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著作首发】《中英互译探讨》 海外逸士 著

宛城卧龙

[1]详见《说文解字诂林》第28册2736—8页。参看《管锥编·全晋文》卷论潘岳《射雉赋》。

[2]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e First Marquess of Halifax)《散文集》译者考敦（Charles Cotton)书，瑞立(W．Ra1eigh)编萨维尔《全集》185页。近代德国学者(Wilamowitz-Mollendorff)和法国诗人(Valery)也用了同样的比喻，知道的人比较多。

[3]因此，意大利大诗人列奥巴迪（Leopadi）认为好翻译应备的条件看来是彼此不相容乃至相矛盾的(paiono discordanti e incompatibili e contraddittorie)：译者得矫揉模仿(ora i1 tra duttore necessari amente affetta)，对原文亦步亦趋，以求曲达作者的天生自然（inaffetato naturale ospontaneo)的风格。详见所著《笔记》(Zibaldone)，弗洛拉（F.Flora）编本第1册288-9页。

[4] 维耐（J·P·Vinay）与达勃而耐（J·Darbelnet）合著《英法文风格比较》（Stylistique Comparee du Fancais et de l’Anglais）(1958)10页称原作的语言为“出发的语言”（language de depart）、译本的语言为“到达的语言”（langue d’arrivee）。徐永煐同志《论翻译的矛盾统一》（《外语教学与研究》1963年1期）也分为“出发的语言”和“归宿的语言”。这比英美习称的“来源语言”（source language）和“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似乎在比喻上更配合。

[5]《堂·吉诃德》第2部62章；马林(F．B．Marin）编注本第8册1邱页有注，考订这个比方原是霍拉斯(Horace)诗的一个西班牙译者在1591年说的。赞宁主要在讲理论著作的翻译，原来形式和风格的保持不象在文学翻译里那么重要；锦绣的反面虽比正面逊色，走样还不厉害，所以他认为过得去。塞万提斯是在讲文艺翻译；花毯的反面跟正面就差得很远，所以他认为要不得了。参看爱伦·坡(E．A．Poe)《书边批识》(Marginalia)说翻译的‘翻”就是“天翻地覆”(turned topsy-turvy)的“翻”，见《全集》，斯戴德曼(E．C．Stedmau)与沃德倍利(G．E．Woodberry)合编本第7册212页。

[6]《文学因缘》是苏曼殊所辑译诗集名，自序里只说起翻译的“讹”——“迁地勿为良”(北新版《全集》第l册121页)，并未解释书名，但推想他的用意不外如此。

[7]《慧语集》(Spruchweisheit)，神寺(Der Tempel)出版社版《歌德集》第3册833页。参看鲍士威尔(Boswell)《日记》(The Ominous Years)1776年4月11日记约翰生论译诗语，李斯甘(C．Ryskamp)与卜德尔(F．A． Pottle)合编本329页；又所作《约翰生传》牛津版742页。

[8]狄士瑞立(I．Disraeli)《文苑搜奇》(Curiosities of Litenature)引《梅那日掌故录》(Menagiana)，《张独司(Chandos)经典丛书》本第1册350页。圣佩韦(Sainte-Beuve)有两篇文章讲这位神父，引他同时人一對信，说他发愿把古罗马诗家统统译出来，桓吉尔等人都没有蒙他开恩饶命(Pardonner)，戴伦斯等人早晚会断送在他的毒手里(assassines)——见《星期一谈文》(Causeries du Lundi)，迦尼埃(Garuier)版第14册136页。十八世纪英国女小说家番尼·伯尔尼(Fanny Burney)  幼年曾翻译法国封德耐尔(Fontenelle)的名著，未刊稿封面上有她亲笔自题：“用英语来杀害者：番尼．伯尔尼”(Murdered into English by Frances Buruey)——见亨罗(Joyce Hemlow)《伯尔尼传》(The History of Fanny Burney)16页。彭斯(Robert Burns)嘲笑马夏尔诗集的一个英译本，也比之于“杀害”(murder)——见福格森(J．De Lancy Ferguson)编《彭斯书信集》第l册163页。

[9]在评述到林纾翻译的书籍和文章里，郑振铎先生《中国文学研究》下册《林琴南先生》和寒光《林琴南》都很有参考价值。他们讲过的，这里不再重复。

[10]周桂笙的译笔并不出色；据吴趼人《新笑史》里《犬车》条记载，周说：‘凡译西文者，固忌率，亦忌泥”云云，那些意见还是很中肯的。

[11]这篇文章是1963年3月写的。

[12]原书是she，寒光《林琴南》和朱羲冑《春觉斋著述记》都误淆为Mon tezuma’s Daughter。狮爪把鳄鱼的喉咙撕开(rip)，象撕裂手套一样；鳄鱼狠咬狮腰，几乎咬成两截；结果双双送命(this duel to the death)。

[13]普拉兹(M．Praz)《翻译家的伟大》(Grandezza dei traduttori)，见所作论文集《荣誉之家》(la Casa della fama）50页又52页。

[14]林纾《畏庐文集》里《冷红生传》说自己“木强多怒”，但是他在晚年作品里，常说到自己的幽默。《庚辛剑腥录》第48章邴仲光说：“吾乡有凌蔚庐[‘林畏庐’谐音]者，老矣。其人翻英、法小说至八十一种……其人好谐谑。”邴仲光这个角色也是林纾的美化的自塑像；他工古文，善绘画，精剑术，而且‘好谐谑”，甚至和强盗廝杀，还边打架、边打趣，使在场的未婚妻愈加倾倒(第34章)。《践卓翁小说，第2辑《窦绿娥》一则说：“余笔尖有小鬼，如英人小说所谓拍克者”；拍克即《吟边燕语》里《仙狯》的迫克(Puck)，正是顽皮淘气的典型。

[15]例如《孔子世家》写夹谷之会一节根据《穀梁传》定公10年的记载，但是那些生动、具体的细节，象‘旍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至”、“举袂而言”、“左右视”等，都出于司马迁的增饰。

[16]见《庚辛剑腥录》第33章、《践卓翁小说》第2辑《洪嫣篁》。前一书所引哈葛德语“使读者眼光随笔而趋”，其实就是“迭更先生”《贼史》第17章所谓：“劳读书诸先辈目力随吾笔而飞腾。’

[17]《李卓吾批评〈琵琶记〉》第8出。据周亮工《书影》卷1，这部评点出于无锡人叶昼的手笔。钱希言《戏瑕》卷3《赝籍》条所举叶氏伪撰书中无《批评〈琵琶记〉》，而李贽《续焚书》卷1《与焦弱侯》自言：‘《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袁中道《游居柿录》卷6也记载：“见李龙湖批评《西厢》、《伯喈》，极其细密。”不管是否李贽所说，那几句话简明扼要，提出了西洋古典文评所谓“似真”(vraisemblance)、“合乎情理”(Probability)的问题。

[18]见《黑奴吁天录·例言》、《冰雪因缘·序》、《孝女耐儿传·序》、《洪罕女郎传·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等。《离恨天·译佘剩语》讲《左传》写楚文王伐随一节最为具体。据《冰雪因缘·序》看来，他比直接读外文的助手更能领会原作的文笔：“冲叔[魏易]初不着意，久久闻余言始觉。”

[19]林纾觉得很能控制自己，对原作并不任性随意地改动。《块肉余生述》第5章有这样一个加注：“外国文法往往抽后来之事预言，故令读者突兀警怪，此用笔之不同者也。余所译书，微将前后移易，以便观者。若此节则原书所有，万不能易，故仍其原文。”参看《冰雪因缘》第26、29、39、49等章加注：“原书如此，不能不照译之”，“译者亦只好随他而走。”

[20]参看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1《答严幼陵》论严氏译《天演论》，“用为主文谲谏之资”，把“元书所称西方”古书、古事“改为中国人语”。斯宾迦(J．E．Spingarn)编注《十七世纪批评论文集》(Critical Essay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第1册《导言》51页起论当时的翻译往往等于改写；又马锡生(F．O．Matthiessen)《翻译：伊丽沙伯时代的一门艺术》(Trans- lativn：An Elizabethan Aat)79页起论诺斯(North)，又121页起论弗罗利奥(Florio)，都是翻译散文的例子。

[21]《十字军英雄记》有陈希彭《序》，况林纾‘运笔如风落霓转，……所难者，不加窜点，脱手戚篇”；民国27年印行《福建通志·文苑传》卷9引陈衍先生《续闽川文士传》也说：“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限一时许就千言，不窜一字。”陈先生这篇文章当时惹起小小是非，参看他的《白话一首哭梦旦》：“我作畏庐传，人疑多刺讥”云云(《青鹤》第4卷2l期)。

[22]按指《小说月报》第5卷7号。

[23]这是光绪34年说的话。民国3年《荒唐言·跋》的口气大变：“纾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所口述者而译，此海内所知。至于谬误之处，咸纾粗心浮意，信笔行之，咎均在己，与朋友无涉也。”助手们可能要求他作这样的声明。

