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者（长篇随笔连载）

罗某人

天翅凤竹 发表于 2024-9-29 16:54

罗某人

                                                                                           阆中

      四川有三座杜甫草堂，名气最大的那两座在成都和三台，鲜为人知的那座在南充的阆中。阆中是中国版图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更是难得一见的风水胜景（如今被赞誉为中国第一风水宝地），自古商业、教育、文学、风水、农业、政治等极为发达和昌盛，能吸引大批各领域的名流来此，不足为怪。只是成都的那座草堂，被杜老夫子自己，后来接踵而至的文人，文武兼修的川人和时下的旅游文化等，渲染和宣传成了一张超级诗歌名片，也恰到好处地诠释了杜甫忧心于天下苍生的品格和文风。不过，没有多少人清楚杜甫在成都居住的那座草堂在唐代是属于别墅规制和级别的，基本上等同于如今成都市级官员的住处，杜甫在成都三年多的生活，质量和品位不低，浪漫程度大抵也不比之前的花间诗人低，无论生活，还是文风，都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杂糅。文学史上，一刀切地将某个文人称为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诗人，是很偏颇的，有待商榷。
      阆中的那座杜甫草堂，原来那样子基本上不存在了，我见到的是一座集旅游、休闲和文学为一体的场所，既保留了杜甫当年在阆中居住时的少许样式和情调，又开辟成客栈，木质结构，小巧别致，既有深深庭院，又有古韵十足的楼台，各种花草树木，别有一番雅趣。更让人惊讶的是，楼上楼下的房间，基本上都摆放着书籍，有文学期刊，电子读物，还有不少的中外名著，供在此歇脚，有文化，有学识的旅人阅读。只是我对此表示怀疑，不是怀疑草堂的主人这番设计的良苦用心，而是怀疑当今的人们阅读的可能性、真实性，尤其是要静下心来欣赏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那句“阅读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显得非常肤浅或矫情。包括杜甫在内的大诗人，阅读和写作是他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说吟就吟，说唱就唱，说写就写，说忧心忡忡于百姓就能真正做到忧心忡忡，关心天下苍生的。那句广告词不过是一些慵懒或装模作样地捧着一本装帧极为精美的读物，想翻就翻，想搁下就搁下的闲人的看书方式而已，但那不完全是阅读，阅读是用心去看，去悟，去思，去想，阅读使心灵与俗世拉开了距离，使阅读者保持着清醒而睿智的头脑，同时还必须具有独立的思想 和生存空间。旅游不过是有钱人、闲人或无聊者的休闲和玩耍方式而已，而旅行则是将生命交给遥途、远方、时间、孤独、寂寞和永一的自己，用思想者的方式看待、解读和亲近自然万物，用诗意之心流连于山水之间，远方才是他们出发的地方，诗歌是他们的恋人，辛苦与疲惫是他们收获的底气，他们是真正的王者，精神的贵族，灵魂的歌者。在我们这个全民浅薄，文化人大多沦为犬儒和拜金拜权者的时代，这样的歌者王者便显得与社会和时代格格不入，却也弥足珍贵，只是懂得他们和懂得珍惜他们的人甚为寥寥。
      由此看来，阅读和旅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阅人事无数与行走千万里，看天地变化与读人事变迁，看万物荣枯与人之生死，也是一致的。杜甫是迫于生计和躲避战乱才越过秦岭，到了天府之国的四川，最终成就诗圣之名的。离开四川后，他在耒阳县岳庙游览，突遇暴雨，被困达数日之久，在被耒阳县令救助后，因暴饮暴食而亡。但他的阅历和创作，正好印证了前面我所说的话：他是在用心灵写作，用心去生存，只不过他诗歌和旅行之外的生活确实一塌糊涂。这一塌糊涂的原由，除了诗人固有的毛病之外，还在于他的偏执古怪狂躁，高不成低不就，生活能力实在一般等属于性格和能力上的问题，这些都把杜甫推向了清苦、消瘦的境地，与忧心于黎民百姓的高大形象相吻合。阆中杜甫草堂延伸出的阅读空间和氛围，到底还是人为的因素多，或者装的成分很浓。真正的阅读有时候并不需要这样的空间，甚至不需要一本实实在在的出版物，坐在或走在曲径通幽的任何个节点或转折处，灵感与思维齐聚，便能阅读，更能写作。只是当事人的那番好心，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虽然是诗歌的大国，古今诗脉从未断绝，文学界人士和高校主讲古代文学史的衮衮诸公，都愿意将咱们国家赞颂为“诗国”。这无可厚非，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从古诗十九首，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到新诗等，就足以让每个中国人骄傲一辈子，即使那些不喜欢诗歌，或经常性贬谪诗歌诗人的人，到了国外，说起咱们的唐诗宋词，到底还是要背诵几首，尽管他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是诗歌，真的瞧不起文学。但骄傲归骄傲，天天在课堂上和电视上朗诵古典诗词，还搞了个让国人突然变得文绉绉诗意翩跹雅味十足的诗词大会，实在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充其量是在文化落魄，苍生爱钱爱财的情形下，一些打着复兴古典文化旗帜的有志之士的一厢情愿，让收视率和收益占据了全部文明体系的电视人、投资者和某些闲人搞的噱头而已。
      怎么理解呢？首先，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创作，古今都是极少数人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私人劳动，个人行为，只因它们在创作成功后产生的强大而深刻的客观效应，包括审美效应和教化功能，被人津津乐道，代代相传，但真正理解创作辛酸，深刻把握创作主题，懂得审美和提升审美趣味的“自以为是”的清醒者并不多，不搞文学创作的人，要么依附在文本上被感动得泪水滂沱，要么被其思想性牢牢束缚，心灵便僵死了。究其实质，这是对文学创作的一种误读。其次，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喜欢诗歌和读得懂诗歌，甚至可以说，古今无数国人并不欣赏和看重诗歌，他们对待文人和文学的态度，显得极为轻慢、傲慢、野蛮和无知。他们的表现多半如此：一边兴致勃勃谈论男女之事，一边为当今女人的贞节问题痛心疾首，一边口含精美食物，说要诗意地咀嚼，一边过着除夕，装着很幸福很懂得人情的样子，一边欣赏春晚，一边又将在春晚舞台上假唱或装模作样的某些演员讥讽贬谪为戏子，一边又要在学术论文中论证那些表演者的表演的艺术性、思想性，一边又在加官晋爵等极为重要的人生环节上，利用甚至窃取戏子们的成果为自己的前途添砖加瓦，等等。连诗词大会，青歌赛的文化评委，有时都不免流露出对文学的轻慢态度，一般意义上的读者和多数只崇拜钱权的国人，就甭提了。第三，古希腊诗人笃信诗神的存在，他们在创作诗歌的时候，往往都要在作品的开头，甚至在写作前大声而真诚地呼吁伟大而万能的诗歌之神缪斯赐予他们灵感，帮助他们完成创作这一艰辛而荣光十足的工作。但国人不信神，只有迷信，迷信的组成部分有神，有仙，有鬼，有怪，但就是没有诗歌，没有艺术，没有人性，但他们在占卜，祈祷，做各种迷信活动的时候，莫不用一种带有强烈神话色彩，诗意色彩，甚至浪漫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从事他们的事业，但一旦活动结束，却视诗意的心境为虚幻。无独有偶，一些研究古代希腊和罗马诗歌的学院派人士，开口闭口都是对诗歌的高度赞美和深刻解读，并声称自己完全是一个积极而真诚的研究者，二度创作者和传播者，但当他们论及古罗马诗人在采纳由荷马史诗创立的在创作开头呼吁缪斯赐予自己灵感的形式，所表现出的距离感，变通性，灵活性时，立马将古希腊人对缪斯的挚爱和笃信贬谪为天真幼稚，甚至对现当代欧美和国内一些喜欢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新诗歌创作的诗人嘲讽为矫揉造作和虚假虚伪者。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咱们国家的某些文学现象，与上面的现象殊途同归。
      阆中并非杜甫到成都必须经过的地方，他到阆中是事出有因的。杜甫到四川时，唐王朝正在经历让其由盛转衰的巨大事变，即安史之乱。763 年秋天，在今天三台县（唐时称梓州）的杜甫得知好友房琯在阆中去世，便前往阆中吊唁，之后便在阆中滞留了一段时间。可以说，正是风水宝地阆中秀丽的山川 景色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抚慰了杜甫疲于奔命的身心和失去好友后的悲痛，但也是因为安史之乱带给天下苍生的无尽苦难，唐王朝的日渐衰落等，给了杜甫深深的震撼，使他文思泉涌，写下了《征夫》等最初莅临阆中时的作品。不久后，杜甫因事离开了阆中。但在第二年初春，对阆中念念不忘的杜甫再度莅临阆中，又一次陶醉在阆中的山水之中。就在这时，他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与他交情深厚，过从甚密的友人严武出任剑南道节度使，不久又传来朝廷军队收复都城长安等地的消息。杜甫大喜过望，写下 《阆山歌》《阆水歌》《玉台观二首》《滕王亭子二首》等诗作。需要说明的是，严武虽说号称杜甫好友，铁杆粉丝，精神与灵魂的追随者，其父亲也是杜甫的熟人，但杜甫对待严武并不地道，有忘恩负义之嫌，比如，杜甫经常在酒醉或心情郁闷时对严武出言不逊，甚至侮辱其人格，完全不顾念严武对他的友善。有时，杜甫见了严武，不仅衣冠不整，而且招呼也不打，喝了酒，还跳到严武的床上，瞪着严武，鄙视道：“没想到严挺竟然生了你这样的儿子。”严挺乃严武的父亲。要不是严母将儿子拦腰抱住，杜甫将被气血攻心的严武狠揍。杜甫在成都的草堂，也有严武的一份心意，杜甫初到成都时，严武和一众官员就常去探访，关心他的饮食起居。有关杜甫生平的真实记载，可以参阅新旧唐书和《唐才子传》等书。国人不管是阅读，还是看戏看影视剧，都容易被文本和情节深深地套进去，将文本中的形象与写作主体等同，将剧中人物与生活中人物等同。这显然又是阅读和鉴赏中的误读。杜甫作品中的忧国忧民思想，高尚的情操，乃至渗透在作品中的作者的“影子”，与作者本人差距巨大，甚至大相径庭。国人中的多数就是这么被牵着鼻子走的，即使某些阅读能力高深的人明知被套进去了，却不思悔改，愿意被“欺骗”，这跟女人的某些心境和行为极为相似，比如，一个女人明知自己被某个男人欺骗，却因为深陷爱河而愿意继续被骗下去，甚至认为那些骗人的鬼话因为听起来舒服，有一种被关爱的诗意意味，有极强的幸福感受，有诗意缤纷的浪漫情调，便愿意将那些谎言看成是爱情的重要成分。
      我在阆中杜甫草堂里周游的时间不长，稀稀拉拉的游客和几个在屋子里细声细气地说话的人，都跟我没有关系。倒是杜甫在阆中游览后写的诗歌，时不时浮现在脑子里。这里不妨摘录几首。

