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版茶馆（文本版）

金沙文字

《大国悲剧》连载22

失乐园(2)
　　哈萨克人约占共和国居民的61%。当时便有人建议，把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但这种改革1936年才得以实现。
　　上世纪20年代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居民状况的措施。比如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分到了耕地和草场，建设了新的工厂，甚至出现了完整的工业部门。当时即便该地区也未能避免政治上的极端主义。那个因1918年在乌拉尔积极参与枪杀沙皇一家而出了名的戈洛谢金，从1925年起领导了俄共（布）哈萨克边区委员会整整8年，在共和国内也留下了关于他的血腥记忆。由于推行游牧民和半游牧民强制定居的极左的行动，共和国的居民消失了几乎1/5。
　　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共和国经济迅速发展，先是工业，而后是农业。1937年在哈萨克斯坦大工业企业达到2000多家便是明证。1940—1975年间，从事工业生产人数的增长速度等于俄罗斯的2.7倍。当然，这种速度也是受到军事局势的影响，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苏联实行的关注民族共和国全面迅速发展的政策。发展首先涉及经济。经济的建立靠的是全国的资金，同时又靠动员地方资源，包括矿产资源。矿产正是哈萨克斯坦所富有的。比如，大家知道，仅煤矿就有400多处，铜矿、铁矿、铅锌矿、金铜矿、磷钙土矿、石油、天然气等几十处。在这个有着各种原料的基地，不仅采掘工业，而且冶金业、铝业、化学工业等部门都得到迅速发展。哈萨克斯坦生产50余种有色、稀有、贵金属、稀土及其他金属。遗憾的是金属加工业、重型机械和拖拉机制造业尚欠发达。好在各加盟共和国组成一个统一国家，同其他共和国的广泛合作联系，补偿了上述这一不足。
　　哈萨克斯坦拥有巨大经济潜力。我在1987年曾访问该共和国，在埃基巴斯图兹走访了2号地区国营发电站，而后又参观了东方露天采煤场。两个工程规模大得惊人，更令人惊羡的是高端技术装备。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铅锌联合工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生产铝和锌这种国民经济急需的有色金属，又要在生产过程中避免污染，这需要具有多么尖端的技术啊！坐落在市郊的村镇中漂亮的个人住房星罗棋布，也引起了我的注意。看来，这是我国大城市中第一批真正由个人兴建的独门独院的住宅。
　　在参观卡拉干达冶金联合工厂时，我一直觉得我是置身于故乡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这里的许多车间，其装备都是由当初我所在的工厂生产的，那时我曾是工厂的总工程师和总厂长。是的，这是我们这个共同的伟大国家高效劳动分工和生产合作的有目共睹的成就。
　　哈萨克斯坦大约有1/5有经济作为能力的居民从事农业生产。在这里，畜牧业的专业化是人们一直认真关注的。在各苏维埃共和国帮助下完成处女地垦荒任务后，哈萨克斯坦成了全国粮食的主要产地之一。如果说1940年全苏联粮食每38吨中只有一吨是哈萨克斯坦所生产，到了1986年，每7吨中就有一吨是来自哈萨克斯坦。
　　总的说来，很明显，哈萨克斯坦需要加快发展加工工业，深加工工业，但是，可惜，进行这种重要的结构改造的时间已经没有了……
　　哈萨克斯坦在精神发展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居民中普遍的文盲现象已经消除，形成了一支科学的、艺术的、工程技术的知识分子队伍，建立了广泛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网。正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共和国发展成为文明的现代国家。它的发展在当时成为苏联实行的民族政策成效卓著的光辉范例。
　　历史不容抹黑，也不容美化，尤其是当我们从制订和实现民族政策这一角度研究历史的时候。民族政策直接影响到非常敏感的、隶属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审慎对待。就我的看法，不能说这里的一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问题。过去时代遗留的东西，以及屡屡未能克服的不顾客观情况超前行动的愿望，都对事业造成了根本的伤害。比方说，认为我国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在这种背景下对民族发展和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实际过程的研究，就常常被简单的口号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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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连载23

失乐园(3)
　　学者、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某些代表以及政治家们明显过早地强调了民族的融合。而那些谈到每个民族全面发展具有首要意义，应该小心谨慎对待民族传统和习俗的人，则被斥为民族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各级管理机关在作出有关大民族和小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文化领域的实际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它们之间许许多多的细微差异。
　　不愿抛弃陈规陋习，不善于更广泛、深入、慎重地思考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政策问题，必然会带来巨大的麻烦，甚至酿成悲剧。
　　最近15年证明，不管是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后苏联时期一点也不比苏联时期小。更何况现在这一问题有时还具有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形式和特点。
　　我想，大家还记得，早在1988年末，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就已通过了关于共和国主权的宣言。这种做法的特别危险之处还在于，它宣示了爱沙尼亚法律凌驾于苏联法律之上。部分竟然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体——这种事情看似荒谬，但坏榜样却具有传染性。到了1990年，这种部分超越整体的论题具有了实际的毁灭性力量。