[24]《克兰福镇往事》(Cranford)《几封旧信》(old Letters)。

[25]就象《大食故宫余载》里《记阿兰白拉宫》篇加注：“此又类东坡之黄鹤楼诗”；《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第35章加注：‘此语甚类宋儒之言”；《魔侠传》第4段14章加注：“‘铁弩三千随婿去’，正与此同。”

[26]豪斯(H．House)《迭更司世界》(The DickenS World)5l又169页论迭更司把希望寄托在赤利伯尔这类人物身上。

[27]皮尔朋(Max Beerbohm)开过一张表，列举一般认为可笑的人物，有丈母娘、惧内的丈夫等，其中一项是：“法国人、德国人、意国人……但俄国人不在内。”——克来(N．Clay)  《皮尔朋散文选》94页。

[28]参看叶斯泼生(o．Jespersen)《近代英文法》第2册304页。

[29]原书是The White Company；《林琴南》和《春觉斋著述记》都误淆为Sir Nigel。

[30]《做祖父的艺术》(L’Art d'etre Grand-pere)第4卷第1首《布封伯爵》，伐利盖脱(Valiquette)版《雨果诗全集》786页(‘Je Contemple，au mi1ieu des arbres de Buffon，/Le bison trop bourru，lebabouin trop bouffon”)。

[31]黄濬《花随人圣盫摭忆》238页：“魏季渚(瀚)主马江船政工程处，与畏庐狎；一日告以法国小说甚佳，欲使译之，畏庐谢不能。．再三强，乃曰：‘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季渚慨诺，买舟载王子仁同往，强使口授《茶花女》……书出而众哗悦，林亦欣欣。……事在光绪丙申、丁酉间。”光绪丙申、丁酉是1896—7年；据阿英同志《关于〈茶花女遗事〉》里的考订(《世界文学，1961年10月号)，译本出版于1899年。

[32]张慧剑《辰子说林》7页：“上海某教会拟聘琴南试译《圣经》，论价二万元而未定。”

[33]《波斯人书信》(Lettres persanes)第143函末附医生信，德吕克(G.Truc)校注本260--1页。林译删去这封附“翰”(《东方杂志》第14卷7号)。

[34]前引《续闽川文士传》：“作画译书，虽对客不辍，惟作文则辍。其友陈衍尝戏呼其室为‘造币厂’，谓动辄得钱也。”參看《玉雪留痕·序》：“若著书之家，安有致富之日?……则哈氏黩货之心，亦至可笑矣!”

[35]《冰雪因缘·序》第59章评语：“畏庐书至此，哭已三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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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十年前读过，现在一读，有收获。

宛城卧龙

下面贴 钱钟书先生著作

《汉译第一首英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宛城卧龙

汉译第一首英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之一

    勃特勒（Samuel Butler）记载他碰见一个意大利男孩子，那孩子问他：“你们英国人准把郎费罗（Longfellow）的诗读得很多吧？”他答：“不，我们不怎么读他的诗。”那孩子诧异道：“那是什么缘故呢？他是一个很漂亮的诗人（a very pretty poet）呀！”[01]这位惯持异见的作家显然过低估计了他本国人的阅读范围——或者说，过高估计了他们的鉴别水平。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旅游伦敦，到处碰上一些半老不老的单身女士，简直躲避不了（the inevitable solitary elderly ladies）。有一位和他同席，向他大讲郎费罗的诗在英国受人热爱，“家喻户晓”（a household poet），正不亚于在美国[02]。这两节不大有人注意的掌故都流露出对郎费罗的轻蔑，然而也恰恰证明他真说得上名扬外国，妇稚皆知。那些外国里也包括我们中国。郎费罗最传诵一时的诗是《人生颂》（A Psalm of Life）；他的标准传记里详述这首诗轰动了广大的读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列举事实为证，例如一个美国学生厌世想自杀，读了《人生颂》后，就不寻短见，生意满腔[03]。对于这些可夸耀的事例，不妨还添上一项：《人生颂》是破天荒最早译成汉语的英语诗歌。在一切外语里，我国广泛和认真学习得最早的是英语。正像袁枚的孙子所说：“中土之人莫不以英国语言为‘泰西官话’，谓到处可以通行。故习外国语言者皆务学英语，于是此授彼传，家弦户诵。近年以来，几乎举国若狂。”[04]《人生颂》既然是译成汉语的第一首英语诗歌，也就很可能是任何近代西洋语诗歌译成汉语的第一首。这首诗有中文译本，郎费罗是知道的。他是否觉察到在中国引进西方文学的历史上，他比同用英语写诗的莎士比亚远远领先，也比他自己翻译的但丁远远领先？假如觉察到了，他有何感想？这些都可以引起猜测而也许不值得考究。



    一八六四年九月英国人福开森（Robert Ferguson）拜访郎费罗，后来在他的《战时和战后的美国》（America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里叙述了他愉快的回忆。他描写诗人的书斋：“书桌上摊着赠送来的各国语文书籍——是的，甚至有中国语文。中国人别出心裁，跟我们做法不同；他们的赠书是扇子形，上写《人生颂》的译文，出于一位‘华国’诗人（a poet of the Flowery Land）的手笔。假如他的译文能和他的书法一样好，那就真是佳作了。”[05]郎费罗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日记也说：“邀蒲安臣夫妇饭；得中国扇，志喜也（in honor of the Chinese Fan）。扇为中华一达官（mandarin）所赠，上以华文书《人生颂》。”[06]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原是美国驻华公使，任满以后，清廷根据“楚材晋用”和“谏逐客”的经典原则，聘请他为中国钦差大臣，出使外国（其中有他的本国）；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他率领一满一汉两个副使,“賷国书前往西洋有约各国办理中外交涉事件”[07]。那位“华国诗人”、“中华达官”是谁，福开森和郎费罗都没有交代；《郎费罗传》增订版的《附录》里说他是“Jung Tagen”[08]，仿佛音译“容大人”三字。下文要引的《人生颂》译文和那把“官老爷扇子”（mandarin fan）上面写的是一是二，有机会访问美国而又有兴趣去查看郎费罗的遗物的人很容易找到答案。我只想举出中国书籍里关于郎费罗和《人生颂》的最早文献。



    方浚师的《蕉轩随录》刊于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在他脱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后四年[09]；据他到广东后给老上司董恂的信看来，他“粤行”以前已写就那部书的初稿[10]。《蕉轩随录》卷十二有标题《长友诗》一条。先把这一条的开首和结尾录出，加以申说，然后把郎费罗诗原文和“长友诗”并列，便于对照。

宛城卧龙

汉译第一首英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之二

   后汉时莋都夷作《慕化归义诗》三章，犍为郡掾田恭讯风俗，译辞语，梁州刺史朱辅上之。《东观汉记》载其歌，并重译训诂为华言，《范史》所载是也，注则本之《东观》所录夷语[诗从略]。按原作多不可晓，故《范史》谓“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也。英吉利使臣威妥玛尝译欧罗巴人长友诗九首，句数或多或少，大约古人长短篇耳；然译以汉字，有章无韵。请于甘泉尚书，就长友底本，裁以七言绝句。尚书阅其语皆有策励意，无碍理者，乃允所请。兹录之，以长友作分注句下，仿注《范书》式也。徼外好文，或可为他日史承之采择欤。诗曰[诗从略]。按道光间西洋人汗得能汉语，略解《鲁论》文义，介通事杨某谒高要苏赓堂河帅廷魁，河帅示以诗云：“宣尼木铎代天语，一警愚聋万万古。圣人御世八荒集，同文远被西洋贾。……岛夷怀德二百年，楼馆鳞比城西偏。中朝不改《旅獒》册，绝域应焚‘亚孟’编（彼国经文）。”孔子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读尚书及河帅之诗，可以见两公之用心矣。



    “孔子作《春秋》”那几句，是韩愈《原道》里的名言。我猜想“亚孟”是基督徒祈祷时的公式语“amen”。《乐德?慕德?怀德歌》采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就是方浚师所说《范史》；在“洋务”和“中外交涉”还没有出现的时代，学者举它为“外国文章可适于中夏”的著名例子[11]。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原是翻译官出身，据说“破格”提升[12]，贵为驻华公使，居然不忘旧业。他是英国人，偏偏选择了美国郎费罗的诗，在意大利小孩子和英国老姑娘之外，可以又添一例。“甘泉尚书”是户部尚书董恂，扬州府甘泉县人。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清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相当于外交部；“夫‘外部’者，即‘总署’也；英呼曰‘佛林敖非司’，译‘佛林’[foreign]外国也，‘敖非司’[office]，衙门也”[13]。总署开始成立，董恂就是一个主要领导人。他的文集里有同文馆教习美国人丁韪良（W. A. P. Martin）所译法律和自然科学书籍的序文[14]；那本法律书的序文说：“爰属定远方浚师删校一过。”方浚师自己也说：“《万国公法》、美国丁韪良所译，予与陈子敬、李叔彦、毛升甫三君，竭年余之力，为之删削考订。”[15]方浚师从总署一成立就进去当“章京”，蒲安臣的两位副钦差志刚和孙家谷原是他的同僚[16]。《郎费罗传》在一八六四和一八六五年提起“官老爷扇”，正是方浚师作董恂下属的年限以内。有没有“Tung Tajen”（董大人）误作“Jung Tagen”（容大人）的可能呢？大写J和大写T形近致误，毫不足怪。董恂诗集里只有应酬法国贵族的诗，没收进《长友诗》的译文[17]；方浚师的著作也早被遗忘，所以他那“可为他日史乘采择”的卑微愿望不料竟是渺茫的奢望。