                                                                                   阆山歌

                                                              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碧。
                                                              松浮欲尽不尽云， 江动将崩未崩石。
                                                              那知根无鬼神会，已觉气与嵩华敌。
                                                              中原格斗且未归，应结茅斋看青壁。

                                                                                  阆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
                                                             正怜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
                                                             巴童荡桨欹侧过，水鸡衔鱼来去飞。
                                                             阆中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

                                                                            滕王亭子二首

                                                                                   一

                                                            君王台榭枕巴山，万丈丹梯尚可攀。
                                                            春日莺啼修竹里，仙家犬吠白云间。
                                                            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班。
                                                            人到于今歌出牧，来游此地不知还。

                                                                            二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复行。
                                                            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
                                                            鸟雀荒村暮，云霞过客情。
                                                            尚思歌吹入，千骑把霓旌。

      虽说阆中这座“草堂假日酒店”的名号听起来颇有些滑稽，但咱们得承认它还是具备了相应的文化品格和意义的。只是需要说明的是，杜甫的诗歌创作近三分之二是在四川创作的，尤其是著名的《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我在其他文章中已经提到过。“杜甫入川终成诗圣”这说法是站得住脚的，绝非空穴来风，更非想当然。除了成都，杜甫钟爱的地方就是阆中，他在阆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挥笔写下了数十首诗歌作品，上面摘录的篇什，便是其中之一。两相比较，后来莅临阆中的文豪，包括苏仙苏东坡，留下的作品就不多了。
      尽管如此，我仍然对包括阆中在内的人对诗歌报以的热情持谨慎态度。除此之外，阆中其他领域的文化和历史风采，我是相当感兴趣，极为信赖的。以下的章节中，我会一一写道。