　　问题在于，正是这一年，全国刮起了当时被称做“主权大展示”之风。争独立的不仅仅有加盟共和国，还有自治共和国、边疆区、民族区，甚至某些原来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区。在这一刮“主权风”的过程中，对国家统一打击最严重的是1990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关于俄罗斯国家主权的宣言，它是由俄罗斯最高法律机关宣布的凌驾于联盟之上的法律。正是这次行动，意味着全苏权力和管理中心将不可避免地消亡。这样一来，也就为消灭统一国家创造了一切条件。
　　各方传来的清醒的呼声，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比方说，为了努力保存苏联，哈萨克斯坦议会曾呼吁那些并不高明的“改革者”要“表现出政治智慧、毅力和民主性，尽一切可能制止将要来临的灾难——我们伟大国家的解体”。他们的话是具有预见性的，也适合于哈萨克斯坦：“联盟的解体必将导致全面崩溃——共和国经济的崩溃，千百万人民生活的急剧下降，将会使我们倒退几十年，将给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合作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除了在平等的主权共和国之间签订联盟条约，以此为基础革新联盟，别无他途……”
　　1991年12月1日进行了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第一个总统的全民选举，纳扎尔巴耶夫当选。
　　纳扎尔巴耶夫上世纪80年代是苏联哈萨克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就其职位，他也就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我当时领导苏联政府，自然同他有密切的联系。那时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个具有非凡才能和分析头脑的人，性格坚定、目标明确，虽然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显得年轻些。在苏联政府的季度扩大会议上，他通常都要积极发言。当然，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问题主要是涉及哈萨克斯坦。他的视野、思维的范围也很广阔。后来他成了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应该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内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以至后来在苏联和独联体发生的一切，都让我更加确信，他是一位重要的国务活动家，不仅在哈萨克斯坦，而且远在哈萨克斯坦境外地区都拥有威信。
　　1991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宣布独立。这之前，12月8日，在籍籍无名的坐落于离波兰边境30公里的别洛韦日森林的白俄罗斯村庄维斯库利，就已经发生了无可挽回的事件：苏联不复存在了。后来才知道，在有关这一骇人听闻事件的文件上签字的，有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恕我直言，他们并不是祖国历史上的什么杰出的人物，却把毁灭伟大国家的罪责揽到了自己头上。是的，甚至他们亲身体验的那种掺和着酒劲儿的政治快感，也并没有妨碍他们明白，他们所干的事其实就是搞政变。对此，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国家（看来只有我国）表示赞许。这些犯罪分子们宣称，似乎他们只是确认了苏联政治上的死亡。这种骗人的手法有点像一群医生蓄意把患者搞得病入膏肓，然后又弄出个“三人小组”来宣布这个活着的患者已经辞世，并把他送入太平间。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家伙的真正作用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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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连载24

失乐园(4)
　　纳扎尔巴耶夫没有参加这可耻的别洛韦日事件，政治远见使他没有堕入彀中。但是正如常言所说，生米已煮成熟饭，更因为12月8日已经宣布成立独联体取代苏联，其成员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所以其他的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只好自己决定未来的命运。结果是1991年12月21日在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建立包括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11个独立国家的独联体的阿拉木图宣言。我想，当时这样的文件还是必要的，因为独联体的创立消除了苏联混乱无序崩溃的危险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可能的后果。但可惜15年前宣言规定的许多东西，只是停留在纸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年来在独联体各国内部以及在其成员的相互关系中，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已变得日益尖锐的缘故。
　　自然会有人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想，答案应该到1991年我国历史突变这一事实中寻找。在那之前，我们都生活在被称为多民族的，而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国际主义的国家里，因为这个说法更准确地指明了苏维埃政权时期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性质。事实也是如此，当乌兹别克斯坦和亚美尼亚发生了具有悲剧性后果的地震时，全国不是都伸出了援手吗？有些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波罗的海沿岸的人，他们把话剧、展览这些东西送到莫斯科来（也送到其他城市去），可是在这些各共和国代表的心目中，莫斯科不就是他们亲爱的家园吗？而那些科学、文化、艺术活动家们，不管他属于哪一个民族，他们所受到的，不也都是全国人民的承认和爱戴吗？我讲的这些，只不过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各民族真正统一过程中的一鳞半爪。在这一过程中，民族隶属问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消失了。
