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茶馆】十月：坐在低低的门槛，静看流水漫过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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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与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这场20世纪人类最大的悲剧给世界众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数的灾难。人类应永远铭记这一悲剧及其原因和教训，以避免毁灭人类文明的灾难再次发生。
　　在这场战争中，中俄两国人民承受了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主要进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伤亡，承担了抗击侵略者的重任，并取得了最后胜利。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势力处心积虑地要征服和奴役我们两国、其他国家和整片大陆，中俄两国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制止这两股势力的人们的功勋。两国人民将缅怀和纪念来自盟国和所有为了捍卫生命和自由同我们并肩战斗的人。
　　在战争年代的残酷考验中，中俄两国人民相互帮助的优良传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和加强。日本入侵中国之后，苏联立即向自己的邻邦提供了巨大的援助。两国飞行员并肩战斗，中国公民也加入了苏联军队作战。中国高度评价苏军在解放中国东北战役中所起的作用。两国人民用战斗友谊和互帮互助谱写的光辉历史篇章奠定了当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坚实基础。
　　我们谨向老战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今天依然是爱国主义和为国献身的楷模。我们怀着崇敬之情纪念为我们两国的自由和独立而牺牲的烈士。中国人民把对那些为中国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苏军将士的思念珍藏在心里，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卓越功勋。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对中俄具有重大意义，两国于2010年共同举办纪念二战结束65周年的系列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全人类的警示是严酷的。中俄坚决谴责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和军国主义分子及其帮凶、抹黑解放者的图谋。《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文件已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定论，不容篡改，否则将挑起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敌对情绪。这种图谋会把我们带回到以意识形态划线处理国际关系的时代，导致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所作的努力付诸东流。
　　数十年来，各国为建立以国际法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做了大量工作。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决心与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防止战争和冲突而继续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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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歌苓，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是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是中国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代表作品：《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赴宴者》、《扶桑》、《穗子物语》、《天浴》、《寄居者》、《金陵十三钗》《铁梨花》等等。 　　严歌苓身兼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评委。其作品被翻译为英，法，日，泰，荷，西等多国文字。 　　被称为“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的严歌苓，小说以刚柔并济、极度的凝练语言，高度精密、不乏诙谐幽默的风格为内在依托，与其犀利多变的写作视角和叙事的艺术性成为文学评论家及学者的研究课题，在多个国家已开展严歌苓文学研讨会。其创作的“王葡萄”，“扶桑”，“多鹤”等主人物开创了中国文坛全新的文学形象。 　　严歌苓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荣获了国内外各种重要文学奖项。代表作品《扶桑》以充满寓意的中西方文化跨景观，荣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并成为2002年美国《洛杉矶时报》年度十大畅销书之一。她的《天浴》、《扶桑》、《花儿与少年》、《老人渔》、《灰舞鞋》、《谁家有女初长成》、《金陵十三钗》、《拖鞋大队》（《北京文学》年度中篇小说榜首）、《白蛇》、《小顾艳传》、《人寰》（获台湾中国时报 “百万长篇小说奖 ” 以及上海文学奖）、《少女小渔》（根据此作改编的电影获亚太影展六项大奖）、《女房东》、《海那边》等长中短篇小说获得了一系列文学大奖，并引起海内外读者关注。其中《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获金马奖7项大奖和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十大最佳影片奖。 　　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获中华读书报“2006年度优秀长篇小说奖”、新浪读书网“2006年度最受网友欢迎长篇小说奖”），《小姨多鹤》获《当代》长篇小说“五年最佳小说”、2009年“中山杯”华侨文学奖最佳小说、收录新中国6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The Banquet Bug(赴宴者)》荣获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授予的“小说金奖”，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被评为五星级图书，美国《时代》杂志给予整版介绍，英国BBC广播作为“睡前一本书”整篇朗读。2010年，荣获第三届中国小说协会长篇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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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严歌苓是最有竞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家，为此严歌苓有些按耐不住： 　　“为什么中国有些作家老作诺贝尔梦？这就跟冲击奥斯卡奖一个道理。我觉得得奖固然不是坏事，但是得这两项奖未必都是好作品。好多好作品它没有得，相反它们都流传下来了，甚至得了奖的也有没有流传下来的。大量得奖的都没有流传下来。咱们自己在国内这样，让人家看了很笑话的。” 　　“国外的人总觉得中国怎么总是这样，要冲进哪里，打入什么，要夺什么东西，我觉得这都不搭界的事情，大家把这事也看得很重。” 　　“那些抱着这种目的，去讨好评奖人的，或者是好莱坞趣味的，这种编剧也好、导演也好，是很可悲的，我们若整天看着这种事情，它会不会得奖，或是怎么样，议论纷纷，本身也更可悲。因为首先把好莱坞它的奥斯卡奖变成来要求你自己的最大的准则，最大的裁判的机构，这本身就很可悲，难道你不能确定你自己的作品就是最好的吗？你难道不能树立你自己的一个标准吗？为什么你要把裁判的尺度交给人家呢？我觉得都没有必要，这都是蛮可悲的。时间越长，我越觉得，我退出，我再也不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我记得《Time Magazine（时代周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就是说中国人的文坛，想得诺贝尔奖的这些作家，都是很可怜的。我看过一些几乎没有在中国文坛听说过的作家，却在国外用英语写一些比较迎合的西方口味的作品，反正我是看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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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下来，活下去