      除了草堂有三座之外，国人耳熟能详的滕王阁也有两座，一座在豫章，即现在的江西南昌，赣江之滨，一座耸立在阆中的玉台山上。在一般人看来，单论名气，南昌的滕王阁，远在阆中滕王阁之上，其实不然。在诸多文献资料上，有关阆中滕王阁的记载也并非鲜见，而且因为杜甫的诗歌，阆中的这座滕王阁也是声名远播，只是没有被纳入教科书而已。事实上，咱们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科书，说俗一点，也就是教材，真正适合教育而非仅仅是教学，真正参透了人生，直面而不是经过各种手段篡改过的历史的，实在寥寥无几。南昌的那座滕王阁因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的那篇《滕王阁序》和那首《滕王阁诗》而名扬天下，尤其是前者。不过，不管是在念书时，还是亲临赣水之畔，最吸引我的，是王勃在滕王阁上写作《滕王阁序》的过程。两座滕王阁，都是滕王李元婴所建。李元婴何许人也？他是唐高祖李渊的亲生儿子，太宗李世民的亲兄弟，被封滕王。这个从小被李渊及其夫人娇生惯养的皇家小子，屡次违反规章制度，让李渊束手无策，基本上是放任自流了。到了贞观时期，更是毛病不改，惹火了李世民，在贞观 13 年封为滕王，后专为洪州都督，在南昌建造了滕王阁。令人惊讶的是，操纵玄武门之变斩杀兄弟的李世民，怎么就放过了李元婴等一众李渊的儿子，尽管他们没有李建成兄弟对李世民的威胁大，但并非毫无威胁，不过，也算李世民看得透彻，李元婴等确实不敢掀大浪，只得规规矩矩地做李世民的臣子。公元 679 年，李元婴到了隆州（即现在的阆中）做官，期间大肆修造宫廷楼阁，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其中在阆中城北玉台山上建造的滕王阁最为有名。这个出自皇家的浪荡公子哥儿，在风水宝地的阆中再度找到了生活的乐趣，而且死在了阆中。算来，他在阆中的日子不长也不短，约五年。李元婴虽说是皇家出品，也在多地为官，但客观点说，他的政绩乏善可陈，甚至可以说平庸之极，但他在阆中和南昌建造的两座楼阁，却为建筑史、文学史和美学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作为溺爱骄纵家教的典范，崇尚奢侈生活，政绩寥寥的典型，李元婴又为家庭教育，乃至学校教育，为官做人等提供了深刻的警示意义。