　　可是当我们的共同家园被毁之后，一切就坍塌了。于是大家只好星散，各回各的民族老家。其间出现了政治投机分子、企图攫取政权的冒险家，他们又吹燃了本来已渐趋熄灭的民族主义炭火。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学者们开始连篇累牍地炮制与过去方向完全相悖的文章和课本，政治家们则立刻忘记了他们借以受教育的俄语，发疯似的学习怎样才能用本民族共和国的语言发音正确地喊出有关他们民族利益的新口号。新滋生的“实业人士”掌握了“美丽的”外来语词——“比兹涅斯”、“巴克瑟”、“马尼”等等。对这一切本可以一笑置之，然而这些新思潮东一处西一处很快都化成了反俄罗斯族的、反俄国的声明和行动。它们的性质显而易见：共和国的事业越糟，领导者越是无能克服困难摆脱危机环境，他们就越想讨好来自大洋彼岸的木偶操纵者，这些在本国人民心目中威信扫地的人，就越是想捡起民族主义这个破烂武器，找到妨碍他们实现国内外既定目标的敌人。当然，要想“发明”比俄罗斯更合适的敌人是不可能的：不但目标显著，而且就在身边。当然不可能把它打倒在地，但是却可以用它来装出一副为本国人民幸福竭尽全力搏斗的样子……
　　这是一群投向根本就不存在的火焰的政治飞蛾（但他们迟早会烧毁自己的翅膀），遗憾的是各共和国都有部分居民被他们引入歧途。这些人的名字不值得一提：他们在空中飞不了多久，而且他们捞到的荣誉也实在太多。但是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还有一大堆更严重的问题。对于俄罗斯来说，同时也是对这些国家来说，最尖锐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些国家中俄罗斯居民、操俄语的居民的状况问题，就是他们如何迁回祖国母亲怀抱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由民族主义情绪，或者说得确切些，由那些在新国家内与之利害攸关的人煽动起来的局势。还是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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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连载25

复乐园的努力(1)
　　可以说，现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关系是良好的。共同的经济利益、对外政治任务、科学和文化联系，使我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语言。然而，苏联解体之后，尽管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内，它的俄罗斯居民也不得不经受（现在也是）不少困难，许多人被迫从该共和国迁出。在苏联时代，俄国人对哈萨克斯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俄罗斯人是该共和国工人阶级的主要成员，占70%，这一点就是明证。但是，到了1991—1992年，俄罗斯居民们却突然成了“大国沙文主义者”、“占领者”和“殖民者”。讲俄语的学校减少了，共和国用俄语讲授的课程也减少了。可以理解，在这种环境下，但凡有一点可能，俄国人都会想方设法到境外，最好是到俄罗斯，去找工作。人们纷纷抛弃一切，到新的地方安家落户。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间的移民过程涉及大批群众，其规模堪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迁移”相比。从哈萨克斯坦向俄罗斯迁移的结果，仅1990—1999年间哈萨克斯坦就流失了将近140万人。这一移民潮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超过76万人。在俄罗斯移民总数中，哈萨克斯坦移民所占比重约为40%，约占最近十年间由独联体各国移居俄罗斯总人数的1/4。有一点很有意思，据1989年人口统计资料，俄罗斯居住着63.6万哈萨克族人，其中在十年过程中离开我们国家的只有6000人。当前哈萨克斯坦居民中大约只有40%是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大约也占到40%，其他民族占20%。
　　近年来各种事件的发展，令我们有某些理由对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关系的历史前景持乐观态度。当前面临的局势对共和国本身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这就促使共和国领导对国家内外方针进行重新审视。首先是哈萨克斯坦总统发表正式声明，采取行动，同俄罗斯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在我国开设领事馆，等等。从一切迹象看来，比较露骨的、较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表现在哈萨克斯坦已成为过去，民族政策基本踏上正常轨道。虽然这些还不足以提供俄罗斯居民在共和国稳定居住的充分保证，但总算是可以让俄罗斯人在一个长期阶段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时期去适应，并形成保卫自己未来利益的机制。
　　不仅历史经验，而且俄罗斯同哈萨克斯坦相互关系的实践也证明，要想消除肆无忌惮的、其实质为破坏性的民族主义毒素，最好的药方就是国家间、人民间的全面合作，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一体化。可惜的是独联体各国未能就范围广泛的问题进行协作，至今仍令人颇感失望。这就提醒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要寻求更有效的国与国之间的一体化形式。
　　建立这种新联盟的倡议者之一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994年正式访问莫斯科时，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演讲中，公开提出成立欧亚大陆联盟的必要性。许多俄罗斯的以及一系列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对此设想表示赞同，因为他们明白，他们之间现有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徒具形式，双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保证遗留的和新产生的问题得到解决。同年的9月，根据纳扎尔巴耶夫倡议，在阿拉木图召开了国际科学—实践大会《欧亚大陆：国际潜力及其开发》。
　　苏联解体过去了3年。这期间有一个想法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这个伟大的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下一步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们？还有没有办法把过去的加盟共和国、现今的主权国家重新团结成一个一体化的建构？
