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茶馆】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

埃文河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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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不是笔误。我爱其华美，就拷这里了。

宛城卧龙

给各位敬茶，过年期间 我让自己休息 就几乎没有来论坛 很是抱歉 今日开始正常交流

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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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鹅，Shakespeare sonnets, 这是原版copy and paste 呢 还是你的背诵篇？因我发现古英文的 V 和
U 的用法似乎真好相反那，还是你的笔误？

童天鉴日

大家元宵节快乐！

自娱自乐

沙祖康以说话放肆著称。


　　中国派往联合国工作的最高官员、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几个月前爆出喝醉酒胡言乱语的丑闻，冒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辱骂美国。虽然事后向潘基文道了歉，中国政府也在紧锣密鼓地为他擦屁股，但是还有不到两年任期的沙祖康陷入信誉危机，而且，给他一向声称捍卫的中国国家利益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害。

　　其实，沙祖康粗野的作派由来已久。他甚至常常津津乐道被江泽民单独召见的情形，以此傲视外交部的同事，为没当成驻美大使牢骚多多。

　　新华社及时专访沙祖康

　　丑闻爆出后，人们关心沙祖康是否还适合继续担任这一高级职位？联合国官员说，沙祖康只有在北京迫使他离开的情况下才会辞职。换句话说，他的名义老板、秘书长潘基文大概是无此胆量将他赶走的。据驻联合国的外交官说，最可能的情况是沙祖康做完他任期的最后一年多时间。他们说，“我们三年都忍过来了，再忍一年又何妨。”

　　有人问，秘书长潘基文是否会解聘沙祖康，一位联合国官员拒绝对此做出猜测，他说，“沙先生已经道歉了。除此之外我无可奉告。”

　　不过，在最困难时刻，沙祖康已经得到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支持。2011年9月15日，丑闻爆出一周并仍在国际媒体发酵之际，中国政府官方新华社驻联合国分社借联合国大会即将召开高级别会议，及时对沙祖康做了专访，给他一个机会在全国最大媒体上重申其联合国负责经济社会事务副秘书长的官职仍确保无虞，并高谈阔论“没有联合国就没有千年发展目标，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联合国”的绕口令，以便冲淡他刚刚发生的丑闻带来的负面影响。

　　没当成驻美大使牢骚多

　　不过这一招，对联合国官员和各国外交官来说，除了可以了解中国最高当局对此事的纵容，并不会改善他们对沙祖康的印象。他们仍认为，沙祖康是个激进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要他转变成恪守公道的国际文职官员实在是件不可能达成的任务。他们认为，尽管沙祖康本人表示没有兴趣担任联合国的这一职务，但他任此职三年来，爱制造公共话题的名声倒是更响了。沙祖康虽有讨人喜欢、聪明、幽默的口碑，但是他的脾气很不稳定。

　　2009年，沙祖康因出席一个会议的与会者迟迟不入座十分不满，坐在主席台上的他拼命地敲打主席锤，气愤地举起双手，愤怒地咆哮：“太少见了，太少见了；现在我算是印象深刻了。太少见了，那么多人站着，那么多人站在后面制造杂音。我知道我得罪你们了，但是我根本不在乎！”

　　据传，他并不是第一次在联合国出状况，上次北京曾指派王光亚找他谈话，告诉他要么走人，要么好好做他的副秘书长。

　　据熟悉沙祖康的人士透露，沙祖康一直希望“继续为中国的外交事业贡献力量”。

　　2010年年初中国的三大驻外机构：驻美大使馆、驻纽约和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调整主帅时，沙祖康曾向友人表露其怀才不遇的心情，认为他更适合周文重大使留下的职位。观察家认为，其实沙祖康从被派到联合国一刻起，就意味着他已经离开了中国外交的主流官场。

　　“没发现美国人说话不算话”

　　对沙祖康来说，面对媒体或公众说什么话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语出惊人。就在2009年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面对面》专访时，他再次津津乐道2002年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期间，美国公开支持台湾成为观察员，他代表中国坚决反对。当美国卫生部长汤普森斥责沙祖康“胡说八道”（Bullshit）后，双方因此发生言语冲突，但后来两人竟成了好朋友。

　　沙祖康在那次专访中说，“我很喜欢（汤普森的）这种性格，我觉得把事情挑明了，我们的误解就完全消失了。这完全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他还说，“我觉得他们很有诚信。至少我在日内瓦的五年，我没有发现一次美国人说话不算话的。”

　　在专访上沙祖康接着说，“他们的政策我可以不同意，我甚至可以强烈的反对，但是我信任他们。我真愿意和美国人打交道。”沙祖康这样说。

　　被江泽民单独接见

　　平民出身的沙祖康从事外交工作40年，一路高升，最后坐上中国在联合国的最高官职，实属不易。沙祖康缺乏许多与他同等或更高级别的外交官拥有的耀眼出身或坚强后盾，靠的是他的聪明天资，直爽敢赌的独特性格。

　　1970年从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以高材生毕业后，沙祖康被分配到外交部，并被选拔到英国伦敦留学，他的学友分别有杨洁篪、王光亚、周文重、龙永图等。

　　当时根据组织上的要求，他已经跟社会关系“有问题”的同班热恋女友刘瑾分手；从英国学习两年回国后，组织上仍反对他们恢复关系。为跟女友结婚，沙祖康斗胆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的申诉信，要当时的外交部长姬鹏飞转交。信落到了时任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长的姬鹏飞夫人许寒冰手上。许寒冰对曾跟随姬鹏飞访问英国时当翻译的沙祖康有不错的印象，于是大笔一挥特批了他的婚事。

