不是它每年都有那么一次冰封、断流，休止符一般切断了声音与时间的关系，更不是过高的赞美所赋予它的象征意义，比如，肤浅却所谓觉悟极高的文字，也不是人们扔在它身体旁边的成吨成吨的垃圾和无尽喧嚣，还有数不清的各类各高档次建筑和娱乐设施，等等，这些活生生的形式都不可能对它造成致命的伤害。它的悲哀之一是因为它从来就不是文明进程中的光彩夺目的赝品，它追求的不是面子，所谓的母亲河带来的诗学和民族的伟大荣誉，它追求的是自由，它就是一个忠于自己，愈加坚定于自己的道路，从而显得无限孤独和伟大的行者，着实与群体的心思不搭。那从古到今，我们在黄河长江两岸的生存图像又是什么样的？我们什么时候真实地呈现了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意义，像黄河呈现它的凶猛、残忍、寡毒、奔流、豪迈和寂寞呢？什么时候真诚地肯定大自然的伟大与悭吝，人与人之间的龌龊和互为利用和爱恨的关系？什么时候真诚地否定着黄河的暴戾，以及人性的丑陋和生存的艰辛历练出的人的生存威力？我们不是通过无数高雅，再平仄格律中充分享受民族诗学和唯美艺术的荣光的诗词，却始终以接地气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生存哲学中，唆使黄河们在极端功利市侩的现实人生图景之中从西到东，从天上到地下，招摇过往？我们不是极大程度地利用黄河们在几千年的咆哮奔腾和繁衍演化中，让它们成为将虚伪当外交手段，将贪婪当豪爽，将谎言当真理，将自私当信仰的群族身心两方面的“鸡肋”么？人们之所以要给予黄河们崇高至极的声誉，就是因为人们始终认为他们的心智、计谋与品性，远远高于它，黄河们不是摆设，就是一种可以随取随用的工具。
      是的，看起来富有极高想象能力的赞美和歌颂，也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贬谪而已。
      但黄河最大的悲哀，就在于在它古老的躯体和深邃的苦难里，始终跃动着一颗鲜活、感性、孤傲和盎然的心，使它作为文明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痕被人类揪心地凝视，但它却从未停止将黄土地上裂开的无数伤口进行毕生缝补的劳作，在旧的创口上位愈合的时候，新的伤口又出现了，这些杰作的始作俑者就是它自己，而人类则在猥琐的心灵驱使下，做了一个称职的帮凶而已。同时，在人类的生存经历和原则里，陈腐就是陈腐，古老就是古老，就跟一个人进入耄耋之年那样，基本上等于没用。如今人们从古老地域变迁和古老文明传承的角度给予它的所有的赞美，都流于空泛，俗套，乏味，无趣，根本解除不了人类心灵所遭到的打击和永远的桎梏，更无法触及它的实质，也与它的初衷相去甚远。
      一个生动的场景出现了：一个老者带着陶醉和自得的神情，哼着动听的豫剧，旁若无人，甚至是傲慢无比地与一帮时髦新潮的年轻游客擦肩而过。本来毫不相干的两拨人，连空气都可以不产生流动效应，便可各自走开，但两拨人到底还是产生了联系，那就是年轻人在不住地回头，对年老者报以轻蔑的凝视和肆无忌惮的嘲笑。
      那老者内心涌动着无穷的艺术的分子，即便皱纹如无数次改变过的黄河故道缠绕在他酱色的额头上，但还是那么艺术、轻快、自在和潇洒地出现在咱们这个被手机、代沟、寡趣和自私霸占的世界里。
      望着那老者的背影消失在炎黄二帝塑像下面的山道口，我想到了黄河。站在黄河边上想起黄河，感觉确实怪异，乖张，甚至诡谲。两者都是基于实际存在的联想，却产生了相反的意义：脚下的黄河依旧是教科书、学生作文和虚假盛行的文艺节目中的母亲河黄河，伟大一词是固定的修饰语，动情得夸张的神态照旧是舞台上的永恒形象，而那个哼着豫剧的老人，却让我获得了        另外一层意义上的黄河，那种在一顶顶高帽子和褒义词修葺的形象，与现实人生中迥然不同的存在。
      任何一样东西都不是时间的对手，人事终究会在时间的演绎中被时间淘汰。
      淘汰本身意味着对淘汰和死亡做出了哪怕是一丝一点的反抗，这种反抗或许就是死亡本身，也或许就是那个老者一般艺术化的身心对现实人生的抵拒，也或许是黄河骨子里的那股狂放和凶暴的劲头，更或许是对自身鄙陋和肮脏的摈弃，而摈弃的核心往往又是自我认可，甚至是极端的自恋。
      人们就是处于对于无法征服的对象发出的无限赞美的极端亢奋之中，膜拜与荒诞连为一体。

      岸边有不少的树林，看起来是一片一片的，但一旦走进去，却发现大多彼此独立，由一条条人工造的小道，不知是游客还是开发者双脚踩出的小径和一些湿地联系在一起。
      一棵一棵的树，有名的，未名的，组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群体。但所有的群体，都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体，或者说彼此永恒独立的孤独构成的。
      同所有位于水边的树林一样，黄河岸边的这些树林不可能不让人诗兴大发。即便是那些极其厌憎浪漫性情的人，还有无数因为是独生子女而获得极端跋扈和霸蛮，被网络人士戏称为熊孩子的当代公子哥儿公主们，至少会在被毒日头驱赶到树林中时，发出由衷而尖利的叫嚣，为体感的舒适而兴奋得让自己的心脏都变成了西瓜瓤子或拳头型的冰棍，要是这种感觉持续，绿得发出了声音的树林和斑驳的光线，会使他们突然捕捉到了诗意，多多少少还是要来一番抒情色彩很多的赞美，连那些在片刻前生硬冰冷的眼珠，立马就要化成泪水，滋润干涸的心田似的。
      一些跟黄河文明有关的雕像散落在树林各处，手法精湛，但缺乏感人的内涵。这是我们当今所有城市或景区建设的通病。
      偶尔还能见到见缝插针的小商贩，兜售矿泉水，冰棍，西瓜等解暑之物，也有卖煮玉米的。玉米是粗粮，餐桌上并不多见。脑满肥肠的人们，在熟悉的生活圈子之外买上一些很久没有吃过的粗粮，立即便觉得自己很能归依了，归依啥？归依传统，故土，乡愁，农耕文明和诗意。
      尽管中国自古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但真正能像海德格尔呼吁的那样做一个诗意地栖息的人，并不多，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人骨子里缺乏诗意的生存基因，即便是世世代代在江南园林和徽派建筑中生活过的人们，不见得就懂得诗意的栖息，或者说不见得就活得诗意。豪宅的建造，多是众多的盐商在发达之后的行为，除了要活出质量外，更多的还是财富与身份显赫的炫耀，琴棋书画，歌舞升平，亭台楼阁，曲径通幽，绿肥红瘦等融汇在诗歌和生活中的元素，多半只是少数人能够领会并尽心体味，多数人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附庸风雅往往是浅薄低俗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而浅薄低俗的指向就是升官发财，衣锦还乡不过是低俗的美化形式在民族属性中的极高呈现而已。这对于崇尚官本位或修身齐家的中国来说，是相宜的，自然也无可厚非。文人雅士中的诗意生存，与达官贵人和无数庸常者的尸意存在（行尸走肉嘛），在几本发黄的典籍中互相照面，互相招呼，嘻嘻哈哈一番，便扬长而去，谁也瞧不起谁，实在是有意思极了。
      眼下，这片与黄河相依为命的树林，涵盖了黄河所让释放出的全部神韵和特质，却在无数闯入者的欲望和由欲望生发的贪婪之心的干扰下，流于凡庸之中。
      凡庸的精华，远比文明与文化的精华，显得更有底气，更有机会获得空间，尽管那些空间的延续因为过于阔大而显得空洞、虚无和肤浅。
      幸好这里没有举行诗词大会，没有各色气盖山阿的大型合唱比赛，没有重金属音乐，没有肢体僵硬的街舞，没有剪彩活动，没有学术研讨会。
      更因为它们不是敏感词而优雅又现实地毗邻黄河。
      树木的碧绿可以治疗所有的眼睛，而与黄河互为肌理的这一大片树林，则能疗治众生心灵的疾病，以期达到与黄河一般的健康么？
      谁在黄河的浑浊波浪上面，追赶着黄土那古老破碎的性灵，在诗歌的树梢，听到入声字挖凿的窑洞，手摇的桨橹和捞尸人古板的清醒？

