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21世纪新诗发展历程的十大诗人（排名不分先后）：

阎逸

十人中认识六个，说写的有才气我同意，说到影响力，还不能波及诗坛。<br>还是孙中山先生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网骚废废

诗坛黑客，逐鹿中原，狼烟四起，平分天下

一囚

中国文坛长期以来都是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一统江山，70年代后终于打破了这种僵局，诗歌还让他诸侯分离的好，多家竞争的妙，甚至越边缘越有魅力。

旗烈

这个可以说这些诗人或者可以成为诗人的话，只是在他们自己的流派或者是自己宣称的某代诗人中可以是代表吧！

一囚

当今的流派（我更采用“方向性写作”这个说法）有很多很多，但“下半身”和“垃圾派”无疑是近年来走得最远的影响也是最大的两大所谓的先锋诗群。说“下半身”和“垃圾派”是先锋诗坛的代表没有错，但不代表整个中国诗坛，因为还有“官方诗界”这一块，那是另一半，“官方”与“民间”一向水火不相融。

合久必分

《向下走：一条从根本上摧毁诗歌的罪恶路线》 <p>汉上刘歌 <p>向下走，还是向上走，诗歌的生死路线之争。中国后现代主义登上诗坛的时候，正是朦胧诗走向式微、中国诗歌急于寻找出路的时候，诗歌要分家，也只能从这里分起。这里存在着一个诗歌的拐点。向哪里走？——向下走，这就是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回答。这是一条路线，它在按自己的路径发展，不到全军覆没，决不会自动停下。中国当代诗歌里的后现代主义写作是一个信徒众多、吵吵嚷嚷的诗歌大家族，虽然并不是铁板一块，有不同的倾向，内部也有内斗、有倾轧，派系林立，可是要看清这个家族的全貌也不难。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即凡是一切“反”字当头的东西，都可以归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一些东西，在中国当下的诗歌写作语境里都可以找到对应。若细细说来，后现代主义写作在中国文学里也许最早不在诗歌，而是包括时起时落的美女写作、妓女文学、美男写作等在内的所谓身体写作，直到以在博客中国连续张贴极端淫荡的性日记一夜成名的木子美和在网上连续张贴本人裸体照片、并配以淫荡文字的女编辑竹影青瞳，达到了高潮。而最成熟的后现代文本被认为是影视里的《大话西游》。这部由香港影星周星驰等苦心经营的搞笑之作，本来是没有任何人文精神的纯粹商业运作，最初也反响平平，后来却阴差阳错地被后现代主义“拿来”，成为后现代主义写作在中国的经典名作，原因是拥护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发现，这本戏用嬉皮笑脸的手法，荒诞不经的情节，解构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神圣使命。他们要搞出一部经典的后现代文本出来，不然哪里来的令人信服的后现代主义！如此看来，后现代主义在诗歌里本来是表现平平，非非虽然是后现代的中国始祖，可是只有后现代理论，却没有后现代文本；自韩东之流起，诗歌里才有了可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诗歌文本。诗而无耻，不知其可，什么都无所谓了。要么自甘下贱，像一位淫妇，不时走到大街上进行性挑逗，以招徕过往行人，一副人尽可夫的样子；要么将艺术残剩的那么一点高雅趣味和精致完全消灭，使艺术急剧沦落，变得灰头土脸，一身肮脏，像一个在大城市里到处游荡、只能以垃圾为伴，而不知今夕何夕的诗歌乞丐。自朦胧诗以降主义一浪紧追一浪，大都不出向下的调调。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以降，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经过了五个阶段。<p>大跳楼：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五张面孔 <p>非非化：“非非主义”的诗歌实践是失败的，以“非非”代表诗人周伦佑的诗《自由方块》《十三级台阶》等而论，在令人炫目的外观下面，仅仅是对于真善美等终极价值的剥离和虚置，表现出了某些废话现象。这种诗歌所呈现的美与思想分离，把诗歌的形式美推向了突出的位置，空有绚丽的外观而没有什么思想意蕴，在艺术上的开启作用是：诗歌的美可以与思想意蕴和精神的寄托分开，诗可以成为一种没有任何意义附加的形式游戏，可以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意义就是意义，没有寄托就是寄托。但他们还谈不上反价值。<p>日常化：“非非主义”反价值空反一场，只有“非非”理论，却没有“非非”诗歌，诗歌的“非非”化，只能由它的继承者“日常主义”来完成。日常主义诗歌，其精神指向就是非英雄化；在取材上，就是日常化；在语言上，就是口语化，与生活采取同一个层面。从这个时候起，反英雄、反崇高、反神圣、反抒情就开始了。与海子圣化诗歌的运动相反，这种写作要将诗歌俗化，从精英的状态解放出来，让诗歌高蹈的足迹落到人间，在朦胧诗后期的背景下自有积极意义，可是它的追随者们走得太远了。他们要显得更狠一些，更绝对一些，不然就有些中庸，不像是一场痛快淋漓、势如破竹的诗歌运动；他们要把英雄的铜像抬走，使诗歌完全匍匐在地上。