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茶馆】（9月）金风送爽 禅茶飘香

金沙文字

小说家鲁迅有大很大爱、大痛苦、大思想，而小说家钱钟书只有诙谐、滑稽、幽默、调侃。鲁迅是20世纪中国一代巍峨的文化巨人，而钱钟书的“文化昆仑”没有立起已见风化。

金沙文字

这钓鱼岛问题真的是“死结”？
提交联合国如何？
这要是俄国人的钓鱼岛，早就“温酒收钓鱼”了.........................
战争赔偿也算了，竟然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想在国际舞台上“克己复礼”？呜呼............

金沙文字

很需要一个日文翻译，及时提供最新消息

埃文河天鹅

我想，对日本狗，只有打。

Witness this army of such mass and charge
Led by a delicate and tender prince,
Whose spirit with divine ambition puff’d
Makes mouths at the invisible event,
Exposing what is mortal and unsure
To all that fortune, death and danger dare,
Even for an egg-shell.

埃文河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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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者天助之。就这点鸡毛小事儿，我想就不用烦劳联合国了吧，他们就知道看我们的热闹。等联合国开完会，那人质早就被灰飞烟灭了。我想最好马上出兵，占领日本，我原想在那边谋个一官半职的，当个酋长也罢。

金沙文字

Всё это ошибка Бога
Он сам путается
Рабы его борятся
А он сам улыбается...

金沙文字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9.11
Может,серия беды ждёт
Дряхлый Бог не в силах
Смена где?Ох!

埃文河天鹅

朱镕基为什么会失败



2003年5月6日，由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合并而成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挂牌。这个不动声色的挂牌仪式，同时标志着两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是从1949年开始的计划经济时代，另一个则是从1978年开始的延续了25年的改革时代。
    对于带有“命令和强制”色彩的计划时代的消失，人们可能不会感到意外，但对于一个被经济增长渲染得如日中天的改革时代的淡出，人们则多少会有些突兀。不过，新机构的名称已经明确无误的将这种时代切换昭显出来。虽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名称上还保留着改革的字样，但秩序已经颠倒。“发展”在前，“改革”在后。联想到“计委”和“体改委”在自己的时代呼风唤雨的日子，这个名称上的变化显然不是“不经意”的。对于体改委的隐退，非常了解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家石小敏这样评论到：“迄今中国的20多年发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十多年是改革，后十年是转型。前一段，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推动的，需要有一个宏观调控部门来指导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而在后十年，改革呈现多元动力推进的局面。体改委能起到的作用自然越来越小。”

然而对于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来说，在“发改委”这个名称背后，显然还隐藏着他们对中国改革形势更加乐观的理解。在他们那里，经过十年的时间，中国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完毕，接下来的就是不断完善的技术性修补工作。对时代的这种判断，充分体现在了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仅有一字之差，即由“建立”变为“完善”。在体现执政连续性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新一代领导人对现有体制基础的信赖。这个被简称为“新五十条”（对应于10 年前的老“五十条”）的《决定》中罗列详尽、条分缕析的专业表达，更彰显了新一代领导人越来越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一位海外的评论家也注意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个特点，他说，“24年前的'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这次的意义恐怕更多的在于技术层面、经济与社会层面，可能没有太多很深刻的政治意义；不过没有太多政治含义与影响对中国来说或许是一桩好事。”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位评论员是在批评中国引为传统的“泛政治化”倾向。不过，这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统印象仍然停留在20多年以前，与中国今天的现实颇多不符，甚至刚好相反。实际上，自从1978年之后，中国现实政治中存在的恰恰是“泛经济化”的倾向，或者更加准确的描述是：公权的商品化潮流。中国政治对经济的控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一种更加隐秘、更加有力的方式存在着。它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加难以溶解的体制形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的乐观判断相比，这可能更加接近问题的真相。而这种具有自我加强能力的“权力经济”体制，就是为雄心勃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准备的舞台。如果不改造这个舞台，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审慎、渐进、温和等等技术官僚与生俱来的性格优势就可能反过来成为束缚他们的致命弱点。这种命运，在他们的令人尊敬的前任朱鎔基那里已经被悄悄的证明。