　　据熟悉外交部事务的人说，沙祖康的“放肆”性格和语出“蛮横”的作风在外交部并不受欢迎；他在外交部的人缘也一般，曾任外长的唐家璇、李肇星都不怎么喜欢他。但是由于他在任裁军大使时出言豪气冲天，动不动就恐吓对手“谈不赢就把我的尸体抬出”，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敢拼敢争，深得军方高层领导的欣赏。而他仕途发迹还要追溯到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当时47岁的沙祖康是外交部国际司最年轻的副司长之一。他受命前往处理被他形容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事件，担任中方检查组组长。经过20天反复检查，最后证明美国怀疑船上载有两种被禁化学物品的情报为“乌龙”。沙祖康面对国际媒体，大大嘲笑了美国人一番。

　　据说此事传到最高领导人江泽民那里，深得江泽民欣赏，称他为“沙将军”。1995年沙祖康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副代表、裁军事务大使；1997年，调回外交部任军控司司长；2001年重返日内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代表，直至2007年离开中国外交部到联合国任职。

　　熟悉中国外交事务的人士观察，沙祖康这次虽陷入其外交生涯信誉危机的深渊，但他应该可以平安完成其剩余的联合国任期。中国政府对任何危机的评估，一向是重国内影响远甚于国际影响，何况沙祖康的豪言壮语从来都有提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大长中国人民志气的作用。就在最近他的丑闻在国际上闹得纷纷扬扬之际，国内天天军事网照样以“中国人的尊严和血性是不容抹杀的！”之类词句大赞沙祖康。

　　看看原外长何亚非被调去日内瓦担任驻联合国代表一事，中国外交部派强硬人物（虽比不上沙祖康）前往多边外交第一线（那里管人权、裁军等事务）的思路不是还在继续吗？(任亿斌)

　　沙祖康胡言乱语的丑闻

　　“我从来都没喜欢过你”

　　事情发生在2011年9月初，地点是在奥地利风景区阿尔卑巴赫。当晚联合国在那里为一些高级官员举行一个鸡尾酒会，秘书长以下的很多联合国高官都出席了这一活动。主办者为了彰显这个传统上男性为主的组织现在也有很多女性高级官员，要求与会的联合国男性高级官员为他们的女同事调制鸡尾酒。秘书长潘基文当晚就担任主调酒师之一。

　　酒会之后接着是晚宴，一些酒足饭饱的联合国高级官员开始上前发言。一向不会放过这种显摆机会的沙祖康自然不甘寂寞，更不用说此时的他已是酒气高升，满肚子话要一吐为快。他走上前去拿过麦克风说：“酒还真有点劲儿，我想说说我的心里话。”他拉开了话匣子。接着，沙祖康对着坐在下面的潘基文说，“我知道你从来都不喜欢我，秘书长先生。不过，我也从来都没喜欢过你。”他说，“我本来不想到纽约来的。这是我最不想做的一件事。但是现在我开始喜欢联合国了，我对你也开始有好感了。”他还回忆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你想甩掉我，你随时可以解雇我，你今天就可以解雇我。”

　　他也说了潘基文一些好话，说他很欣赏潘基文的毅力、勤奋工作的理念、以及他固执的性格。沙祖康的同事，包括负责人道主义救援事务的官员凯瑟琳&#·布拉格，纷纷走上前去劝他冷静些，但是沙祖康不听，继续没完没了地说着。

　　沙祖康借着酒劲他还表达了对美国的反感：单挑了担任联合国政策协调和战略规划助理秘书长的美国人鲍勃&#·奥尔。他说：“我真是不喜欢他：他是美国人，我真的不喜欢美国人。”不过，他接着又说，奥尔在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的发言值得赞扬，那次会议上奥尔赞扬潘基文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采取了令人鼓舞的立场，为取得进展打下了基础。沙祖康说，“他说的对。”

　　参加晚宴的联合国首席副秘书长说：“他接着讲了10或15分钟，感觉上就像过了一个小时。”坐在下面的秘书长潘基文表情奇怪地笑着点头，不过他并没有打断他，并让晚宴继续进行。

　　联合国官员说，沙祖康知道他那晚行为出格，走得太远，第二天花了很长时间处理善后。联合国代理发言人在给某媒体的声明中说，“第二天上午沙祖康提出要求面见秘书长，当面向他深表歉意。他说，头天晚上他之所以会那样说是因为他感到最近以来对秘书长的一些批评是不公正的，他是想要起而以正视听。但是，沙祖康对秘书长说，他认识到他酒后的说话方式是不合适的，很过分的。他还认识到他的讲话令在场的其它高级顾问尴尬和恼火。”但沙祖康没有对记者发往其办公室的采访要求表态。

　　“中国是不是成熟大国？”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报道说，这一事件可能会使中国十分尴尬，中国于2007年向秘书长推荐沙祖康任负责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之前，中国在推举潘基文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预计中国还会继续支持他连任。中国外交官私下也为潘基文的工作进行辩护，认为对他的批评是不公正的。但是，对潘基文来说这一幕无论如何无法证明是有益的，他的领导能力一直受到许多原联合国高级官员的质疑，包括原联合国内务监察部的瑞典主管因加-布里特阿勒纽斯。

　　《外交政策》指此事件同时引出了一个中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承诺的问题。联合国的外交官想知道此事件是否会刺激北京更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选派其最优秀的外交官来为联合国服务。一位联合国高级外交官说：“这一事件引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大国。中国人需要想一想这个问题。”

　　据熟悉中国外交事务的圈内人士透露，中国政府历来将这个留给中国人担任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职位视为酬庸性美差，责任不重，名利双收，专授予那些无法升到更高职位但却需酬谢的高级外交官，自然，这一位置一定是他们退休前的最后一站。中国大陆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担任过此职的外交官曾有唐明照、毕季龙、谢启美、冀朝铸、金永健和陈健。

　　沙祖康是第七位。沙祖康之前六任中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主要负责联合国的大会事务、对外技术援助和非殖民化，而沙祖康的工作则属于联合国主要使命之一，更为重要。

　　联合国高官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联合国将于20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可持续发展全球高峰会议”。而沙祖康正是这一会议的最高领导人——大会秘书长。