任何哪怕一点上升的企图，在这些诗人那里都被认为是高蹈，从而招致一片嘘声。朦胧诗主将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的“人” 其姿态比起英雄已经下降了很多，在日常主义这里再次遭到贬低，开始变得平凡琐屑起来。北岛曾代表一个时代喊出强音：“我不相信！”北岛显然是针对伪价值有感而发，到日常主义这里，却连真价值也“我不相信”了。日常主义心仪的人只有一个“自己”，可是这个“自己”是矮化的，被七情六欲层层捆绑的，什么民族国家人类这些大词及其终极关怀，统统没有。他们只关怀自己，可是我们看到，即使是对“自己”的关怀也一点都不终极。因为所有的终极都是险境，在日常主义诗歌这里一切都很安全；也没有奇迹，只有对平凡生活的津津乐道和对于琐屑事物的反复咏叹。——日常主义借口诗要说人话，不肯再代神立言了。他们津津乐道的，不过一些鸡另狗碎、婆婆妈**小情感小趣味，并把这些当成了生活的全部。——你们要记住，这就是中国诗歌堕落的开始！堡垒就是从这里打开了缺口的！这个被大大矮化的自我，既不敢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也不敢面对中国的思想现实，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灵魂的现实，在这个时代里面容模糊躲躲闪闪，有滋有味地过着平庸的生活（如《尚义街6号》里的抒情主人公）。这种诗歌当然也结下一点优秀的果实，比如于坚，但于坚诗里最上乘的诗，其实都是对俗化倾向比较克制的部分。换句话，凡是成功地克制了俗化倾向的诗（比如《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棵避雨的树》等一批精彩的短诗），一定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反之则一定是坏的，而且越是这样，就越是垃圾。在那里找不到关怀和悲悯，于坚似乎更热衷修辞方面的试验。以长诗《0档案》为例，密集、僵硬的语词，源源而来，层层码放，密不透风，诗人于坚为我们砌了一堵实心的砖墙，沉闷而缺张力，让人喘不过气来。有论者指出：这首诗告诉我们，人间就是地狱，你一出生，一切都被这个世界规定，编码排序了。可以如此篇幅，只为指出这样的事实，是不是太过浪费？且被指为人间地狱的情境，也只是一部分人才能享有的特权，更多的人是想进还不能够，可望而不可即的。其实人类痛苦最烈不在这里，只是诗人不愿看见。于坚的写作，客观上加剧了时代的下滑趋势。诗自于坚以后更日常化了，无论态度还是语言，更贴近日常生活了，也更琐碎、更凡庸了，更婆婆妈妈了，社会批判力丧失殆尽，对善恶交织纷至沓来的精彩现实失去了反应能力。面对血肉横陈的时代现场，诗歌充当了麻木的看客。同时作为诗人于坚又很矛盾：一方面他善于炒作，一次平常的诗学论争，在他那里可以上升为一次据说是叫作“盘峰论剑”的著名事件；一方面他看起来雄心勃勃，似乎有意担当起对于当代诗歌更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却又热衷于组织圈子，对有害的诗歌倾向大肆吹捧；一方面于坚强调尊重传统，称自己是一个“后退的诗人”，对“先锋”的指认却又全盘笑纳，接受了伪先锋诗歌阵营的香火膜拜，同时对愿意起劲拍自己马屁的人投桃抱李、大抛媚眼，为了吹捧一向跟屁的小马仔，不惜离开事实信口雌黄。于坚不可能对当代诗歌承担更多责任，在他看来，当代诗歌堕落得还不够，沉沦还没有到底。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要维持一个诗歌的混乱局面，确保自己在这样的格局里得到更多。<p>“解构”化：指以“解构”的态度、用解构的小技巧速成的和批量炮制的诗歌。这种诗歌继承了日常主义的全部遗产，并迫使诗歌继续向下。诗歌从此一落千丈，只能被迫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滑行。要么正话反说，在诗歌里说一些调皮话，来一点类似脑筋急转弯的恶作剧，要么来一点小情境、小机智，耍一点小聪明，喊一点耸人听闻的口号，白开水煮萝卜，没有一点诗歌的美和意蕴。要么粗话入诗脏话入诗，活脱一个街痞流氓，泼皮无赖，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泼样。这类诗人有的就是日常化诗歌里的核心人物，比如韩东。韩东自他们诗派起家，诗很一般，即使是在解构主义诗歌里，也是最没劲的一个。他解构得没有一个名叫伊沙的人起劲，也不如这个伊沙多产。其中一首名叫《有关大雁塔》，诗里说：“有关大雁塔，我所知道的就这些/人们上去看看再下来/消失得无影无踪。”这首诗被许多论者引用，据说好就好在在诗歌里“消解”了“英雄”的概念，为诗歌排解了“英雄” 的毒素。还有一首一再被人引用的诗名《车过黄河》，诗里只是说如何在车过黄河的时候向黄河撒尿。人们引用这首诗并不是这首诗就好，至少在一部分论者那里，只在于用来说明诗歌的离经叛道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且不说在火车的小小卫生间里向很高的小窗外撒尿，在技术上是多么不可能），仅此而已，诗人自己却跳了出来，得胜似的一再这样念道：古今诗人多矣，只有我可以用撒尿的动作，将黄河的神圣意义“消解”得荡然无存。为了不断生产出后现代诗歌文本，一些诗人辞穷技尽，就像一些小说里的人纷纷改编“红色经典”一样也打起了唐诗的主意，争相“解构”唐诗，弄出一些支离破碎的让唐人笑掉大牙的东西，将伟大的唐诗糟塌得惨不忍睹，还自吹为当代诗歌的“鸿篇巨制”。