       两三年前，有关张衡地动仪的文章被一声不吭地请出了中学历史课本，引起了国人惊讶、揣测、迷惑、不满和争论。西方学者早就对中国人无限垂青和迷恋课本上的张衡地动仪的心
态和行为提出过质疑，说白了，就是在质疑张衡的科研能力或成果。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关于这个话题，就此打住。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个人，他的成就并不在张衡之下，甚至在其之上。那就是阆中人落下闳。落下闳不仅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结构理论浑天说，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台精密完整的观测仪器浑天仪，发明了应用辗转相除法求渐进分数的“通其率”算法，对后世，尤其是对诸如天文学家张衡、僧一行等人产生了极其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张衡的地动仪就在是落下闳的理论启发和浑天仪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而且，中国人每年必须得过的春节，也是因循落下闳创立的《太初历》而来，落下闳因此被尊称为“春节老人”。
      我在四川的某报纸上曾经看到过一篇关于落下闳和春节由来的文章，其中有几个地方颇有意思，值得玩味。一个是一位姓查的研究落下闳的学者，他通过自己不懈的研究，推断出落下闳与汉武帝是同年生人，而汉武帝对于《太初历》的形成和面世，是起到了决定性意义的，正是因为这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帝王发现了春天与旧历新年不符，西汉王朝采用的历法问题多多，与“天象”不符，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命令大臣公孙卿和司马迁在全国招聘相关能人，重新制订历法，才有了落下闳的新历法。在全国征召而来的大约二十个才俊之中，就有来自四川阆中的落下闳。经过筛选，审议，报皇帝朱批，拍板，最后由落下闳，唐都和邓平组成三人研究小组，重新研讨和制订新历法。邓平和唐都都是汉武帝手下的大臣，从政是其主业，有关天文历法等专业知识相当一般，他们的工作多是协调和疏通等，落下闳才是学术上的主导者，也就是说，虽然不能将《太初历》的成就归结在落下闳一个人头上，但他是中心人物。至今，中外学者都一致认为，落下闳是《太初历》的主要发明者。当然，有这个成就，除了落下闳的才干之外，汉武帝的支持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还有个问题是诸多文献资料对落下闳的生卒年月语焉不详，即便司马迁的《史记》，对落下闳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很少涉及，更遑论生卒年月了。司马迁的地位和成就，在此不必多说。但当人们始终不忘以迷信者的口吻和姿态去解读司马迁的时候，不得不让人深思，也再次让我给自己敲了警钟，那就是在解读所谓的历史权威人物时，必须得冷静和谨慎。鲁迅对司马迁的评价很高，对其《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更是被后世解读《史记》的人奉为圭臬。其实，那不过是鲁迅个人的见解而已。很多人都在问，究竟将《史记》当文学作品读正确，还是当历史著作读好？这确实是一个很难说得清楚的问题，就像人们将杜甫的诗歌说成是“史诗”到底符合不符合文学创作和历史著作写作的规律一样。但多数人是将《史记》当历史文献来阅读的，这就得考量这部巨作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了。显然，司马迁的个人嗜好、主观意愿和倾向性，在作品中流露得非常明显，多的不说，单就他欣赏和喜爱司马相如，收入的其作品，比另一个被他写入《史记》的文豪贾谊的作品多出几倍的表现来看，就让人大跌眼镜，有在历史记载方面稍嫌不合格的嫌疑。其次，由他亲自招聘入朝的民间高人落下闳，在天文历法等方面的卓越成就，却没有得到他大度而客观的评价，在写作《史记》时，他几乎到了吝啬至极的地步。莫非是因为司马迁先生谦虚，以为自己在天文历法等方面不大在行，怕落给后人不懂装懂的把柄，因此语焉不详？我看未必。四川某报纸上的那篇文章，十分大胆地认为，那是由于司马迁的狭隘和妒忌所致。这个说法虽说有待考证，在一家大报上旗帜鲜明地道出自己的思考，似有不妥，但未必就没有说服力。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老先生在天文学和哲学等方面有一定的造诣，作为太史官，在朝廷也算得上是一个人物，其死后，儿子司马迁接过了他的衣钵，也做起了太史令，虽说因为替李陵辩护被刘彻废了命根子，但仍然是西汉王朝的一个上得了席面的人物。眼见来自京都之外的一个不起眼的人物，竟然名望日长，大有超过司马父子的趋势，心中有了那么一点酸味和不爽，也可以理解，在其伟大的《史记》中随便划拉下几个字了事，也说得过去。说到底，与其说他业已成了一个废人，还不如说，他始终就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人，才华有一点，但品格、人格、肚量和精神，得另说。但问题似乎没那么简单，司马迁在《太初历》刚刚面世的时候，就极力反对，跟他一唱一和的人不少，其中就有那个提出将西汉朝的历法改回到殷朝，使用殷历的张寿王，一时间朝廷上下飞沙走石，乌云密布，而来自四川小城阆中的落下闳，看起来没有丝毫胜算。但文明的进步肯定是具有绝对力量和意义的，司马迁张寿王等人的反对没用，刘彻是铁了心要改制历法了，经过三年多的实践，《太初历》终于得到确认。这个时候，眼见业已是板凳上钉钉的事，作为主管太史的司马迁是不是应该放下自己的见解、主张，敞亮心扉，用一种客观认真的态度，忠实于事实的笔墨，准确而详实地为后人记载下有关《太初历》的林林总总呢？可惜，司马迁做得不好，很不好。
      落下闳跟古今所有专心致志于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天文学家一样，极为淡泊功名利禄，连汉武帝刘彻赐封给他的侍中职，也被他婉言拒绝了。即便待在京城长安，除了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之外，几乎不露面。真正伟大的文学家，大多是寂寞的，孤独的，警醒的，淡泊的，远离主流社会的，躲避红尘喧嚣的。真正伟大的科学家，虽说不至于远离朝廷和镁光灯，但热闹仍然是对其工作和才情的破坏，栖息于一个清静的场所，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去，他们才有可能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成功。我不敢说司马迁就沦落在红尘中，或者在极端封闭，甚至自闭的状态下生活和写作，但落下闳大抵和他不是一个空间里的人，尽管他们在治学等方面，可能殊途同归。因此，落下闳自然就不会过多地进入司马迁的法眼。四川那家报纸上的文章还说，落下闳只在京都长安呆了七年的时间，很短，也是造成司马迁对其“冷淡”的主要原因。我看未必。七年的时间，对于研究者和人的一生，确实显得太过短暂，但对于一个在某地生活和工作的天才来说，已经相当长了。司马迁不是庸人，在某些方面也堪称天才，他不会不清楚落下闳这样的人的名声、价值和意义。