      十几匹保养极好，浑身闪光，壮健的骏马，带着真实者的深层次厌倦和抽象者的优雅而神秘美感，出现在黄河岸边一大片树林中的空地上。之前在进入树林前，我看到一块做成箭头状的巨大招牌，指向一条道路的另一端，牌上的文字说明，由此前去有一座驯马场，初学者可以到那里去学骑马，会骑的，只要花上一点现金，就可以在里面的赛马道上溜几圈，过过骑马的瘾。
这些马匹，就是从马场那边过来的。
      显然，这是黄河游览区的项目之一。商贩便根据距离长短的不同收取不同的费用，只要游客舍得掏腰包，又对骑马有着强烈的愿望，便可以亲自体会一下骑马在黄河岸边溜达或疾驰的感受。
      我一直渴望拥有一匹马。年少时极其喜欢有关草原的歌曲，其实是对草原的迷恋，而对草原的迷恋，其实又是对马匹的迷恋，而对马匹的爱恋，其实又是对自由和独立的无限追想和渴望。因此，骑着骏马，驰骋于宽广无边的大草原上，在草原上哼着悠扬舒缓又浸渍着万般忧郁的长调，聆听着能将人的肺腑都洗涤得干干净净，将人的想象和灵魂都带到遥远的天边的马头琴，几乎成了每个年龄阶段的梦想。在三尺讲台上，或许并不需要太多的浪漫情怀和抒情格调，但我经常带着戏谑和他人无法察觉的忧郁心情，对学生说，要是能骑着马来上课就巴适了，你们每人带一条简易小凳，到金沙江边或前校门的揽月台边，规规矩矩，秩序井然地坐着，我骑着一匹赤兔马，沿着金沙江岸边或那条因为成为新区而修建的十车道的宽阔大道飞奔而来，不用下马，不用板书，不用教案，不用清点人数，不用假惺惺地喊“老师好”“同学们辛苦了”，更不用假模假式地嗲道：“同学们，老师今天给你们讲——”我就端坐在马背上，以天地为教室，以金沙江面或浑浊的东海海面为黑板，以风我风扇，以流云为粉笔，以阳光为心灵，以曼妙的想象为助推器，激情万分地给你们讲课，你们也不用做笔记，但也不准玩手机，不许说话，不许吃东西，不许挠脚趾头，不许打饱嗝和喷嚏，只带上耳朵，带上诗意的心，年轻的性灵，就可以了。每次一说罢，教室里便是一阵开心的大笑。
      显然，我没抵抗得住马匹对我的吸引力，便掏出了钱包。其实，我会骑马，在陕西宝鸡秦王陵外面等其他地方，我都骑过马。但因为骑的次数少，可以这么说，一年半载，甚至几年才有机会骑上一回，技巧流于生疏。因此，当我手脚麻利，身子轻盈地翻身上马背，立即感到一阵惶惑，身子摇晃起来，随时都有可能掉下马鞍的可能，骑马的基本要领一时间忘得干干净净。见状，一个年轻的商贩赶紧上来，牵住马，四平八稳地超前走去，直到走出几十米后，我才找到了骑马的诀窍，马匹似乎也懂了我的心，变得乖巧驯服起来，我便让那小伙子松了手，一声“驾”，马便跑了起来，当然，不是疾驰狂奔，我暂时还没那个技术，胆量也还没那么大。但马越跑越快，一时间，树木，小道，黄河，一一从我和马的身边掠过，风声变得响亮，仿佛要变成一把刀，将我耳朵割。
      坐骑是一匹母马，褐黄色，毛长，两眼清亮柔和。
      过足了骑马瘾，我看见了拴在空地边上的三匹高大的马，一匹板栗色，一匹紫黑色，一匹青灰色，都是公马，皮肤油量，鬃毛被修建得恰到好处，身段优美，四蹄修长。我立即便喜欢上了这几匹马。
      商贩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便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对这几匹马感兴趣，它们都可以出售，老兄你要是真心想买的话，价钱公道。
      我随然没有买马的心思，但极端渴望拥有一匹马的神情还是显露无疑，便问那商贩，这里的马，市场价格一般是多少钱一匹。
      那商贩眼睛顿地亮了，就跟黑暗中突然亮起了五千瓦点灯，哗啦一声从一大堆乌云的裂口中倾斜而下的强劲的阳光似的。他指着那几匹经常被游客挑中骑玩的较矮小的马，说，八千块一匹，都是十里挑一的货，值。见我根本就没朝那边看，他便转过身子，走到那匹板栗色的，正在一小块水塘边喝水的马匹身边，拍了拍它的脖子，说，要是兄弟你真心买，打个折给你，一万。虽说我不是识马的行家，但这里的马匹显然不是名贵马种，面前的这三匹气度不凡，肤色油亮，又赛马比赛用马的身架和气质，也只是比另外十几匹看起来要好一些而已，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们的喜爱。
      说话间，一个体格很大的妇人走过来了，看样子她跟男人是夫妻。她一边将几张票子一个劲地朝斜挎在身上的皮制钱包里塞，一边笑眯眯地说，一万块是最低价了，要是在山西山东和内蒙古，这样成色足的骏马，少了一万八两万，谈都不用谈。
      马是好马，我说，但我工作的地方在浙江，即使我有心买，也无法弄回去呀。话是这么说，我一时间沉浸在拥有了自己的马匹，意气风发地疾驰在大道上，冲过跨海大桥，端坐在马背上，与大海的背景融为一体，给学生讲课的情形。遗憾的是，舟山本岛四周的海水是浑浊的，要是真有骑马畅行在海岛上，那兴致还是要被无限扩大了的池塘一般的东海给打掉大半的。
      那妇人道，那还不好办，我们给你运过去，不收运费。
      我说，哪能不收运费呢？不过，我工作的那地方似乎不允许养马，即使允许，我也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养马的地方，那可是岛屿，寸土寸金。
      那男人见我没买的意思，就走开了，但妇人却仍然跟我说个不停。她说，一时运不过去，也没啥，就先搁我们这儿，我们替你养着，你尽管放心，你随时来，随时骑，随时运走，都中。
      但我最终还是没能让夫妻俩满意，尽管他们仍然十分客气。但不满意的是我，多少年来，都在寻找能买马养马的机会，但始终无法实现。曾经想去北方工作，尤其是可以养马的地方生活，也没有成行。

      多年以后，那片浓荫匝地的树林和十几匹马，成了萦绕在我脑海中的美妙画面，将黄河游览区的其他风景盖住了，甚至是取而代之了。我写下关于这片景区的文字的原始动机，不是那座拥有金属质地和金属一般持久的荣光的桥头遗址，不是炎黄二帝的塑像，不是广场，不是五龙峰，大禹山等，而是那片树林和那些马匹。
      黄河，它不仅拥有马匹强劲的足力，奔腾到大海的雄心壮志，而且还有马匹的心性，还有一丝忧郁。
      或许，黄河本身就是一匹骏马，而且是一匹在人类的认知和驾驭之外的野马。