　　2010年5月14日，正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当天闭幕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18次会议宣布的对负责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沙祖康的这一任命。

　　潘基文说，沙祖康将作为他的官方代表，负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的筹备和组织事宜。潘基文还说，他很快还将会任命两位执行协调员，协助沙祖康的工作。醉酒胡言事件发生后，联合国高官和外交官们对沙祖康的公信力更感担忧。作为这次大会的负责人，沙祖康需要负责已经开始的大会初期外交筹备工作。一位官员说，即使在此事件发生以前，也有人对他负责这次大会表示担忧。(《外参》第5期任亿斌)

金沙文字

『关天茶舍』 一个精神科医师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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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支鲜花  发表日期：2007-7-6 21:43:00
   
    接触过很多精神科医生，待遇低，环境恶劣，社会误解，等等等等，
　　有些东西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但不理解也希望帮他们说说，每个能至今还坚持在精神科一线的人，都很伟大！他们也需要社会的支持！
　　以下文章是转载的，不知大家看了做何感想。
　　
　　一方面是病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一方面是医生的合法权益也没有保证,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是不是精神科更具有代表性?
　　
　　一位精神科医生的痛苦
　　
　　　　最新资料显示，北京市有高达7成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处于医疗管理失控状态。同时，精神科医疗人才流失严重，北京安定医院5年间先后流失医生30人，北京回龙观医院近年流失医生更是高达112人——
　　
　　　　一面是高达7成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处于医疗管理失控状态，一面却是现有的精神医学人才的严重流失，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精神科医生的大量离去？健康时报记者采访了曾经在某著名精神病院从医5年，现在在外企工作的姜永昌(化名)先生，讲述了他对精神科工作从热爱到放弃的经历。
　　
　　　　病人一把将他举到房顶！
　　
　　　　“1999年，我刚到精神病医院实习做医生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姜永昌的口气格外凝重，“实习没几天，正赶上一位老医生退休，办退休手续那天，我见他满脸喜气洋洋的，觉得十分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退休的时候还会这样高兴的人，就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老爷子说：‘我在精神病医院工作近40年，而今没有变成残废，心理也没有出现异常，能健健康康地退休，这令我非常非常欣慰！’”
　　
　　　　姜永昌听完这话心里一沉，那时他工作积极性非常高，觉得你一个老大夫，怎么能跟我这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说这种话。
　　
　　　　很快，姜永昌的一次切身体验，就为老医生的话做出了注解。
　　
　　　　有一次出门诊，他接诊的是一位个头1.8米、身强体壮的小伙子。一问一答的问诊平静地进行着。谈话到20多分钟的时候，小伙子完全没有前兆地突然激动起来，从坐椅上跳起，一把勒住姜永昌的衣领。可怜姜永昌还没等反应过来，双脚已离开了地面，脑袋接近了房顶。在那一刹那，姜永昌脑子里一片空白，只闪出一个念头：完了，肯定没命了。旁边陪着小伙子来看病的母亲见状大惊，跪在地上双手抱住疯儿子的双腿哭喊：“儿子，千万不能胡来，赶紧把医生放下来！”小伙子似乎恢复了一点理智，这才慢慢地把姜永昌放了下来。
　　
　　　　“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离房顶那么近。”姜永昌苦笑着说。
　　
　　　　“在其他医院，医生挨打总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在精神病院，医生挨打却是家常便饭，病人对医生拳打脚踢口咬，这些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姜永昌说。然而，精神病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负刑事责任，所以打人和挨打在精神病院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打了白打，挨了也白挨。特别是女医生女护士怀孕后就更加危险，她们需要时刻提防着被病人踹上一脚。
　　
　　　　一次，姜永昌跟着一位老医生查房，正常的问诊结束后，便接着去看其他病人。不料，老医生刚一转身，后背便挨了一棒，老医生当即倒地，幸亏抢救及时才没出生命危险。原来，老医生在前一次查房时，不知道哪句话说得不对，“得罪”了这位病人，病人便怀恨在心。一次去食堂吃饭，发现了一把坏椅子，乘人不注意时，他将椅子腿卸下，藏在衣服里悄悄带回了病房。这回老医生查房，终于让他得到了“报复”的机会。
　　
　　　　“刚入院时，老医生告诉我：发现病人有异常表现时，要尽量避免与其正面相对——这话救了我一次！”
　　
　　　　一次，姜永昌在查房时和病人说话，病人刚接了一杯开水端在手上。说着说着，病人突然停下来。他意识到不妙，身子一闪，病人杯子里的开水就冲他泼了过来。幸亏躲避及时，否则滚烫的水浇在脸上，后果不堪设想。
　　
　　　　即使这样，也还是防不胜防。一次，一个躁狂症患者发作，几个医生护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他按在床上，不料他头一挣扎，转头就在抱着他肩膀的姜永昌胳膊上咬了一口——“那一下咬得特别狠，一块肉差点被咬下来。”
　　
　　　　形同折磨的“沟通”
　　
　　　　“精神病人没有了正常人的思维，医患间无法正常沟通，更多的沟通需要和患者家属进行。于是，医生又不得不忍受来自家属的折磨。”
　　
　　　　姜永昌说，他过去负责管理的病区曾收治一位病人，病史达20年以上，治疗效果越来越差：一种药往往用不了多久，不是出现副作用就是无效，于是不得不另外换药。病人的家属是一位姓王的工程师，姜永昌和他的沟通，竟演绎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第一次见姜永昌的时候，王工问：病人的治疗效果为什么一次不如一次？疾病为什么不能治好？为什么要换药？原来的药为什么以前效果好而现在效果就不好了，为什么以前没有副作用现在却有了……他要求医院一定要把病人治好，甚至干涉医生的具体治疗方案。姜永昌耐心地向他解释病情的特点，王工一脸漠然地离去。