    在同治、光绪年间，方浚师要算熟悉洋务的开通人士了。今天，我们以后来居上的优越感，只觉得他的议论可笑。他既沿袭中国传统的民族自大狂，又流露当时有关外国的笼统观念。把这段话笺释一下，也许对那个消逝了的时代风气可以增进些理解。



    最值得注意的是，方浚师讲翻译外国文学的用意恰恰把我们翻译外国文学的用意倒了个儿。按道理，翻译外国文学，目的是让本国人有所观摩借鉴，唤起他们的兴趣去欣赏和研究。方浚师的说法刚巧相反，翻译那首《长友诗》的“用心”是要“同文远被”，引诱和鼓励外国人来学中国语文，接受中国文化，“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正像光绪初年，那位足智多能的活动家金安清就想在上海创办一个“同伦书院”，挑选“东西洋大国里的秀颖之士，使之自行束惰，谒吾徒而来，请读中国之书焉，受中国之业焉。……出幽谷而迁乔木，……化彼而为我”[18]。方浚师对政法、科技等外国书籍的翻译，显然不存此想，另眼看待，另案办理；譬如他删校《万国公法》，绝非为了引导外国人“进于中国”，来遵奉《大清律例》。这种区别对待的文化模式并不独特，例如西方中世纪有并立和对立的“双重真理”（twofold truth）——“来自启示的真理”和“得自推理的真理”，现代也有所谓“两种文化”（two cultures）——“科学家文化”和“人文学家文化”，据说苏联还区分“三类科学”（three sciences）[19]。它逐渐明朗化，就像黄遵宪和日本人谈话时说：“形而上，孔孟之论至矣；形而下，欧米之学尽矣”；又在著作里写道：“吾不可得而变者，凡关于伦常纲纪者是也。吾可以得而变者，凡可以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者皆是也。”[20]张之洞为学术二元论定下了一个流行公式：“新旧兼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21]大家承认自然和一部分社会科学是“泰西”的好，中国该向它学，所以设立了“同文馆”；同时又深信文学、道德哲学等是我们家里的好，不必向外国进口，而且外国人领略到这些中国东西的高妙，很可能归化，“入我门来”，所以也应该来一个“同伦书院”。翻译外国作品能使外国作家去暗投明，那把诗扇仿佛是钓饵，要引诱郎费罗向往中国。送的人把礼物当钓饵，收的人往往认为进贡。看来，这一次“用心”枉费，扇子是白赔了。



    方浚师说蛮“夷”是“鸟兽殊类”，所以“语不可晓”。这句话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鸟语”早成为“蛮语”或“夷语”的同义词[22]。他所引《后汉书》那篇传里《哀牢夷》节又说：“其母鸟语”；传末《论》也说：“兽居鸟语之类”；同书《度尚传》：“椎髻鸟语之人”，章怀注：“谓语声似鸟也，《书》曰：‘岛夷卉服’”，王先谦《集解》引钱大昕说“岛”当作“鸟”。《魏书?僭晋司马叡传》：“巴蜀蛮獠，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宋书?良吏传》徐豁上表：“既遏接蛮俚，……又俚民皆巢居鸟语。”《周礼?秋官司寇》早规定“掌与鸟言”和“掌与兽言”的官该派“闽蛮”和“貉狄”去当[23]，正表示蛮夷和鸟兽是能彼此通话的[24]。黄遵宪提倡洋务和西学，然而他作诗时也忍不住利用传统说法；他在由日本赴美国的海船上，作了一首绝句：“拍拍群鸥逐我飞，不曾相识各天涯；欲凭鸟语时通讯，又恐华言汝未知。”[25]试把宋徽宗有名的《燕山亭》词对照一下：“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26]黄遵宪不写“人言汝未知”，而写“华言汝未知”，言外之意是鸥鸟和洋人有共同语言。吴仰贤在同治六年左右，写了一首诗，咏上海“洋泾浜”的“方言馆”，那里“专聚汉人子弟，教以夷书夷语”：“绦帐新悬讲舍成，虫书鸟篆斗纵横。生男要学鲜卑语，识得钩輈格磔声。”[27]“生男”句用《颜氏家训?教子》里的典故，“识得”句正指鸟语，出于李群玉《九子阪闻鹧鸪》：“正穿屈曲崎岖路，又听钩輈格磔声。”翁同龢曾记载一个读来发笑的情景：“诣总理衙门，群公皆集。未初，各国来拜年。余避西壁，遥望中席，约有廿余人，曾侯与作夷语，啁啾不已。”[28]“啁啾”、“啁哳”、“啁噍”都是古诗文里描写鸟声的象音。当时中国的出使人员很钦佩曾纪泽会“夷语”：“袭侯于英、法二国语言皆能通晓，与其人会晤，彼此寒暄。”[29]英语也罢，法语也罢，到了对洋鬼子远而避之的翁同龢的耳朵里，只是咭咭呱呱、没完没了的鸟叫[30]。话又得说回来，抱有这种偏见的不止中国古人。读过点西洋文学经典的人马上会想起，古希腊大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名作《群鸟》里，就把野蛮人的言语说成啁啾的鸟叫。十六世纪法国动物学家吉尔（Pierre Gilles）也说英国人讲话，在不懂的人听来，简直是鹅叫（si Britanni colloquentes anserum clangore fundere）[31]，而鹅是西方臭名昭著的“呆鸟”！



    方浚师删订过美国人丁韪良的译稿，董恂和丁韪良很友好，丁氏的回忆录里有专节讲他[32]。但是，董、方两人都称郎费罗为“欧罗巴人”。想来威妥玛没向董恂说明，董恂也没向丁韪良提起译诗的事，居然那把诗扇——假如它的来头就是“董大人”而不是另一位“容大人”——竟会正确地送到美利坚的郎费罗手里！大约董恂当初误会，到送礼时，已经搞明白“长友”的国籍了，而方浚师恭录上司译文以后，以讹传讹，没去追究和追改。这笔糊涂账也多少表示，当时讲洋务的人对西洋的观念还含混不清，虽然不至于像有些顽固官僚那样的黑漆一团。汪康年曾有一条记载：“通商初，万尚书青藜云：‘天下那有如许国度！想来只是两三国，今日称“英吉利”，明日又称“意大利”，后日又称“瑞典”，以欺中国而已！’又满人某曰：‘西人语多不实。即如英、吉、利，应是三国；现在只有英国来，吉国、利国从未来过。’”[33]当时人对欧洲远比对美国看重。美国的国际地位还不算很高，它的“显着的命运”（manifest destiny）还没有掐算出来，它还梦想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入“五强国”，更不用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列入“两个超级大国”。它派驻英、俄、法、德的公使只是“二等使”，和中国以及日本、秘鲁、暹罗、摩纳哥等的公使是一辈[34]。最近，爱好中国建筑的美国女财主布洛克?阿斯德夫人（Mrs Brooke Astor）在她的《脚印》（Footprints）里，还回忆起中国人称呼“美国佬”（a Yankee）为“二级英国人”（a second-chop Englishman）[35]。当年董恂听说到一个西洋人，而且是听英国人说的，首先就以为他是“欧罗巴人”，这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威妥玛把郎费罗的姓不译音而译意，他也许照顾董恂不懂外语，避免佶屈聱牙。那种译法在威妥玛本国也曾有过。休谟（David Hume）有封信，就嘲笑一部讲古罗马宫廷的著作把人名地名都译意而不译音，例如意译艳体诗作者安塞尔（Anser）的名字为“小鹅先生”（Mr Gosling）[36]。李?亨特（Leigh Hunt）的一篇散文《音韵与意义》（Rhyme and Reason）里把意大利诗人托夸吐?塔索（Torquato Tasso）意译为“屈曲紫杉树”（Twisted Yew）[37]。兰姆（Charles Lamb）[38]由法国向国内朋友写信，用法语署名：“你的卑下的仆人、羔羊一名兰姆。”（Votre humble serviteur Charlois Agneau alias C. Lamb）据说有一位和郎费罗没会过面的女士想像他是“瘦长个子”（a tall, thin man）,又有一个小女孩儿瞧见一只长腿飞虫（daddylong-legs）,赶着它叫“郎费罗先生！（Mr Longfellow!）”[39]她们正是顾名思义，都把“郎费罗”理解为“长人”或“长友”。

宛城卧龙

汉译第一首英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之三

郎费罗原作

Tell me not, in mournful numbers,

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

For the soul is dead that slumbers,

And things are not what they seem.

