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译者”与“诗人译诗”考

木樨黄谷

在诗歌翻译界，诗人译诗是呼声很高的。笔者暂不对此发表意见，只对“诗人译诗”有些疑问——既然有“诗人译诗”，那么肯定有“其他人”译诗，这个“其他人”是什么人呢？应该是很多翻译家批评的“学者”了。由此诗歌翻译界就产生了两大翻译主体，诗人译者和学者译者。笔者从梳理翻译史着手，析出这两种译者和译诗的产生和发展，分析两种译者译诗的优缺点，进一步阐明译诗主体的最优化选择。
诗歌翻译界怎么出现的诗人译者需要从“诗人译诗”的问题着手。诗人译诗的提倡是翻译研究领域中呼声最高的，学界屡有学者探讨。借助中国知识资源总库设定条件查询，论文主题涉及“诗人译诗”的共有21篇，题目精确包含“诗人译诗”字段的共有4篇，而论文所参考二级文献则不计其数。学者张友平（2003：124）引用许渊冲的观点认为“‘诗人译诗’ 是18世纪末爱尔兰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 F. Tytler) 提出来的”，而据笔者考证，许老并未在《谈唐诗的英译》中提到过（见《诗词翻译的艺术》 1987：393-409）。至于泰特勒是否提出过这个论点，却是有稽可考的。在其Essays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中第八章Whether a Poem can be well Translated into Prose? 泰特勒明确提出了 “none but a poet can translate a poet”.（1907：111）。尽管如此，泰特勒提出此观点最早也是在他的这本论著第一次出版即公元1790年，相比在前文提到的德莱顿和西塞罗，他显然并非提出此论点的第一人。而在德莱顿（1631-1700）和西塞罗（公元前106-43）之间比较，自然后者的译论比前者为早，毕竟两人的生卒相差悬殊。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断定西塞罗是主张“诗人译诗”的第一人了。那么西塞罗到底是怎么说的呢？笔者辗转取证，在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中见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证据“翻译也是文学创作，任何翻译狄摩西尼的人都必须自己也是狄摩西尼式的人物”（1991：24）。笔者再次追根究底请教拉丁文学者，终于找到西塞罗原句“Itaque nemo est orator qui Demostheni se similem nolit esse”（1783：222）。直译成英语之后便是“therefore, no one is an orator unless he wants to be a Demosthenes”，言下之意便是谭载喜所谓的“任何翻译狄摩西尼的人都必须自己也是狄摩西尼式的人物”，而考虑到公元前的人文背景，西塞罗论述中的演说家和解释员相对，很大程度上就是诗人身份的另一种说法。那么说西氏主张“诗人译诗”也是说得过去的了。西氏之前尚有很多翻译家，比如罗马文学三大鼻祖安德烈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谭载喜：4），但论及诗歌翻译有如此明确观点如西塞罗者尚未见述，谭在他的《西方翻译简史》中也没有更早的关于诗歌翻译的论述。笔者据此——尽管论据不甚充足——认为西方提出“诗人译诗”的第一人便是西塞罗。
西塞罗之后的翻译家对于诗歌翻译也各有表述，但都或多或少受到西氏的影响。同样持“诗人译诗”观点的除了已经提到的德莱顿，还有其同时代人罗斯康门。在他的著作Essay on Translated Verse中，罗氏说“Each Poet， with a different Talent writes……No Longer his Interpreter， but He”（1684：7），这就是在主张译诗必须是诗人，而且还必须具备所译诗人那种特殊的天赋。德莱顿的观点由于前文已述，在此不做重复。而18世纪末的泰特勒则因为其理论创树而使其“诗人译诗”的观点更受瞩目。
以上是西方关于“以诗译诗”译论的源考及发展，我国对于诗歌翻译的讨论也常涉及这个论题。然而我国的传统译论直接而明确阐述诗歌翻译问题的却很少见。辜正坤为《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作序时说：“古代中国尽管在诗歌翻译实践方面可说是领先世界，而在诗歌翻译理论方面却是相当贫乏的。尽管支谦、道安、竺法护、鸠摩罗什、玄奘等都就一般性的佛经文献翻译提出过不少很有价值的看法，规定过诸多具体的翻译准则，如支谦的求‘文’，维祇难的求‘质’，道安之‘五失本，三不易’论，玄奘的‘五不翻’原则，等等，但是，就具体的诗歌翻译应该有些什么具体的准则或性质，却很少论及。因为佛教文献的翻译归根结底在于达义，文献修辞、音韵、故事本身的神没意义，不是译者主要的追求。事实上对于趋向纯文学、纯审美的翻译作品和祥光的翻译理论研究是在20世纪以后才在中国翻译界结出硕果的。”而陈福康在《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对中国诗歌翻译的论述也很有代表性，有必要录述于下：
我国古代的诗歌翻译作品十分少见，但诗歌翻译却很早就开始了。梁启超曾指出，保存在古书中的最早的纯文学翻译，是《说苑·善说》中记述的春秋时代的《越人歌》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白狼王唐菆的《慕化诗》三章（见《翻译文学与佛典》）。此外，我们还可看到保存在《史记索隐》、《乐府诗集》、《括地志》等书中的译词不尽相同的汉代的《匈奴歌》等。这些便是我国最早的难得流传下来的译诗了。不过，正如朱自清指出的，这些诗还“只是为了政治的因缘而传译”（《译诗》）；而真正主要为了文学的因缘而自觉地较多地译诗，是从晚清苏曼殊、马君武等人开始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苏、马诸人以前的我国古代和近代，是找不到一段关于诗歌翻译的译论文字的。（198）