      关于历史，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我们该相信正史，还是野史，还是诸如戏说之类的东西？胡适的眼里，历史就是一个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在张承志的眼里，历史就是秘密。在阿来的眼里，历史就是告诉后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东西。在大仲马的眼里，历史只是一颗钉子，用来挂他的衣服（这衣服多半指的是他的历史小说创作和对历史的认知。这或许就是大仲马及显克维支等欧洲作家的历史小说写得如此出色，咱们的历史小说是一部不如一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看来，历史就是他们权力、欲望和德行的展现，而且只能是在歌功颂德的前提下呈现的那部分时间和空间里的人事，否则，一律不许写进所谓的正史，民间也得闭嘴。正史，不过是官方志而已，而且还不一定全是官场事实。野史，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历史真相，但很多野史的创作者和传播者不仅有着司马迁一样强烈的主观情绪，而且还有着浓浓的酸葡萄情绪，他们对某些历史现象的解读和批判，不过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而眼红和不甘心而已，要是他们也上去了，他们会怎么样呢？一丘之貉罢了。远离主流社会，躲避滚滚尘嚣，根子上还是得批判，也就是说，文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质疑和批判，避开闹哄哄的主流人群，让自己的质疑和批判达到冷静、客观和深刻的境界。但批判者要是缺乏了客观公正的态度，这种批判还不如法朗士所说的“冒险”（法朗士关于文艺批评，有一句名言：文艺批评就是在杰作中的冒险。）。或许，历史就是从不曾在各类典籍中出现过的那些东西，只要被各种文献资料记载的，都远离了历史本来的面目，换句话说，历史一旦变成文本，就成了谎言。或许，历史就是密谋之后的产品，传诸后人之后，就变成了冠冕堂皇的东西。或许，历史彻头彻尾就是一场多幕剧，一切有关这剧目的人事占据了历史舞台，而观众和后人，则可有可无。唉，有关历史的话题，
      也说得太多了，那就先打住吧。
      公元前 104 年（汉元丰七年）五月，汉武帝刘彻正式颁布并实施《太初历》，将这年定为太初元年。《太初历》的颁布实施，确定了以孟春首月为正月的历法制度，也就是说，以历法的方式规定正月初一为春节。从此以后，每年阴历的正月便是中国人传统佳节中最为重要和隆重的春节所在的一个月份，也是新春时节的开始，即便这个月期间，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仍是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一派冰天雪地的气象，但人们已经开始了迎接春天的准备，满脸喜庆，过除夕，放鞭炮，贴春联，赶庙会，走亲串友，好不热闹。即使穷苦人家，远在天涯的人，甚至深囚牢狱的罪人，莫不在春节来临时，也要好好打理一番身心，要真真诚诚崭崭新新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地过春节了（刘彻颁布实施的《太初历》正式确认了每年正月初一过春节的习俗，之前的秦制，每年十月被规定为岁首，而历朝历代关于过年的叫法就有元辰，岁朝，元日，元旦等，到了汉武帝时期，才归于统一。民国时期，受西方历法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中西文化的融合，由贵州人，时任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提出，将阳历的一月一日叫做元旦，阴历的正月初一作为春节，袁世凯大笔一挥，准了。于是，元旦和春节正式并存的形式由此开始，一直沿用至今）。宇宙浩瀚，星河灿烂，每一颗星都有自己的光度和轨迹，但在极度重视节气、亲情，尤其要将一年的拼争和心酸抛弃，必须得靠春节来获得最大幸福与和美感觉的中国人来说，天上的星辰中，“落下闳星”是最亮的那一颗，它已经超越个体、地域、天文历法本身，直接抵达生命深处，也让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相较之于宇宙，人类的历史和个体生命，太过短暂，在这匆匆的人生旅行之中，在寒来暑往，阴阳更替，生死演绎之中，有那么一颗星照耀，无疑也是一种福祉，更是一种文化的荣耀。
      “落下闳星”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委员会批准命名的一颗行星，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
      落下闳的另一大贡献是浑天说的创立。第三大成就，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数学演算法，即“通其率”。这是落下闳在数学领域的一大成就，即用连分数求渐进分数的方法（连分数，乃辗转相除之意），名为通其率，也就是著名的“落下闳算法”。资料记载，落下闳的这个算法，比西方和我们的近邻印度的相类似算法都要早六百年以上。因此，落下闳也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数学家。
      落下闳老宅位于阆中市管星街西街，典型的川东北房屋建筑模式，门额上有一匾额，上书“星座苑”。遗憾的是，知晓落下闳的游客不多，即便一队队手持小旗帜的旅行团来到管星街，要不是导游讲解，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里是落下闳的故居，他们流露出的惊讶神色和嘣出嘴巴的那句“哇噻，原来我们每年过的春节，竟然出自这个不起眼的小镇中的一个人，太意外了”，便让人意识到，现在而今眼目下，历史文化知识普遍不是人们最高级的追求。当然，我们也没任何权利和资格要求每个人必须具备这些知识，才能旅游观光或提升自己的审美认知能力。
      当然，“星座苑”的修缮和完善，还有更多的原因，主要还是为旅游开发，宣传阆中，宣传落下闳，为旅游文化摇旗呐喊。
      落下闳是阆中人，乃至蜀人的骄傲，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人来到阆中，解读阆中深厚的文化，祭拜伟大的先贤。
      走出星座苑，小雨仍在下着。
      看到那么多人带着崇敬的眼神仰望着落下闳的雕像进出于星座苑，便想，要是上上下下的人们能真正做到在天才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善待他们，尊重他们，支持他们，咱们的文明世界不是更文明、更亮堂、更美好了么？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天才在世的时候，上上下下的人们是怎么干的，只有自己最清楚。等天才们在凄苦孤独中死去，他们的成果可以加以利用，带来最大限度的利润，最低程度也能为上上下下的诸多人带来熠熠生辉的颜面时，他们才被请上高台，殿堂，塑像，牌坊或早已消失于时间里的故居，配上干瘪瘪的导游词，立上一块金光闪闪的、镌刻着此处乃某某故居字样的牌子，将故居里里外外修葺一新，然后是由各路采风者、既得利益者等组成的游客团参观，委实一派尊重先贤、尊重文化、尊重历史的绝美风光啊。
      相对于民风朴实敦厚，人性还没那么扭曲的川东北重镇阆中来说，这种现象还没那么严重，这多少让人感到了些许的欣慰。
      但以后呢？