Life is real—life is earnest—

And the grave is not its goal:

Dust thou art, to dust returnest,

Was not spoken of the soul.

Not enjoyment, and not sorrow,

Is our destin'd end or way;

But to act, that each to-morrow

Find us farther than to-day.

Art is long, and time is fleeting,

And our hearts, though stout and brave,

Still, like muffled drums, are beating

Funeral marches to the grave.

In the world's broad field of battle,

In the bivouac of Life,

Be not like dumb, driven cattle!

Be a hero in the strife!

Trust no Future, howe'er pleasant!

Let the dead Past bury its dead:

Act-act in the glorious present！

Heart within, and Godo'er head!

Lives of great men all remind us

We can make our lives sublime,

And, departing, leave behind us

Footsteps on the sands of time.

Footsteps, that, perhaps another,

Sailingo'er life's solemn main,

A forlorn and shipwreck'd brother,

Seeing, shall take heart again.

Let us then be up and doing,

With a heart for any fate;

Still achieving, still pursuing,

Learn to labor and to wait.



威妥玛译文



勿以忧时言

人生若虚梦

性灵睡即与死无异

不仅形骸尚有灵在

人生世上行走非虚生也总期有用

何谓死埋方至极处

圣书所云人身原土终当归土

此言人身非谓灵也

其乐其忧均不可专务

天之生人别有所命

所命者作为专图日日长进

明日尤要更有进步

作事需时惜时飞去

人心纵有壮胆远志

仍如丧鼓之敲

皆系向墓道去

人世如大战场

如众军在林下野盘

莫如牛羊无言待人驱策

争宜努力作英雄

勿言异日有可乐之时

既往日亦由已埋已

目下努力切切

中尽己心上赖天佑

著名人传看则系念

想我们在世亦可置身高处

去世时尚有痕迹

势如留在海边沙面

盖人世如同大海

果有他人过海

船只搁浅受难失望

见海边有迹才知有可销免

顾此即应奋起动身

心中预定无论如何总期有济

日有成功愈求进功

习其用工坚忍不可中止



董恂译诗



莫将烦恼著诗篇

百岁原如一觉眠

梦短梦长同是梦

独留真气满乾坤

天地生材总不虚

由来豹死尚留皮

纵然出土仍归土

灵性常存无绝期

无端忧乐日相循

天命斯人自有真

人法天行强不息

一时功业一时新

无术挥戈学鲁阳

枉谈肝胆异寻常

一从薤露歌声起

邱陇无人宿草荒

扰扰红尘听鼓鼙

风吹大漠草萋萋

驽骀甘待鞭笞下

骐骥谁能辔勒羁

休道将来乐有时

可怜往事不堪思

只今有力均须努

人力殚时天佑之

千秋万代远蜚声

学步金鳌顶上行

已去冥鸿亦有迹

雪泥爪印认分明

茫茫尘世海中沤

才过来舟又去舟

欲问失帆谁挽救

沙洲遗迹可追求

一鞭从此跃征鞍

不到峰头心不甘

日进日高还日上

肯教中道偶停骖

宛城卧龙

汉译第一首英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之四



    威妥玛的译文不过是美国话所谓学生应付外语考试的一匹“小马”（pony）——供夹带用的逐字逐句对译。董恂的译诗倒暗合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主张：译者根据、依仿原诗而作出自己的诗（nachdichten, umdichten）[40]。不幸的是，他根据的并非郎费罗的原诗，只是威妥玛词意格格不吐的译文——媒介物反成障碍物，中间人变为离间人。关于译诗问题，近代两位诗人讲得最干脆。弗罗斯脱（Robert Frost）给诗下了定义：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41]。摩尔根斯特恩（Christian Morgenstern）认为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Es gibt nur schlechte Uebersetzungen und weniger schlechte）[42]，也就是说，不是更坏的，就是坏的。一个译本以诗而论，也许不失为好“诗”，但作为原诗的复制，它终不免是坏“译”。像威妥玛和董恂的《长友诗》，“诗”够坏了，“译”更坏，或者说，“译”坏而“诗”次坏。诗坏该由董恂负责，译坏该归咎于威妥玛。威妥玛对郎费罗原作是了解透彻的，然而他的汉语表达力很差。词汇不够，例如“art”不译为“艺业”、“术业”而译为“作事”；句法不顺不妥，有些地方甚至不通费解，例如“由已埋已”（Let the dead Past bury its dead），“看则系念”（remind us）。为使意义明白，他添进了阐释，例如“人生世上行走非虚生也”（Life is real），也多此一举。懂英语的人看出这匹“小马”表现得相当驯服听话，而董恂可怜不懂英语，只好捧着生硬以至晦涩的汉译本，捉摸端详，误会曲解。单凭这篇译文，我们很容易嘲笑那位在中国久住的外交官、回英国主持汉文讲座的大学教授。不过，汉语比英语难学得多；假如我们想想和他对等的曾纪泽所写离奇的《中西合璧诗》，或看看我们自己人所写不通欠顺的外语文章，就向威妥玛苛求不起来了。董恂的译诗还能符合旧日作诗的起码条件，文理通，平仄调（第七首“已去冥鸿亦有迹”的“亦”字多分是“犹”字之误），只是出韵两次。第二首把“六鱼”的“虚”字和“四支”的“皮”字、“期”字通押，幸而“虚”字在首句，近体诗容许所谓“孤雁入群”；第五首把“四支”的“羁”字和“八齐”的“萋”字、“鼙”字通押，“羁”字又在尾句，按那时的标准，就算是毛病了。



    第一节第一句“勿以忧时言”的“时”字一定是抄错或印错了的“诗”字；威妥玛不但没有译错，而且没有写错，所以董恂也说“莫将烦恼著诗篇”。威妥玛的译文加上新式标点：“勿以忧诗言：‘人生若虚梦’”，正确地转述了郎费罗的原意，只是“忧诗”二字生涩难懂；“人生若虚梦”是“忧诗”所“言”的内容，发这种“言”的“诗”是要不得的（“勿以”）。董恂没理会这两行是一句里的主语和次语，把威妥玛的译文改写为平行对照的两句：“莫将烦恼著诗篇，百岁原如一觉眠。”还接上第三句说“同是梦”，完全反背了原意。原意是：人生并非一梦，不应该抱悲观；董恂说：人生原是一梦，不值得去烦恼。最经济的局部纠正办法也许是改换两个字：“百岁休言一觉眠。”只是紧跟着“莫将”，语调又太重复了。第四节里心和丧鼓的比喻可能脱胎于十七世纪亨利?金（Henry King）的悼友名作（My pulse, like a soft drum, / Beats my approach, tells thee I come）[43]；波德莱尔（Baudelaire）很赏识它，从郎费罗那里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它进自己诗里（Mon coeur, comme un tambour voilé / Va battant des marches funebres）[44]。英、法语可用同一字（beat, battre）表达心的怦怦“跳”和鼓的砰砰“敲”，郎费罗和波德莱尔都不费气力，教那个字一身二任。汉语缺乏这个方便，威妥玛只能译一字相贯为两事相比：“人心如丧鼓之敲。”董恂索性把“心”和“鼓”都抛开了。第五节里的比喻曾遭一度著名的语文教授郎士伯利（Thomas R. Lounsbury）指摘，他认为：在战场上的“斗争”（strife）里，该“作英雄”，这话说得有道理，但是在露宿营（bivouac）里会有同样的“斗争”，也得抢“作英雄”，这话说不过去[45]。威妥玛的译文把这个语病含糊带过，因为他译成“争宜努力作英雄”，就仿佛郎费罗原句不是“Be a hero in the strife”，而是“Strive to be a hero”；“争宜”也很不妥，至少得倒过来为“宜争”，文言这里的“争”等于白话的“怎”，“怎宜”是反诘或慨叹的语气了。董恂的诗笔把战场、露营一扫而光，使“牛羊”变为“驽骀”——“劣马”、“疲弱的马”，使“英雄”变为不受“羁”的“骐骥”——另一意义的“劣马”、顽强的马。第六节里原作对照了“死的过去”和“活的现在”；在“新名词”大量流入以前，文言很难达出这个“成双的对立”（binary opposition）。晚明以来有句相传的名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但在汉语里，“死昨”、“生今”终是过不去的词组——当然，对中国语文享有治外法权的洋人、半洋人们尽可以那样说和写。文言里兼指过去与死亡的常用字是“逝”和“故”，只是“故”的天然配偶是“新”，“逝”的天然配偶是“留”，都不是“生”；而且搭配上“新”和“留”，“逝”和“故”涵有的死亡意义就冲淡甚至冲掉。威妥玛也许尊重当时的语言习惯，只译为“既往日”、“目前”，而不译为“既死之往日”、“方生之当前”。他忽略了一点，既然“死”已省去，“埋”又从那里说起呢？无怪董恂干脆把“埋”也精简掉。在董恂诗里，“将来”、“往”、“今”三个时态平列得清清楚楚；相形之下，威妥玛译文的“异日”、“往日”、“目下”就欠匀称，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用“今日”来代替“目下”。第七、八节海滩沙面留下脚印的比喻也引起疑问。关汉卿《玉镜台》第二折里男角看见女角在“沙土上印下的脚踪儿”，就说：“幸是我来的早！若来的迟呵，一阵风吹了这脚踪儿去。”印在海滩沙面上的痕迹是更短暂、更不耐久的。十六、七世纪欧洲抒情诗里往往写这样的情景：仿佛《红楼梦》第三十回椿龄画“蔷”，一男或一女在海滩沙面写上意中人的名字，只是倏忽之间，风吹（un petit vent）浪淘（the waves, l'onde），沙上没有那个字，心上或世上也没有那个人了[46]。英语经典里最有名的海滩脚印也许是鲁宾逊勘探荒岛时所发见的，他吓得心惊肉跳，竟以为是魔鬼搞的把戏，要不然，沙上的痕迹是保留不住的，风吹海涨，早消灭得无影无踪（entirely defaced）[47]。在《潮上、潮退》（The Tide Rises, the Tide Falls）那首小诗里，郎费罗自己写“海浪用柔白的手，抹掉沙上的脚印”（The little waves, with their soft white hands, / Efface the footprints in the sands）；在他这首诗里，沙滩脚印却有点儿像咱们苏州灵岩山石上古代美人西施留下的巨大脚印了。董恂诗里借用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的名句，也很现成，但他忘了上文该照顾到下文。“痕迹留在海边沙面”，虽然煞费辩解，却和下文“见海边有迹才知有可解免”语脉一贯相承。“雪泥爪印认分明”和“沙洲遗迹可追求”就对不上口。一来雪泥鸿印和沙洲人迹绝然是两回事；二来泥印是“认分明”，不用寻寻觅觅，沙迹是“可追求”，等于“待追求即可发现”。是不是理解为“可据以作进一步追求”呢？那得改“可”为“足”才行。