　　
　　　　可第二次来医院时，王工的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患病家属的治疗效果为什么一次不如一次？疾病为什么不能治好？为什么要换药？原来的药为什么以前效果好而现在效果就不好了，为什么以前没有副作用而现在却有了……他不相信姜永昌的治疗方案，要求主任查房会诊。主任查房会诊后告诉他治疗没有问题。
　　
　　　　医院给病人换药，一般只需口头通知家属即可。可是有一次当姜永昌将换药的决定通知王工后，王工却死活不同意，还是问姜永昌那些老问题：治疗效果为什么一次不如一次？疾病为什么不能治好？为什么要换药？原来的药为什么以前效果好而现在效果就不好了，为什么以前没有副作用现在却有了……
　　
　　　　此后，每周三次的探视，王工都必定到医院，每次都向医生重复同样的问题。“由于被病人长年折磨，许多家属的精神状态也渐渐不正常。”姜永昌回忆，“所以与患者家属的沟通，感觉不是在一起想办法给病人做治疗，而是在斗争。和王工打交道的那段日子，我连做梦都是回答王工翻来覆去的那些问题。后来病人换病区离开，我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终于见不到这位精神状态已经日趋不正常的王工……”
　　
　　　　女朋友多次被“吓跑”
　　
　　　　通常，精神病人受到社会歧视，病人家属也会跟着遭受歧视。而且，这种歧视像一条无限延伸的线，到达精神科医生的身上——大众也会跟着歧视医生。这即是所谓的“病耻感”。所以，精神科医生不仅要承受来自病人及其家属的压力，还需承受来自社会的压力。
　　
　　　　在医学院校里，很少有人主动选择精神卫生系，读这一专业的学生往往是由校方分配的。姜永昌毕业于某著名医学院，他那一届共600名入校新生中，精神卫生系只有30人，几乎是医学院中最小的一个系。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社会带给你的那种‘病耻感’就像囚犯脸上的烙印，走到哪儿烙印就跟到哪儿。上学时同学交流，只要一听说是学精神科的，一下子就会和你疏远；回家后面对邻居的询问，也说是一名内科医生，否则他会马上对你敬而远之。我谈女朋友,只要对方一听说我是精神科医生，立刻就被吓跑了。”
　　
　　　　“5年中，最让我无法忍受的还不是工作环境的恶劣、医疗的艰难、社会的歧视，既然选择了精神科，就应该承受这一切——然而，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面对病人时的辛酸和无奈，令我痛苦到绝望。
　　
　　　　姜永昌在医院正式工作后接诊的第一位病人，是一位年仅19岁的小伙子，患精神分裂症，“小伙子长得非常清秀，治疗了一年却没有见到效果，他那个病情，几乎没有好转的可能。还有一位患情绪障碍的女孩子，非常美丽，感情上受了创伤，发起病来不是追逐异性，就是不停地折腾、吵闹，把所有的东西都丢得乱七八糟，还唱歌，好听得让人辛酸，她那个病也是很难治的……鲁迅先生说：所谓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了给你看——精神疾病就这么摧毁一个人的，让人痛惜。”
　　
　　　　清贫让他最终选择了放弃
　　
　　　　“如果不是过于清贫，也许我仍不会离开医院。”姜永昌说，“其实，我早就有离开医院的想法，但反复考虑，总觉得只要坚持下去就会取得成功。但到后来，经济上实在熬不下去了……”
　　
　　　　1999年，姜永昌刚进医院的时候，每月的基本工资是1200元，奖金300～400元。2004年离开医院之前，他的工资升为1500元，奖金通常只有600～700元。“我是从外地到北京工作的医生。这样的工资水平，在北京连养活自己都紧张，更别说买房子和谋求发展了。”姜永昌刚离开医院到了一家外企，工资马上就翻了一倍。
　　
　　　　他说，精神科的医生中50%的人最终会选择离开，“走掉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原本想在这个岗位上做出一番成绩的人，但以目前的经济状况，大部分人都坚持不了多久。”他告诉记者，在同班的30位同学中，目前只剩七八个人还在做精神科医生。
　　
　　　　“毋庸讳言，如果说其他医院个别医生通过开高价药可以得到一些灰色收入的话，那么精神科医生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首先，精神疾病用药很有限，医生可以选择的余地很小。其次，在精神病专科医院，一般也没有什么大型的检查，没有CT、核磁，也没有什么大型的介入治疗，医院的检查至多就是给病人查查血常规、心电图。”
　　
　　　　姜永昌说：“其实，精神科医生的技术含量是很高的，因为需要面对的是精神疾患，这就要求他们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在国外，精神科医生的收入和企业白领相比，则会高出5～10倍。但在我国，精神科医生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却与对他的要求不成比例，精神科医生在门诊看病，收的也是几元钱的挂号费。”
　　
　　　　别让精神疾病失去“对手”(记者手记)
　　
　　　　“回想那5年，每天都感到压抑而无望。离开了医院后好像重新回到阳光和蓝天下。但有时想起那些在痛苦中煎熬的患者，我又觉得愧疚，因为我不能给他们更多的救治……”姜永昌先生坦诚的言谈，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表白无遗。
　　
　　　　记者不禁想起今年5月份在长沙召开的“中国医师协会惠氏杯杰出精神科医师奖”颁奖大会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臧德馨教授那忧心忡忡的呼吁：“如果不尽快提高我国精神科医生的待遇，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立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最终的结果必将是精神科医生的大量流失，必将是精神疾病因为失去‘对手’而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和不可想象的灾难……”
　　
　　　　(来源：健康时报 作者：杨锐)

童天鉴日

金沙文字 发表于 2011-2-21 08:39
『关天茶舍』 一个精神科医师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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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支鲜花  发表日期：2007-7-6 21:43:00

哈哈，精神科医生都是大人才。因为精神病院里住得都是太二的人才（天才）。

童天鉴日

(转载)诗歌的尴尬：诗人生在中国真是太不幸了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9月19日 12:28  中国青年报