与外界普遍的印象相反，具有超凡魅力的朱鎔基先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技术官僚。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事务性”官员。这并非朱的过谦之词，而是十分清醒的自我评价。纵观朱在90年代初期主政中国经济以来的表现，朱扮演的实际上是一个“救火队员”，从“清理三角债”，到“经济软着陆”；从 “整顿金融秩序”到“分税制”，朱鎔基的英雄时代始终被局限在一个既定的体制舞台上。只不过，体制舞台的局促被朱鎔基的个人光芒掩盖了。朱鎔基的个人魄力、智慧、信仰以及超群的行政管理能力是如此迷人，以至于一位外国政要干脆撇开所有带有主观色彩的形容词，以不容置疑的客观标准评论朱：智商200以上。在共产党的领袖中出现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是非常罕见的，这不仅让西方人感到惊异，更使已经对政治人物形成了刻板印象的中国人欣喜。如果在整个90年代中国政治中有什么明星的话，那就非朱鎔基莫属。但可能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英雄期待，导致了我们对体制和时代的错觉。这种错觉由于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变得十分“真实和可信”。不过，错觉毕竟是错觉，朱鎔基最终还是亲自证实了这一点，虽然他表达得很委婉。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注意到，这位最接近西方民选政治家的领袖，在他作为总理的第三次记者招待会上，已经变成了一位“不了解情况、自我祝贺的总理”，这与他刚刚出任总理时发誓要“闯地雷阵”的政治豪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在听过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后，连“最玩世不恭的北京出租车司机”都感动了。不过这家富有盛名的西方报纸忽视了另外一个寓意更加深刻的细节。早在前一年（2000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理就已经露骨的抒发了他的无力感，他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鎔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在一如既往的幽默与谦虚中，朱显然没有克制住他对体制的无奈。一位现代中国的总理，最高的自我期许仅仅是“作一个清官”，足以反衬中国政治的真实现状。朱的这段自白，一方面流露出他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他与体制的依存关系。中文里“清官”的意思其实可以翻译为“依靠坏体制作好事”的官员。以这样一个古老的标准的来衡量，朱无疑是现体制中最杰出的“清官”，但清官一词本身的含义则界定了朱在行政上的最大边界。换句话说，朱并不是以体制本身作为改革目标，而是以体制赋予他的权力作为凭借，在现有格局中最大限度进行资源调整，以维持经济平衡和经济增长。90年代中期，朱鎔基通过金融、财政权力的上收成功的调整了中央与地方严重失衡的关系模式，就是朱式执政思路的一个典型范例。事实上，这也是朱鎔基任内最为大胆的一次体制改造行动。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朱鎔基虽然暂时控制了泛滥的分权模式，但却没有能够稍微改变传统政治权力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在9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以及各类金融、工业利益集团取代地方政府而成为盲目投资的主角的真正原因。准确的说，朱鎔基在整整十年中所作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开掘现有体制的资源，以全力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就这个有限的目标而论，朱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他毕竟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维持十年之久，并基本保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朱鎔基唯一一次触及政治体制边界的改革，是他发誓要完成的机构改革任务（这实际上仍然一次意义有限的具有传统特色的“精兵简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事务性目标”，朱鎔基也只能铩羽而归。显然，不管朱鎔基具备如何卓越的个人才能，但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他都不具备改造官僚体制的足够权力资源。从这个角度观察，朱鎔基将自己自限为一名“事务性官员”，并将自己的目标完全设定在经济领域，的确是非常“聪明”的谋略。然而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朱已经按照一个清官的理想将现有的体制资源挖掘到了极限，后来者如果萧规曹随，依样画葫芦，恐怕就只能南辕北辙。事实上，在主管中国经济的最后岁月中，就连朱鎔基本人也已经无法按照原有的路径继续前进了。

