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茶馆】十月：坐在低低的门槛，静看流水漫过秋天

埃文河天鹅

Jorge Mario Pedro Vargas Llosa (Spanish pronunciation: [ˈmaɾjo ˈβarɣaz ˈʎosa]) (born March 28, 1936) is a Peruvian writer, politician, journalist, essayist and Nobel Prize laureate. Vargas Llosa is one of Latin America's most significant novelists and essayists, and one of the leading authors of his generation. Some critics consider him to have had a larger international impact and worldwide audience than any other writer of the Latin American Boom.[1] He was awarded the 2010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for his cartography of structures of power and his trenchant images of the individual's resistance, revolt, and defeat".[2]

Vargas Llosa rose to fame in the 1960s with novels such as The Time of the Hero (La ciudad y los perros, literally The City and the Dogs, 1963/1966[3]), The Green House (La casa verde, 1965/1968), and the monumental Conversation in the Cathedral (Conversación en la catedral, 1969/1975). He continues to write prolifically across an array of literary genres, including literary criticism and journalism. His novels include comedies, murder mysteries, historical novels, and political thrillers. Several, such as Captain Pantoja and the Special Service (1973/1978) and Aunt Julia and the Scriptwriter (1977/1982), have been adapted as feature films.

Many of Vargas Llosa's works are influenced by the writer's perception of Peruvian society and his own experiences as a native Peruvian. Increasingly, however, he has expanded his range, and tackled themes that arise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other change over the course of his career has been a shift from a style and approach associated with literary modernism, to a sometimes playful postmodernism.

Like many Latin American authors, Vargas Llosa has been politically active throughout his career; over the course of his life, he has gradually moved from the political left towards the right. While he initially supported the Cuban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of Fidel Castro, Vargas Llosa later became disenchanted. He ran for the Peruvian presidency in 1990 with the center-right Frente Democrático (FREDEMO) coalition, advocating neoliberal reforms. He has subsequently supported moderate conservative candidates.

埃文河天鹅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io_Vargas_Llosa

周道模

祝贺！大家努力啊。

金沙文字

中投副总经理汪建熙5日表示，随着中投将注意力转向新兴市场，可能购买俄罗斯出售的国有资产。俄罗斯拟通过出售国有资产筹资500亿美元。

　　“我们希望参加其私有化。”汪建熙在到访莫斯科期间表示。俄罗斯财长库德林上月在路透俄罗斯投资峰会上表示，俄罗斯准备在大约未来五年，每年出售100亿美元资产。俄罗斯一些重要企业将被拍卖。俄罗斯政府目前正在与潜在竞购方进行积极的洽谈。汪建熙称，除了能源行业以外，中投还对农业、金融和电力行业感兴趣。（环球时报）