　　站在巨大的塔吊下面，唐晓渡微蹙眉头打量着四周。眼前是一片乱糟糟的建筑工地，推土机在隆隆作响。不远处的元大都遗址公园旁，几个老人坐着藤椅在悠闲地聊天。

　　“哪里还有当年《诗刊》社的半点影子？”这位诗歌评论家努力将回忆与现实对照起来。1982年初这个南方小伙子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时他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作协《诗刊》社工作。当时这里大片大片的果林之间，有一套朴素的庭院，比肩挂着“诗刊社／朝阳区绿化大队”的牌子。

　　时至今日，唐晓渡依然记得自己那种基于虚荣心的失望。在这个文学青年的心中，《诗刊》不仅是国内最权威的诗歌刊物，更是块灵魂的净土。不过这种失望情绪只“稍稍露了露头”，便被另一种诗意的联想所取代：“绿化——诗歌，诗歌——绿化，多么富有象征意义的契合！我将要投身其中的，不正是一项绿化人类灵魂的事业吗？”

　　于是，这个年轻人留了下来，直至1998年离开。数十年来，唐晓渡亲历了这份刊物以及中国新诗由兴及衰的全部过程。此刻，已步入中年的唐晓渡，感怀起往日的岁月，叹息道：“一切都面目全非了。”

　　我可以给你酒喝，但请你不要念诗

　　唐晓渡前去报到时，正值这份国人仰慕的刊物经历了“文革”刚刚复刊不久。1957年，在臧克家和徐迟的提议下，《诗刊》正式诞生，今年刚好50周年。

　　一位编辑翻阅着此次周年庆典的资料，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看看，都是什么人为我们写诗！”一张发黄的照片上，显示出1962年4月19日诗歌座谈会的字样。朱德、陈毅、郭沫若等人站在正中央。另一页是历任主编的介绍，臧克家、李季、邹荻帆、高洪波等人。

　　“哪个不是著名诗人？”她自豪地说，“我们最高时发行量达到54万份呢！”

　　公司职员韦锦曾经是这54万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他在山东德州师专读书。“那时的《诗刊》真好，连那种用骑钉装帧的素朴都令我着迷。”他沉浸在回忆之中。

　　北岛的《回答》、江河的《纪念碑》、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弧线》、郭路生的《我的最后的北京》、海子的《五月的麦地》、西川的《挽歌》、翟永明的《女人》……都是他记忆里难以忘怀的诗篇。

　　像对待情人一样，韦锦把全年的《诗刊》装订成册，摆在书架或案头最为显眼的位置。只是为了“和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刻在一起，时刻看见它完完整整的样子”。

　　回忆这些往事，这位中年人觉得“又幸福又辛酸”。那笔一年三元两角钱的订阅费，对这个穷小子来说是笔奢侈的费用。当时，他一年的开销也不过15元钱，还是乡下母亲辛苦积攒起来的，满满一手绢的角票和分币。

　　然而这位忠实的读者却在4年前终止了订阅。因为这份刊物已经无法带给自己当年那种心灵的冲击了。“那种在金钱面前的无助，诗会质量的下降，评论的缺席等等，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他说。

　　随意翻开一本今年8月号的《诗刊》，内容是庆祝建军80周年的作品专辑。在“在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寻访新四军的足迹”的主题下，大多是《在红土地上写给女儿的信》、《绿洲的男人》、《上饶集中营》等作品。

　　“诗歌怎么能拿来应景呢？”一位《诗刊》的老编辑说起来也很无奈，“不能过什么节就发表什么作品吧？”

　　在他所经历的上世纪90年代，编辑们还会尽力避开各类的重大节日。当时《诗刊》的发行量尚稳定在15万份左右。但如今这个话题已成为社内的禁忌。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编辑，压低声音比划出“两万五”的数字。

　　如果用图表显示，你会发现，从1957年到1966年，《诗刊》发行是一段稳定的上升期，接着在“文革”期间断裂，复刊后又是一段伴随着反复的上升线，上升、上升、上升，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54万份的顶点。

　　“诗歌繁荣，诗坛兴旺，诗人自信。”一位老编辑这样概括那个已经不再的年代。仅以1986年为例，由《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的“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据悉就有84个民间诗歌群体参与其中。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诗人们蓦然间发现，写诗不仅无法养家糊口，甚至连残存的一点尊严也难以维持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某著名诗人流浪在外，已身无分文。到了一家酒馆，他以曾经屡试灵验的方式央求老板，希望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以换取一杯美酒，但遭到老板的奚落：“我可以给你酒喝，但请你不要念诗。”

　　《诗刊》被看作是诗坛由盛及衰的晴雨表。随着发行量的直线下滑，该刊连正常的办公运行和人员开支也变得举步维艰。据悉，目前刊物的稿酬仍维持在10多年前的水平，平均一首诗50元。编辑月薪更少得可怜，“年轻人有2000块就不错了”。

　　回忆往昔，韦锦感慨不已：“当一份刊物在经济上是负担时，你却有滋有味地担负起它，满心的欢喜和珍爱；而当你在经济上负担数十份刊物也不成问题时，你却把它放下了。这真是一种悲哀啊！”

　　你不知道，丢死人了

　　这一现状或许早在唐晓渡的预料之中。1998年，他离开了《诗刊》，调任作家出版社 (blog) 工作。尽管此后曾有人邀请他重回《诗刊》力挽狂澜，但得到的回答是：“我疯了吗？”说起有一次与《诗刊》组织的活动偶遇的经历，唐晓渡至今耿耿于怀：在与到场的“作者”打招呼时，他发现，对方递来的名片上大多竟是银行家、企业家等头衔，普通身份的诗歌爱好者凤毛麟角。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唐晓渡耸了耸肩。