罗某人

未完待续。

罗某人

一叶天下 发表于 2024-11-6 10:11
欣赏，提读

罗某人

                                                                                             长春记

      还没到长春，车窗外就下起了雨，一下雨，黑土地就显得更黑更沉，还发亮，随之而来的就是迅速降温，一层似雾非雾的灰白色东西让天地之间的能见度变得很低。车窗里的温度从不会变动，不管身体差的人因承受不住低温而浑身哆嗦，鸡皮疙瘩起了一层又一层，列车长也不会将温度表调一调，只要列车一出发，空调啪嗒一声开了，相关人员就算完成工作了，就符合上面意图了，美其名曰，很人性化了。全国的列车都是这种模式，尤其是绿壳子老式列车（我乘坐的这挂路过长春的列车就是绿皮的），轰隆轰隆地呻唤着，呼哧呼哧低喘着气，无限大的蝗虫一般。这些声息都是金属，流露着铁石心肠者才有的那些脸相或冰冷的腔调或毫无罪恶感的神态。其实，冬天的火车倒还好受一点，即便那暖气流搞得空气污浊，热度甚高，形形色色的人面色红润，甚至大汗淋漓，人们大多还能熬，夏天的火车车厢里，尤其是夜中行驶的火车，气温低得让人找不到地方躲，我就是经常被冻得只能到车厢连接处“取暖”的人之一，后来在上车前备了长袖子衣服和长裤子，才没再遭罪，想尽法子折腾人，似乎是国人天生的拿手好戏，即便看起来是无意的，却也脱不了爱折磨闹腾人的干系。诸如此类的绿壳子老列车，乘客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工尤其多，铁道系统的工作人员可能是见得多了，习以为常了，神色皆是铁质的，要是遇到他们脸色不僵硬如僵尸，就算是非常高级的人性化表征了。不过，要是上面有人来检查，或者手持话筒和摄像机的记者出现，他们就宛若一个个男天使女雷锋了。不过，得说句公道话，从哈尔滨车站上车到长春下车，列车员的脸色比其他地方的列车员的脸色要稍微温和一些，而东三省列车上的人性化比拼，黑龙江最好，哈尔滨火车站的售票员的工作素质和态度，是我见过的最好的。
      到了长春，雨下得更大。东北西北地区，即便是七月流火时期，只要一下雨，立马就让人掉进了深秋，皮肤因降温而一阵阵发紧发硬。在火车站前寻找公交车站的时候，我嘴唇都乌青了，哆嗦着询问过几个不知道是不是本地人的人，都不得要领。因为下雨，也不好老麻烦别人，我只好凭借多年旅行的经验，在车站外面走走停停，停停瞅瞅，算运气好，很快便找到了最近的一个公交车站台。
      雨中的长春，倒是给人进入了三月底四月初的倒春寒时节的感受，除了阴冷，雨点如雪霰一般之外，眼见的都是灰黑灰白的一片，即便是繁华的市区，从矮小房屋高楼大厦，从小巷到马路，从极为现代化的绿化带到高架桥，从表情严肃的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还是大街上熙熙攘攘缩脖含胸的行人，不管是冷色调的广告，还是颜色鲜艳的某些娱乐场所的设施，不论是行政区域高大阴森的门楼，还是诸如吉林大学这种名校的整体气质，莫不如此。倒不是说长春的人事与物景是冷漠的，无人情味的，只因一个初来乍到者，一落脚就是兜头裹脚的凄风苦雨，多少还是影响了心绪的。一切都弥漫在八月中旬北方初秋的寒意之中，而这种寒意与列车上恒温状态下的寒冷如出一辙。区别是，列车上的温度不仅仅是恒温，而且带着一股子死气，这些死气当然不是指死亡之人水一样流淌在脸上和漆黑僵硬的寿衣上的那股子气韵，而是指人与人之间那种隔了厚厚一层的关系，因为太有原则性规则性物质性，从而使得列车厢酷似棺椁，穷苦人集中在里面，其情境自然可想而知。但长春的微微寒意，却是灵活的，可以变动的，而且身处其间的本地人的脸色大抵跟列车员不是一类，也就是说，通过脸色，眼神，谈吐，气质，胸襟，乃至行走方式等，可以将那些寒气逼退一些，尽管不是所有自诩豪爽大气和胸怀宽广的人都货真价实，心口一致。因此，在长春悠游了大半天之后，心还是暖和过来了。
      一座城市要使人感到深沉，只需让外来者先领教领教漫天的雨水便可，虽说那只是老天爷的意思，但这意思往往涵盖着诗意和人性味。这种深沉至少比无数地方为捞取政绩和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而靠肆意翻盖文化遗址，或想象力极差地建造他们臆想中的古代建筑（最高境界也只是模仿），从而造成一股看起来极富历史底蕴的气势，要好很多。
      一座城市要博大，要有胸襟，要有存在的底气，首先得明白，空间是属于人的，城市的房屋是用来住人的，空气是给人呼吸的。雨水冲刷干净了空气中和建筑表面的尘埃，阳光则将所有洁净和纯粹的东西加以美化，并赐予它们温暖，亮度，光度和生命。月光则在梦与睡眠共同将疲惫或兴奋共同导入浑然不觉或甜美之中时，逡巡在天地之间，使城市安宁。浴室，这座那座城市就开泰了，清宁了，于是便有了包容，宽容，接纳和人格化的时空布局。
      只是城市享受这样的好处，往往被假深沉和狭隘自私的城市人给视而不见或浪费了，或许还真只有乡村还能享受到或给予人们这样的好处。但被传统意义定义为代表未来的年少者却纷纷抛弃了那些泥土质植物质浪漫质诗意质浪漫质的生活方式，在手机和虚荣的指引下，深陷城市的泥沼之中，其实他们也深知城市与他们不是一个时空里的东西，彼此之间的最大功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却可以彼此利用，之后还是埋头手机电脑或自私冷漠组成的孤独里，关门闭户，老死不相往来。当城市里的人装着很懂浪漫、很当代、很乡愁、很深沉、很开放、很幸福、很诗意、很艺术、很优雅、很人性地涌向乡村时，一切都不过是伪装而已，按照我老家人的说法，来耍就来耍嘛，过场还那么多，假得伤心。因此，雨水阳光月华，如伪装的善良和浪漫一样，不过是他们充裕的物质生活衍生出来的一层油腻腻的接近脂粉一般的东西罢了。
      毫无客气地说，在这方面长春自然不会掉队，不会跟全民卡在孔方兄方型的通道中的情形背道而驰，不会单纯迷恋传统和乡土情结。这无可厚非，它要是真的掉队了，真的死抱着乡土意识却又混迹在城市之中，那肯定是笑话，被头脑清醒者哂笑，即便是极端贫困、干旱，精神生活极其单调乏味的城市，也十分瞧不起乡土和乡村文明，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在人世间形成的那一天起，就是天地，死对头，乡下人说人类的文明就是乡土文明，城市里的人，尤其是学者和诗人说，人类的历史，究其实质，是城市的历史。想想，要是城市掉队了，不说被别的城市鄙视揶揄，就连乡村都瞧他们不起。只是要说明的是，许许多多醉心于文学艺术或别的啥有关精神生活和道德灵魂的人，一方面极力挖苦、奚落、讥讽、谩骂和批判现代物质文明的集大成者的城市人生，将其看成是人类灵魂扭曲、精神颓废、人格沦丧、情感变质、信仰缺失、道德低下之地，恨不能一把火将其焚之烧之，一河水将其淹之没之，放上全天下的炸药包将其炸之毁之，闪电雷鸣将其劈之杀之，引来森林全部的野兽将其吞之噬之，一脚将其践之踏之，一肥臀将起碾之压之，一方面又兴致勃勃或偷偷摸摸在大街小巷灯火酒绿中如獾一般穿梭，吃香的喝辣的，每天来一场具有相当规格的派对，有一群人簇拥，有美女相伴，有知音吹捧，有上司赏识，有下属供自己驱使和鞭笞，有无尽的颜面，有无数供其节节高升的平台，当然，更少不了既得利益者的洋洋得意。城市就是供他们集体裸身的大澡堂子，集体游戏的大厅，集体糜烂的交易场所，集体发飙的屠宰场，集体装逼发酸的文艺或学术圈子，集体装神弄鬼的官场，集体散发着人性恶臭的高档装修的屋子。啊，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流溢着虚荣、虚假、面子、地位、肮脏、花哨、沉沦和糊涂的高雅的低级趣味而已。是啊，人们越是将享乐和虚伪夯实在一个点上，另一个或其他无数个点上汇集的苦痛或寂寞就越加明显，而且被赋予了艺术学意义。当人们将苦难和孤独浓缩在一个面上，另一面或更多的面上，则井喷出无比的虚假繁荣和极度的贪婪来，他们的言行不是虚张声势，就是极度隐晦阴暗。令人沮丧的是，很多乡愁情绪意识和有关乡愁的作品，就是这么产生的，前面我已经提到过，究其原因，还不是故土与自己住了一辈子的地界之间物理意义上的差距，从而成为心灵的距离，便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却得想呀思呀，最终到底还是物质条件更加优越，更符合人性中涵盖的那点在舒适的环境找那个生存、在更高的平台上拼争的意识占据了上风，占据下风的故土，但故土又丢不掉，怎么办？叹息呀，写诗呀，唱歌呀，忧愁呀，流泪呀，寂寞呀，在精神领域作垂死挣扎状呀。故土，就跟小妾似的。
      孤独中，我进出于长春的各大高校和一些文学艺术的从业者或爱好者们的聚集地。这些地方跟其他地方毫无二致，文学艺术的气息说浓也浓，说淡也淡，说酸臭也酸臭，说深刻也深刻，说肤浅也肤浅，说假借文学艺术之名，实质上做的还是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市侩功利，也行，说那些在文字和色彩线条和旋律音符中滚打摸爬的人是熟谙生命之美的，也行，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哪个层面，在哪种情绪或思想的支使下来看这些问题。
      在雨声淅沥之中，我走着，也思索着。这业已成为我旅行中一个恒定模式。
      雨仍然没有停止的意思，但感觉不到风。
      我在吉林大学校门外的一座看起来颇有些艺术气质的建筑下面避雨。我在陌生而带着强硬气质的长春的空间里，将我所看到的一切加以糅合，拿捏，捋顺，然后不停地思索。
      思索是令人亢奋的，却又是极度辛劳的。
      当自己跟自己较劲到无法收场的时候，旅行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但思想却让这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却给人带来无限的获取和快感。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大门内外，是一道坡度很小，看起来跟行色匆匆的人们脚下由无数平坦的大道交织绾结成的长春很不一样，带着缓慢而又悠闲、敞亮但又生硬、拥有艺术气韵却又拒人于千里之外、阐发过了优美人性却又不折不扣地流露出性格缺点，尤其是人格分裂一般的水泥大道。
      大概所有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长春电影制片厂，业内人士将它赞誉为中国电影的活化石，尽管世界电影艺术相较于其他艺术门类，姑且不是咱们的皮影戏，但就跟同样是来自西方的照相技术，它简直就是一个“婴儿”，历史不过一百多年。但它生产的许多影片，虽说不能都是经典，但却是对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是一个时代的人们共同的记忆，是一座电影艺术的殿堂。
跟其他电影制片厂一样，谢绝外人参观游览。我站在那座历史悠久，相貌平平却让人不得不多看几眼的大门外，不想马上就离开，毕竟来东北也不是经常性的事情。因渴望获得跟诸如电影这样的艺术门类的来自心灵和艺术的共鸣，我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仍然保留着朴实风格的一幢幢建筑，一些进出于制片厂的工作人员，也被我一时间看成了表现艺术中的形象，或者就是某部经典电影的中的主人公的饰演者。他们对于从事这门职业的满足感和自我把握度，都从他们略显矜持但不做作的脸上流露出来，也可以解释为职业性能。这让我感到惊讶。文学艺术圈子和教育圈子中的人的脸相，大抵还是做作和虚伪的多，懂得了文学艺术和教育规律性的人，恰恰在生活中打掉了文学艺术和教育的基本特质。一座只为功名利禄提供物质元件的建筑物或一个个这样那样牛逼哄哄的圈子，就跟“囚禁”着人类思想和尸骸的坟茔一样，失去了美、教育和人类本身固有的规律性，而那些足以抵消美，个性，人格，教育，以及世人没办法抵御的现实性和庸俗性，则大行其道，成为年轻人追逐渴慕的对象。我经常说，当今的中国大学只有勉强，且带有功利和行政色彩的教学，没有真正意义上教育，文艺圈子的基本特点也与之相近，那就是只拥有艺术美的外壳而已，有的甚至连美的外形都差强人意。
      不过，从文学艺术始终是中国文明进程中的陪衬或被支使的角色来看，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从业人员是不是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冷静而严肃地保持着对艺术来自内心深处的敬畏和认知，在懂得美的规律之后尊重和演绎真正的人生及其性情，真正为艺术成为文明的中心元素而努力，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文学艺术和教育是一种高级的，甚至是“高高在上”的东西，得靠灵魂，精神，信仰，真诚，冷静，孤独，寂寞，沉着，勇敢哈儿独立思想与人格去诠释和获得。但问题就出现在，我们很多从事文艺和教育行当的衮衮诸公，却将它们当成了跟官位一样的东西，刻意将自己的“艺术”“教育”或身段摆在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高度。国人读书追求的无外就是这样的“境界”：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成为人上人，也就是脚踏在他人之上，以成就功名。至今这种思想和行为仍然是咱们这个光鲜亮堂的社会空间中的人们追求的主流文化，在高校，尤其如此。看起来这样的文化势头强劲，古今不衰，看起来这样高高在上的样子让人敬畏和追捧，但细细思量，这样的高度其实是低下的，与文化人，文艺家和教育家殚精竭虑不追求的和不可剥夺的精神生活、灵魂锻造和思想境界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说白了，旅行，美，教育和爱，是必须以自由为前提的，也就是心灵与思想的自由，很难想象，心灵僵死，头脑被无形的紧箍咒仅仅束缚住，关于美和教育等，几乎无从谈起。
      自由即美。
      自由即我。
      自由即故乡。
      显然，大名鼎鼎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没有给我自由和博大的感觉。另外，就因为朝里面多看了几眼，便被一个酷似门卫的人吼了几句。本来想做解释的，但想一想，意义不大，便转身离开了。
      这是一个曾经让无数人心仪和向往的处所，但并不是一座开放的，属于心灵和思想的空间。我这么说，并不是在责怪那个不知道是不是门卫的小伙子和不允许游客参观的规定。我在距离大门有二十米远的大街边上，脚踩湿漉漉的地面，想起了一个叫题材的东西。在艺术创作的环节中，题材自然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在崇尚真善美，只允许报道和演绎阳光一面的形势下，任何一个艺术成品或许都得受到削弱或被偏离，甚至是压制和强奸。只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世今生，都在搜集和打磨它们感兴趣和能演绎的题材。说句公道话，这里制作的电影，还是有不少值得观看的。
      很多艺人唱唱跳跳地从生活中来，却大眼瞪小眼地回不到生活中去。很显然，两个生活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而且他们还会说，艺术来自于生活，但高于生活。怎么说，都说得过去。自圆其说，是人类的本领之一。