　　得到哈萨克斯坦总统参加这次大会的邀请之后，对这个问题应持什么立场、观点，我想了许多。当然也是在准备自己在大会上的发言。这次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已经3年没有机会就这一重要问题阐述我作为公民的观点了。正是因为对这个问题持有自己的见解，对经济政策有不同意见，我才辞去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请允许我在这里摘录我在这次会议上的几段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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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连载26

复乐园的努力(2)
　　在这里，在哈萨克斯坦土地上召开这次大会的事实本身，几乎是具有象征性的。最近，正是从这里，发出了后苏维埃广阔土地一体化的倡议。欧亚大陆联盟的主张就是其中之一……
　　哈萨克斯坦总统的立场有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者。这种立场的吸引力、对这种立场的理解，在我看来，是因为它反映了客观现实，反映了苏联国家重组的过程和在这片领土上成立的新国家的改革过程。
　　新的边境和海关，许多居民阶层的无权和贫困，分崩离析的经济联系，难民潮，雪崩一样的犯罪和贪腐，地区冲突，不断加深的互不信任——这些就是我们一度强大的国家崩溃的后果。
　　今日在我们词汇里出现的许多说法，如“近邻外国和远邻外国”、“移民”、“签字国”、“难民”等等，成了这个时期独特的标志。
　　中央对政治和国家权力的失控过程演变成为经济的分裂。在几十年漫长时光中一直由互代和互补这样的基本原则起作用的全苏劳动分工体系瓦解了。
　　物质生产的经济条件，各共和国之间早已确立的经贸交流实质内容，尤其是合作关系，雪崩般地崩溃了。由于这个原因，独联体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缩减了30%到50%……
　　独联体国家把对外经济联系从独联体内部转向其他国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他们之间互相供货减少的同时，燃料、金属及其他原料资源源源转向了世界市场。
　　把现今独立国家一体化的必要性硬是同苏联解体联系在一起是不对的。一体化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国家的经济，在于利用昔日苏联积累起来的强大潜力。这种潜力一定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克服向市场过渡产生的休克现象……
　　严格地讲，“国家一体化”这一概念不完全实用于我们的独联体。在世界实践中这一概念通常是用在那些从一开始就是独立的国家，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因而也是多样化的经济调整模式，有对结合条件（主要是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和国防能力）的广阔选择余地。（还是以欧共体为例……）
　　我们这里所指的，是这些独立国家的又一次一体化。这些直接相邻的国家不仅位于欧亚大陆，而且从前苏联统一经济的存在中，继承了全面的依赖关系和相互关联的合作生产，往往具有垄断水平高而技术水平落后的特点。许多企业的产品由于竞争能力低下，应该承认基本上只能在相互贸易的市场上找到销路。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考虑到任何范围中的一体化，都要首先立足于独联体各国国民经济的相互联系，我又强调说：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不得不置身于早先已存在的经济关系轨道之上。问题只在于这些关系将是混乱无序的，还是应该让我们把它引入协调的经济体系轨道。正如有句名言所说：“……每一个个体，都只能置于共同关系中加以考察……”
　　我一直是主张开放经济的，但一定要遵循伙伴关系和互利原则。如果不把我们当做地位平等的伙伴，在制定对外关系战略时，我们就应对此加以考虑。目前，类似的“游戏”还在继续。
　　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认定，即使将来有西方资本投入，主要也是投向原料部门和生态方面不利于西方的部门。首先是投向燃料能源综合体，这是他们今天和明天都需要的。看不到这一点，就等于促使我们更加依赖西方，促使我们己经严重扭曲的经济长期停滞，使许多经济部门落后于时代。（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些话是我1994年说的！）。
　　现在，世界上明显地划分出三个强大的经济发展中心：美国、欧盟和太平洋沿岸地区。这些中心之间的关系很不一般，它们有矛盾、甚至互相对立。但也有日益深化的合作。这是时代的要求。任务是要在这个“三角”中找到自己的平等地位，将之变成为自己谋取经济福利的源泉。
　　这种事情只有在我们学会正确支配自己的巨大潜能，克服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时，才能完成。我们具有一切条件，可以成为平等伙伴，而不是世界经济的附庸。为此首先要做的就是再结成一体，汇集我们所有的努力，为每个成员谋取幸福……
                  
复乐园的努力(3)
　　在苏联这个框架内，俄罗斯的作用虽然显著，但并不是我们“死乞白赖”非起这种作用不可。它在同某些共和国打交道时，充当的是输血者，它在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中，满足了这些国家不少需求。很遗憾，不知为什么这一点并没有被注意到……
　　在新的组合结构中，像过去那种由俄罗斯输血的状况不会再有了。新国家以不少代价争取到的独立和主权，在客观上就决定了它们必须遵守伙伴关系和互利关系的原则……
　　这就是我在12年前讲话的部分内容。
　　从纳扎尔巴耶夫宣布建立欧亚大陆联盟的想法那一刻起，许多年过去了。当时许多国家的首脑没有接受这一建议。怕在某些方面失去主权的担心，促使他们不敢和任何有效的一体化沾边，即便这种一体化有利于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国家。但是生活本身坚持要求创建一个新的组合形式，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地区性联盟。而欧亚大陆联盟的构想，不管怎样，并没有寿终正寝，只是在俄罗斯换了首脑后，这一构想才得到正式承认：2000年10月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5个国家的总统在阿斯坦市签署了关于建立欧亚大陆经济共同体的声明及相关条约，2001年5月得到了俄罗斯国家杜马和联邦会议批准。