埃文河天鹅

关注中国问题的人都会注意到，在朱鎔基掌管中国经济的最后几年中，在中国GDP完美保持前20年增长姿态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完全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绝对贫困化如此等等，都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阴影。虽然这些社会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初露端倪，但其不可遏制的顽强性格直到90年代末期才似乎被中国人突然发现。以中国的舆论管制程度，如果某个问题被允许在公开媒体上讨论，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不过，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而是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加以改良，在于目前的这种体制是不是本身就是制造社会问题的根源。虽然朱鎔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上，但说他没有注意到并采取措施改进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准确的。在朱鎔基内阁的最后一段时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国有股减持事件。对于很少教条思想并经常对经济学家冷嘲热讽的朱鎔基来说，他推动国有股减持并不象经济学家“窃”以为的那样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而是有着十分实用的目的：为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资金。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热心及坚决表态上看，朱鎔基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紧迫性。但这个过程在中国股市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弹。仅仅半年之后，朱就以“本届政府任期已经有限“为由，决定将国有股减持问题留给下一届政府。如果说90年代中期朱鎔基的政策还是在下面遇到抵制的话，那么在他任期的最后阶段，他的政策似乎已经很难走出中南海了。这无异于表明，一个不断制造社会问题的体制正在不由分说的剥夺中国领导人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改革的方向盘已经易手。无论他们多么出类拔萃，也无论他们在民间享有多么巨大的声望。而对于持续了将近25年的中国改革来说，这实际上是一声正式终结的下课铃声。因为一个被悄悄培育了20多年的体制已经长大并站立起来，从此之后，它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逻辑改造这个国家，再也不会理会个别领导人善良的道德意愿。那么，这个体制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誓言要建立的那个市场经济吗？是我们在20多年之前期望的那个民主自由、繁荣均富的彼岸之国吗？