      第二天，天阴沉沉的，就跟还没翻耕的黑土地似的。本以为即使不晴朗，也该是一个没有雨水侵扰的阴天吧，不想刚走到世界雕塑公园前，雨丝就弯弯绕绕地在身边交接成一片淡褐色丝线的柔软世界，发出一丝丝亮光，而这些亮光不是萤火虫那星星点点的光，而是一条条明明灭灭的光线，没有一丝热力。萤火虫在漆黑的夜里在肚皮上整出那么些光点，目的是引起异性关注，属于单纯的求爱活动。长春的这些雨丝之光，应该是友谊之光了，因为在迷蒙和淡青色组成的光景之中，那座主题雕塑赫然矗立着，其主题就是“友谊，和平，春天”。只是此时是初秋，东北已经开始有了些许凉意。不过，初秋的某些感受与春天相近，那就姑且将这光景中一切都看成是春天的遗留或定格吧。
      世界雕塑公园主题鲜明，昂然向上，符合北方人的心性和修建这座公园的初衷。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的结合和融汇，虽说跟很多城市搞的主题公园差别不大，但就规模和艺术水准，长春的这座雕塑公园有自己的特点，创作者也是花费了相当的才智和心血的。与深圳的世界之窗有些相似的是，长春世界雕塑公园荟萃了来自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四百余个优秀雕塑家的454件（组）雕塑作品，全方位超过了深圳的世界之窗。不同的是，深圳的世界之窗是将全世界著名的建筑物等以微缩创作的方式“搬迁”“嫁接”“挪移”到了深圳，比如著名的巴黎埃菲尔铁塔，巴黎歌剧院，罗马斗兽场，悉尼歌剧院，埃及金字塔等，长春的世界雕塑公园主要是国内外美术家们的创作，是对当今世界不同流派的当代雕塑艺术的一次全方位展示，传统的雕塑作品则很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非洲艺术展厅中的非洲雕塑作品，一如既往地传达出黑非洲强劲艺术活力和勃勃生机，那种感觉酷似在塞伦盖蒂草原看到的角马大迁徙和亲眼目睹的非洲著名的草裙舞，以及阅读索因卡伟大的戏剧作品或观看由他的巨作改变成的舞台剧艺术时带给人的无与伦比的震撼和感动。除此之外，来自德国的雕塑家迈希亚斯的作品也让人的审美和思想意识受到强烈冲击，比如著名的《平安》。当然，还有从法国著名的罗丹博物馆挪来的罗丹的作品，更是让人激动万分，比如《思想者》《行走的人》《加莱义民》《青铜时代》等，足以让世界雕塑公园身价倍增，据说《思想者》是原作。
      除了雕塑作品，公园内的其他元素显得较为平庸和俗气，田园，湖泊，休闲设施等，再次让人意识到庸常总要依附于美，也只能依附于美，强行让人与它们发生某种关系的当代园艺特色，让人的审美欲望和感觉大大受损。但不看不行，毕竟花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来此参观游览的，可要看吧，又被那种强加于人的艺术和思想而搅扰得极度烦躁。我们只有抛开表象或形式外壳，让艺术触觉和诗意感受针一般扎进现实生活，或许才能收获到与伟大的艺术作品碰面时的那种酣畅淋漓和如沐春风一般的情趣，而且必须在长假和节日之外，在游人稀少，甚至就没有多余的人存在的时候，才能有美的享受，才能以艺术的名义，以美育美的教义，与众生分享。我就有这样的运气，之前还对秋雨绵绵的情景感到恼火和失望，现在面对游人稀少，园内无比空旷的情形，一时间感到轻松自在，便独自而悠然，冷静而深邃地认真观看和欣赏着一件件优秀的当代艺术作品。我始终认为，文学艺术，包括科学研究，在创作的时候必须冷静，稳沉，必须远离尘嚣，功利，必须孤独，沉陷于寂寞之境，而在其成品被受众鉴赏赞美或贬谪的时候，也必须清醒，达观，必须避开热闹，喧嚣，必须远离主流社会，花花世界，功名利禄，必须以孤独者的王者大气与艺术的优雅气质相绾，必须跳离创作者的初心和动机，以鉴赏者独立而独特的鉴赏方式应对这些艺术成品，必须回到文本、线条、色彩、布局、构图、光、造型和生命中去。
      艺术，是精神生活的核心元素，是灵魂与灵魂之间甜蜜又忧郁的对话，是思想与思想从不停歇，从深刻到深刻的极限交锋。
      传统艺术真实到无以复加的追求是美的极致，而现代艺术却以抽象作为思想的最为深邃与持久的传播者，从而成为美的另一种极致。
      伟大的艺术与崇高的精神一样，不是可能成为物质的附丽，也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大表象——政治与商业——的附属品，也不是无数观览者拍照的背景和照片中的死板之物，更不是一座城市的花哨轻佻的点缀。
      当人与人之间摆脱了互相模仿，互相吹捧，互相利用，当人本思想不仅仅学会尊重肉体，而且还要尊重精神、灵魂和生命，不将意志强加在人头上，人类的创作才有了基本的保证，人类继承的，与他们辛辛苦苦创造的，就是美，而恶，则在创作和继承中被丢弃，或者说，通过他们苦心孤诣的努力和天才的创作，将恶变成了美。
      当这一切都不可能真正实现，那是让人气短，但又是存在的，那就是，美与丑，美与恶，是互为彼此的，不幸的是，动物和人同时接纳了这种现实，或者说，人的属性里，同时就具备这些元素。

      是的，文学艺术从来就使人不得“安宁”，因为它们自打产生的那天起，就有这样的共性：创作者越容易坠入苦难、痛苦和孤独之中，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电光火石一般的灵感，痛苦和美，孤独与成功，苦难与微笑，生活与创作，梦想与现实，是互相敌视的双方。
      敌意产生文学艺术，也产生美，也制造了尘世。

      我们越追求美，付出的代价就越高。我们越渴望自由，就距离美越近，但却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我们越在美的层面上活着，生活倾吐的苦水就越多。但当我们越想当然地将美具体到一个点上，其他的点或面则是一片空白。
      一种极其肤浅的说法曾经很流行：任何一种不能将其价值上升到柴米油盐酱醋茶、乌纱帽、职称和银行账户中的数字的文学艺术成品，就不能算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
      还有一种自诩为高一篾片的说法：任何一件文学艺术成品，只有上升到颜面，包括个人和群体的面子的高度，才能全方面评价和认定其价值，得到相应的价位。
      想起某地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官僚，曾经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说，请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给我，全部奖金归你，我只要那名号。
      在中国这种好面子，好大喜功，偏偏又随这种德行生产出无数好高骛远的人的国度，文学艺术往往也就是附庸风雅者，或达官贵人，或一些开始还憧憬文学艺术带给他们文学艺术荣光和自由心境，后来却改弦更张的从业者们摆放在案头，书橱，挂在墙壁上的装饰品而已，能让人觉得上升到了“屏风”艺术和稍微有点鉴赏的意味，已经很不错了。
      是的，官商文化才是咱们文明的两大绝对主力，其他的，都是可有可无的陪衬。世界文明公认的艺术，是人类为文明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的说法，无数国人并不买账。
      这个话题好像已经提过，在此就不再赘言。

      雨丝越来越粗，也越来越密实，一时间我恍若身陷红苕粉条和突然变得坚韧结实的蜘蛛网组成的迷魂阵之中，也像是被无数发出轻微但清脆悦耳的珠帘包围，只是那些原本可以熠熠闪光的珍珠，在眼睛都来不及眨一下的情形中，便立即消失于虚幻之境。
      这让人有些错愕。
      这种虚幻之境往往多在南方城市中产生，对于从人的性格到文化，大抵就是方方块块、大大咧咧、直来横去的北方来说，温婉细腻的风格与其向来不搭，虚幻之境更与讲求实在真切的风尚不搭，但眼前的长春，确实已经被漫天飘洒的初秋的雨丝轻绕蛮缠，一切景象与人事一时间都不再真实了。