　　2003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欧亚大陆经济共同体第一届经济论坛。这次大型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加深成员国之间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一体化本身以及一系列必要的民族机构的建立，使我们这些国家有可能比此前在独联体框架中更广泛地提高多方面合作的效率。正如预想的那样，共同体所带来的一个附带的、但非常重要的结果，恰恰就是民族间，首先是国家关系方面矛盾摩擦的明显缓和。实践证明，一体化是民族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也是同这种邪恶作斗争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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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连载27

廓清12月事件的本源(1)
　　现在，当本章的叙述完成之时，我还想回顾一下早已成为往事的1986年阿拉木图事件，并就它的实质提出某些结论性看法。上面已经提到，关于12月事件和动乱，派到阿拉木图的莫斯科委员会不失时机地进行了跟踪调查。动乱期间委员会掌握了领导权，对有关动乱的种种说法都进行了分析研究，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存在一个组织群众（请注意：基本是青年学生）搞示威游行的专门指挥部，走上街头的有吸毒者、酒鬼和无业游民。但委员会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民族主义动乱。
　　然而仔细的调查表明，吸毒者和酒鬼作乱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据共和国卫生部资料，经医学检测，被拘留者当中没有一个吸毒者，也没有一个酒鬼。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指挥部，这一点也已搞清。还有一个说法：库纳耶夫身边的人有不少都同可疑事件有关联。他们利用了青年人的好冲动，是挑唆破坏法制的人。有个普通工人就说：“应该恢复共和国的秩序，大家在这里相处得就像兄弟，谁同谁都没有个人恩怨，这些暴行都是黑社会、刑事犯罪分子、贪污分子、受贿官员干的，他们害怕科尔宾上任后共和国形势会发生变化，那些藏在库纳耶夫背后的既得利益者，要为这一切负责。”
　　可以说，在阿拉木图事件中，某些大学中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代表确实起到很大的挑拨作用。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动乱并没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哈萨克人和俄罗斯人几十年来朝夕相处在一个大家庭中，此时这种影响还是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纳扎尔巴耶夫是这样写的：“我认为，促使莫斯科的代表把我们完全排除在监控广场事件之外的主要原因，是怀疑我们会利用群众的情绪牟取私利。尤其使他们不安的是游行群众纷纷递上条子，建议推举阿乌耶利别科夫、杰米坚科、米罗什欣、莫罗佐夫、穆卡舍夫、纳扎尔巴耶夫等人为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候选人。可以说，单就这一列出的名单，也明白无误地证明，青年人根本没有反对俄罗斯族的人当共和国领导的意思。虽然如此，臭名昭著的‘哈萨克民族主义’这张牌还是打出去了。在那些日子里，领导人都是用一种不容反驳的、有辱人自尊心的命令的腔调来同我谈话。”
　　在我看来，正是莫斯科领导人同地方干部交往中的这种盛气凌人的作风，成为先是学潮、而后转为骚乱的主要原因。恕我直言，中央那种不仅对共和国领导人，而且对共和国居民说一不二的作风，负责党的干部政策的利加乔夫简直是粗暴生硬的工作，还有那位遇事完全听他指挥的总书记的愚蠢——正是所有这一切，激起了那些充满青春活力的相信国内社会关系体制真正改革的人们愤怒的浪潮。他们觉得这是往他们心灵上吐了一口浓痰！关于发生的事件，苏联人民代表、著名诗人奥尔扎斯·苏列依缅诺夫说得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业已开始的民主化进程，影响了这些事件的发生，此时的青年人相信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将成为政府法令的这种宣言……说起话来满嘴新词，干起事来还是老一套，这种言行不一，尤其令相信改革的青年人、学生和年轻工人极度愤慨。”
　　可是来到阿拉木图的那些中央代表，莫斯科那些提议和组织实施共和国第一书记任命工作的人，能承认自己智能上和政治上的失败吗？当然不能，因为强制和说一不二的作风在他们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于是他们就又犯了一个不亚于前一个错误的错误：搬出民族主义这顶大帽子来吓人。
　　发布的第一批消息称，骚乱是“觉悟不高的青年人在民族主义分子的挑唆下”组织的。报纸连珠炮似的射出了一颗颗炮弹：“黑社会、被收买的三K党分子、地下民族主义组织……”首次出现了一个新词儿——“反改革势力”。最后，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内中有几段谈到了“哈萨克民族主义”。
　　阿拉木图事件证明，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会使双方受到伤害——不论哪一方，也不论使用这一武器是否出于美好的愿望。我有时甚至觉得，中央关于哈萨克斯坦事件性质的错误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挑拨作用。这再明显不过地证明，借助错误结论也能激怒群众，促使他们走上街头，从而收到某种政治效果。
                  
廓清12月事件的本源(2)
　　当然，这在共和国引起了起初是没有声息的、而后便是公开的负面的反应。3年以后，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第十五次会议一致谴责苏共中央决议没有客观地、合乎原则地评价十二月事件，却把它称之为“哈萨克民族主义的表现”。在共和国党中央例行全会上通过的声明说：“应该完全肯定地指出，青年人走上广场，目的不是反对其他民族。”
　　阿拉木图12月事件——这是国内年轻民主的稚嫩幼芽同当时依然遵循陈规旧矩和老标准解决政治问题的那套制度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冲突。公开性的宣布，人们接受它并实际运用它的决心，同旧思维以及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习惯之间的矛盾这时便初步公开显露出来。
　　在高调宣布“公开性”和“改革”的同时，倡导“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考虑过渡阶段的复杂性。然而社会生活的这两个内容却同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制度发生了冲突。戈尔巴乔夫固有的易冲动性和解决问题的浮躁和肤浅，成为80年代后期发生这些事件和许多其他事件的原因。