    董恂不过译了一首英语诗，译笔又不好，但是我们只得承认——尽管已经忘记——他是具体介绍近代西洋文学的第一人。和他相熟的中国通帕克（H. E. Parker）在回忆录里没提起他翻译郎费罗的事，只讲他干了一桩我们现在还得惊讶为规模弘大的翻译工作。“董恂是一位名诗人（a renowned poet），威妥玛爵士一下子就把他的诗火（sacred fire）点着了；我相信北京社会都曾忍受过他的《哈罗而特公子》的译本”（I believe he has inflicted upon the Peking World a translation of “Childe Harold”）[48]。就是说他译过拜伦的巨著。董恂虽有诗集，而且他那位扬州府同乡符葆森选过他的诗[49]，但在当时算不得诗人。不过，外国人看来，写几句诗的大官不用说是“名诗人”。帕克似乎承认他是诗人，只暗示他的翻译一定不好，读来只会受罪。威妥玛无疑曾引起董恂对英语诗歌的兴趣，《人生颂》的翻译正是“点着了他的诗火”的结果。然而董恂要译拜伦的行数那末多的长诗，得找人供给像《长友诗》那样的底稿，威妥玛未必有此功夫，更未必有此耐心和热忱，当时同文馆的学生也肯定没有足够的英语程度。所以，我怀疑董恂是否真有一部使他的同僚或下属硬着头皮、咬紧牙关去“忍受”的拜伦译稿。帕克的“相信”也许缺乏事实根据，至于他说董恂由威妥玛而接触西洋文学，那倒是有凭有据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他译的郎费罗，他很可能又听说起拜伦或其他诗人。



    董恂以相当于外交部当家副部长的身份，亲手翻译了西洋文学作品。中国最早到外国去的使节又都是在他主持下派出的。这就引起幻想，以为从此上行下效，蔚然成风，清廷的出使人员有机会成为比较文学所谓“媒介者”（intermediary），在“发播者”（transmitter）和“收受者”（receptor）之间，大起搭桥牵綫的作用。何况那时候的公使和随员多数还不失为“文学之士”，对外国诗文不会缺乏猎奇探胜的兴味。我们来瞧罢。



    在嘉庆八年（一八○三）刊行的一部书里，缪艮发表了他的《四十二愿》，第十一愿是：“出使外都，遍历异域。”[50]这个笔砚生涯的寒士可能是清代要出洋当外交官的第一人；远在鸦片战争以前，他已有那个欲望，真是时代的先驱者了!也许他正因为是穷愁潦倒的寒士，才梦想出洋。六十多年后，清廷开始派使节到西洋去，做官的人就是不“愿出使外都”。他们深怕钦差的纱帽落在自己头上，认为这趟差使非常危险，凶多吉少，不是在路上海洋里翻船淹死，就是到了外国给洋鬼子杀死或扣留。被派的人嘴里感戴天恩，心里暗暗叫苦叹晦气。我们只要看《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安公子“高升”为乌里雅苏台参赞，“顶门上轰的一声，心不住的向上乱迸，泪如雨下”，同时“预备谢恩”，就大可以推类想像。慈禧太后金口玉音说过：“这出洋本是极苦差事。”（郭嵩焘光绪二年七月十九日日记手稿）同治五年（一八六六）首次出使的钦差斌椿事毕归国，安抵天津，表示想不到竟能活着回来：“自天外归来，重睹故乡景物，真有‘生入玉门’之乐！”[51]同治六年第二次派使节、副使志刚到养心殿“叩谢圣主天恩”，皇太后问：“汝有老亲否?”奏对：“奴才父母皆已去世。”[52]一问一对只两句话，言外之意却很丰富。出洋是九死一生的勾当，而中国“以孝治国”，主子少不了口头照顾一下“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至于“奴才”的老婆和孩子是否会成为寡妇孤儿，那就管不尽许多了。光绪二年（一八七六）郭嵩焘出使英、法，这位自负通晓洋务的维新派碰上好机会了，而心境似乎并不舒畅；他动身前自比出塞的王昭君，任满回国后自比入玉门关的班超：“汉宫何缘嫁娉婷!泪珠飞堕鸳鸯屏。丰容靓饰不自媚，莫怨远弃单于庭”；“投荒已分无归日，何意生还入玉门!”[53]光绪四年敕建上海天后宫，驻外公使和下属捐钱造成那所庙宇[54]，便于出使人员虔求有灵有验的天后娘娘，保佑他们无灾无难，好去好回；公使等出国前，到庙里许愿祈祷，回国后，到庙里还愿，上匾额，挂对联。光绪八年驻德使馆随员钱德培发了一通感慨，坦白说出心里话：“王子聪茂才……病殁馆中。……王君蔼然仁者，为养亲计，作异域游，不一年而赴召修文，可不死而死于医之不善治理，良可悲也!出洋之苦而人每视为畏途，于此益信。”[55]晚清直刮到现在的出洋热那股狂风并非一下子就猛得飞砂走石，“开洋荤”当初还是倒胃口的事。张祖翼曾在光绪十二年充当驻英公使刘瑞芬的随员，晚年回忆说：“郭嵩焘使英伦，求随员十余人，无有应者。岂若后来一公使奉命后，荐条多至千余哉!邵友濂随崇厚使俄国[光绪四年]，同年饯于广和居，蒋绶珊户部向之垂泪，皆以此宴无异易水之送荆轲也。”[56]王昭君、班定远之外，又请出了荆轲，可能苏子卿、蔡文姬等典故也曾给人牵扯过。