陈的论述大抵不差，但从翻译宏观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个客体论断，即陈着眼的是诗歌的翻译，并没有从翻译的全部概念出发，即翻译主体被剥离在外了。那么中国古代谁最早讨论到翻译主体问题呢？毫无疑问是“译者八备”的提出者，释彦宗。他在其《辩证论》中提出一个优秀的或合格的佛经翻译者应当符合八条要求或八项条件，兹引录如下：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
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
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
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直，其备四也；
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
沈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衒，其备六也；
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
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矣。
虽然他所论源出佛经翻译，仅仅是对译者翻译佛经的总体要求（王宏印 2003：33）。但是其备之四“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要求译者兼善文学工于诗词歌赋，笔者愚见这实际上就是要求译者必须是个诗人了。鉴于中国自古就是诗的国度，当时的写作莫不宗诗歌，而佛教入土中原后的传播必须“借鉴中国传统哲学的语言和思想”（Wang：38），加之北朝及前代译经主体多为异域僧人，坟典诗词本非“家学”，彦宗提出这个要求也是很自然的了。所以笔者认为彦宗实为中国古典译论“诗人译”主张第一人。
彦宗之后的中国翻译，无论是从东汉末年到宋代的文书翻译、民歌汉译、医学历数类书籍以及少数民族的各种翻译，还是明代到鸦片战争的科技等翻译，都不曾再次讨论到诗歌翻译理论问题（马祖毅，2006）。海通以还，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近代，翻译实践和理论集大成者严复的翻译标准注目于翻译客体，并无有关翻译主体的论述。“人们一般以为要迟至现代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即从本世纪二十年代郭沫若、闻一多、成仿吾等人才开始发表译诗的文章”，但实际上据陈福康考证胡怀琛早在“1914年4月出版的胡怀琛《海天诗话》中，便有了关于译诗的精彩论述”（陈，198），不过胡尚未提及译者主体问题。稍后的郭沫若译雪莱诗，他在其《雪莱选集》作序说，“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自己”（郭， 1928：2），满足这种要求很难，但是译者和作者却是可以达到视域融合的，其程度取决于译者的性情和才学，而郭正是符合这种条件的，所以这实际上也是郭沫若诗人译诗的主张。小郭沫若一旬多的傅雷虽以其小说翻译著称于世，且只有两篇专论翻译的文章《翻译点滴经验谈》和《<高老头>重译本序》，但他在和一些友人的通信中却曾对诗歌翻译提出过十分鲜明的观点。在其致宋淇的《翻译书札》之九中，他说“非诗人决不能译诗，非与原诗人气质相近者，根本不能译那个诗人的作品”（恕安，2005：40）。这句话是从讨论杨必的翻译而引出，涉及风格的传达问题，这正是需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诗人译诗恰合此点。近现代其他持同样观点者还有闻一多、成仿吾、钱歌川（见《钱歌川文集》第4卷第954页）和王佐良（见《王佐良文集》第524页）等等。
及至当代，诗人兼翻译家海岸编选了《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立足于诗人译者的视角”，选录的“作者大都为成就斐然的诗人兼翻译家，或者是具有诗人气质的翻译家”（海岸， 2007：708），这足见他的“诗人译诗”的立场。他更在其入选论文《诗人译诗 译诗为诗》（首先发表于《中国翻译》2005年第6期， 27-30）中大力“推崇诗人译诗，译诗为诗，就在于诗人译者往往可以重建一种汉译的节奏；例如，英诗格律中的音步在汉译中无法重现，前辈诗人翻译家，如闻一多、卞之琳、查良铮、屠岸等，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英诗汉译实践中找到一种‘以顿代步’的权宜之计，并选择和原文相似的韵脚复制原诗格律”，他认为虽然完美的译诗不是人的能力所能企及的，但诗人译者的主体性可以得到大大的发挥，那种不可译的阻力反而激励着诗人进入自由想象的境界，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与现实文化差异的一种较量，尽管这种较量常常使译者陷入进退维谷的苦闷、无奈和绝望中。论文所选作者凡67位，都是在中国译界有着各自的影响力的，其中有些还曾由南京大学许均教授对其进行过采访，漫谈录编辑成《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2001），其中著名翻译家江枫就表示过“基本同意‘只有诗人才能译诗’”（2001：114）。