文 / 严歌苓



　　出国对于一些作家意味着死亡，对另一些作家，却是新生。再说得武断些，死亡的是那些在祖国优越感很强的作家。我认为自己属于后者。

　　索尔仁尼琴在被递解出境后，跟那勃可夫两度相约，要一同午餐(或晚餐)，却两次都把时间地点弄错而失之交臂。索尔仁尼琴便认为讲讲那勃可夫坏话的时候来了。他说那勃可夫才华是有的，可惜出国太早，以后文学气候不会太大。翻过一个世纪，我们看到同样是出国，对于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创作，几乎是毁灭(他出国后的作品在我看是失败的)，而对于那勃可夫，则是成全。尽管美国给了索尔仁尼琴一切，甚至连他定居在贝尔蒙州小城的善良城民们都为他的写作蹑手蹑足、轻声轻语，一旦闯来一个外地佬，他们会请他驶过索尔仁尼琴庄园时轻声些，他们以一种神圣的口气说：“索尔仁尼琴正在写作。”而索尔仁尼琴多次在演讲上谩骂美国的生活方式。我想这是因为他在美国多年写得心气不顺，拿美国出气罢了。

　　有不少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作家，在获得政治的全面自由之后交出了自己生活的自由，以及感受生活的自由。

　　另一些作家初看起来不如前一种幸运。首先他们没有各种基金会提供给索尔仁尼琴那类作家的经济保障，离开祖国后，他们只是一名从零起步的普通移民。他们得像安·阮德(流亡美国的前苏联女作家)那样，靠白天做的一份活计来养活夜晚的写作。阮德做过舞台服饰管理，场记、群众演员。詹姆斯·乔伊斯离开爱尔兰之后，在一家公司做过出纳、职员。孟诺韦尔·普韦格(阿根廷作家，代表作《蜘蛛女之吻》)在伦敦的剧院餐馆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洗碗工。那勃可夫境遇好些，任教的都是美国王牌大学，但在《洛丽塔》出版前，也从没有做专业作家的福分。这类作家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寄居国作为一个普通移民去真切地生活过、经历过，有过和另一个种族，另一个文化磨合时所必然产生的痛苦和快乐。像任何一个白手起家的移民一样，他们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但不是抽象的、精英式的忧患意识。普通移民的忧患意识是难民式的，那就是：呆下来，活下去。虽然不免有些原始，但它在最大程度上激活了人的生命力。你在故国的社会地位不算数了，你的社会经验积累，也不算数了。你甚至不是成熟的，你要从最幼稚的语言开始表达，要从最基本的生活手段学起；孩子一样悄悄模仿别人向投币洗衣机里投币，观察别人如何在地铁门口刷车卡，留心别人怎样开关千奇百怪的公共厕所水龙头，(美国每个城市根据它的节水政策设计节水设备，因而水龙头和抽水马桶种类之多，常令新移民发怵或窘迫)。在这样的处境中，一个新移民要在几个月内完成正常人十来年的成长，每分钟都有可能经历惊吓、羞窘、颓丧或欣喜若狂。因此，当一个移民独立而自尊地立足于别人的国土时，他对大量事物在短时间内接受的经历给了他内心极度的敏锐和丰富，使他有了一种不靠语言的对于人和事的读解，一种近乎第六感应的对于世界的感知。我把这个“呆下来、活下去”的过程，看成一次再生。对于作家，这个再生是至关重要的。