    除掉翻译官以外，公使、参赞、随员一般都不懂外语。他们就像王韬在英国时自叹的诗句所描画：“口耳俱穷惟恃目，喑聋已备虑兼盲。”自注：“来此不解方言，故云。”[57]他们运用“目”的范围实在也不很宽广。辜鸿铭讲过一个故事，结尾如下：“少年曰：‘我不识字。’土财主骇问曰：‘曩何以见若手不释卷，终日看书耶?’少年答曰：‘我非看书，看书中之画耳。’噫!今中国王公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亦可谓之出洋看洋画耳!”[58]为了日常需要，他们也学点儿外语，但大致不会超出“救命词汇”（survival kit）。语言的困难必然阻碍了对文学的领会，而且也竟抑止了对文学的好奇。他们中间多的是文人诗人或爱作诗文的人，最先出使的斌椿就是一位满洲小名士[59]。他“乘槎”出洋，不但到处赋诗卖弄，而且向瑞典“太坤”（王太后）献诗“为寿”，据他自己说，他的诗“遍传海国”；他的翻译官也恭维说：“斌公之诗传五洲，亦犹传于千古也。”[60]他的一卷《海国胜游草》比打油诗好不了许多；偶尔把外国字的译音嵌进诗里，像“弥思（自注：译言女儿也[miss]），小字是安拏，明慧堪称解语花”[61]，颇可上承高锡恩《夷闺词》，下启张祖翼《伦敦竹枝词》[62]。不知道是否由于他“遍传海国”的诗名，后来欧洲人有了一个印象，“谓中国人好赋诗；数日不见，辄曰：‘近日作诗必多矣!顷复作耶?’”[63]公使里像郭嵩焘的诗和古文、张荫桓的诗和骈文，都不愧名家，薛福成的古文也过得去。曾纪泽作得很好的诗，又懂英语，还结合两者，用不通的英语翻译自己的应酬诗。参赞里的黄遵宪更是开派的大诗人，黎庶昌作古文不亚于薛福成。这些中国诗人文人仿佛“只扫自己门前雪”，把隔了一垛语言墙壁的西洋诗文看成“他家瓦上霜”，连捡起一点儿道聼途说的好奇心都没有。倒是一个忌妒郭嵩焘文名的迂俗官僚，留下了几句绝无仅有的西洋诗话：“有以英语为诗者，句法长短不一，叶以音韵；男女子从事于此，往往汇稿成帙，号称‘诗人’。”[64]末两句语中带刺，所指可以不限于当时的英国“男女子”。不论是否诗人文人，他们勤勉地采访了西洋的政治、军事、工业、教育、法制、宗教，欣奋地观看了西洋的古迹、美术、杂耍、戏剧、动物园里的奇禽怪兽。他们对西洋科技的钦佩不用说，虽然不免讲一通撑门面的大话，表示中国古代也早有这类学问。只有西洋文学——作家和作品、新闻或掌故——似乎未引起他们的飘瞥的注意和淡漠的兴趣。他们看戏，也像看马戏、魔术把戏那样，只“热闹热闹眼睛”（语出《儿女英雄传》三十八回），并不当作文艺来观赏，日记里撮述了剧本的情节，却不提它的名称和作者。[65]



    有两个外交官，颇可作为代表性的例子。



    一个是李凤苞。他的《使德日记》里有以下一节：



    送美国公使美耶台勒之殡。……美国公法师汤谟孙诵诔曰：“美公使台勒君去年创诗伯果次之会。……以诗名，笺注果次诗集尤脍炙人口。”……按果次为德国学士巨擘，生于乾隆十四年。十五岁入来伯吸士书院，未能卒业。往士他拉白希习律，兼习化学、骨骼学三年。考充律师。著《完舍》书。二十三岁、萨孙外末公聘之掌政府。编纂昔勒诗以为传奇，又自撰诗词，并传于世。二十七岁游罗马、昔西里而学益粹。乾隆五十七年与于湘滨之战。旋相外末公，功业颇著。俄王赠以爱力山得宝星，法王赠以十大字宝星。卒于道光十二年[66]。



    美耶?台勒就是《浮士德》的著名译者（Bayard Taylor）；果次一称俄特[67]，正是歌德；《完舍》就是《少年维特》。李凤苞学过一些英语[68]，所以把“歌德”，“维特”都读成英语的声音。歌德早在一七九〇年写的诗里自夸说，中国人用小心翼翼的手笔把“完舍”和情妇的形象画在玻璃上（auch sogar der Chinese / Malet, mit angstlicher Hand, Werthern und Lotten auf Glas）[69]。假如真有其事，那末中国人就仿佛看竹不问主人，吃“盘中餐”而忘掉了“农家”，对“完舍”的创造者一直无视或无礼地无知。李凤苞显然全不知道本国有过那种仕女画，但他总算知道了外国有过这位诗人[70]。历来中国著作提起歌德，这是第一次；当时中国驻西洋外交官著作详述所在国的大诗人，这是惟一次，像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的书里都只字没讲起莎士比亚[71]。光绪七年，黎庶昌在西班牙当参赞，正碰上“加尔得陇”（Calderon）的“百年大会”，受到官方邀请，礼该参加。他花了近二千字去描写仪式和节目，关于这位“才人”，只说：“以能诗及善撰戏曲称，始为兵，继为日主召入宫中，作侍从之臣，终为教士”，而且批评这次盛会：“竟是小题大做！”[72]黎庶昌的轻藐的口吻，和李凤苞郑重看待歌德的态度，成为鲜明的对照。事实上，歌德还是沾了美耶?台勒的光，台勒的去世才给他机会在李凤苞的日记里出现。假如翻译《浮士德》的台勒不也是德国公使而又不在那一年死掉，李凤苞在德国再耽下去也未必会讲到歌德。假如歌德光是诗人而不也是个官，只写了“《完舍》书”和“诗赋”，而不曾高居“相”位，荣获“宝星”，李凤苞引了“诔”词之外，也未必会特意再开列他的履历。“纱帽底下好题诗”原是中国的一句老话（《镜花缘》十八回），手里这管笔占着头上那顶纱帽的便宜[73]。现任的中国官通过新死的美国官得知上代的德国官，官和官之间是有歌德自己所谓“选择亲和势”（Wahlverwandtschaften）的。



    另一位外交官是张德彝。他是“习英、美文出洋最先者”，据说“从不以通洋务自炫”[74]。清廷初派外交使节，他就“躬逢其始”[75]；他出洋的次数最多，先后在外国住的年份最久。他精通英语，原是同文馆高材生，曾被选为光绪帝的英语教师[76]，在伦敦的集会上，“未经预备”而即席演讲，能博得“众齐声高呼‘喜耶！喜耶！[Hear!Hear!]’”[77]他既有运用外语的本领，又有遇事留心的习惯，对外国的制度、风俗、衣食住行，无不切实调查，详细记录[78]。当时的日本人都很佩服他的《四述奇》：“中人记西学，无出斯书之右者！……[以与日人《欧米回览记》照观]，欧米万里，了如掌纹。”[79]甚至街巷的新事趣闻，他也谈得来头头是道，就只绝口不谈文学，简直像一谈文学，“舌头上要生碗大疔疮”似的。不，他也谈过文学：“英国有种小说，与我国《镜花缘》相同，亦谓有大人国、小人国，亦不言属何地。人皆以为妄言。按二十年前，英人司丹里自中斐洲之东界……向西直行，……而遇小人国，亦有酋长，遂名曰‘皮戛米’[pygmies]，译为矮也、短小也。”[80]所讲一定是《格利佛游记》。谁都知道那部书是讽世的“寓言”，张德彝却说“人皆以为妄言”，于是天真地找出人类学资料，证明它所“言”不“妄”。换句话说，它就像这位公使自己所写的一系列游记，是出洋“述奇”，而不是漫天撒谎了。当他在伦敦写下这个幼稚意见时，一句洋文不懂、一辈子没出过洋的林纾和大学没毕业的魏易在中国正翻译《格利佛游记》呢。光绪三十二年林纾的《海外轩渠录》序文和光绪三十一年张德彝那节日记大可对读一下[81]。两人中谁比较了解西洋文学，我认为不难判断。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四月有个不知姓名的人从日本横滨到美国旧金山去，留下了航程十六天的《舟行纪略》。作者没表明自己的身份，也没讲起旅行的目的；他出人意外地评论了郎费罗的诗，还把它和唐诗来较量。这也许是中国有关郎费罗最早的文评，和方浚师的《长友诗》时间上相去不到二十年，精神上隔离得真如老话所谓“不可以道里计”了。



    [壬午四月]十一日。因雨不能船面远眺，遂随手取案头之书批阅。……为美国诗人龙飞露诗集，竟日观玩，颇得诗中佳趣。十二日。……船中有英国天主教士史编沙，适到闲谈。因问史君：“龙飞露为美国诗人，至英国亦有诗人拜伦，均为欧人传诵。未审二子诗学孰优？”史君谓：“二子以能诗名于时，难分伯仲。惟拜伦诗多靡曼之声，未得风雅之正。究不若龙飞露诗感慨激昂，雄健绝伦，淋漓尽致也。子以为然欤？”余谓龙诗中如《开窗》一诗与中国唐诗“人面不知何处去”相似。《炮局》二首则有“一将功成万骨枯”遗音；伤时之作，可为争地争城以战者当头一棒也。《漏沙》一首与“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一同寄慨，其神致逼肖李青莲。按漏沙者，取埃及平原之沙注水作漏，以记时刻；夫埃及一境为欧洲诸国鼻祖，立国最古，此沙曾为西国先贤践踏，故龙君抚今思昔，感慨系之也。集中杰作甚多，未能枚举。长体由数百韵至数十韵，气如涌泉而明白畅晓，想元、白亦视为畏友。闻龙君于数月前已作古人，或白玉楼成，亦须异才作序耶！[82]