      该说说张飞和张飞庙了。
      在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粉丝最多的，应该是《三国演义》。解读三国演义，对无数三国迷来说，是最不需要学术的精准度的，即便像易中天那样的老先生，在解读三国时，虽说尽量在《三国志》《三国演义》等文献典籍和文艺著作的基础上做到客观，准确，要是能挖掘和研究出新的、完全是原汁原味的三国人事的话，更好，但他似乎还是愿意用更生动形象，甚至有些个人色彩的方式，来跟全世界的三国迷们一起研读和回味三国英雄故事，不糊涂，不牵强，不卖弄，不装腔作势。而且，几乎所有的三国迷都不屑于视谁的评说为权威，即便是半拉大的，身上的毛都还没长全，却已经通读了《三国演义》，玩转了早期操作杆游戏《三国志》的玲珑少年，都有一整套对三国人事的解读模式，有自己崇拜欣赏的人，有自己的观感，喜恶是决定他们对三国人事解读的第一把钥匙，或者说，关于三国故事，他们自己就是权威，他们就是甘愿冒险进入东汉末年那场纷乱的三国人事演绎之中，将自己也当成了三国中人，当然，只当英雄，不做奸贼（而无数看着三国水浒故事，渴望成为铁骨铮铮有血有肉的国人，在长大后，却大多改变了初衷，他们宁愿成为一个生活的掠夺者享受者，也多半不愿意成为英雄侠客。渴望成为英雄或侠骨柔情者，永远是青屁股娃娃）。你要是红着脸皮瞪着眼睛喷着唾沫握着双拳叉着双腿凸着肚皮跟人争论谁谁谁是自己的三国偶像，极力否认、揶揄、嘲笑、贬谪、讥刺对方的偶像，口水战算轻的，要是一怒之下大打出手，也不算稀奇。这跟足球场外球迷为了维护自己的球队和自己的颜面，当年谭咏麟和张国荣的歌迷为了心目中的天王而拳脚相加的情形基本上一致。
      三国迷，跟球迷歌迷钱迷官迷一样，感性至上。有关三国的学术研究，在民间，永远不如其他三部名著有市场。关于三国英雄，三国情怀，三国迷们大多只愿意记忆，想象，膜拜，欣赏，崇拜，将自己当成英雄，或将英雄当成自己，互为彼此，互相迷恋、倾慕和敬仰。有时，面对诡谲凶险却又平庸之极的生活，渴望建功立业的三国迷便滋生出逃离生活，进入尽管抽象却让他们热血澎湃激情张扬的三国世界中去。这种对历史英雄的迷恋和追捧，有时是对现实生活中百般追求却无法得到的人事的取代，或者说，人们对三国人事抑制不住流露出的过度的欣赏和迷恋，是对现实生活中具有同样性情和风范的人事的解读和迷恋的表现，也就是说，历史和现实，通过三国人事，在人们的认知体系和情感网络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反映。
      三国和三国迷，怎么说得完呢？
      张飞死后，被蜀汉朝廷追谥为桓侯，因此阆中纪念张飞的祠庙便叫汉桓侯祠（祠庙正门匾额上的“汉桓侯祠”四个字乃赵朴初所书），当地百姓一般直接称其为张飞庙。不过，现在人们见到的张飞庙在唐代称为张侯庙，明代称为雄威庙，清代则改回为汉桓侯祠。为了书写方便，在这里还是用俗称张飞庙吧。
      张飞庙位于阆中市西街，距离中天楼不远。中天楼位于阆中市区中心，是阆中的地标性建筑，游人到阆中，必来此观览，这里距离闻名遐迩的贡院也非常近。但游人中的很多人对张飞的亲近感，远不如阆中另几条街上的贡院之类的有关科举制的遗物遗址，尽管他们带着崇敬英雄的心情和满肚子气鼓气胀的豪迈来看看张飞，但最终还是顶扛不住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将金钱、权力和高考带给他们的压力与荣耀一同塞进了贡院等历史遗迹的空间中去了。“自我”原本就与内心相距甚远，英雄豪杰和功名利禄也并非绝对的天敌，有时还是城隍庙的鼓槌——天生的一对。因此，人们不必时时刻刻都要自省，日日夜夜检视操守，反而可以在旅游时放松心情，感性一些，豪爽一些，做一个诸如张飞那样的性情中人，即使装，也要装出档次来（演员，其实就是达到装的至高境界的能人），毕竟直面人心人性是辛苦的，痛苦的，残忍的。俗话说，太阳和人性不能直视，但死人例外。或者说，自己的灵魂和人性无法直视，但别人例外。因为死人和他人的人性，往往与自己无关，是可以拿来作为批判、贬谪、分解、撕裂和发泄的对象的。而且参观张飞庙这样的地方，对多数人来说，并不需要什么洞察人心的举动，深刻的思索和智识，只要来过了，看过了，叹息过了，激越过了，拍过照了，也就可以了。而在贡院那样的地界上，眼睛一睁，就暴露了内心，心情激荡之际，还要做出思考的样子。要是再念及自己做学生时的辛苦和委屈，再念及别人比自己强，成为令世人艳羡的既得利益者，而自己却始终无望加官晋爵，内心自然会滋生出诸多想法，不仅破坏了旅游的兴致，还陡增无穷烦恼。只是多数人还是那么轻轻松松地过去了，在张飞庙里幻想得到张飞的丈八蛇矛，在长坂坡发出一声声怒吼，吓破对手的胆。而更多的人则在贡院里参加模仿古代科举考试和中举后的活动，体会做状元的快感，富有喜剧色彩的是，一些没有考上大学，原本对高等教育一无所知或不屑一顾的人，比任何人都来劲，也扮演得极为逼真。
      那是一座高约八米的封土堆，比洛阳关林中的关羽墓地规模稍逊，与汉中勉县的诸葛墓和成都的汉昭烈庙中的刘备墓地有得一比。这座嘉木参天，草色葱郁的坟茔位于张飞塑像之后，与桓侯神道碑相接，形制椭圆，坐北朝南，东西宽约二十五米，南北长约四十二米。
      张飞在阆中镇守了七年，后被部下范强、张达杀害。但关于张飞是否葬于阆中，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是张飞葬于四川省云阳县，重庆直辖之后（云阳县现归重庆管辖），这种说法更是甚嚣尘上，我在重庆某高校游玩时，跟一个学人谈起此事，那人更是不由分说地说，张飞死后就是葬在重庆云阳，跟四川阆中没关系。还有一个观点，张飞不是葬在重庆云阳，他死后，尸体被丢弃在何处，至今仍是个谜。阆中的张飞墓不过是一座衣冠冢，重庆云阳的那张飞墓，也是一座空冢。衣冠冢在历朝历代都不鲜见，这个说法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更多的人却愿意相信张飞死后，其脑袋被葬在云阳，而尸体则安葬在阆中。三国迷们都清楚，范强、张达二人因无法完成张飞交给他们在三日内筹备足够数量的白旗白甲的任务而心生恐惧和怨恨，便生叛逆之心，在三军出发之前谋害了张飞，割下张飞的首级，作为自己归顺东吴的见面礼。怎料在投降途中得到孙权向刘备求和的消息，一时间惊慌失措，将张飞首级抛到江中，首级便顺着江流漂到了云阳，被一个渔翁发现，捞起来，葬在云阳县凤凰山麓（当然，还有其他版本，在此不必赘述）。在三国时期，很多达官贵人死后，一般都有安葬在就任的官所，也就是就地安葬的习惯。加之张飞被杀害时，已是暑天，尸体很难得到妥善保护，不可能放置良久，更不可能运到云阳。况且当时刘备已经定下了七月攻打吴国的计划，报仇心切，根本不可能让张飞的尸体久放，甚至连追悼会都不可能举行，因此及时安葬，是说得过去的。持这个观点的写手还提到，2005 年，四川省文物研究所的考古专家利用科学仪器对阆中张飞庙进行了全方位的探测，发现庙宇中的墓道和墓室保存完好，不存在被盗窃和只是衣冠冢的说法，也就是说，汉桓侯祠就是埋葬张飞尸骸的地方。
      张飞是镇守蜀汉朝东北大门、保川东北安宁的良将，更是阆中的大神，也是宠儿。只要一提起张飞张翼德，阆中人莫不带着亲如一家的口吻叫一声：“啊，那是张三爷。”为了表达对张飞的喜爱、尊敬和崇拜，阆中将原本属于清真的风干牛肉，改成了阆中张飞牛肉。自打我第一次品尝了就念念不忘的阆中牛肉面，就被阆中人称为张飞牛肉面，不管是在阆中，还是在四川的其他地方，只要开了张飞牛肉面馆的，面馆前都有一个魁梧的大汉，一身黑衣黑裤，加上涂抹得极其逼真的黑脸黑发，活脱脱的张飞再世，虽说意在招徕生意，但那份对张飞的热爱和崇拜，是不言而喻的。一些出售阆中土特产（比如，中国四大名醋之一的保宁醋，风味独特的麻辣牛肉酱，品相与质量俱佳的张飞牛肉，风干牛肉，保宁松花皮蛋等）的店铺前，店主也会让人装扮成黑张飞的样子，不辞辛劳，不厌其烦，风雨无阻，亲热有加地招呼过往行人，一招一式，一言一行，无不是在刻意模仿那个让阆中人喜欢到了骨子里的张三爷，有的老人家甚至因为爱之切，直接将张飞叫做张三娃，就跟喊自己的儿子似的。一些川剧折子戏中，有关桃园三结义和诸葛亮辅佐刘备的片段中，就有诸葛亮呼张飞为张三娃的情景，大多是孔明被张飞惹恼了之后的轻蔑或愤怒之辞。除此之外，大多数周末或重大的节假日，阆中都要举办“张飞巡城”的活动，久而久之，这项颇具意义的活动就被固定下来。我就看到过一次。一架仿汉代时期的木车（有的木车装配的是现代的橡胶轮胎，别致归别致，却也让人感到别扭），车上竖有一根木杆，挂上书有一个大大的“张”字旗子，黑高黑大，威风无比的猛张飞一手执丈八蛇矛，一手撑在膝盖上，由一匹良马拉着，在阆中市区巡逻，马车后是一队身穿铠甲，手执兵器的蜀汉兵士，真实再现了张飞在阆中做巴西太守时的情形。人们可不管那是不是真真切切的历史，他们只乐意在还原了现实的基础上，全身心地表达他们对一代英雄豪杰的喜欢和膜拜。两相比较，关羽在荆州似乎就没有张飞在阆中这么得宠，尽管荆州当地人为关羽修建了不少的庙宇，也竖起了雕像，他们似乎更愿意提及和膜拜名气不输给关二爷的明朝名相张居正。