　　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事实上是对“改革”的第一次考试，遗憾的是“改革”没有及格。更糟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汲取内中深刻的教训。他们在彼时彼地看到的所谓民族主义表现，其实并不存在。而真正民族主义复活的危险和利用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反改革势力来消灭党、国家和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危险，他们却并没有看清楚。
　　此后不久，我们便会遇到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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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连载28

历史罕见的罪行
　　读者可以发现，前几章讲到了1986—1990年期间在某些加盟共和国发生的破坏事件，它们同地方的民族主义深深纠缠在一起，为后来的一些政治行动埋下了种子，最终导致我们共同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毁灭。正是民族主义同另外一些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甚至同某些完全个人的因素纠结在一起，构成了那根带来厄运的火柴，而一些利害攸关的势力则用它点燃了干柴堆。人们受到根本无法兑现的许诺的蛊惑，竟把他们的过去——在强大的统一国家中的生活——扔进了熊熊的火堆。过不多久，他们就以苦涩的心情认识到，原来这种努力，争取的竟是关于未来光辉“主权”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然，在消灭这个大国的过程中，一次次民族主义的突然爆发的确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破坏苏联的主要推动力，还是来自中央，从莫斯科发出的。
　　同时，为了保持客观，应该指出，具有破坏性的离心过程在俄联邦开始得也要比其他加盟共和国晚得多。看来，这里显示出，俄罗斯在我国整个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特别的。因为在千百年过程中，唯有它始终是形成统一强大国家的核心。人民甚至在潜意识中也一直都记得这一点，而且为此感到骄傲。全世界的人也都是把苏联和俄罗斯这两个概念等同看待的。
　　俄联邦未来的领导人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是极为巨大的。他的战友们为此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他们的行为将在当代世界史上留下长久的痕迹。
　　好多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都在保卫自己免遭侵略者的侵犯——俄罗斯这块大馅饼实在是太美味了，土地那么辽阔，自然资源那么丰富，再加上人民又勤劳，有才能。我们祖国也曾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年代，但在同侵略者斗争的过程中，每一次它都获得了胜利。
　　20世纪我们曾两次亲手毁掉了统一国家——一次是1917年，一次是1991年。1917年革命之后，当时的政治家仅过了5年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建立了苏联。第二次解体后，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在各主权国家中占上风的还是政治上的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
　　这些无论就规模或后果而言，都称得上是历史罕见的罪行，是如何在俄罗斯首都发生，又为什么会在俄罗斯发生呢？俄罗斯是最大的共和国，又是个起缔造国家作用的共和国。因此，它本不该挑起任何行动，以牺牲国家其他地区及其人民为代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在改革的浪潮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力量？这些力量的领导人为了达到目的，而且往往还是纯粹个人的目的（这些个人往往用人民利益的烟幕弹把自己的目的掩盖起来），又采用了一些什么手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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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连载29

党内局势(1)
　　1987年10月，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全会的例会。开会的地方在克里姆林宫，礼堂是专门为会议而修建的。现在，这个礼堂叫做克里姆林宫大理石厅。国家总统每年都在这里向俄联邦委员会发表咨文。
　　这次全会是一次普通会议，是根据党章规定召开的，没有任何不符合议事规程的地方。跟往常一样，宣布全会开幕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由他提出议事日程。其实中央委员们全都早就接到这方面的通知，所以走的完全是一种仪式性质的程序。当戈尔巴乔夫按照惯例询问谁反对或者谁弃权时，叶利钦从第一排（政治局委员都坐在台上主席团，政治局候补委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站了起来，建议审议把他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他原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对于全体中央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来说，这是一个完全的意外。我们很自然当时就问戈尔巴乔夫，这是怎么回事。从他那含糊其辞的回答中大家弄明白了，原来在南方休假时，他真的接到过叶利钦的这样一份申请报告。按照既定规则，他有责任把这件事通知政治局，以就此形成集体意见。如果叶利钦不愿撤回自己的申请，就要把问题提交全会讨论。只有苏共中央全会才有权选举或撤销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做，他向党内同志隐瞒了这样一份申请存在的事实，正如后来时间所示，这件事成了长长一串严重之极的事件的第一环，不仅影响到党内，而且影响到全国。