在一次纪念“南巡谈话”十周年的专访中，一位在近十年来爆得大名的经济学家，以他一贯的自信对记者谈到了腐败：“腐败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体制，而是因为有旧体制；而要想改革旧体制，在过程中不出点问题才叫'见了鬼’。在转轨过程中，尤其两种体制交叉换位时，或在新体制不成熟的时候，腐败可能还会加剧。但不能因为有腐败，就停滞改革，往回走绝对不是出路。要让水不断的流动，腐败不制度化，不固化。”这段谈话如果放在10年之前，或许是正确的，但如果在改革20多年之后，我们仍然将问题推给旧体制，那就只能证明我们对现实的麻木。事实上，这段“标准”的解释反映了中国主流精英一种普遍流行着的时代错觉。在这种错觉中，中国目前仍在存在着新旧两种截然不同体制的对立，我们仍然在按部就班的走向一个新的体制。但事实却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什么是新体制，什么是旧体制。两种体制经过25年的磨合，已经被完全融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两种体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配合，相互巩固。换言之，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是一种完全成熟了的体制，它既不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旧体制，更不是我们多年以身相许的新体制，而是一种被官僚体系操纵得游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畸形体制。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我们早就回不去了），而是走上了歧路的问题，不是什么“不制度化、不固化”的问题，而是已经完全被锁定在歧路上的问题。当大多数人（像那位经济学家一样）仍然沉浸在未来的想象之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到达了终点。不幸的是，我们经过20多年辛苦跋涉所到达的这个终点，并不是什么美丽的“新世界”，而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旧朝代的翻版。王亚南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在它那部研究中国官僚体系的开山之作中提醒我们，中国源远流长的官僚政治体系有着神奇的亲和力，它可以与任何体制相互融合。它既可以与古老的小农经济，也可以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它既能够将儒释道汇于一炉，也能够将现代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杂糅并蓄之后，自成一体。而当今世界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自然同样不在话下。这或许正是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以降，能够绵绵延续2000年的关键原因。正所谓“2000 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埃文河天鹅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这一轮迄今为止延续了25年的改革，是一个以旧的官僚体系为推动手段，因而在逻辑上也就必然是指向官僚体系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这一点，从1978年到1984年的改革第一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显。由于这一阶段官僚体系对改革可能产生的利益调整看得并不清楚，他们对民间（主要是农民）的自发革命采取了某种观望的态度，所以这一阶段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官僚默许”的改革。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导致许多人将中国改革定义为所谓“增量改革”，但这种定义在1984年尤其是1992年之后，逐渐失去了解释力。实际上，经过将近10多年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的“南巡” 讲话之后，中国官僚体系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们开始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并最终将改革的主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90年代之后，中国官僚体系凭借完全不受约束（注意：不受约束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是稳定）的垄断政治权力作为资本，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导向，肆无忌惮的参与他们心目的“改革”。显然，这对于中国改革来说，更多的只能是一种本质上的败坏。这种完全失去了约束的改革，在中国农村被称为“干部资本主义 ”，而在中国城市则被称为“权力资本主义”，事实上，有一个更加恰切的术语可以描述中国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官僚资本主义”。只不过，这个术语可能唤起某种讽刺的回忆，而只能偶尔在私下中被人们提及。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改革中的“自我觉醒”，在90年代中期之后演变成一种巨大的体制性力量，将触角伸展到中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并按照自己的逻辑建构“新”的体制。在中国的中介组织的建设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旧灵魂是如何借助新“肉身” 而复活并繁殖的。90年代初期之后，中国政府出于财政压力开始裁减官僚规模，开始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于是，林林总总脱胎于官僚体系的政府机构变成了面目全新的社会中介组织。财政部门变出了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司法部门变出了律师事务所、税务部门变出了税务师事务所、工商行政部门变出了各类咨询部门。而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各种“市场中介组织”本质上仍然是国家权力机关。其权力的垄断性和利益的封闭性以一种新的形势被延续下来。江苏某个城市的一位税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曾经向我夸耀，他那只有几十号人员的事务所一年的纯利润达到2000万元。此人原来是该城市某税务分局的一名即将退休的官员，在刹那间变成了董事长的同时，也刹那间拥有了巨额个人资产。这让我们联想到了中国历朝历代以专以苛捐杂税为能事的役吏形象。这种真相告诉我们，中国传统官僚权力在90年代中期之后，是如何以一种新的面相在中国社会中繁衍复制的。在旧的官僚权力没有得到丝毫改变的同时，国家官僚权力通过新的面相向社会各个领域延伸、渗透，并寄生在新的宿主之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脉相承的旧式官僚体系具有多么惊人的适应性。我们这一代人曾亲眼目睹并欢呼过中国“官本位” 的式微，但在9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惊讶的发现这个古老的怪物带着嘲讽的笑容回来了。这个怪物的凯旋是完美的，它不仅自己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而且带回了它丰盛的战利品：“官商”本位和“官学”本位。其所到之处，几乎攻无不克。我们不是回到了1978年之前，我们是回到1949年之前。最为要紧的，可能不是中国的官僚体系及其合谋者以改革的名义攫取了多少利益，也不在于他们是否已经完成带有抢劫性质的“原始积累”，而在于在盗取了改革合法性的同时，“新”的旧体制的意志已经完全取代了改革的意志。如果这种意志是体制性的，那么，以少数精英构成的上层分利集团对中国社会的抽取就是无止境的。9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千年开始之后的几年中，我们发现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的“存量”改革中表现出了与他们的职能极不相称的“积极角色”，从房地产开发到国有资产改革，一个本应保持中立甚至保守立场的官僚体系，却一跃变成了最活跃、最积极的“改革”动力。除了看得见的财政压力之外，看不见的应该是官僚体系巨大的利益冲动。中国官僚体系这个越来越反常举动表明，中国改革不是进入了什么“存量”阶段，而是进入了“瓜分阶段”。一个“新”的旧体制正静悄悄但却疯狂地运转着。然而，只要中国以官僚利益为核心的这个体制存在一天，官僚及其同谋者的最大限度攫取就不会止息，直到这个社会没有资源可供继续剥夺为止，到此，中国历史也将完成又一次可悲的循环。以现代标准衡量，作为一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官僚体系形成一个具有自利倾向的利益集团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正在面临这样一种前途，那就是中国的官僚们将这个国家变成“官僚的中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该是我们第N次面临同样的历史处境了。

毛泽东对中国官僚体制的腐蚀和吞噬能力是非常警觉的。“文化大革命”中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限制当时正在逐渐膨胀的官僚特权。虽然毛的鲁莽和浪漫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将文化革命仅仅归结为权力斗争的产物，却是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种无知。从某种意义上讲，毛的革命是针对中国城市特权阶级的一次农民革命。或许正是因为对旧体制的荼毒记忆犹新，他才会在仅仅17年之后就接着发动又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找到正确的办法，悲剧和灾难在所难免。匪夷所思的是，作为毛的后来人，邓小平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约束官僚体系。或许，创深痛巨的“文化革命”使邓从另一方面吸取了相反的教训，于是，他将历史的钟摆狠狠的拨向了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