      费尽周折，才找到伪满皇宫。这是到长春必须参观，甚至是研究的去处。
      这地界在七八十年前，曾经不紧不松，却始终不断地牵扯着中国人不粗不细的神经，很快，东北乃至中国的命运被一个个坏消息和严寒冻得够呛，刺刀和炮火才让国人麻木不仁的身心痛感加剧。看看这里，伪满皇宫，达官贵人们进进出出，日本人进进出出，俄国人进进出出，时间进进出出，战争的病毒进进出出，满清遗老遗少的希望或绝望进进出出，无数秘密也进进出出，真假莫辩的历史更是进进进出出。但今天，这里却显得门可罗雀，接近荒僻了，尽管一辆辆颇有气派的小车停在皇宫外面的空地上，一拨拨手持小三角旗的游客也咿咿呀呀地出现在视野里，中国导游千篇一律的声音也从阴森森的里面传来，酷似从千年古墓中挤出来的，携带着大量霉味的阴风。
      为了避开叽叽喳喳的众人，我选择位于进大门后左侧的马场开始参观，然后是主体建筑，最后是参观展览。
      马厩，马场，基本上保留了溥仪主政伪满洲时期的原貌，面积相当宽，一看就是皇亲贵戚们休闲娱乐的场所，那股子富贵与不仁的气息始终不散。如果不是雨天，那一匹匹圈养在马厩中的骏马大多会出现在马场上，管理者收取一定的费用后，游客便可以骑在马背上，充当一回面色如菜、形容猥琐、气质欠佳、充当儿皇帝的溥仪，或某个趾高气扬、面貌凶狠阴毒幕僚，或某个傲慢自负、唇上有一小撮仁丹胡、龅牙长齿的日本军人，或柔曼清丽的婉容等，过过骑马奔驰、体验达官贵人的生活或参与战争的瘾。当然，这是我的猜测，不清楚伪满皇宫管理部门是不是开发出了这样一个旅游项目。如果是开辟成一个赛马场，年年在此举办一两次大小型赛马比赛，也挺好玩的，顺便也可以增加旅游收入，用来管理这块马场，是合适的。但我否认了这个猜测。看样子，伪满皇宫也是一个教育基地，先前那队手持三角旗的游客前面，就有一队着装统一的学生，显然是来接受教育的。中国人虽说敢于正视历史和现实的勇气很不足，但利用现有的历史资料和遗址，不管出于何种意图，单纯就是为了面子教育后人，搞出的这样那样的教育基地，还是很有办法的，也是很严肃的，因此不可能让闹闹嚷嚷尘灰滚滚的赛马比赛干扰了好事。
      毫无疑问，既然是皇宫，喂养的马匹可不是一般的马，马厩的修建也是相当考究的，喂养的饲料也是符合皇宫的规制的，马场的设施即使放在现代马术比赛场地，都不算过时，只不过面积偏小而已。在离开马场时，我疑心这个马场是在原来供溥仪骑马玩耍的基础上重修的，还加入了当代元素。
      皇宫是这大片建筑的中心。但整个参观过程中，因为人多，兴致和观览的程度受到一定的影响，而我又没丝毫权利干涉别人参观的兴致，只得按捺住心情，慢慢地看，尽量看个仔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溥仪的办公室和隔壁常年监督他的日本军人的办公室外，就是婉容的和溥仪的卧室，以及对溥仪属下，即伪满洲国成立之后，追随溥仪的那些幕僚的详细介绍。
      看到婉容的照片和卧室，我便想到了风靡一时，让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看得两眼直溜的清宫戏。在所有清宫影视剧中，个人认为，还是只有刘晓庆和陈冲两位天赋异禀的女演员饰演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在刘晓庆饰演慈禧之后，其他人饰演的慈禧就不像慈禧了，就像她饰演武则天之后，其他人塑造的“武则天”就没有了女皇气质一样。同样，凭借在《末代皇后》中的精彩演绎，陈冲式的婉容才深入人心，尽管说这番话有先入为主的嫌疑，但艺术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对号入座成为受众无法摆脱的“阴影”。刘晓庆有一种近乎女皇一般的霸道气质，当然，这与她是四川人（现在是重庆人）有相当大的关系，但陈冲却有一种令人过目不忘的忧郁与悲剧气质，由她主演婉容，确实是导演目力精准。因此，在婉容的卧室外面（所有房间都不允许进去，有作为护栏的塑料带子隔着），我脑子里浮现的就是电影《末代皇后》中的婉容形象。但游人如织，影视形象很快被打破，眼前便又是还未卸妆的，全身满清女人装束的陈冲形象，婉容消失在这间装修豪华的屋子的任何一个角落，一时间都无从查找。相比较，小陶红饰演的婉容就不敢恭维了，正如范冰冰饰演的武则天一样。
      婉容之死，目前尚存争议，既然有争议，在此就不多说了。但可以想象的是，作为一个末代皇帝的妻子，在新中国的体制中，肯定是不得善终的。
      很多人都说婉容嫁给溥仪是她一生的悲剧，也有人说，溥仪娶了这个达斡尔族的美人才是他的一生的悲剧，也有人说，两人的悲剧都是时代造成的，他们无能为力，就跟他们最终被日本人玩弄于掌股之间的傀儡一样。
      说一千道一万，人生本身就是悲剧，每个人身上演绎出的悲剧，只是不一样罢了，但总的来说，都是形式上不同，但本质几乎相当。
      在介绍溥仪的幕僚的一间展厅里，很多游客兴致勃勃地参观着，主要原因是他们在看溥仪的属下主要是哪些地方的人。这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有关抗战的是是非非，到今天，即便是教科书，都不具备权威性，即便是日本人那边，他们也干着自欺欺人的行当。之前，在网络上经常看到南方北方人的互相攻讦，倘若仅仅是体育艺术教育领域，倒还让人不至于多想，但一说起战争，尤其是抗战，南北方都有话说。北方人抓住汪伪政权中的十大汉奸都来自南方，将南方人贬谪为没有骨头之一族。南方人自然不甘示弱，便拿溥仪和东北军丢掉东三省来说事。当然，这种各执一词的激战，即便是在抗战时期，后来各个时期的众多学术流派，都在演绎无穷无尽的扯皮和争斗，到了今天，网络争斗更是如火如荼，一发不可收了。但不管怎么说，双方看起来振振有词，言辞凿凿，义愤填膺，都不过是一种没有多少含金量的“证词”或可爱又可爱的自以为是罢了。这些自以为是者，当然也包括在溥仪的伪满皇宫中那些追随溥仪和日本人的人，他们的生平和最终的下场，被后人一一罗列出来，供人参观、研究和受教育，当然，也有质疑声。在参观的过程中，总能听到有人一遍遍地发出惊呼，说，哎呀我的妈呀，怎么那嘎达的人那么多？旁边有人立即凑上去，有多少？那人认认真真地将所有溥仪的属下的简介又看了个遍，说，八成，八成。众人便是一阵掩饰着的狂笑。显然，这种笑意和心理是扭曲的，心胸是狭隘的。
      时代造就的一切，在后人的眼里，永远是那么不可思议，十分可笑，即便是在他们看来极为可疑的东西，也因为一时兴起，成为实实在在的东西。只是我们不必苛责这些专门细究在他们看来既有兴趣的东西的游客，不管其目的如何，或者只是逢场作戏，他们只是需要为他们所谓的历史找到属于自己的解读方式，需要彻底的发泄，尤其是在地域性互相攻讦的时候，要达到攻击对方的目的，必须得有足够的素材。至于他们是不是苛责或批判溥仪及其属下，那就得看站在哪个角度了。
      伪满洲国烟消云散了，它仅仅只是时间中的一个某一刻，空间中的一个点，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片段，一个热闹又清寂的瞬息。
      如今，出卖灵魂和祖宗的现象，仍然存在，而且会一直存在下去。与之相关的战争也从未消停过。
      该骂的要骂，要反抗的要反抗。但就是很少见到勇于骂自己的人，当然，见得最多的是无法反抗自我的人。人生轻松快活的事情很多，但最让人乐于干的，就是骂别人，当然，也少不了打别人，这些行为在人的行为体系中，是最为轻松容易的。北方出皇帝和武夫，因此明摆着欺负人的现象古今不衰。南方出美人，才子和财富，明摆着骂人打人现象就不像像北方那么突出，但还是要骂要打，而且多是暗地里的。只是在共同的敌人出现时，南北方还是要精诚团结的。但一到和平时期，裂痕就毫无遮拦，甚至毫不顾忌地出现，打打骂骂，永不停止，长江黄河想不成为爹河妈河，来管管这些只可共苦不可同甘的家伙，都不行。
      当然，和平可贵，它毕竟是人间最美的时空呈现方式，是所有普通人，善良的人，尚美的人，追索自由的人孜孜以求的好东西。但和平最大的缺陷，就是让人成为恶的始作俑者，从而之间引来身心的争斗，直到战争爆发，人们才惊觉那些恶的坏处，才明白和平的好处。如此周而复始，代代相传，从不曾终止。
      从某个层面来说，人类遭受苦难，真是活该。

      还有历史。

      历史，就是离真相最远的东西。

      但愿伪满皇宫传达出的所谓历史信息，与它造成的伤痛和教训匹配。
      也但愿每个人，尤其是在历史遗迹中参观的人有自己的声音和思想的角度，并能听到历史从被遗忘和篡改后所“囚禁”的深处的一个个罅隙中传来的声音。

      长春，是一座有原则、历史感和硬度的城市。这是我在那几天纷纷扬扬的雨水中走走停停闪闪避避中的最大收获。

罗某人

未完待续。

罗某人

AiHai-何海 发表于 2024-10-25 15:49
芦苇海的芦苇变黄，与之相映衬的是越来越清澈明净的流水。这是九寨沟的第一面画屏，看起来有些单调或 ...