<p>色情化：以下半身诗歌为代表。兴起于2001年前后，不过是对小说里美女写作、身体写作的诗歌形式的抄袭，本身没有什么创意。在各个国家的文学史上，历来都有不少人把兴趣集中在性活动，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也不愁没有人起劲地叫好，可是这样的东西从来不登大雅之堂。性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下半身诗的创意只在于，他们比历史上那些香艳文学走得更远，实现了当代文学里身体写作的诗歌化。他们是色情诗，却不是诗歌，与诗歌的精神背道而驰。这里有一首出自某女下半身诗人的诗《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尹丽川）： <p>哎 再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br>　　　这不是做爱 这是钉钉子<br>　　　噢 再快一点再慢一点再松一点再紧一点)<br>　　　这不是做爱 这是扫黄或系鞋带<br>　　　喔 再深一点再浅一点再轻一点再重一点<br>　　　这不是做爱 这是按摩、写诗、洗头或洗脚<br>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呢 嗯 再舒服一些嘛<br>　　　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br>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 <br>　　<br>这首诗直接写做爱，而且极为大胆地采用女性视角，用这么多字，只喊叫了一句口号：“性快感好，性快感万岁”。一片淫声浪语，欲仙欲死的媚态溢于言表，令人一读便想入非非，难以忘怀。传统里忠贞不渝的爱情没有了，这里只剩下快感，只剩下**的动作，和“再舒服一点”的淫荡叫喊，快感消解了意义，消解了爱情的神圣。而这还是下半身诗歌里最干净的代表之作，另有一首《×之歌》的诗，洋洋百余行，整篇是“我要日×”的叫嚣，脏得我这里就没有办法引用。另有某诗人新近出版的一本诗集，则通篇是如何嫖妓的男性心理记录。西门庆再生，借诗吐露心迹，大约也不过如此。这类文学注定是短命的，基本算不上是诗歌的流派，不过是历史上一直存在的色情文学在新形势下诗歌里改头换面的重新出场，没有给诗歌增添任何新的东西。只有那些吃错了药的疯理论家在弄所谓文学史时，才会把它看作诗歌的流派，顺便将其中一两个人的名字写在那里扮酷。果然没有多久，一年不到吧，下半身轰动效应尽失，该卖的货色全拿出来了，新货色却明显难产，再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下半身现在场子（诗江湖）很冷，如果不是有所谓几大美女诗人在场，大抵还要更冷。<p>垃圾化：垃圾派显然又是对下半身的一种抄袭。诗歌到垃圾派这里，整天不离屎、尿、粪便、精液、酷刑、痰迹，等等，一时甚嚣尘上，一片乌烟瘴气。据说垃圾派出世之初，就和下半身闹出了一宗公案，核心是谁比谁更“先锋”。垃圾派里，最好的诗尚能摆脱无聊，有一种冷峻和刻骨的深度，可惜不多，大多不惜将诗歌弄得充满血腥，是诗里的邪教和恐怖主义，垃圾诗是一个绝望的世界，仍以耸人听闻为能事，不脱哗众取宠的企图。除了向下，还是向下。谁向下谁先锋；一人向下，全派光荣。谁向下最坚决，谁就是真先锋；谁能将向下进行到底，谁就先锋到死。诗人们一个比一个更起劲地自虐自渎，可是一个个又无一例外地把这个当作英雄，以为是在中国诗歌里完成了什么英雄的壮举。这是一个群魔乱舞的艺术世界，是一个“过把瘾就死”的世界，没有任何前途和亮光。这个世界里，除了对生活的怀疑、否定，再没有其他东西。艺术作为一种严肃的事业已经成为过去，生活得以存在的理由和支撑生活前进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被完全抽空，谁也别想再在这个世界里充任法官，大家彼此彼此。可是也不要以为他们真的是“为艺术而艺术”，谁要这样看肯定大错特错，这些东西有明显的社会作用，就是使人更加厌倦和绝望。即便如此，它们还要冲到市场上来，让人们为这些明显有害的东西慷慨付费；还无一例外地企图向社会要求艺术的荣耀，不把它们高高地供奉在艺术的神坛最突出的位置，一定骂骂咧咧骂个不停。它要当艺术世界里的霸主，说这个时代的艺术就是这样。因为时代淫荡，我们所以淫荡；因为时代垃圾，我们所以只能垃圾。他们最怕的不是被人议论，而是不被人议论，只要能够被人谈论就好，最好是臭名远扬，能够千夫所指就更好不过，他们从此也可以做一名人了。谁胆子更大，能把事情做得更绝，谁就是明星；谁最聪明，谁最会炒作，谁最能把这样的事情进行到底，谁就是英雄，谁就受到同伙拥戴。一贯喜欢标新立异的诗人曾经在历史上操作了无数的新花样，谁也没有像后现代主义这样疯狂、这样敢把事情做绝，不留后路。他们不知道，时代的堕落并不能成为诗人堕落的理由，反而只能成为诗人守身如玉的最高律令。历史上所有伟大诗人的出场，无一而不代表着时代的正面力量，混乱的时代正好为他的生长准备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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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久必分