宛城卧龙

稿件发完 喝口茶  下了

童天鉴日

中投副总经理汪建熙5日表示，随着中投将注意力转向新兴市场，可能购买俄罗斯出售的国有资产。俄罗斯拟通过 ...
金沙文字 发表于 2010-10-8 11:43

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

埃文河天鹅

拒领诺贝尔奖声明

萨特

　　我很遗憾这是一件颇招非议的事情：奖金被决定授予我，而我却拒绝了。原因仅仅在于我没有更早地知道这件事的酝酿。我在十月十五日《费加罗文学报》上读到该报驻瑞典记者发回的一条消息，说瑞典科学院可能把奖金颁发给我，不过事情还没有决定。这时我想，我只要写一封信给瑞典科学院（我第二天就把信给发了），我就能改变这件事情，以后便不会再有人提到我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颁发诺贝尔奖是不征求受奖者的意见的。我还认为我去信加以阻止是及时的。但我知道，一旦瑞典科学院做出了决定，他就不能再反悔了。 　　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科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正如我在给瑞典科学院的信中说明的那样。我在信中提到了两种理由，即个人的理由与客观的理由。 　　个人方面的理由如下：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如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人就提议给我颁发荣誉勋章，我拒绝了，尽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同样，我也从未想进法兰西学院，虽然我的一些朋友这样向我建议。 　　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持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罗·萨特”还是“让-保罗·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决不是一回事。 　　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我对委内瑞拉游击队抱同情态度，这件事只关系到我。而如果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罗·萨特支持委内瑞拉的抵抗运动，那么他就会把作为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连进去。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 　　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我对其中一些获奖者非常尊敬和赞赏，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 　　我的客观理由是这样的：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我的同情无疑趋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趋向于所谓东方集团，但我却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这使我能够与一切愿意使这两种文化相互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不过，我当然希望“优胜者”，也就是社会主义能取胜。 　　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哪怕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尽管我所有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譬如说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能决定的。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譬如，南美一位伟大的诗人聂鲁达就没有获得这项荣誉。此外人们也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路易·阿拉贡，而他却是应该获得这一荣誉的。很遗憾，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一文学奖，而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本国却是一本禁书。人们也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通过相似的举动来获得平衡。倘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当我们签署“一二一人权宣言”的时候，那我将十分感激地接受该奖，因为它不仅给我个人，而且还给我们为之而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可惜这并没有发生，人们只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把该奖授予我。 　　瑞典科学院在给我授奖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这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在西方，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它在于有权利拥有不止一双鞋和有权利吃饭。在我看来，接受该奖，这比谢绝它更危险。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就顺从了我所谓“客观上的回收”。我在《费加罗文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们“并不计较我那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我知道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科学院的意见，但它却清楚地表明，一旦我接受该奖，右派方面会做出何种解释。我一直认为这一“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是有充分理由的，尽管我时刻准备在我的同伴中间承认我以前的某些错误。 　　我的意见并不是说，诺贝尔奖是一项“资产阶级”的奖金，这正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阶层必然会做出的资产阶级的解释。 　　最后我再谈一下钱的问题。科学院在馈赠获奖者一笔巨款的时候，它也同时把某种非常沉重的东西放到了获奖者的肩上，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或者接受这笔奖金，用这笔钱去支持我所认为的重要组织或运动。就我来说，我想到了伦敦的南非种族隔离委员会。或者因为一般的原则而谢绝这笔奖金，这样我就剥夺了该运动可能需要的资助。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显然我拒绝这笔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只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无论东方或是西方。然而你们也不能为了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而要求我放弃原则，须知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你们的，而且也是你们所有的同伴所赞同的。正是这一点使我无论对奖金的馈赠还是对我不得不做出的拒绝感到十分为难。 　　最后，我谨向瑞典公众表示我的谢意。

周道模

天鹅：要是诺奖发给你，你领不领？

埃文河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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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领。

童天鉴日

中国的诗人们
文/法清
2010-03-02 10:57

    中国诗人的生存状况，并不比别的阶层更好或者更差。谁也超越不了时代，从任何一个角度观察，都可以折射出中国的现实。“后发优势”也许在技术上成立，但在文化、管理、观念等“软件”上，并不成立。中国股市搞的晚，应该有很多欧美成熟的可借鉴的管理经验，但我们看到，中国股市的管理，这种“后发”的东西，并无优势，反而显出发展中中国的乱糟糟的特色。中国足球也表现得很“正常”，它就是中国现实的映射和缩影。诗人的情况，也是这样。中国写的最好的诗人，也不能靠写诗生存。他们大多从事着另一职业活命，业余写诗。比如杨黎，曾经困顿到要把自己关进小屋一年，来赢得20万银子。很多诗人，都和大多数中国公民一样，为生活的窘困，到处奔波，甚至于有失去尊严的情况。但话反过来说，诗人也不比别的群体的中国人，生活的更差。在生存上，诗人不具有群体特征，它们只是一个个个人，生活无着如诗人曾德旷、管党生，也并不能说明诗人生活得比别的中国公民更差。他们的生活，只是一个个特例。