　　我幸运地从再生的痛苦中挺了过来。一个人的故事和经历，也就是每个人的故事和经历。并且新的留学生不断到达，新的生存兴致不断被激起，新的故事和经历一再打开新的好奇心。

　　移民的语言最不纯粹，不夹带大量英文单词，似乎很难讲清只在移民生活中发生的故事。移民也是最怀旧的人，怀旧使故国发生的一切往事，无论多狰狞，都显出一种奇特的情感价值。它使政治理想的斗争，无论多血腥，都成为遥远的一种氛围，一种特定环境，有时荒诞，有时却很凄美。移民特定的存在改变了他和祖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少了些对政治的功罪追究，多了些对人性这现象的了解。若没有移民生活给我的叙事角度和那种近乎局外人的情绪基调，以及英文给我的语言方式，我不可能写出《天浴》《人寰》这类故事。

　　在我而立之年，我离开了中国，成了一名大龄留学生。它结束了我在国内的那点文学局面，推翻了我对创作的所有自我设计，将我置于一个新的竞争环境。这个生存环境中，我像普韦格那样去挣一份餐馆工的工钱，像乔伊斯那样，去谋一个小职员的职位，也险些像那勃可夫流亡初期那样零星授课。这是一个大致公正的竞争环境，优劣、高下、贵贱一时不论，但这里没有矫情的“体验生活”，这里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生活。这里你有最充足的生活自由，包括致富的自由和受穷的自由，以及为奖学金殊死拼抢的自由。

　　那时我一小时的英文阅读极限是七页，而我的同学是三十页到五十页。但我有减免睡眠的自由，有强记硬写的自由，也有暂时时戒掉娱乐、party、野餐的自由。我更有呕心沥血、绞尽脑汁，拿出稍新一些的读书阐述或规定作业的自由。当然，我也有完全的自由去做一个上海三十年代亭子间里的小作家，在功课和打工的夹缝里写写小块文章，去拼凑报刊版面，去挣房钱、粮钱。最有价值的自由，应该是小说选材的自由，它使我重新思考政治、理想、道德，几乎没有什么话题是不可触及的。还有一种自由是去把课堂上的英文小说翻成中文，发表和出版后变成一笔笔财务进账，它也容我把中文小说写成英文去交作业，去争奖学金，这自由还让我常感动于某个中文词汇：它多么微妙，多么形象，也让我常为一些英文词汇出神：它们多有动感，多么准确。假如用中文形容一个少女的眼睛，我肯定会淘汰水汪汪这样的词，但英文的“水汪汪的眼睛”可以是“juicy eyes”，写成中文就不再陈旧，成了多汁的眼睛。

　　对于一个作家多一些生活经历，多一种语言营养总是好的，做一个寄居别国的人，即使一无所有，这两样永远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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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访谈录：严歌苓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U5NDAxNTI=.html

童天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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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诺贝尔会不会眷恋中国人？猜猜

童天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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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了，挖苦泰戈尔你会被群起而攻的。村上吧，如果排除林少华等翻译家的译本原因，其作品内容质量和写作技巧仅仅达到了盛大文学里的网络小说的中等水准。个见。麦城是大连诗人，网上资料不多。

埃文河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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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严歌苓的话。盼望得奖的人都是可怜的。放大了说，盼望得到的都是可怜的。诺贝尔奖中国有几个候选人。再看看世界的真正的文豪吧，把所有的语言文字都作为自己作品的候选。

童天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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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严歌苓的话。盼望得奖的人都是可怜的。放大了说，盼望得到的都是可怜的。诺贝尔奖中国有 ...
埃文河天鹅 发表于 2010-10-4 15:24

其实过去那位旅法华裔的确还是中国人。只是因为特殊原因，不予承认。莫提。

埃文河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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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行健吧。中国政府不承认他的文学地位，这与他攻击政府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