《从“下半身”到“垃圾派”》<p><br>恶你一把<p><br>中国诗坛自“盘峰论争”以后曾先后或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颇受争议的所谓先锋诗群，一个是以沈浩波为代表的“下半身”，另一个是以徐乡愁为代表的“垃圾派”。这两大诗派的横蛮崛起，的确改变了先锋诗坛的格局，一时间追随者众，你要么是下半身的，要么是垃圾派的，或者混血为其中的杂交。“下半身”主要写性写身体，据说是追求生殖器的快感来反对上半身的权力话语，沈浩波无疑是其中最下流的诗人。而“垃圾派”主要写垃圾写屎，企图以自我亵渎的极端方式来反讽这个世界的伟大和崇高，徐乡愁便是其中最恶心的诗人。“下半身”与“垃圾派”本来应该携起手来联合主演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歌起义和网络暴动，但为了争夺诗坛的霸主地位，他们居然在网络上大打出手，口水四溅，砖头乱飞。说白了，他们是在较量谁比谁更下流，谁比谁更恶心，谁比谁更无耻！<p><br>●沈浩波的诗（12次）<p>沈浩波：“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p>（作品略）<p>——————————————————————<p>●徐乡愁的诗（12泡）<p>徐乡愁：“活着就是人类的帮凶，我们不如抱着这个世界一起跳入粪坑，崇高有多高，溅起来的粪花就有多高。我们用肛门呼吸。”<p>（作品略）<p>本贴由恶你一把于2005-7-27 18:55:33在〖《中国诗人》杂志论坛〗发表.<p>