    倒是诗人借诗之名撒娇的情况，更值得注意些。群盲大众对诗人有误解，比如大众误以为，诗人一定是喝酒的，诗人一定是风流的，浪漫的，放荡不羁的，诗人一定是神经病型的。这是中学教育和野史稗记，对大众的误导。诗人除了敏感一些外，其他方面，都是常人。“李白斗酒诗百篇”，可能只李白一人是这种情况，并不具有普遍性。中国当下的大诗人杨瑾，就滴酒不沾。我也写些诗，我不好酒，喝酒之后，反而往往无诗。李白捞月坠江而死，也只是传说，并不可靠。诗人真如曾德旷这样流浪的，并不多，而且流浪也不能促使他成为更好的诗人。像兰波、热内这样只要诗不要生活的天才诗疯子，也不多见。群盲有误解，可以理解，但如果诗人也以为自己就应该那样，无疑是没看清形势，不具有独立意识。不幸的是，我看到，现在很多诗人，借诗人之名撒娇，放浪形骸，放荡不羁，纵酒好色，美其名曰“真性情”，其实垃圾如同贱民。诗人撒娇的第二个表现，就是我是诗人，所以我可以做很多超越道德底线的事，而你社会大众，应该包容我，原谅我，纵容我，否则你们就是在装B！有一个诗人甚至说出，“让下贱的人劳动去吧”的话，为自己的不工作辩解。

    以我认识和接触到的诗人而言，我感觉，中国的诗人都不值得交往。以文会友，看似浪漫，但并不如文字那样好玩。会友的结果，往往是非成堆，不欢而散。所以一般情况，我不接待外地来襄樊的诗人。也绝对不以诗会友，与诗人称兄道弟。这是有教训的。2003年，我曾经邀请中国20多位诗人来襄樊召开紫槿苑诗会，当晚男诗人敲女诗人的门，不停地敲，直敲到后半夜，搞得整个南湖宾馆（襄樊市政府接待宾馆）都很烦。第二天，我们备有领带当纪念品，就有诗人想多要一条。还有个诗人，在酒店大堂，拿个啤酒瓶边走边喝，醉薰薰地东倒西歪，路人侧目。另一次，一诗人游历到襄樊，我请他吃酒，他贪杯的很，喝醉了，在酒桌上，指着每一个人的鼻子，骂“你是个傻B”，然后转身对着桌边的痰盂撒尿，一桌谔然。夜间他在酒店睡了，我以为已经无事，第二天早晨，他打电话让我去酒店帮他结嫖资。他自己一分钱也没有，但他叫了个小姐陪他睡了一晚上觉。任意好的佛山诗会，后来也传出是非，有打架的，有言语不敬的。诗人宇龙，也是在外地诗人到广州时，因喝酒与餐馆冲突，被打死了。所以，以诗会友的情况，少来为妙。即便是襄樊本地诗人，虽然不好直白地说，但，问题也不少。现在我和他们中的几个，保持相当的距离。

    中国诗人，大约分两个群体，一是作协的，二是民间的。民间的看不上作协的。作协的，当然也不尿民间的。但好诗在民间，大约是可以成立的。作协是一官僚机构，是政府用来网罗文人的。既然政府出了钱，被养的文人就要乖点，想独立发声，也就很难了（他们如二奶，脑子洗坏完了，以被养为荣，哪里还有独立发声的能力？）。中国的大多数协会，体协、书协、电影协、美协，等等等等，都是一个样子吧。它们已经是一个行政化的机构，利益是他们唯一所看重的，不能指望它的成员，搞出好东西。这成员，只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宣传人，如写出“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可算作协的代表。但作协是官方认可扶持的，所以，很多刊物，都把持在他们手里。而他们经常“协作”，相互发发稿子。群盲大众，并不知情，中国作协会员的名头，还可能唬住老百姓。在《诗刊》上发表了诗作的，还有人拿出来炫耀。但他们确实写不出好东西，能写出好东西的，是民间独立写作人。若按别一个标准，中国诗人还可分为学院派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口语写作两个大类，这两类并行不悖，都有好诗被写出来。只是民间派更吵吵嚷嚷一些，知识分子派更玄虚装B一些，罢了。