现在看来，这一段一百年以前的评论也许是老生常谈，却绝不是无知乱说。无论如何，会直接欣赏郎费罗而也会读唐诗——哪怕所举具体例子不出《唐诗三百首》，会读唐诗而也会直接欣赏外语诗——哪怕只是欣赏郎费罗，在一百年前（是否也在今天？）终是值得表扬的事。评论把郎费罗和拜伦并举，正如董恂曾译郎费罗，而人家传说他译拜伦，都表示拜伦的诗名那时也传到中国。可惜《舟行纪略》的作者是谁，无从查明。他似乎不知道“龙飞露”的诗早在“长友”名下输入中国了。



西洋的大诗人很多，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的偏偏是郎费罗。郎费罗的好诗或较好的诗也不少，第一首译为中文的偏偏是《人生颂》。那可算是文学交流史对文学教授和评论家们的小小嘲讽或挑衅！历史上很多——现在也就不少——这种不很合理的事例，更确切地说，很不合学者们的理想和理论的事例。这些都显示休谟所指出的，“是这样”（is）和“应该怎样”（ought）两者老合不拢[83]。在历史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跟我们闹别扭，恶作剧，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涂抹了我们画出的蓝图，给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通常说“历史的教训”，仿佛历史只是严厉正经的上级领导或老师；其实历史也像淘气捣乱的小孩子，爱开玩笑，捉弄人。有机会和能力来教训人，笑弄人，这是历史的胜利；很少人听取或听懂它的教训，几乎没有人注意和在意它的笑弄，那也是历史的——失败。





*  这原是我三十五年前发表过的一篇用英语写的文章，我当时计划写一本论述晚清输人西洋文学的小书，那篇是书中片段。张隆溪同志找到了，建议译为中文。我就根据原来的大意重写。香港《抖擞》1982第1期、北京大学《国外文学》1982第1 期、《新华文摘》1982第4期都刊登过。这是改定本。

宛城卧龙

汉译第一首英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之五



注:

[01]  琼斯（H. F. Jones）编勃特勒《笔记》（Notebooks）（1912）264页。

[02]  桑塔亚那自传《人与地》（Persons       and Places）第2册《中年》（The Middle Span）（1945）25页。

[03]  塞缪尔?郎费罗（Samuel        Longfellow）《郎费罗传》（1886）第1册271-272页，参看303页。郎费罗这首诗阻止了一个人自杀，传说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导致了许多人自杀；我不知道是否有批评家从这个角度去衡量两位诗人。

[04]  袁祖志《出洋须知》。他就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六十六回里的“侯石翁的孙子侯翱初”；他在光绪九年（1883）出洋后，发现英语并不“到处通行”。参看丁韪良（W. A. P. Martin）（中国六十年》（A Cycle of Cathay）（1897）316-317页记载光绪帝和王公大臣一窝蜂学英语（a rush to learn English）的趣事。

[05]  《郎费罗传》第2册412页（1893增订版第3册43页）引。

[06]  《郎费罗传》第2册429页（增订版第3册64页）引。

[07]  他到了俄国，办事棘手，“抑郁愁闷”，得病而死，没有能回北京交差。参看他的副使志刚《初使泰西纪要》同治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日记。

[08]  《郎费罗传》增订版第3册437页。

[09]  方濬师《退一步斋诗集》卷三《粤行集》。他“粤行”做外官是在同治七年。

[10]  《退一步斋文集》卷四《复董韫卿尚书书》。

[11]  纪均《纪文达公文集》卷九《耳溪诗集序》；参看《管锥编》（四）253-254页。

[12]  刘锡鸿《英轺日记》：“查英国官例，……其外差者，翻译官仕至总领事而上。威妥玛由翻译升公使，系属破格，向来所无。”（《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十一帙二册一九六页）

[13]  张德彝《四述奇》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十日日记。

[14]  董恂《荻芬书屋文稿》卷一《万国公法序》、《格物入门序》。

[15]  《蕉轩随录》卷八《海洋纪略》。

[16]  《蕉轩随录》卷三《四柏轩雅集启》。

[17]  《荻芬书屋诗稿》卷四《春雪宴故法王孙》五律二首。董恂的同僚和下属大概都知道“长友诗”这回事。张德彝《再述奇》同治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日记“晤合众诗人长友，年近六旬，著作高雅，颇著名于泰西”，就打破了他一贯把外国人名音译的习惯，而遵照本衙门上司所用的意译人名。

[18]  俞樾《春在堂杂文?续编》卷五《金眉生廉访六十寿序》。“自行束脩”就是说没有奖学金，外国人得掏腰包付学费。

[19]  参看《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78年10月12日版41页。

[20]  冈千初《观光纪游》明治七年八月一日日记；黄遵宪《日本国志?工艺志?序》。

[21]  张之洞《劝学篇》下《设学》第三。似乎明末已有二元论的萌芽，这需要专篇考论。

[22]  参看《管锥编》（四）193页。

[23]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六九。举唐诗里一个有趣的例句，李贺《昌谷诗》“莺唱闽女歌”，参看王琦《汇解》引钱饮光说。

[24]  参看查理第五（Charles Quint）认为德国人和马语言相通；文学经典作品像列涅（J. Regnard）《迷糊人》（Le Distrait）三幕三场和斯威夫特（Swift）《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四部三章都提到那句话（et suisse à des chevaux; to his horse in High Dutch）。

[25]  《人境庐诗草》卷四《海行杂感》之十三。

[26]  《全宋词》898页。

[27]  吴仰贤《小匏庵诗存》卷六《洋径竹枝词》之四。

[28]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三年正月初十日。

[29]  蔡钧《出使须知》。蔡钧懂一点英语，到西班牙（“日斯巴尼亚”）后，又学了些“日语”。丁韪良教过曾纪泽英语，《中国六十年》365页说曾的口语“流利而不合文法”（fluent but ungrammatical）。

[30]  《法兰西大学丛书》（Collection des Universités de France）希法语对照本《亚理斯托芬（Aristophane）集》第3册33页《群鸟》（Les Oiseaux）199-200行，译者范戴尔（Milaire Van Daele）注：“从前把野蛮民族语言归并在不可理解的鸟叫里。”（Les langues barbares étaient assimiliées au gazouillement inintelligible des oiseaux）

[31]  包阿士（G. Boas）《十七世纪法国思想中的幸福畜生》（The Happy Beast in French Thought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933）41页。

[32]  《中国六十年》355-358页《董恂、一位中国学者》。

[33]  醒醉生《庄谐选录》卷三。参看《官场现形记》四六回童子良道：“那里有这许多国度！”忧患余生《邻女语》一二回徐桐道：“他们外国那有许多国名！……你看古书上那有什么‘英吉利’、‘法兰西’等名字？”

[34]  参看张德彝《四述奇》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九日、五年正月初一日；李凤苞《使德日记》光绪四年十二月初六日；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

[35]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L.S.）1981年5月1日版492页。

[36]  格来格（J. Y. T Greig）编《休谟书信集》（Letters of David Hume）（1932）第1册242页。

[37]  李?亨特《散文选》（Selected Essays），《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本165页。

[38]  卢卡斯（E. V. Lucas）编《兰姆姐弟合集》（Works of Charles and Mary Lamb）（1903-1905）第7册596页。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文学漫步》（Promenades Littéraires）第3辑有一篇文章，说假如把外国名人的姓氏意译成法语，读者对他们的“幻想”（illusions）会大受损害；所举英国名人的例就有培根（Bacon）意译为“猪”（cochon），兰姆意译为“羊”。

[39]  《郎费罗传》第1册380页。

[40]  参看海姆（R. Haym）《赫尔德》（1958）东柏林重印本第2册201页。叔本华《哲学小品》（Parerga und Paralipomena）25章299节也认为这是译诗的惟一办法，然而很不“保险”（misslich），道生（P. Deussen）编《叔本华全集》（1911-29）第5册627页。

[41]  格雷芙斯（Robert Graves）极口赞美这个定义为“绝妙的乡曲之见”（splendid provincial definition），《故事、谈话、散文、诗歌、历史》（STEPS）（1958）142页。奥登（W. H. Auden）却说这个定义“似是而非”（Looks plausible at first sight but will not quite do），《染色匠人的手》（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1962）23-24页。当然，但丁从声调音韵（cosa per legame musaico armonizzata）着眼，最早就提出诗歌翻译（della sua loquela in altra trasmutata）的不可能，见《席上谈》（Il Convivio）1篇3节，穆尔（E. Moore）与托音贝（P. Toynbee）合编《但丁集》244页。

[42]  摩尔根斯特恩《讽刺小诗与警语》（Epigramme und Sprüche）（1921）45页。

[43]  亨利?金《送窆》（The Exequy），圣茨伯利（G. Saintsbiny）编《查理时代小家诗合集》（Caroline Poets）第3册197页。

[44]  《恶运》（Le Guignon ），勒唐戴克（Y. G. Le Dantec）编《波德莱尔集》，《七星（la Pléiade）丛书》本92页，参看1386页注。