罗某人

                                                                                         西海固，西海固

      天下黄河独富宁夏，“塞上江南”之美名由来已久。但西海固却没有获得上苍的眷顾，尽管它们位于宁夏南部，且同属于黄河流域。西海固什么都不缺，唯独缺水。
      贫困是爱的检测器，恨的原初，也是爱与钱权的双重奴婢，是文艺与宗教的镜子，更是文明的疤痕，生存的天敌，人类共有的“耻辱”。
      但我始终以为人们对于诸如西海固这样看起来清苦异常的地方的认知太过自以为是，他们的倾情抒写，包括大音量的赞美和深层次的同情，都是将自己掩藏极深的虚伪或极其肤浅的认识强加给了西海固，也就是说，世人总爱在平安、优越、富余生活的闲暇和诗情勃发的诱惑的前提下，对他们以为危险、低劣、落后、穷困或异己的人事发表宏论，然后将自己的同情怜悯、斥责仇视或一些自诩为学术或思想上的分析，以及一些只适合自己的抒写、思考或生活方式，恩惠一般给予给他们，说难听一点，是一种用文艺化、思想化、学术化或宗教化的方式施舍出去，他们自己便成为堂而皇之或隐形或有意无意的“施恩者”“讨债者”。
      这本书里，我是第几次用“强加”“强行”这样的词汇了？
      我之所以对“乡愁”这个命题兴趣不大，而且看法也与诸多写家不大一样，就是因为人类普遍意义上的故土与他们大多属于永久性的居住地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沟堑，有一段始终企图逾越却众生只能叹惋的距离，而且彼此之间充满了敌意。距离产生美，并不稀奇，稀奇的事，敌意产生了乡愁，并以极具抒情饱和度的方式呈现，让人动情朗诵，逼人动容，迫人伤心，不能自已，当然，也让人在这份浓得化不开的情绪抒发中获得同情、慰藉和解脱。人类远离故土的原因复杂，无法说清，但这种几乎天生就有的背离故土，在他乡他处他国他域寻找或开辟新的落脚点的想法和意念，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常态，只是这种常态无法完全取代对出生地的回望与怀念，痛与苦便源源不断地产生，文学艺术哲学宗教便获得无穷无尽的素材和感应。遗憾的是，这些如慢性疾病一样的思乡情绪，更无法取代他国他乡的生存环境，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显然，贴上满脸苦焦的乡色，离别苦巴巴的故土，实质上是一种背叛行为，而人们却将这些背叛行为诗意化了，看成是一种美，而且强行栽在敌意头上，幻想取而代之，以此来掩饰人类骨子里的忘恩和背叛属性，于是，便有了文学艺术意义上的乡愁，等等。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乡愁的核心就是背叛或谎言。
      西海固的人确实生存在人类最为艰难危险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老天爷的吝啬带来的数不清的天灾与古往今来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再也掩隐不住的数不清的人祸，让它成为宗教意义上的圣地，文学意义上的景深，旅游意义上的绝佳去处，经济意义上的荒漠。当地政府也花了大量物力财力精力，将生活在极其恶劣环境中的百姓迁居到看起来要好一些的地方，并且为了阻止故土难离的心绪占据了心灵的人悄悄回到他们的祖屋（这么一来，在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便将那些迁居者的老屋故意破坏掉，目的是断其归路，让其死心。但那些真正的故土眷恋者，以及永远不会向大自然和人为的恶劣环境低头的人，总能在某些时候，以一种极为固执或强硬的方式，回到再也“回不去”的故土，在家园附近的山头、沟畔、沙梁上走走，看看，坐坐，抽抽烟，说说话，叹叹气，抹一把清泪，哼几句土得掉渣的歌，便心满意足了，就跟他们“趁雨”一样，西海固的雨量极小，下雨天便是盛大的节日，每当这种好日子降临，人们便穿着衣服冲到雨中，尽情享受天雨的滋润冲刷，或一边干活，一边就这么和着衣衫，说是洗了个通透的澡，感到相当的舒坦和满足。容易满足的人，与有容乃大者无欲则刚者，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坚守，才是乡愁，解析乡愁，治疗乡愁最好最直接的涵义或方式。内心世界里的物质和精神两大板块，总是因为物质上的嫌弃和远离，造成精神上的依恋和不舍，从而形成诗学意义上的愁绪，让自己和读者的心田都一片焦湿。但在现实社会中，就是没有几个人愿意突破物质意义上的障碍，顺从精神和心灵，回到故土。不是说人类没有乡愁的权利，乡愁本身没有美感，但在诸如西海固这样的地方，除了对生活本身卓越的理解洞察之外，还必须有真诚的迷恋和不离不弃，才能成为真正的坚守。当然，教科书上，讲台上，诗集中，宣传片里，诸如坚守灵魂，崇尚精神生活，不模拟他人的存在方式，坚持内心的向往，用自己的头脑锻造出的思想指引着自己走向自己渴望的对方等文章或说辞，都好说，形成文字、演出形式或宣传的效应之后，甚至可以永远流传，成为一种文学文化现象，但在实际而有极端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呢？有多少人还能坚守呢？又有多少人清楚冠冕堂皇的“坚守”二字，实质意义就是痛苦无奈又持久的煎熬呢？说直白一点，就是一个字：熬。说到底，那些优美动人的文字和吧唧出无数物质好处的说辞，可以存在于一切虚假繁荣和虚伪的肉体中，唯独不能在实际的生存环境中坚守，想来，那不仅仅只是孤独、寂寞、无聊和清贫的问题了。
      令人气短的是，乡愁最终还是倚靠在了物质的胸膛上，低声下气在生冷如铁的眼光下，甚至落座或屈膝在钱权的胯下。这跟语言文字，尤其是一个历朝历代的官话（包括一些方言），最终是靠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来修改和推行的，又有了不少的相似之处。古往今来，乡愁喊得最响，吟唱得最动人的人，几乎一辈子都在他们乡愁产生的中心之外苟活着，而且活得安安逸逸舒舒服服滋滋润润，养得白白胖胖肥肥圆圆壮壮硕硕，充其量在其政治上失意，或穷困潦倒，或寂寞难耐，或悄然死去之后，才满面土灰地回到故土，一回到故土就大骂故土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只有亡者不会骂，他们的骨灰盒被妥善保护，运回故土安葬，说，这是魂归故里，落叶归根。魂倒是回来了，但飘渺不定，归根倒是归根了，但到底还是一枚枚老叶子。人们永远渴望的，还是远处，比如城市，官场，也就是那些能安置他们肉体和名利的地方，乡愁，不过就是一瓶香水，一壶老酒，一首古诗，一幅字画而已。
      在西海固，我常想到张承志。我不以为张承志通过他的《心灵史》等书籍，就达到了他宣扬和自诩的文学和宗教意义上的皈依，西海固除了改变了他的一些人生处世哲学之外，他基本上还是类似于喊口号或在灵感喷涌时用一种强烈生硬的政治或宗教的情结在向西海固和世人传达他的某种认知，这些认知不可谓不深刻，他的宗教倾向不可谓不是他充分思考之后的结果，他的态度不可谓不代表他坚定的决心，或者说，他和他热爱、眷恋和尊重的人，都看到并理解且进入了彼此的心灵世界，阐释和他们的心灵史。但我仍然觉得在他那些酷似他早年意气风发的言行的文字深处，隐藏着一丝丝现代人基本上都有的特质：虚伪、造作、夸饰和虚张声势，换句话说，他强行以一种嫁接了历史就以为真正懂得了历史的方式皈依了他所理解的宗教，并不让人信服，也并不高级。我甚至还看到了一个当年以“红卫士”的形象展现那个时代青春期的躁动和革命性的镜头（“红卫兵”一词就来自于他的笔名之一的“红卫士”。不知道他为此跟到骄傲，还是感到难堪），而心灵史似乎并没有超越这些主题，只是方式变化了而已。
      曾读到过一些抒写西海固的散文和诗歌，这些作品的作者多是西海固的人，也有一些其他西北地区的文人或旅人，比如甘肃人，他们的出生地距离西海固不远，或者就是西海固的一部分。但这些作品没有一个文字一个标点符号能感动我，除了他们的文字和表达方式毫无新意之外，就是他们总是用一种看起来极其真诚、悲伤、悲壮、忧愁、隐忍和哀鸣的方式抒发他们对故土的怀念、依恋、解读，有的还意气风发地写出要为家乡的改变而奉献出一切的章节。这样的文字还不如我在会宁和固原的一些中学里，听到的那句“为了改变命运，我只有好好念书，力争走出去”来得真实。
      是的，故土与他乡之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敌意。这种敌意产生了乡愁，更多的，却是人性的精确反应。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敌意，只是富裕或穷困将这种敌意要么淡化了，要么加重了。