周道模

学习，谢谢！观点不可能完全统一，各人按各人的理解和信念去努力、实践，时间和读者会检验的。

宛城卧龙

诗人译诗 这个提法不对       不过最好是诗人译诗   

埃文河天鹅

诗人译诗的时候，也会遇到其他非诗人译者的困难。打个比方，下大雨了，诗人有雨伞，不是诗人的译者没有雨伞，但不管怎样，他们得面对同样恶劣的天气和泥泞的道路。
两种不同语言之间可以嫁接，但根还是原来的！
诗人译诗，可能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我看来，诗歌最好不要译。

无心剑

诗人译诗自有其优势，但是非诗人译诗也不可替代。
   

宛城卧龙

从某种角度看 我更喜欢 译者译诗  这个说法

木樨黄谷

[quote]诗人译诗的时候，也会遇到其他非诗人译者的困难。打个比方，下大雨了，诗人有雨伞，不是诗人的译者没有雨伞 ...
所言极是，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所以我说探讨“最优”也就是“理想”而已。
诗歌最好不译，这个“最好”最难讲了。要欣赏另一种语言的精髓，只有曝露在这一种语言环境里长天久日达到母语程度，像林语堂辜鸿铭那样，方能真正体悟这种语言的奥妙。
但正如百喻经所喻，佛法高深，不能因为太高深而不接近。所以其他语言的诗歌的美太难透悟，但不能因为太难而止步不翻啊。都用柴门霍夫的Esperanto，或者等英语成了地球人的母语再翻译，文明的交流就慢了

宁馨儿

笔者从梳理翻译史着手，析出这两种译者和译诗的产生和发展，分析两种译者译诗的优缺点，进一步阐明译诗主体的最优化选择。
这样的话题，这里谈的人少~  关键是英语得好。最好是诗人兼学者来译。。。

木樨黄谷

[quote]笔者从梳理翻译史着手，析出这两种译者和译诗的产生和发展，分析两种译者译诗的优缺点，进一步阐明译诗主体 ...
这只是我大论文的一小部分。我在大论文里得出的结论和你一样：
Every translator could translate poetry if he knows a lot about poetry.
Every translator could translate poetry well if he is a poet.
Every poet-translator could translate the best of all if only he is provided with a scholar’s carefulness and cultural sense.

木樨黄谷

无心剑  发表于 7 分钟前 删除
呵呵，你们俩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最好是诗人兼学者来译”，呵呵，无心剑是两头都不沾，既不是诗人，又不是学者，呵呵，译诗只能自娱自乐啦！

心剑非诗人，长句短句中诗英诗双管下；
一介是匹夫，小文专文儒教释教并驾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