　　对此，《诗刊》现任总编辑叶延滨在接受某大媒体采访时透露，该社每年支出360万元，相应27万元的财政拨款及刊物营销所得，尚有180万元的缺口。在此困境之下，只能依靠拉赞助、办学和组织诗歌活动维持。这位总编辑还抱怨自己的精力太多花在了为赞助方写文章和修改水平不高的作品上，因此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本职工作。

　　“拉赞助不觉得丢面子吗？”曾有人这样问相关负责人。

　　“我们都练出来了。”那位负责人干笑着。她随即纠正“拉赞助”应为“友情支持”。

　　中国诗歌协会秘书长张同吾就经历过类似的“友情支持”。在和一位企业家商谈创办“诗人之家”时，他兴致勃勃的介绍突然被打断，于是展开了如下对话：

　　“我听不懂，你就直接说，要多少钱吧！”“我就知道你听不懂，但我还是要说。”

　　“那诗能不能给我带来直接效益？”“对不起，不能！”

　　于是，这场会面不欢而散，赞助费也从当初商定的20万元削减至16万元。张同吾愤然说：“中国诗人还没沦落到跟人要钱的地步！”陪同他的一位当地官员立刻联系另一家香港老板。谁知这位老板席间突然离去，原来他把“诗歌协会”听成了“私个协会”(私人个体协会)。

　　“你不知道，丢死人了！”《诗刊》退休编辑王燕生每每说起这些所谓的“友情支持”，就气愤得直摆手。坐在满眼是书的家中，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谈话一直围绕着当年的“青春诗会”。1980年，为了培养和提携年轻诗人，《诗刊》组织了首届“青春诗作者创作学习会”，汇集这些年轻人的作品专辑为“青春诗会”。后来这一名称一直沿袭下来。

　　作为该活动的数届组织者，王燕生因此被誉为“青春教父”。他摸索着翻出首届诗会的签名录，上面用毛笔书写着江河、舒婷、顾城、梁小斌 (blog) 、叶延滨、徐敬亚、王小妮、张学梦、梅绍静、才树莲等人的名字。这些大名鼎鼎的诗人当年均是无名小辈：舒婷是灯泡厂女工，才树莲是农民，而叶延滨是正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的学生。

　　王燕生说：“那个时候都是凭本事吃饭。”往往是已经获得认可的年轻诗人，才有资格加入其中。西川、于坚、韩东、车前子、吉狄马加、欧阳江河等著名诗人，均为不同时期的诗会学员。因而“青春诗会”被称为中国诗坛的“黄埔军校”。

　　其中，张学梦的经历颇为离奇。1979年,王燕生收到一份“很不像样”的手稿。一沓打字员使用的油光纸，用半截铁丝串起，模糊的字迹忽大忽小，标点符号也是高兴时点一下。

　　但王燕生却从这沓油光纸上看出亮点，并决定见见作者。在唐山大地震的一片废墟中，他在抗震棚里找到了张学梦。屋里没有一件家具，墙壁上钉块木板，上面排列着几十本中外书籍。

　　这位6旬老人感慨地说：“那种作者与编辑的真诚往来现在真难以想象。”他很不满当下的所谓诗歌辅导班，互相还不认识就匆匆结束了，“纯粹是为了骗钱”。

　　张学梦的处女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发表之后，荣获第一届新诗奖，顺理成章他也加入了首届“青春诗会”。在为期一个月的学习中，他听到诸多诗歌大家的讲座，如艾青、臧克家等等。此外，《诗刊》社当时的领导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每人都要亲自负责辅导4个诗人。

　　不少当事人评论：“这种盛况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了。”第七届“青春诗会”学员西川回忆，自己的作品曾“像干尸一样被秃鹫啄食”，“那种言辞犀利的程度，足以把任何人的自尊心击得粉碎”。他的名作《挽歌》也就此诞生。

　　作为班主任，王燕生当时连家都不回，就住在资料室里。白天他照顾诗人们吃饭，晚上还帮忙驱赶蚊子。几年前得知张学梦退休后，他半夜睡不着觉，就打电话给一位“青春诗会”的学员：“你知道吗？他妈的，连‘青春’都退休了。”

　　没有《艾青诗选》，只有《爱情诗选》

　　几年前，王燕生应《星星》诗刊之邀，开办“走来走去的青春”专栏，但只写了张学梦、才树莲等6人就停笔了。这些记忆中的青春面孔，如今大多数已经远离了诗歌。

　　老王一一历数历届青春诗会学员的现状：舒婷在鼓浪屿成了半个隐士，徐敬亚迁居深圳从商，徐国静转行搞起教育，顾城在新西兰自杀……“太多了，”王燕生喃喃自语，“有些我都不明白为什么！”

　　事实是，连一度风靡校园的偶像诗人汪国真也不写诗了。据说闲暇时他除了题字作画外，其工作室主要为企业、风景区和城市创作宣传歌曲。

　　与远离相比，更令人感到无言的是被时代遗忘。王燕生曾在书店里听到过这样一番对话：“请问有艾青诗选吗？”“艾青？”售货员费了半天力气才听明白是这两个字，“没有《艾青诗选》，只有《爱情诗选》！”

　　唐晓渡有一次到北京大学参加新诗研讨会。中途休息时听到一个细细的女声：“他们老是说‘今天’、‘今天’的，这‘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扭头一看，原来是当年入学的当代文学研究生。

　　然而这种对话如果发生在20年前，无疑比黑色还幽默。1978年底，北岛和芒克主持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北京创刊，标志着“新诗潮”登上历史舞台。一年后，《诗刊》先后转载了《今天》的作品，分别是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从而引发了有关“朦胧诗”的大讨论。

　　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查建英，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参加《今天》聚会时的情景。曲曲弯弯的胡同深处，一户人家里坐满了人，都穿着灰不溜秋的蓝衣服，表情都特别严肃，如同“革命电影里地下党的接头”。在这种郑重虔诚的氛围下，大家把文学当作天大的事情慷慨陈词，“讨论起来简直就像讨论上帝的真理”。