合久必分

《脱去衣服好不好》 <p>穆晓禾 <p>这段时间上网，那些“词”又卷土重来，被重提，像“中间代”“新生代”什么的。我是一个一看见“被命名”就头大的人。我不太明白这些词是怎么命名的，依据又在哪里，反正有好事者，急于寻找自己的位子，又不忘给别人定位。我一向不大赞成这种定位，因为再科学的对号入座，同样难免一种局限。像当年，“朦胧派”的首席——舒婷的诗歌，并不朦胧，倒是清晰地能让人看懂，历史总在开一些人的玩笑。 <p>其实，任何一种命名，都迫切地希望写入诗歌的历史。尤其是在网上，被大家多次提及并达成共识的，比如“下半身”和“垃圾派”。下半身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也不是由诗歌最早提出，在它之前，小说文本已被炒得沸沸扬扬。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应算进入纯文学的性文本，由国内大刊如《收获》接纳和推介。后来，九丹的《乌鸦》也变成纸本流行街市。既然，小说可以把性写的明明白白，那诗歌为什么不可以呢？ <p>开始的时候，诗歌介入性文本，还是偷偷摸摸的状态，不敢写得太露骨。从邵春光的《错位》到尹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给别人提供了一个范本，要写可以照这个方向来。毕竟，满眼私处的文字，有碍网络文明的规范。众多的诗歌论坛，拒绝下半身的加入，而真正的原因是为了空间的稳定，却非是对一种新生事物的扼杀。“诗江湖”论坛大胆做了这方面的表率和领头军，事实就是这样，诗江湖被黑无数次。由此，诗江湖论坛就成了下半身的媾和之野，从而也诞生了一批有名的下半身诗人。南人和沈浩波，从先前的某诗人身份到后来的命名转化，开始一种圈地运动，站立山头，拉党结营。 <p>下半身的命运，在给自身正名的过程中，出现了分化和割裂。一些人开始淡化和远离诗歌，从另一种文体走出低谷成绩较大者是诗人春树，以二部自传体小说《北京娃娃》和《长达半天的欢乐》，改写了“饿死诗人”的现状。从《北京娃娃》在市场上禁卖的角度看，说是描写的太灰色，倒不如说描写太“性”吧。春树的成功，不是诗歌的下半身，而是小说的性文本的实现。而另一些人，在下半身那里讨不到任何好处，甚至在诗江湖受到圈子里的压制和打击，在“下半身”的基础上，扩大和完善了这个命名——“垃圾派”顺时诞生。 <p>垃圾派包容更广，除了粗口、漫骂、性事，连民间说唱也攘括了进来。凡不是上半身的东西，不是正统的东西，只要污染大众眼睛的东西，让灵魂难堪的东西，统统都是垃圾派。如果，照这个标准划分，伊沙想不加入都不行，但伊沙在一切流派之外，是个性使然。由此可见，无论垃圾派的代表人物徐乡愁和管上同不同意，下半身到垃圾派为止。既然一定要命名，还是简单点好，分的太多太细，是不太容易记住的。 <p>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诗歌也媚俗了，诗人也耐不住寂寞了。为了吸引眼球，诗人就剥诗歌的皮，剥得越彻底，他们就越高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对于诗歌，脱去衣服究竟好不好。但，思来思去，诗歌哪里还有什么隐私，早从春天的少女走到阳光下的少妇了。越来越多的诗人，穿着皇帝的新衣，干着诗歌的正业，把本来上网一件无聊的事，却做得很有意思。 <p>04.06.27 <p>作者：穆晓禾 发表于2004-7-23 14:57:09 <br>

浪濯

让时间检验，让历史评判。

阿卓务林

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