    网络出现以后，发表已经不是问题。即便是厕所文学，也不必再发表在厕所的墙上（剑桥三一学院专门在厕所墙上抹上黑板，方便厕所文学的发表），而可以发表在网络上。所以，中国网络文学，应该算是最活跃的文学。中国大部分诗人，也已经选择网络为他们发表诗作的地方，而不再谋求在官刊上发表。不光如此，敢于在网上发表的诗人，往往是第一线的诗人，写得最好的诗人。而那些作协诗人，假清高，真心虚，并不太敢拿作品到网上来。即使拿来，也没什么人点击，或者被网民作为嘲笑的笑料。既然网络是上天掉给中国人的最好的馅饼，中国诗人就不会错过它。诗歌论坛，全国可能有数百个吧，小到一个中型城市，就会有一个。办的热闹的论坛如“诗江湖”，真如集市一样热闹，而好诗，往往也在这热闹中出现。论坛相互联接，大家没事窜窜门，交流很方便。不光有论坛，还有人发明了网刊和每月好诗评选，都对取代纸刊，有一定的作用。我虽然写诗，但几乎没订过诗歌刊物，除了在网上读点诗，几乎不读纸刊的诗。但是，纸刊是传统媒介，人都怀旧，也都有把文字变成铅字的欲望，所以，民间诗人，也编起民间诗刊来了。这些诗刊有如地下刊物，没有书号，而且大多是印两三期，就停刊了。民刊据说先做的，是《今天》，我不曾见过，所以不能多谈。我所见的诗歌民刊，质量高者，如《无限制写作》（第一期）《赶路诗刊》《垃圾运动》，都很有特色。民刊是同仁集资办的，或者是找人赞助编印的，其目的在兴趣有所寄托，并不在赚钱，所以也没有稿费。民刊还是诗歌流派的门户，一个民刊，往往是一个流派的刊物。那些试图网罗天下好诗的民刊，除《赶路诗刊》开放点有所成就外，其余的结果，多不如编者所愿，往往是没有特色的大杂汇。民刊的发行，也是在网上发贴，免费赠送，所以编刊的人，往往付出了很多的劳动，而并无报酬。也有编民刊，出了事的，比如黄石诗人吴幼明，就因曝光交警罚款内幕，而他又正好编了《水沫》，被定了非法出版物，被罚款且丢了警察工作。

    中国新诗，现代诗，后现代诗，非诗，汉诗，新汉诗，纯诗，不管你怎么叫吧，其源头，都应该在白话文学运动以来所翻译的西方诗歌。“五四”那一代诗人，语言虽白话了，但句型还有欧化痕迹。而且，在他们身上，有浪漫的农业文明的旧尘。但那个时代，还是有一些好诗人出现，所作的尝试，也都有意义。如闻一多的注重诗的建筑美音乐美，如李金发（？）的象征主义，如戴望舒徐志摩的浪漫主义。49年后，大陆诗歌，一下中断了，直到所谓“蒙胧诗”的出现，才又有了一点个性化探索。《今天》以后，始全面复苏。出现了莽汉、非非、废话、解构、下半身、垃圾、荒诞、病态、物、神性、还原等等不同流派，而且以语言解放后的口语为其共同的基础。也出现了北岛、于坚、杨黎、杨瑾、沈浩波、管党生、唐煜然、陈小三、西风野渡、金轲、丁目、老德、秦风(当然还有法清，哈哈）等一批诗歌探索者，开创了新一代诗风，破除了一些诗歌旧观念，拓宽了中国诗歌的疆域，诗歌被从浪漫的神圣的殿堂拉到了日常生活中，当下、片断、口语、在场、直接，几乎成为当下诗歌的共同道德。当然，还有一些写所谓“国体诗”的和农业抒情诗的遗老遗少，不谈也罢。他们也有权力活着嘛。

    中国诗人的视域并不广阔，而且当世一线诗人，普遍学问根底不够。视域不广的表现在，他们所写的诗，还是太小，拘泥的紧，还只在一已之感受打转转，而少普世情怀和终极关怀。普遍学问不够，可能是诗人太过自信自己的诗歌天才，看不起前人。也可能是生活太忙，无时间看得起前人。现在很多诗人，是不读书的。说出这一点，可能遭到很多诗人的反对和不齿。但我仍然要说，不学无术，没有哲学根基，自我立不住，终是成不了第一流大诗人。

    中国诗人虽然只有中国视域，诗写的小，但他们“文人相轻”的习气，却并不因此而变少。以“诗江湖”论坛为例，那里就是中国诗人“恶”的最佳垃圾场。毫无个人修养，经常问候别人家女眷，并招致自己死了的母亲一天被多次问候的，很是常见。这些诗人，就是典型的中国人了。流氓习气，拉帮结派，相互吹捧，轻狂自大，如芙蓉姐姐一样招摇过市，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的，海了去了。

    不谈也罢。

来源：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b926ac814131dd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