　　在玉渊潭举办诗歌朗诵会则是另一番情景：里里外外站满了人，还有些外国记者，最外圈是警察。不少年轻人上前念诗，其中有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的陈凯歌。一位外地青年用散文诗的笔调写下自己的心情：

　　“沐着五月的阳光，迎着燥热的风，我踏上了北京的街道。今天我来，只是为了《今天》。活动一下搭车时坐麻的双腿，沿着长安街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不是去会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采购新鲜的商品，可是心却为等待将临的那一刻而紧张地跳动。”

　　那么，如今的诗歌朗诵会又是怎样呢？记者询问了几个诗人，回答是：“现在？现在诗歌朗诵会能有40人就相当不错了。”一位当红诗人讽刺道，“别再指望回到过去了。”

　　“简直是骡马市！”西川这样比喻中国的诗歌朗诵会，“有时候台下人激动了，还冲上去念几首，毫无秩序和规矩。这与国外形成截然的反差。”曾有一个瑞典诗人打算在中国开办诗歌朗诵会，征询西川：“一人收两百块钱的门票费，怎样？”西川兜头一瓢凉水：“两百？你免费还没人来听呢！”

　　现在写诗，人家说你有病

　　1983年夏天，《诗刊》社从城郊小关搬到城里，与文联等单位挤在“宣武区虎坊路甲15号”的一排平房里。如今，在四周林立的高楼大厦包围下，那排平房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低矮的红楼。看门人酸溜溜地说：“我们这儿以前特有名，邵燕祥啊、王蒙啊，都住过这里！”

　　那些行色匆匆的人们，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是全国诗歌爱好者朝拜的圣地。唐晓渡曾经接待过一位来自哈尔滨的诗人。只见他头发又长又乱，衣服又脏又旧，身上散发出难闻的酸味儿。原来这个中年男人是沿着铁轨步行来京的，因为害怕自己的诗歌在邮寄中丢失。在近乎一个月的旅途中，他几乎以乞讨为生。鞋磨破了，衣服穿烂了，唯一在意的是像珍宝一样守护的纸箱子，那里塞满了他多年来的诗稿。

　　那种充满渴求的目光，至今让唐晓渡难忘。只要话题回到上世纪80年代，这位诗歌评论者的语气就变得激动起来：“许多人就是这样被诗歌牢牢抓住，甚至把生命抵押给了诗歌。”

　　而如今提起写诗，非但不是一种荣耀，常常甚至会变成一种羞辱。在一次商务酒会上，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自我介绍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诗人”，随即听到台下一阵嘲讽声。

　　一位曾经在大学异常活跃的诗人，现在每当被人介绍诗人身份时，总会遭到他的激烈反击：“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

　　“现在谁还写诗啊？更别提女诗人了！”罗露西是个华裔诗人。两周前，她回国座谈“女性诗歌和情感世界”的话题，希望相约几位女诗人。熟料找了一圈儿也没有结果，最终只好拉几名男性诗歌学者代替。

　　在美国生活了数十年，她对国内诗坛的现状一无所知。“难道现在的诗歌如此没有市场吗？”她问朋友。20多年前她还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时，报摊上到处都可见到《诗刊》，可如今，不仅报摊上找不到，即使到邮局也难觅踪影。

　　在谷歌以“诗人”和“尴尬”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出179000项结果，甚至高于搜索“艾青”的查询结果。其中之一竟是《诗人与小姐在夜总会的精彩对白和尴尬场面》的黄段子。一篇题为《中国，我的诗歌丢了》的文章写道：“既然诗歌不能带来GDP、不能评职称、不能带去面试、不能带来高稿酬和增加收入、不能娱乐朋友、不再能讨恋人喜欢、不再能成为畅销书、不再能证明才华……简直一无是处，那么还要诗做什么呢？”

　　对此，西川的总结非常直白：“在上世纪80年代你要不写诗，那你简直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因为全国青年都在写诗。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你要再写诗，人家就会觉得你简直有病。”

　　诗人生在中国，真是太不幸了

　　游历过多个国家，唐晓渡发现在网络及电视等新媒体的冲击下，全世界的诗歌都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比如，诗歌刊物大都亏本经营，诗歌朗诵会主要听众是中年人等等。但他话锋一转：“可人家对诗人都非常尊敬，决不像中国这样兴高采烈地诋毁。”

　　在他组织的中日诗歌双向交流会上，中国记者请日本诗人谈一下对“梨花体”的看法。由于这些来自日本的顶级诗人完全不知道何为“梨花体”，所以都没回答上来。结果次日国内的许多报纸都以《中日诗坛拒谈梨花体》为醒目标题。

　

童天鉴日

（接楼上）


　“诗人生在中国，简直太不幸了！”西川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参加过荷兰国际诗歌节，发现荷兰船王自掏腰包来听诗。他的朋友王家新一次在欧洲某银行办事，工作人员一听说这是位诗人，立即请出经理接待。

　　对比国内，大多数诗人甚至连生计都难以为继。一位诗人在聚会中始终默不做声，原来他发现在“中华”等名牌香烟的映衬下，自己的烟根本拿不出手。

　　不少人因此放弃了诗歌。一位山西省某地的组织部长，曾经是名狂热的诗歌爱好者。他坦言并不后悔自己的新选择，因为现在可以“更好地为诗歌服务”。每次在当地举办诗歌活动，他总会慷慨相助。

　　黄怒波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在某部委工作，后来进入商界。去年，这位身价过亿的巨贾捐赠3000万元给中国诗歌界，希望改变中国新诗的创作现状，并推动诗歌的理论研究。他倒是坚信，自己的商人身份与诗人身份并不冲突，甚至两者还可以互补。