      除了三国文化，阆中在科举制度下出的人才也让人惊叹。在古城与新城之间，有一座颇有气势的牌楼，叫状元坊，宣扬昭示的就是阆中“状元之乡”的美名。就地区出的状元数量来看，阆中确实是川内出状元最多的地区，唐朝就出了尹枢、尹极两个兄弟状元郎，宋朝出了陈尧叟、陈尧咨两个状元，也是兄弟俩，这种现象在科举制的历史进程中，实为寥寥。除了状元，阆中前前后后出了进士 116 人、举人 404 人、贡生 317 人。很多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研究生和所谓的国考（公务员考试）的学生和家长，来阆中的主要目的就是去贡院等与科举制有关的地方看看，沾点文气和运气的想法居多。当然，我们不必苛求每个读书人都是高尚和高品位的人，须知功名利禄，永远是中国读书人最为看重的，学而优则仕，早已经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元素，尽管说的是为朝廷、为国家出力，替皇上分忧解愁，但骨子里却是光宗耀祖的成分居多。地方上文化的昌盛，声名显赫，除了风水和地方上各种足以让人艳羡，足以进入可研究范围的风土人情等因素之外，在科举上的成功，是主要的因素。即便今天的各色高校，培养的人才中，能涉足官场，能在商业领域成为领军人物者，依旧是这些高校的得意之作，更是其互相跟风和攀比的重要资本。如果大学里的从业人员无法在科研项目上鹤立鸡群，无法在国际上拿大奖，比如各类诺贝尔奖，即便工作态度和素质再高，基本上是枉然，除非他们愿意放下清高的架子，放弃真诚的心灵，卑躬屈膝，走上绝大部分人乐意却安全的路途，成为最大利益获得者，说难听点，甘心做犬儒，敢于当文化阉寺，说好听点，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随大流，紧跟形势，做泥水匠，八面玲珑，世故圆滑等，要不了多久，基本上就属于学院派中的精英人物了，大学的行政化使得大学成了衙门，功名利禄自然是最大追求，而听话，俯首帖耳等则是“硬件”之一。承认这个现实并不难，正如老百姓永远膜拜官场文化，承认只有这样才是最佳人生状态和形式一样。自然，每个游客和阆中本地人，都承认那股从古至今都没有衰弱的读书风气，是一个地方的文明标签和内涵，也承认那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脉之一，更承认自己也是这些形式和内涵的积极倡导者和追求者，需要功名利禄为自己的颜面增色，为光宗耀祖这一伟大的中国式生存和歌咏方式做点什么，即便是附庸风雅，趋炎附势，蝇营狗苟，也无所谓。这种强劲而持久的风尚，不适合做心理分析，因为其行为方式和目的，原本就不需要太多的心理解读和剖析，或者说，这样的心理在娘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渗透到机体的各个部位中去了，在全民一致性的追求之中，比的就是家庭地位带给他们读书的机会，比的是经济实力，当然，最后比的是智商，最终在超级的情商帮衬下，成为功利场内的成功者。当然，也不能做美学上的分析和研究，因为美是讲求真的，是需要自由和自由的心境的，是需要拷问灵魂的，同哲学家一样，美的追求者必须把自己锻造成拥有独立人格和独立精神的人。这显然与科举制的初衷和国人古今的生存理念大相径庭。但不管怎么说，即便是身居皇位，地方上平民高中状元进士，吃香的喝辣的，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究其实质，大抵还是属于凡庸的精华而已，庸常性、世俗性、功利性是他们的共性。只是每一个凡庸的人都渴望公平公正和荣华富贵，并将此愿望和期许的目光投向位高权重，至少比他们的行政地位要高很多的人，希冀他们对自己公平公正，随后一转身，又极力将自己打扮成公正公平者，让自己的日常性生活和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呈现出达官贵人的样子，给人一种他们业已是贵族阶级士大夫阶级或学院派知识阶级（只是这个以知识为指向的全体大多并非有真正的出息）的印象，但一旦他们的希望落空，他们的态度就迅速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开始“炮轰”他们向往已久的天地和他们曾经用尽各种表达方式去赞美、歌颂、巴结和谄媚的人，表现出一种地方上泼皮无赖的形象。当然，我这番话并非就是说文风极盛的风水宝地阆中历朝历代的读书人都是这种货色。
      阆中曾经举办过一次看起来很有意义，但仍然经不住推敲的活动，那就是全国一百多个高考成功的年轻人受邀来到阆中，身穿汉服，在文庙广场上集体高声朗读《大学》，场面相当震撼，令围观者极度亢奋，大概只有高级官员现身，才有这样的热闹劲。《尘埃落定》的作者，藏族文人阿来是这次集体朗诵的代言人。更有趣的是，这些受邀的年轻学生，还进入考棚，亲身体验当年的科举制的考试情景。考试分为文考和武考两类，身着满清官员服饰的考官，戴着现代的眼镜，摇着古今都能买到的纸扇，身后跟着一众不知是护驾，还是帮着捉人（捉拿作弊者）的兵勇，威严无比地在考棚内走来走去。尽管模拟的这种昔日的科考方式有些让人忍俊不禁，但毕竟是做做样子，笑一笑也就罢了。个人还是觉得那些年轻人集中在一起朗诵典籍的形式更为可笑，那身装扮原本就有装的嫌疑，而年轻人的神态和朗诵的状态，看起来多少有些失真，仍然有装的嫌疑。高考的艰辛无疑堪比苦难，多点苦难的体验，根子上是没错的，但隐藏在高考鲜亮的外壳后面的物质利益上的追求和极大的虚荣心和虚假因素，早已将大部分高中生变成了读书木头，充其量是一架架能动弹、发出一点微弱声音的机器。要是再将他们集中起来，在宣传机构的推波助澜下，在光天化日下，在旅游文化已经完全被统筹吞噬的前提下，在所谓的国学在内涵上已经多多少少被歪曲和夸大的基础上，捧着一本他们中的多数其实并不在行，并不感兴趣，甚至连熟稔都谈不上的所谓国学经典，姑且不说有形式主义、虚假主义和民族自大主义的迷恋者们的意志强加给人的嫌疑，单就文化上，就隔了一层，还容易被扣上浅薄者热衷于作秀的帽子。高考成功，并不意味着就是在吸收知识和锻造精神方面的成功，高分数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可以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并非都是古典文明的积极拥护者和吸纳者，更重要的是，即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近知识分子，但未必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显然，这些年轻人迈过高考这一关，仅仅只是开始，文化人所必须具备的素养，比如高级深刻的审美理想，哲学理念，文化气质，经验沉淀，历史积淀，高尚人格，以及良好的习惯和优雅的文明存在方式等，基本上都还是空白。当然，这不能怪这帮在文庙广场上带着青涩的口音和方式朗诵的学生，他们仅仅是受邀而来的，处于一种被动状态。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更乐意于单独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读自己喜欢的文字，想自己喜欢的问题，见自己喜欢的人，看自己喜欢的书籍，去自己喜欢去的地方，说自己喜欢说的话，甚至甘愿在手机和电脑的世界里逡巡，流浪或思索，尽管我对他们的希望有些过高。或许举办者也心知肚明，诸如此类的活动无外是想沾沾光，因为是阆中嘛，到底还是属于“正能量”范畴的，他们主观上甚至还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要让更多的莘莘学子通过研读国学经典，通过自身长期不懈的努力，报效国家，做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这样的言辞谁都会说，我也听了几十年了，但真没见过几个不崇尚物质和不虚伪虚假的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这种那种的朗读伟大典籍的行为不是在卖弄，不是在装，不在是作秀，不是在演，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旅游文化幌子下面那些比国学经典还熠熠闪光的金银财宝。