[45]  见费尔拨斯（W. L. Phelps）《自传附书信》〈Autobiography with Letters ）（1939）324页。

[46]  兰让德（Jean de Lingendes）《亚尔西唐说》（Alcidon parle），卢塞（J. Rousset）编《法国奇崛派诗选》（Anthologie de la Poésie baroque française）（1961）第1册87页，参看262页注；斯宾塞（Edmund Spenser）《情诗集》（Amoretti）第75首，格林劳（E. Greenlaw）主编《全集》中《小诗集》（Minor Poems）（1958）第2册226页；马利诺（G. B. Marino）《情变》（Fede rotta），乔治?凯（George Kay）编《企鹅本意大利诗选》（The Penguin Book of Italian Verse）（1958）219页。伏尔太《查迪格》（Zadig）以海边为溪（ruisseau）边，蓬莫（R. Pomeau）编伏尔太《小说与故事集》（Roman et Contes）（1966）67页。布渥尔神父（Dominique Bouhours）

《对话集》（Les Entretiens d'Ariste et d'Eugène）（1671）第一篇讲一个西班牙女郎在海滩沙上不写情人的名字，而写一句誓言：“宁死也不变心”（Antes muerta que mudada），新版（Armand Colin, 1962）20页。在兰德（W. S. Landor）的诗里，意中人当场微笑道：“傻孩子！你以为你在石头上写字呢！”（You think you're writing upon stone），《虚构的对话与诗歌集》（Imaginary Conversations and Poems）《人人丛书》本351页。

[47]  《鲁宾逊飘流记》，《世界经典丛书》（The World's Classics）本198页。

[48]  帕克《约翰?中国人及其他几个人》（John Chinaman and A Few Others）（1901）62页。

[49]  《国朝正雅集》卷八十六选董恂五律一首、七律二首。这部选集多至一百卷，采录的是乾、嘉到符葆森同时人的诗。像许多广收同时人作品的选集一样，它又一次证明（假如需要证明的话）两点：一、写诗、刻诗集的人多绝不等于诗人多；二、评选诗文常是社交活动，而不是文艺活动。

[50]  缪艮《文章游戏》初编卷四。

[51]  斌椿《乘槎笔记》同治五年十月初二日。

[52]  志刚《初使泰西纪要》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十日。

[53]  郭嵩焘《养知书屋诗集》卷十二《昭君怨和董韫卿尚书》、卷十三《次韵朱香孙始自海外归见赠》第一首。

[54]  张德彝《四述奇》光绪四年六月十三日。

[55]  钱德培《欧游随笔》光绪八年五月初五日。

[56]  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卷上《李文忠致谤之由》。张祖翼是桐城人，久寓无锡，所以他用这个笔名。

[57]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四《目疾》。

[58]  汉滨读易者《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下《看画》。

[59]  《国朝正雅集》卷八十五也选了他的五古一首、五律三首、七绝一首。符葆森的《诗话》引他的一首诗题说：“在云南得首乌大如栲栳，制美髯丹服之，是年即髯长尺余。”斌椿的那部长胡子是他在外国造成好印象的一个因素（With long beard, wise look, and courtly bearing, he everywhere made a favourable impression），见《中国六十年》373页。

[60]  斌椿《乘槎笔记》同治五年五月十八日、二十九日、六月初一日；张德彝《航海述奇》同治五年五月十七日。张德彝说名“传”空间里的“五洲”就等于名“传”时间里的“千古”，暗合斯达尔夫人（Mme de Staël）的名言：“外国人就是当代的后世。”（Les étrangers sont la postérité contemporaine）

[61]  斌椿《海国胜游草?包姓别墅》第二首。

[62]  高锡恩《友白斋集》卷八《夷闺词》第三首：“寄语侬家赫士勃（自注：夷妇称夫曰赫士勃[husband]），明朝新马试骑来”；第八首：“纤指标来手记新，度埋而立及时春（自注：夷人呼娶亲为‘度埋而立’[to marry]）。”高氏卒于同治七年，但那八首诗作得早，咸丰五年（1855）刊行的李家瑞《停云阁诗话》卷八已引了五首。光绪十四年版《观自得斋丛书》里署名“局中门外汉戏草”的《伦敦竹枝词》是张祖翼写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一帙第十册里张祖翼《伦敦风土记》其实是抽印了《竹枝词》的自注。王韬《瓮牖余谈》卷三《星使往英》提到“道光壬寅年间”（一八四二）吴樵珊作《伦敦竹枝词》数十首，那是另一部作品，我没有看到。张祖翼诗里用译音字很多，例如第二十四首：“二八密司亲手卖，心慌无暇数先令”，“密司”就是斌椿诗里的“弥思”；第四首咏维多利亚后：“五十年前一美人，居然在位号‘魁阴’”，音译queen字，又说出王后是“阴”性的“魁”首，颇有巧思。音译外语入诗并不限于轻松和打油的近体，也偶见于正经的古体，例如赵之谦《悲厂居士诗剩?子奇复用前韵成〈闽中杂感〉四章见示，依次答之》二：“呼‘度’一吠凡犬驯（自注：夷呼犬曰‘度’，入声），物有相畏性所因”，“度”就是《文明小史》三十四回所谓“外国的道搿[dog]”。这些都早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讲的“喀私德”、“巴力门”。后来像柯绍忞《蓼园诗钞》卷二《严绍光西湖雅集图》：“古人图画难俱述，谁似符头孤列勿？”自注：“译言摄影[photograph]”，也是清末守旧派诗篇中一个特出的例。

[63]  洪勋《游历闻见总略》。洪勋在光绪十三至十五年游历意、西、葡、瑞典、挪威、英、德、法各国。

[64]  刘锡鸿《英轺日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十一帙二册一九九页）。

[65]  一个有趣的例外是王之春《使俄草》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日记：“礼官等来，……请至皇家大戏院观剧。……出名《鸿池》，假托德世子惑恋雁女而妖鸟忌之。”《鸿池》正是《天鹅湖》的最早译名，借用了汉代御沼的现成名称（见《后汉书?安帝纪》，又《赵典传》，又《百官志》三）。也许因为译名太古雅了，现代学者没有对上号来。

[66]  李凤苞《使德日记》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曰。

[67]  《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下《自强不息》。这也是一向被忽略的文献。

[68]  《使德日记》光绪四年十月初十日：“谒外部尚书毕鲁，……握苞手曰：‘……许久未见，英语当更纯熟。’”

[69]  《威尼斯小诗》（Venezianische Epigramme）17首，汉堡版（Hamburger Ausgabe）十四册本《歌德集》（1982）第1册179页。

[70]  李凤苞原是带领严复、马建忠等“官生”出洋的“监督”。他在德国公使任内，向厂商订货时索贿（参观汪康年《庄谐选录》卷一、沈瑜庆《涛园集》卷一《哀余皇》）；是个典型的官僚。他这节日记长期湮没无闻；听说明年[1982]要大规模纪念歌德，我愿意再度唤起对它的注意。

[71]  钟叔河同志编订郭嵩焘日记未刊手稿，使我看到《使西纪程》里删节的部分。光绪三年七月初三日郭嵩焘参观“达克斯登塞尔里布来申会”，从陈列品上，得知有莎士比亚其人：“闻其最著名者，一为舍色斯毕尔。为英国二百年前善谱出者，与希腊诗人何满得齐名。其时有买田契一纸，舍色斯毕尔签名其上，亦装饰悬挂之。……一名毕尔庚……”那个“会”准是“Caxton Celebration”，郭氏误听“嚷”音为“达”音，又误听“荷马”有“得”音，“培根”有“尔”音。光绪三年正月初九日，他到英国还不满一月，已下了结论：“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

[72]  黎庶昌《西洋杂志?加尔得陇大会》。

[73]  也就是蒲伯名句所嘲讽的，一般评论很势利，听说是达官贵人的手笔，歪诗立即变为杰作（What woeful stuff this madrigal would be, / In some hackney sonneteer, or me! / But let a lord once own the happy lines, / How the wit brightens, how the style refines! - Pope, Essay on Criticism, 418 - 421）。

[74]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75]  《四述奇?自序》。

[76]  《中国六十年》316、380页。

[77]  《四述奇》光绪三年六月初一日。

[78]  例如《航海述奇》同治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记载狎妓的卫生措施，《八述奇》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描写时髦妇女各种假发式附图。

[79]  冈千仞《观光纪游》明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80]  《八述奇》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三十年六月初九日张氏在“阿代勒扉戏园”戏剧名《埃木里》，详记情节；显然他不知道本事出于迭更司的小说，就是林纾译的《块肉余生述》。

[81]  从林纾序文摘录几句：“嗟夫！葛利佛其殆有激而言乎！……当时英政不能如今美备，葛利佛侘傺孤愤，拓为奇想，以讽宗国。……嗟夫！屈原之悲，宁独葛氏！”

[82]  缺名《舟行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十二帙二册一二六至一二七页）。

[83]  休谟《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3卷1部1节，塞尔比别格（L. A. Selby-Bigge）编本（1896）469页，参看460页。

宛城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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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天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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