      人类活在历史之中，也活在敌意之中。
      历史不是沉睡过去的，也不是谁都可以编造和向往的未来，也不是当下，而是连接了这三者的一条用敌意进行润滑的线索。遵循它的指引，便可自由逡巡于时空里，而有关一个地域的前世今生，就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也就有了伟大与低劣共铸的人格。历史，就是这种人格的演绎和传承方式。
      在西海固，历史最为显要的存在和传承形式就是长城。据说毛泽东的那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长城”指的就是西海固境内的秦长城，孟姜女哭倒长城这个说话的发生地，也在西海固。
      长城的修筑，主要功能和价值是在军事上。战争是人类敌意意识的高级形式，长城便将这个敌意通过战争防御工事的形式固定下来，从攻与守，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生与死，保卫与侵略等方面将敌意演绎得极其充分。
      我在固原市西北角约五公里的一条路况还不错的公路边，找到了秦长城的城墙遗址，之后在一公里许看到了一条高处地面两三米的土埂，毫无疑问，那就是古代长城的遗址。迎着西北打面抽身的风，站在这些遗址上的感觉，远比在八达岭或慕田峪长城上的感觉踏实和壮美多了。第二天，我在固原的一个县亲眼见到了保存得极为完好的秦长城遗址。尽管很多秦长城遗址业已被农民作为耕田耕地开垦了，甚至一段长长的长城遗址全部被挖掘开去，用各种铁制农具将泥块捣细，再一一平整，施上肥，种上庄稼，便成了耕地。现代文明与古老的文明遗址又产生了新的敌意，美其名曰，人们需要足够多的土地来获取生存必需的粮食，而这些早已失去防御意义的战争遗址不过是古老破旧的遗物，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否则，它们跟战争本身有何区别？
有人说这是地方上对国家级保护文物的保护不力，地方政府和文化部门应该担责。但在缺水，缺生存筹码，缺资金，缺心力，缺对历史真正的研读和尊重，缺对于当今世界全民拜金拜权、精神赤贫、灵魂扭曲的严肃拷问和深刻思索，即便所有长城在眼睫毛一眨巴间就悉数消失，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大片贫瘠的耕地或寸草不生的荒漠，也不足为怪。
      其实，西海固固然不宜居住，百姓日子苦焦，但就我亲眼所见，当地相关部门在保护和传承方面，还是做了一定量的工作的。
      我得花点时间来谈谈西海固的秦长城。
      西海固秦长城按照时间来分，应该是战国时期的秦国长城和秦始皇六合一统之后的秦长城。就规模、长度来说，秦始皇搞定六国之后，从西起甘肃林兆，东到辽东的秦长城，就远在战国时期的秦长城之上。不过，后来的长城，也多是在秦长城的基础上加以加宽加厚加高等方式修建而成的。中国人每每提及长城的时候，一股民族自豪感便油然而生，他们感触和赞美得最多的，便是这些连接、叠加起来的长城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是智慧与美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这样说，没问题，对于中国人这种极为含蓄隐忍的民族来说，能找到代表民族和国家的建筑或其他样式，怎么说都不是坏事，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和精神的完美寄托。只是人们在自豪感抒发完毕之后，就不再有其他的了，除了考古工作者和课堂教学者从历史的纵深度去挖掘和考证这些历史遗址之外。假如我们能从历史感和人本思想去思考这些那些让我们瞠目结舌的遗址的话，或许更切合文化文明本身，因为诸如长城这样的建筑，其实就是由人的尸骨堆积起来的，生命延留和凝固在了木头、泥巴、青砖、夯土、烽燧、狼烟和从不停歇的时间里，我们要是只晓得在长城上叽叽喳喳，嘻嘻哈哈，蹦蹦跳跳，岔开二指作嗲状，无疑是对那些亡魂的不尊和践踏，也是对遗址的误会或曲解。
      说到底，所有的遗址都带着坟墓的质地，死亡的气息，颓废的意味。生命，时间，历史和文明，以不同的方式和节点，被遗址们埋葬，其实也就是通过埋葬的方式延续时间与文明，盗墓者的闯入，不过是一次次隔靴搔痒的行为。
      我在彭阳县见到的长城是战国时期的秦国长城，固原市西北角的那几段也是。战国时期的秦长城大概是在秦惠文王时开始修筑，在秦昭襄王时完工的，时间跨度不短。修筑长城的主要目的是防范漠北的游民民族对中原文明的觊觎和侵犯，而固原历来就是中原，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北大门，地理位置和军事价值极其重要。早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漠北地区的以戎为主体的游牧民族就来到六盘山下等地方居住，并在春秋时期开始南侵，占据了今天的固原等要地，形成历史上有名的“西戎八国”和其他一些较小规模的戎部族。跟所有北方游牧民族一样，一旦站稳了脚跟，就迫不及待地向南扩张，西戎八国等戎部落也是这样，他们很快便与中原王朝抢夺地盘，并爆发了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两次战争是：一是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相秦的“八戎来服”，二是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漠北地区的游牧民族觊觎固原，是因为这里牛羊成群，水草丰美，物产丰富，自古又是兵家必争之地，是进出中原的咽喉地带，游牧民族只要打通了这条南下的通道，富饶的中原城市，富庶的乡村，享用不尽的美味珍馐，令北地粗鲁剽悍的男人垂涎三尺的美女，令他们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等他们从未见到过的好东西，便是其囊中之物了。到了战国时期，诸侯之间战争爆发的频率更高。此时的中原地区，农耕文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铁制农具的出现，更是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效率，百姓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一定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以秦国为首的各诸侯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除了提防身边不大规矩的诸侯国之外，就是得提防一直在漠北等地区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率先修筑这种具有长久军事防御意义的长城的，是秦国。这一时期的长城曲折，回环，主要分布在甘肃境内，在宁夏境内的分布主要是在西吉县，固原等地区，并在原州区形成内城和外城，外城在原州区明庄西北与内城分道扬镳之后，形成一道不规则的弓背状，在沙窝一带与内城合二为一。内城比外城规模大不少，建有高大浑厚的城墩城墙，城线笔直，如今略有八公里长的内城城墙保存完好。据资料介绍，这些长城的建造方式主要是这样的，即，要是某短城墙必须建造在平地上，就由墙外取土，形成沟壕，要是在河沟上，则利用河沟两边陡立的崖壁，削壁而成，形成坚固的防御阵地，易守难攻，易据难取。长城内侧，还建有墩台，城障和地址，墩台供传递军情用，位置险要，城址乃前线指挥中心，近似于现代战争中的前敌指挥中心或前沿指挥所，位于交通要道和险要山口。这些不同的建筑是秦长城作为完整的军事体系的主要且是重要组成部分，是秦始皇及其之后建造的长城的重要基础。
      如今，一些秦长城遗址旁边修建了砖瓦窑，一些长城的坡段上种上了庄稼，一些长城的胸腹脊背上都成了耕地，尽管在固原市西北角的那座高十多米以上的遗址上，早先居住的人已经迁走，留下了房屋，院落，围栏，围墙和开垦过的土地，以及被挖开一些城墙后形成的沟壑，依稀让人见到昔日边塞之地百姓或军人的生活场景，而且彭阳和西吉等地的秦长城保存得还不错，跟固原古城的保护力度不相上下，但从总体来讲，战国时期的秦长城的保护并不乐观。
      一些文章和资料中将保护不妥的某些原由归结为当地农民的开垦和有意无意的破坏，还说政府曾经加大力度监管，但收效甚微。这种说辞是站不住脚的，我并非为百姓找借口，为其辩护，历来文物遗址的保护，政府是主要责任人，虽然不能说对战国秦长城的保护，当地政府不作为，但至少作为一般般。
      当然，百姓在秦长城遗址上的农业耕种，有意无意地捣毁了秦长城遗址，也应该加以制止。只是我们不能说百姓就不懂得历史文物和遗址的价值，更不能说他们数典忘祖，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则，要是回到那个波诡云谲人心惟危，以捣毁文物建筑为斗争形式之一的时代，这么说一个人一群人，是毁灭性的。
      离开那些勉强显露出长城格局和气韵的土堆时，我又想到了“敌意”两个字。如果说这样的意念和存在形式是老天爷故意用残缺和疏漏的方式创作出的伟大杰作的话，那么，在杰作与苦难之间，必须且必然得有一群人，在这些承受了尘世最多苦难的人和看起来辉煌之极的历史之间，必然会充满了世世代代都抹不去的敌意。
      忘却苦难的最好方法，说狠一点，就是死亡，死亡就是忘却敌意的最佳方式，而历史是所有这一切的集大成者，在某种程度上忘却历史，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不啻为一种解脱方式，尽管对于西海固的贫困人群来说，太过残忍，也太过不现实，不仅仅是张承志，稍稍读过一些书的人，都能看得明明白白。
      我愿意将战国秦长城的遭遇看成是苦难者与历史之间的某种敌意，这种敌意只可意会。身在西海固古老的历史和敌意中的人，看起来学不会中原巴蜀江南那一系列自命不凡的文明，即便在关中巴蜀江南云贵等地方，能见到无数来自陕甘宁地区的回民和一些早已承受了无穷苦难的汉人，不用介绍和追询，从他们的独立性和深厚的宗教情结来看，他们永远只属于大西北，甚至只属于西海固。我从不被众多擅长忘怀的煽情者文字中的有关他们自己或其他来自大西北中的客居者的乡愁所打动，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对待故土文化的态度，还有就是他们来自骨髓的对他人他事的那种只能意会的充分呈现——敌意，只是读者诸君不必简单地将这种意识和处世方式看成敌视便可。
      敌意是一种态度，一种介于敌视与紧张之间的微妙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关系和态度与自闭症或抑郁症有相似之处，但他们不是自闭症和抑郁症患者，无论从哲学，宗教，还是从文学，美学意义上说，他们就是不打折扣的坚守者，真正的坚守着内心认定的那些东西。
      能够将西海固坚守成一座心灵的堡垒，一段信仰的长城，一场比苦难还坚硬的搏斗，一册只保留生命与信仰的“账簿”，一曲含泪而歌的花儿，也只有从一出生就双脚如钉子钉地扎在西海固的人做到了。