      或许，旅游仅仅是一种智力和情绪杂糅之后，通过物质的膨胀而出现的一种休闲和娱乐方式，是文化的一个层面，但极容易被人误会，从而成为家庭和单位人事之外的另一个发泄情绪或蹂躏文明的方式。或许只有旅行，才是自己的，自由的，超越物质和虚假性的，是文化内涵中最深远和诗意的那个层面，直接成为文明体系中的重要元素。
      前面我已经多次提到和辨析过旅游和旅行，但愿每次提到它们，它们都有了新的意义，我们也重新得到启示。
不管是来阆中，还是到其他地方，人们大多会带着期冀获得旅游回馈的笑脸，含蓄表示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自认为文化档次高的，还不忘添上一句：“你们来得正是时候。”但在还未遭到破坏，还没有大量停车场，星级宾馆，采用现代技术进行干涉的深山老林等还隶属于大自然的地区，除了飒飒风声带来的令人绝望和诗意缤纷的宁静之外，人们听不到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声音，却能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友好而安静的凝视，或者用一种永恒的庄严和充满敌意的平静，对人类的贸然闯入和霸蛮作风表示拒绝。
每到达一个地方，心中就会涌上这样一句话：“我来得不是时候。”
      那次去阆中，还在古城边上，就发现情形异样，游客稀稀拉拉不说，濒临嘉陵江那一带的街巷正在大肆改建或维修，满眼尘土飞扬，乱糟糟的景象，为数不多的游客中的大多数只好待在中天楼那一带。不，我所说的“来得不是时候”，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任何一个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历史遗迹，有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和古老风尚的地方，尤其是这些地方中极具地域代表性的建筑，其实就跟一个老人一样。没有几个人愿意将自己的智慧和颜面打造成老年人那样，在睿智和祥和中面对凶险诡异的世界。更没有人愿意老去，成为一个见惯了诸诸世事的聪明而孤独异常，甚至被无情嫌弃的老者。也没几个人懂得孝道，真真心心长长久久任劳任怨不辞辛劳地照看老人，还不用说得了绝症，无法下床，生活难以自理，苟延残喘的老人。人们尊老爱幼的本质，通常还是建立在老幼乃实质上的弱者的基础上的。幼者，保留着成人虚伪虚假残忍性情之外的单纯善良，老者，则延续了成人们孜孜以求的智商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成为达观者，返老还童者。人们或许只能分析和获取老人的智慧，将老人的遗产和骨髓榨干，“家有一老，等于有一个宝”解读的层面和结论很多，但其中一个不就是这么个意思吗？但老人本身，尤其是肉身苍老带来的麻烦，有几个人乐意爱恋和接受？谁愿意呼吸那股接近腐朽的味道？文化古迹，多半如此，尽管这种说法不完全有说服力，但至少在咱们国家，真还没几个地方是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这两层意义上去发掘、赞美它们，并将它们推向世界的，十之八九不过是利用这些大自然和老祖宗的大度馈赠，赚取最大的利益而已。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一座伟大的建筑，如果是近现代的成品，其价值就远比不上古代的，它们的价值要在几百几千年之后才能得到体现。这原本可以看成是时间在空间中的完美演绎和延续，空间在时间的某个环节上的扩展和充盈，但因为古远和神秘，因为老，才将其价值用金钱和政绩来衡量。保护文物，却利用文物大赚其钱，跟所谓的孝敬长辈，不过是捞取名声的行为如出一辙。绝大部分国人不就是这么做的，这么从古到今，而且还要振振有词，继续发扬着中华文明的传统，从今到古下去的吗？
      这种思维与意志的挪移，尽管跟感觉和情感的挪移在文学艺术创作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对于文明的延留，对于当今市场经济框架下的民生建设，对于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推研，对于提升人们对于知识和文明的理解能力，到底还是说得过去的。
      毫无疑问，我喜欢阆中，喜欢它的醋、牛肉和牛肉面，喜欢嘉陵江大气磅礴又不失温婉唯美的风范，喜欢南津关的鳞次栉比和幽深博远，尽管它们多是最近一些年修建的，现代痕迹十分明显，自然，也喜欢所有关于袁天罡这个天才风水大师的记载和传说，也不忌惮人们总爱拿他同另一个天才，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数学注释家的李淳风作比较，探讨两人究竟谁技高一筹，最为喜欢的还是古城安之若素，清宁祥瑞，稳妥悠远，既不疏远现代物质与精神文明，也不嫌憎古色古香的遗迹和神秘人事的流传。
      或许，来得是不是时候，不要紧，只要来对了地方，就对了。至于如今被物质利益和人生欲望的大网捆缚，没有钞票便滋生出存在性不安的人，对不对，纯不纯，善不善，就先不管啦。

罗某人

未完待续。

罗某人

持续更新中。

一叶天下

阅读老师佳作，欣赏问好

罗某人

一叶天下 发表于 2024-10-8 08:20
阅读老师佳作，欣赏问好

罗某人

天翅凤竹 发表于 2024-9-23 00:13

一叶天下

再赏，提读

古不为

罗某人 发表于 2024-9-3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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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实则就是“讨债者”与“欠债者（说被讨债者也行）”之间的关系，但看得出来，很多人对充当“讨债者”业已感到很不过瘾，如今大自然都欠人类的，古老的景色和崭新的设施，都是人们该得的欠款。

吴殿平

瑰丽，大气，浑厚，，永久高亮，问好

奥，在驿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