　　与多数诗人相反，他对中国新诗似乎挺乐观。因为在诸多国际诗歌交流活动中，他发现汉语诗歌的地位很高。这位商人把诗歌衰落现状的主因归咎于钱。他说：“没有钱，就诗人自己在屋里写几句，连诗集都没法出。”

　　不过，黄怒波偶尔也会为钱发愁。和记者见面时，他正在审批几个诗歌活动经费。“哎呀，你看看这怎么办，一个活动就要200多万？我本来指望这3000万元能花上10年呢。”

　　诗人跨不过金钱铸造的门槛，但这并不妨碍诗歌的另一派“繁荣”。罗露西曾在国内参加过一次诗歌研讨会，她发现讲台上坐满了各级领导。一位发言人对一组纪念某某将军诞辰百年的作品赞叹道：“某某部长诗是中国作家协会(blog) 2007年度重点扶持的作品之一……预示着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薪火相传、万古流芳。”

　　“如果诗都变成了命题作文，怎么能写好呢？”这位女诗人十分困惑。在美国，大多数诗人，都是自发聚集在一起，或者在咖啡厅、或者在自家后院，认真地讨论着彼此的作品。

　　事实上，不仅是诗歌，查建英发现，眼下人们已不再像过去一样谈论萨特、罗曼罗兰等“高大虚”的话题。她所参加的同学聚会，谈得最起劲儿的是装修和房子。“作家耻于谈文学，学者耻于谈学术”，仿佛成了当下的一种时髦。

　　对此，她分析这是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失重感作祟。因为他们曾经在政治化的环境里获得了夸张的重要性，但在技术官僚、消费文化和经济专家的时代里，突然被甩出了舞台中心。

　　诗人戴错了面具

　　提起那段风起云涌的往事，唐晓渡再度陷入沉思之中。此时已是黄昏，原本宁静的小区，不时传来汽车的鸣笛声和孩童的嬉闹声，但这毫不影响他的谈兴。

　　他记得，有一天在《诗刊》编辑室，一对男女突然出现。他们取出一面旗帜，“呼”一下展开，上面书写着“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的字样。那名男子开口道：“我们是贵州的黑豹子，来北京咬人了！”

　　当时全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团体和流派，如杨炼和芒克组成的“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周佑伦、蓝马发起了“非非主义”实验性诗歌活动等等。

　　“原来这个黑豹子也是个诗歌团体。”唐晓渡恍然大悟，却看到对方一脸严肃。交谈中，他获知其中的男诗人身患重病，是瞒着医生爬上了火车。“我太爱诗了，”那个病人攥着拳头说，“只要是为诗做事，豁出命来我也干。”

　　这些火热的故事，虽然令唐晓渡感动，但更令他警觉。对此，西川一言以蔽之：“上世纪80年代人们并不是对诗歌有热情，而是对政治有热情。”

　　1984年，北岛参加《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的诗歌节。开幕那天，尽管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但无票者照样破窗而入。听众冲上讲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得北岛生疼。一个小伙子甚至掏出匕首，猛地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的爱，对诗歌的爱！”

　　一年后，北岛首次出国参加国际诗歌节，发现绝无在成都所见的狂热。听众手脚干净，没人自带刀枪。他们花钱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必要时鼓掌，从未喊出“万岁”之类的口号。

　　多年后北岛终于明白：“那时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王燕生则把当年的诗歌比作政治天气预报。《对一座大山的询问》朗诵会预告在《人民日报》登出后，外国使馆频频向《诗刊》询问这是不是为刘少奇平反的信号。

　　“这种反映人民心声的职责本来属于你们媒体，”唐晓渡说，“但由于没有其他渠道，人们只好借助诗歌。”

　　因此才出现了那个年代那些难忘的场面：一位听众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朗诵的《呼声》，激动地捏碎了收音机；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一项诗歌评选能收到数十万选票；《诗刊》在工体举办朗诵会，其场面比今天周杰伦的演唱会还喧闹。

　　许多当事人并不认为这种错位对于诗歌的发展有利。在他们看来，这是一贯的中国文化弊病——“全民文化势利眼”。“哪儿热闹往哪儿跑，谁家打架了，谁家丢东西了，人们就一窝蜂地跑去看。”西川说，“正因为如此，过去诗歌火了，很多人追捧。同样的，如今诗歌衰了，大家都唾弃。”

　　只是诗人们自己也始料不及，当诗歌回归本位后，却遭遇了如此的困境。“一个审丑成为时尚的时代，一个污秽成为时尚的时代，一个美丽和智慧成为垃圾的时代。”唐晓渡一连用了三个排比句。

　　诗人们悲哀地意识到，自己以及诗歌正在被淡忘，“不是人们不愿意读诗，而是没有时间、没有心情，或者根本来不及读。”

　　几天前，国内发生了一场伤亡众多的矿难，几乎所有媒体都悄无声息。这令唐晓渡的法国朋友很是吃惊：“中国人怎么会这么麻木？”

　　“你看对于灾难都这么麻木，更何况诗歌呢？”唐晓渡无奈地说。

　　“是啊，在这样一个金钱裹胁着欲望的粗俗的年代里，仍然谈论诗歌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啊！”一位媒体资深人士感叹。

　　至今，在唐晓渡写字桌的抽屉深处，仍珍藏着当年他在《诗刊》社工作时的许多旧照。他翻出其中一张，瞪大了眼睛惊叹道：“天啊，这是我吗？”一个身穿呢子大衣的年轻人，站在天安门城楼前，微笑着面对镜头。他记得，那是自己到《诗刊》社报到时的那身装束。

　　偶尔，他还会跟人讲起那段“诗歌-绿化”的日子。他毫不掩饰年轻时代的浪漫，间或会惊悚那种绿色情怀在岁月风尘中的消失。尽管今天重回小关，他已经无从辨认记忆中的那个绿化大队，连那块令他曾经心潮澎湃的招牌，也早已不见了踪影。(杨芳)

落芸听雨

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
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
斑竹翻译好才华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