      秦长城的功用是为了阻止强悍的游牧民族侵扰，而佛教寺庙则起到疏通文明的功效，信仰，则是这种文明的核心元素。须弥山就是这样的一个去处，尽管由于管理的原因，一些寺庙中的双层壁画遭到时间的侵蚀，纯粹的商业活动破坏了原本属于它的宗教文化的气氛。它所在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丝绸之路北道的一个要冲，是西域到京城长安距离最短的必经之地。
      或许宗教是淡化仇恨疗治敌意的一剂良药，致使众生对于佛教道教圣地和带着浓郁宗教色彩的精美与恢弘为一体的建筑的趋之若鹜。其实，作为一种文化，宗教信仰的存在跟哲学、文学、艺术、建筑、戏剧、影视等文明形式一样，拥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文化特征，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人类的智识水平，尤其是解读人性、研习生活和尊重生命等大问题，有相当大的帮助，但因为其不同于哲学文学艺术等形式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对心灵，对苦难，对孤独，对人性等的解读直抵人心，才成了文明体系中最受人青睐、追捧、信仰和迷恋的对象。因此，无数人由此进入了一个很大的误区，以为只有宗教才具备真正切入人性、政治、信仰等事关人类信仰和文明的功力。其实，文学，艺术，哲学，动植物学，美学，人类学，社会生物学等都具备这样的功能，它们都与人的生活、生命、信仰、追求等息息相关。或许，在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之中，有很多是人类自身无法解决的，也不可能回避的，却也不敢直视的，美学，宗教等，就成了人类庇护或绕开那些并非让人欢喜的本性的工具，比如，美学，文学，艺术，宗教，包括教育，对人与自然、人与他们从事的事业、人与人自身的仇恨与敌意起到了相当深远的美化作用。
      在去须弥山的途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清朗的天气始终让人满意，初秋的西海固，和风与灿烂的阳光丝毫不逊色于那些自诩为人间天堂的地域，尽管我清楚，这是老天爷残忍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西海固干燥的肌肤和沧桑的形容，全拜老天爷所赐，看样子，老天爷自认为那是“恩赐”。
      三营是须弥山的所在地，张承志也多次提到过这个地方。这座极不显眼的小镇，曾经是满清时期回民跟满清官府打斗的重要场所，距此不远的平夏城，即黄铎堡，在宋代就是进出关中及中原的咽喉之一。早在唐代，朝廷就在须弥山石窟一带设置了“石门关”，时下游客还可在石窟下面的一块石碑上看到“石门水”的字样，石窟下面是一道看起来流量不大的小河，怎么看都是一条小溪。可小看不得这条小河道，在严重缺水的西海固，它可是生命之源。显然，这条小河不管是在其蜿蜒的行程上，还是色彩对比上，都丰富了须弥山优美的风光和浓郁的佛教文化气息。
我再次读到了孤独。
      须弥山属于丹霞地貌，由紫色砂岩、砂砾岩和页岩组成，尽管其色彩丰富程度和样式的炫丽等无法同甘肃张掖的七彩丹霞相提并论，但其壮丽和震撼人心的力度，丝毫不差，更重要的是，堪比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四川安岳石刻、重庆大足石刻和敦煌莫高窟的须弥山石窟就建造在这里，因此这里又被称为宁夏的敦煌。这些石窟始建于北魏时期，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宋、明，清，历朝历代都大加修缮，一直保存于今，是丝绸之路上一座著名的佛教宝库，也是西出京城长安之后的第一座佛教遗址，影响深远，宗教文化意义和旅游意义巨大。
      须弥山现存的石窟分布在七座山峰上，略有两公里，共一百五十多座，其中位于景区入口处，脚下便是那条孤独的小河，堪称须弥山石窟扛鼎之作的是高达20.6米的弥勒坐佛，有六层楼高，是在一块完整的巨石上精心雕刻出来的。除此之外的其余石窟，依次沿着恍若烈火一般的山体开凿，形成蜿蜒逶迤、曲折回环、环环相扣、峰峦并举、怪石嶙峋、山制奇幻、嘉木挺拔、幽谷深涧、庙宇相连的布局。不管是石窟，还是寺庙，由于干燥的缘故，就少了南方诸如此类建筑物里外的那些潮湿或由潮湿造成的霉味或青黑色的霉苔等物质，给人干爽的感觉。但各寺庙建筑，石窟等，仍然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包括人为的，时间，二氧化碳，风与少量的雨等，都是“罪魁祸首”。尽管须弥山的管理和修复看起来没有敦煌莫高窟那么繁杂和艰难，但当地有关部门还是在做着实际有效的功效，前面提到的某寺庙的双层壁画的损坏，就是一个例证，相关人员正在用科学的方法在进行补救。
      石窟艺术中的“石窟”，最初的叫法为石窟寺，石窟是简称，形制造型是倚山崖峭壁建造而成的佛教寺庙、僧舍或做佛家其他用途的场所，起源于佛教宗祖国印度，是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坐禅说法修炼的场所，也叫石室，东汉时期传入我国，与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基本相当。这种带着宗教和艺术双重色彩的样式，一传入汉王朝，就受到艺术人士，宗教人士，乃至达官贵人，甚至皇帝的重视和喜欢，由此便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石窟的雕凿，成果丰硕，北魏唐代为其鼎盛期，唐之后便日渐衰微。纵观石窟艺术的建造基本形制，可以分为中心柱和无中心柱两大类，印象最深的除了这里的一些石窟有中心柱以外，四川广元皇泽寺中的中心柱堪称典范，很多游客在皇泽寺游览时，往往忽略了这个细节。但到了唐代中后期，石窟无中心柱的形制为最，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著名石窟群在唐代之后，基本上就是这种雕凿形制。在众多石窟寺中的艺术造型中，雕刻，泥塑，四面墙壁和顶部先敷泥胎最多，成就也最高，然后是雕塑或绘画，都是有关佛教题材的作品。
      各位要是想获得对须弥山风景区的直观感受，还是亲自来一趟，我就不作一一介绍了（不过，图片还是要集中贴上来的）。
      只是关于须弥山的由来，不妨多说几句。
      “须弥”二字是梵文音译，须弥山是印度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佛教名山，佛经中称其为曼陀罗，当然跟曼陀罗花不是一回事。据佛教典籍记载，须弥山是众山之王，世界的中心，高达两万多里，是信众心目中的圣山。须弥山的称谓很多，比如须弥楼等。将固原原州区丰富的石窟艺术所在的山称为须弥山，足见其在宗教文化中的地位，其在宗教和艺术上的意义和价值，自然毋需多言。需要说明的是，该地区被称为须弥山是在宋朝时期，宋之前叫逢义山，唐代叫景云寺，宋之后的明代叫园光寺。
      香客不多，游客倒是不少。在即将离开时，来了一队几十人的旅行团队，喧嚣之声让安静的须弥山突然显得更加干燥，甚至连寺庙中的佛祖都露出烦躁无比的神色。
      跟游览四大佛教名山时一样，耳朵里灌满的永远是凡尘诸人的声音，却始终听不到佛的心音。难怪那个美国年轻人在尼泊尔的某个夜晚听到某寺院中传来的，只有在清净之界中才能听到的净化心灵的梵音时，他立即就做出告别熟悉的生活场所和曾经的心路历程，去寻找那个用佛的心境，用女性的心灵，用孤独到绝境的感悟发出声音的人。他找到了吗？
      这种突然而至的情形其实也没啥，每个人都有活着和为活着而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的权利和理由。他们其实都意识到自身的行为和悟性之间并不匹配，他们要的是旅游带来的诸如快活、自由自在、幸福安逸和炫耀身份地位与钱财的感受，而且，他们都在潜意识里知晓和始终不停地流露出最为基本的意思，敌意。
      任何一种表现形式，跟与之对应的形式之间，都存在着敌意。如此而来，宗教本身就是敌意的制作者，这跟尘世中的万事万物的性质基本上一致。
      生活教育我们要追求真善美，却用假恶丑作为最大的评判标准和实际收获，让人类生活在教育本身都瞠目结舌的无穷无尽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就是敌意的产物。
      宗教，包括佛教，教育善男信女们善行是他们作为人的最低标准，要有爱，要懂得爱人，佛教产生地印度的著名文豪泰戈尔也带着强烈的宗教情结和唯美艺术说：“带走一切，留下爱。”但千百年来，有几个人愿意捅破那层纸呢？即，宗教信仰带给人们的，往往是仇，是恨，是永远如藕断丝连一般的敌意。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看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基督教徒是怎么对待犹太教徒的，再看看默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之后，是如何以宗教的名义向亚欧宣战的。即便是在大肆推行外来教佛教的大唐王朝，也不可能轻易允许佛教取代本土的道教儒教。不知深浅的唐玄奘在要求唐太宗亲自到长安城外迎接他的企图失败后，在要求唐王答应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得到满足后，竟然要求高宗李治拟诏，将佛教列为三教之首。最终换来的是李治劈头劈脑的一通辱骂，还将奏折扔在了玄奘的脸上。这一年，唐玄奘六十岁。六十岁的唐玄奘才真正参透了人生，将隐藏在身心中的污毒成分，包括对其他宗教的敌意情绪，一一清理掉，然后坐在青灯黄卷旁边，静心翻译他从印度带回来的最后的佛家经典。在他六十四岁这年，所有的翻译工作宣告完毕，他便将身边的物件送给其他沙弥之后，悄然圆寂而去。至于后世的宗教大师们，哪个不是对市井生活中的人报以轻蔑厌憎的眼神，叱骂他们是一群没有高尚的理想和追求的俗物，过着跟牲畜一般的生活的？退隐山林，修心养性，乃至遁迹空门，日日与木鱼青灯黄卷香炉莲座晨钟暮鼓为伴，内心中的阴影之一，仍然是跟尘世跟人跟生活的那点敌意。
      我站在须弥山对岸的博物馆前，心潮澎湃地遥望着这一方让人陶醉，也让人清醒，更让人思绪纷然的山水，力图重新获得生存环境带来的实在感，脱离宗教文化的某种虚无感觉，最终，我获得了宁静。

      顺便说一句，须弥山石窟艺术博物馆非常值得一看。

      西吉县的火石寨比须弥山的丹霞地貌特征更加充分，但从旅游价值来看，火石寨似乎要更高一些。就观赏角度来看，蓝天，白云，绿树和火红的山体，足以让每个亲历者从色彩上受到强烈的震撼，让人浮想联翩，到底是风加深了草木的苍翠，还是白云沥出的丝丝缕缕结成了风，是白云替长天滤出了大匹大匹的蔚蓝，还是蓝天过滤掉干燥之极的空气尘埃，成为肥嘟嘟圆滚滚骨碌碌的白云，是风剥下了山峰翠绿的衣裳，露出一座座男人似的强壮身躯，还是丹霞用它们最不稳定的色素，通过一个个古老得再不能再古老的传说中的某个神灵口中吹出的那口气，就点出了满沟满坡的逼人的碧绿，还是某位仙女不慎将自己的一件红纱巾遗落在西吉的这片山地，成为西海固火焰中最为亮灿的那部分，还是用一种别样的文化情趣和自然山水相结合的氛围，吸引了道家佛家和伊斯兰教在这里和睦相处。
      西吉的火石寨主要有红色砂岩、砾岩等岩石组成，整体上呈暗红色，与广东北部、福建武夷山区、四川的某些地区的丹霞地貌的地址构成一样。在蓝天白云之下，在万千碧绿的草木之间，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熏风之间，一座座红色的山峰、崖壁、山脊宛若一团团燃烧的火焰，火石寨之名由此而来。
      除了自然风光，令人惊讶的是，火石寨也有数量不少的石窟，比如，佛禅寺石窟，扫帚岭石窟，这些石窟最早建造于北魏时期，跟须弥山石窟的建造时间相差无几，个人以为，这里的石窟应该算是须弥山石窟艺术的一部分，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传承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爬山的过程中，除了石窟艺术的精湛技艺让人赞叹之外，我还看到几个身着道士服饰的男子，居住在山洞或石窟之外的棚子中，一副超然于世外的平和神色。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三教和平相处的建筑，比如山西恒山峭壁上的悬空寺等。其实，和平，和睦，言过其实，最好的说法是相安无事。宗教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就是战争对象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就是邻里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就跟咱们的高校之间的关系——高喊互相学习，却互相嫉恨，互相埋汰，明争暗斗，有时就是这种看起来相安无事或若即若离的关系，只要不伤害彼此的利益就行。
      这里，不得不提到伊斯兰教的一处圣地。那就是位于火石寨之中的黑窑、甘石窑和马莲弯子三座拱北。拱北是伊斯兰教对先贤陵墓建筑的称谓，属于阿拉伯语。张承志在其《心灵史》中经常提到伊斯兰信徒们心中的诸多圣地拱北。这几处陵墓的建造艺术和风格秉承了传统的伊斯兰陵墓建造特色，充满了庄严肃穆的色彩。据说，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伊斯兰尕德忍耶门宦前往这三处圣地，祭拜先祖，烧香祈福。在海原县，还有更著名的九彩坪拱北，是回族十六位上人金骨葬地藏魂之地，每年的宗教祭拜活动十分隆重。需要说明的是，尕德忍耶是中国境内的伊斯兰苏菲教派的四大门宦之一，其他三派为哲合忍耶，虎妇耶，库布忍耶。张承志的作品中经常提及的是主要是哲合忍耶门宦。
      我没有亲眼见到无数伊斯兰教信众从天南地北来到火石寨三处拱北参加祭拜轰动的盛况，但我能够深切地感受，这不仅仅能够通过联想，想象，调动各种官能，强加给自己以切入者的身份，独自站在盛会的边缘，静心观摩着，体味着，带着对信仰者来自内心深处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自己能够从文化文明的角度进入他们的领域，即使就那么短暂地看看，也算是参悟，或者是最大限度的受教。
      有信仰的人，终归是精神文化领域中的圣洁者，是物质世界中的真正高贵一族。当然，这种信仰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官本位”这样的“信仰”。我们那些雨量充沛，水草丰美，水性杨花，脑满肠肥的地方上，却时时处处见到这样的“信仰者”，他们与世界，与文明，与精神，与灵魂等的关系是松散的，他们与自己与世界的敌意是肤浅的。

      离开火石寨的时候，赶上了最后一班去西吉县城的，看起来很有些年份的班车，而且走的是一条老路。班车行使在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山路上，西海固的没经任何修饰和伪装的风景和无任何掩饰的现状再次凸显在眼前。上午从固原到西吉时，班车走的也是一条老路，尽管费时，但固原和西吉的山水风光还是让人眼前一亮。回固原时，也是坐的最后一班车，走的却是高速公路，那是一条放在全国各地都毫不逊色的高速公路，看样子是新修不久。尽管有形象工程和政绩的元素，但对于早在1972年就被联合国粮食署定论为最不适宜人居住的地区之一的西海固来说，这样的路，还有无数能让历经苦难的人们过得稍微好一点的桥，房屋等，希望多一点，再多一点。
      再见，西海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