　　叶利钦从1968年起就担任党的工作，起初是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的一个部长，后来又当上了州委的第一书记。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已经几乎两年，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首都人们对他的看法相当分歧。许多人注意到他的行动很激进，特别是在干部问题上，注意到他说的许多话都很彪悍豪放，自我标榜的意味十分明显，几乎在老远老远的地方就能嗅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喜欢搞民粹主义，喜欢谈谈同特权作斗争的必要性等等。与此同时，他又显然没有搞日常普通工作的兴趣，情况堪忧。特别是在中央政府和党中央都支持他为解决莫斯科所面临的各种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作出努力的情况下。
　　叶利钦在全会的发言后来就简直变成了不值一提的神话。实际上那是一次颠三倒四不清不楚的发言，如果还能把它叫做发言的话。正如他后来在自己表示“忏悔”的检讨书中所说，那次发言虽很激烈，但却并不恰当。而戈尔巴乔夫本应该建议事先在政治局审议出现的问题，然后再拿到下次全会上去讨论，但却把这事搞成了一场争论。这样做也许非常民主，但却是极端地考虑不周。
　　一个接一个的发言，确切些说，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发言，在全会上就像开了闸的水似的奔流。我也不必再来重复它们。全会之后第二天，就公布了发言人的名单，过几年后，这些发言的速记稿也发表了。为什么党的高层——尽管这只是些莫斯科的和地方的领导人——反应会如此激烈呢？看来，大概是因为党正在通过它的领导人和政治局展现“公开性”，而且正处于“多元化”前夕的缘故吧。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发言表现得非常病态，其实，那远不是什么纲领性的问题，只不过对自己的一个同事，对中央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书记利加乔夫的工作方法表示不满而已。
　　激烈的讨论以及对“离经叛道之徒”绝对毫无意义的狂轰滥炸，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俄罗斯的事就是这样，一个关于人民英雄，关于老百姓的“守护神”受到迫害的神话就这样诞生了。
　　于是自然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以叶利钦的这样一个肤浅的、显然具有个人目的的发言，又如何会引起如此这般的反应呢？
　　以我的看法，把全会搞成一场大批判实在是一个大错，它昭示了我国最高领导的不成熟，首先是政治局委员们和中央书记们的不成熟。我很理解，当时各级党组织的多数领导，还没有能够摆脱党内生活的各种标准和关系的束缚。既然党的高层倡导变革，其中也包括苏共内部的变革，那怎么能允许搞这么个“大批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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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连载30

党内局势(2)
　　看来，党的领导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在党的各级领导人同普通党员基本群众之间出现的分裂有多么严重。到了1991年，当戈尔巴乔夫按照叶利钦的指示解散苏共之后，这种分裂就充分暴露出来——1900万党员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保卫它。
　　这样一来，由于党的领导应对无方，缺乏才干，一个俄国版的绿林好汉罗宾汉就这样诞生了。他只不过是个非常平庸的政客，早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那些年我就对他有所了解，现在却成了反对派破坏力量的旗帜。
　　第二天政治局开会，按惯例对闭幕的全会进行总结。在戈尔巴乔夫介绍情况之后，葛罗米柯当时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向报告人提了个问题，请他说说对叶利钦打算怎么处理。总书记喋喋不休地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意思是现在时候不同了，不是为这种事处罚谁的时候了，还得给他找个工作。
　　葛罗米柯比我们都年长，生活经验，特别是政治经验，比与会的其他人员可要丰富多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可得小心！”葛罗米柯说，“我觉得可以把他派远点，出国去当个大使什么的吧。”
　　可惜谁也没有认真听取这位长者的声音，于是后来的灾难性事件的链条又添加了一个环节。
　　过了差不多两年，在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现在叫做克里姆林宫国家大会堂）召开一个国家级纪念日的纪念大会。事有凑巧，我到场的时间稍微早了一点。上楼走进主席团的专用房间。戈尔巴乔夫和赖莎·马克西莫芙娜，还有中央委员会书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塔诺夫已经坐在长桌旁，正在喝茶。有人也给我端来了茶。戈尔巴乔夫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那位老乡叶利钦都在搞些什么名堂？”
　　老实说，这个问题我要回答起来还真犯难。戈尔巴乔夫看出我为难的样子，就对他的夫人说：
　　“赖莎，你可别责怪尼古拉。它是唯一一个提醒我跟叶戈尔（指利加乔夫），说无论如何都不能任命叶利钦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人。”
　　戈尔巴乔夫虽然缺点不少，但记性很好，什么事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想，他一定会永远记得，而且现在也记得，早在1985年夏天发生在老广场苏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的那次谈话。
　　那次事件已经很晚了，突然，直通总书记的电话铃声响了（我还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他请我马上过去。几分钟后，我到了他那边。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正在办公室边踱着步边讨论什么问题。一听他们的话我就明白了，正在讨论谁可以成为格里申的继任。
　　“你也知道，现在是该加强莫斯科领导的时候了。我跟叶戈尔正在研究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人选，想听听你的意见。”戈尔巴乔夫这样说。
　　“我想，你们已经有些眉目了吧？”
　　“是的。我们需要派一个强有力的、有战斗性的同志到那边去。我跟叶戈尔·库兹米奇的意见，这个人应该是叶利钦。你了解他，你的意见呢？”
　　说老实话，我不太考虑干部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经济问题——已经够我忙的了。不过这样的意见，我可不能表示同意。这样的意向使我非常惊讶。
　　“是的，我了解叶利钦，而且认为他完全不适合这个角色。请不要忘记，现在研究的是首都这么个大的党组织，这可是个大量工厂工人、国家主要科技精英和文化精英聚集的地方。放在这里的领导人应该有智慧，善于机变，应该是知识分子型的。叶利钦却是另一种特质的人：虽说他是搞建筑出身，但究其本性而言却是个破坏者。你们准会看到，他会把整个林子都毁了的！他手里可不能掌大权。你们把他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调进中央就已经犯了个错误，可不能再犯另一个错误，而且是致命的错误了。”
　　我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实际上他们已经有了决定。我只好说：“我没法说服你们。走这一步你们一定会后悔的。到时候再吃后悔药可就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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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连载31

党内局势(3)
　　我们就这么分手了，谁也没能说服谁。我过去没有写过这次谈话的事，不过后来倒是戈尔巴乔夫自己说了公道话，他在电视上承认，想当年他在克里姆林宫对自己的夫人说过：唯一反对任命叶利钦当莫斯科市委书记的人是雷日科夫。不过我们没听他的话。
　　有时历史喜欢跟人开玩笑。正如所说，坚持把自己最凶狠、最不肯调和的政敌调入莫斯科的恰恰是利加乔夫。现在，当我们回首往事，评估同叶利钦有关的种种决定，包括怎样把他调入莫斯科市委的时候，不由得就会想起古希腊人充满睿智的话语：上帝如果要惩罚谁，定会先让他丧失理智。
　　社会大震荡和国家发生的破坏性巨变往往会促使许多人思考个人及偶发事件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们也因此而常常问自己和别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又该有个什么结果呢？如果说当上全党领导的不是戈尔巴乔夫，那改革会不会有如此毁灭性的后果呢？如果叶利钦还待在乌拉尔，那苏联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有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著作还真不少，从古希腊哲学家到法国启蒙派，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到无数知名不知名的作者。照我看来，整个20世纪，也许只是我国最后15—20年的历史，就能为这些哲学家们、社会学家们、历史学家们……进行分析和作出结论提供相当鲜明的资料。
　　不过，还是让我们再回来谈谈具体事实吧。十月全会的8个月后，到了1988年的6月，19次党代表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开幕了。列在议程上的一个议题是审议苏共27届代表大会各项决议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任务的执行情况。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集合了5000名大会代表。
　　作报告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他的报告分析了改革以来几年间取得的成绩，有一部分是讲激进经济改革的，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不过，最主要的恐怕还是3年来第一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代表大会按不同问题组织了几个委员会，其中也有一个以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为首的民族关系问题委员会。
　　现在，当我翻阅会议速记时，我发现政权的各个分支，其中也包括党组织，都发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强烈呼声。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闸门被冲毁了，自我鞭笞的洪流滚滚而来，不可阻挡。看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多年来所有的发言都是严格程式化的，只能照本宣科，发言稿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可现在却突然对你说：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吧。多年来积攒下来的东西也就全浮到了表面。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很尖锐，丝毫不留情面，甚至有点自虐狂的味道。
　　现在我要给自己提一个问题：最近15年来究竟出现了什么情况呢？那些竭尽全力发起攻击的人，当他们掌权之后，本应该想方设法让这些情况在我国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永远不再重演。可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局势。难道叶利钦——下面我还要谈到他的发言——在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对他原来批评的东西有丝毫改进吗？相反，过去的成绩全被抛弃了，缺点毛病却全复活了，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国内形势越是恶劣，叶利钦及其一伙就越是对老百姓说形势大好。回想改革之前乃至改革年代，作报告的任何发言人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成绩要尽量少谈，问题和任务要尽量多谈。看来这和一党制有关。在没有反对党和反对运动的情况下，人们正是以这种方式来揭露缺点的。
　　现在，一切都翻过来了。
　　在苏联以后的15年议会工作——8年国家杜马、3年联邦院——中，我不止一次听取过我国政府成员的报告和发言。他们滔滔不绝谈论子虚乌有的“成就”，却对缺点错误缄口不言。这引起代表们极大的反感，但随着立法机构越来越公开地倒向政府，能听到他们讲真话的希望日趋渺茫，直到最后完全破灭……
　　不过，在19次党代表会议上，以我之见再次犯下了一个对苏共、对国家来说都是致命的错误。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叶利钦被彻底推向了正在迅速形成的反对派阵营，不久，他就成了这一派的首领。为了能把当时面临的局势说得更明白，我想引几段叶利钦以及他主要的反对者——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大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