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版茶馆（文本版）

宛城卧龙

两会民族语言翻译：今年译稿量大、新词术语多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吴玉富（左）和她的同事在人民大会堂即将开始翻译工作 3月3日下午2时许，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即将开幕，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吴玉富，和她的同事们穿上鲜艳的民族服装，走进人民大会堂准备开始翻译工作。他们靓丽的服饰、沉着的举止，吸引了不少媒体的目光。 吴玉富已连续5年担任全国两会的民族语言翻译了，平常在广西一所壮文学校工作的她，对本民族的语言非常热爱，能在全国两会期间为代表委员担任同声传译，她非常高兴。 李建辉，全国两会民族语文翻译组的负责人之一，他告诉我们，翻译组将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7种民族文字翻译印刷大会文件及向大会会场提供民族语言同声传译，共有100余名文字翻译员和几十名同传翻译员为大会服务。李建辉表示，与往年两会的民族语言翻译相比，今年两会译稿量大、新词术语多、翻译难度高，为了尽量准确地把会议文件中的一些新词汇用少数民族语言表达出来，翻译组前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还特邀了有关地区一些文种的翻译专家来参加翻译和同声传译工作。 吴玉富自豪地告诉记者：“我已从事了20多年的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切身体会到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力度在不断加强，我们对未来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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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做好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指导意见

来源： 国家民委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宗）委（厅、局），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等省、自治区民语委（办）：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适应新形势下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需要，不断推动民族语文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现就进一步做好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重要意义。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是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客观需要，是各级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纽带和桥梁。进一步做好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对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二、坚持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语文政策和法律法规，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贡献。 三、把握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基本原则。依法办事，保障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规范有序发展；遵循规律，推动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科学发展；分类指导，促进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和谐发展；因地制宜，确保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健康发展。 四、明确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主要任务。宣传贯彻党和国家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完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翻译能力建设，形成一支高素质的翻译人才队伍；做好民族语文翻译理论和应用研究，扩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民族语文翻译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高和增加民族语文翻译文化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加快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 五、依法提供民族语文翻译服务。切实做好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文件、法律法规和重大会议的民族语文翻译和同声传译工作。依法做好民族语文翻译在立法、行政、司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的使用工作。发挥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为少数民族公民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提供服务。切实帮助做好民族地区基层干部培训教材、中小学双语教材、司法文书的翻译工作。 六、加强民族语文翻译队伍建设。科学制定民族语文翻译人才的培养规划和培训计划，将民族语文翻译人才培养纳入国家人才培养规划和少数民族人才培养计划当中。建设民族语文翻译培训基地。发挥高校、科研单位和翻译机构的专业优势，通过学历教育和短期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民族语文翻译队伍建设。建立翻译作品和翻译理论研究著作、翻译工作者、翻译机构的评优奖励制度。与有关部门一起建立民族语文翻译从业资格认证制度。 七、做好对内对外业务交流。扩大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交流范围，促进不同地区、不同部门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有序地开展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发挥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在提高我国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与有关部门一起做好对边境地区民族语文翻译出版物的监管。加强对内对外宣传，营造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 八、做好新词术语的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协同有关部门建立有效体制和机制，协调、组织有关专家及时对新词术语进行搜集、整理和审定，切实推进民族语文翻译新词术语的标准化、规范化进程。通过多种形式，研究制定民族语文翻译的标准和规范，不断提高民族语文翻译的质量。 九、推进民族语文翻译信息化建设。协同有关部门做好民族语文翻译信息技术研究和应用软件的研发。建设多语种、多文种、多用途的民族语文翻译资源数据库，实现民族语文翻译信息的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 十、做好民族语文翻译科研工作。充分利用现有民族语文翻译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平台，加大民族语文翻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形成以翻译带动研究、以研究促进翻译的良好局面。定期组织开展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交流，支持民族语文翻译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 十一、完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机制。把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作为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好。有关部门要适时研究解决本地区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民族语文协作机构和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扎实有效地开展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根据实际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布局合理、分工明确、运行高效的民族语文翻译机构。组建民族语文翻译专家委员会，构建民族语文翻译学术评估机制。加快国家级民族语文翻译基地建设。 十二、加大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经费投入力度。完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经费保障机制，不断加大对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经费投入，切实保障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顺利开展。 十三、各地民族工作部门、民族语文工作部门按照本《意见》的精神，结合实际，可制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责，认真落实本意见。贯彻执行中的有关情况也要及时报告国家民委。 国　家　民　委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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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博理：与新中国共同走过60春秋

来源： 中国网

来到北京友谊宾馆雅园公寓，我按响门铃，迎接我的是一位鹤发银眉的老人。他，就是美裔中国籍翻译家、作家沙博理先生。老人身穿白底蓝条短袖衫，下着白色短裤，与北京街头的老者没什么两样，惟有那高鼻梁和深眼窝在提醒我——他是一位有着外国血统的老专家，然而他更愿意被看作是中国人。 参加开国大典——心随中国人民一起跳动 1915年，沙博理出生在美国纽约。青年时代他做过律师，二战期间应征入伍，退役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中文。1947年，他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上海结识了著名演员和作家凤子。当时凤子正在党的指导下编辑出版进步刊物《人世间》。1948年，沙博理和凤子在上海结婚。在凤子和进步朋友们的影响下，他开始了解中国社会，逐渐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由同情转而投身于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一道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沙博理和凤子应邀参加了开国大典，他们坐在天安门东侧的观礼台上。沙博理回忆说：“当时的场面真让我终生难忘。当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场几十万人有几秒钟竟鸦雀无声，可能是太激动了，然后突然‘哗’地全场激动欢呼、高兴地啜泣的声音全出来了，凤子也哭了。我那时虽然还没有加入中国籍，却和大家一样地激动。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时刻。因为我知道、也见过中国的旧社会，毛主席不是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当时我感觉确实如此。在旧社会，中国人有自卑感，总觉得低人一等，新中国一成立，就像变了一个人，精神上真正站起来了！” 沙博理从此定居中国，并以外国专家的身份满腔热忱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不仅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是如何依靠自己力量摆脱悲惨命运的奇迹，而且亲身参与了这一奇迹的创造。他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的沧桑巨变，并为自己能成为生机勃勃的社会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他找到了人生的目标，感受到了生活的非凡意义。 成为中国公民——甘为新中国奉献一生 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沙博理成为中国公民。选择加入中国籍，源于他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目标和政策的认同，他喜欢这里的文化生活和社交生活，感到自己在北京会比在美国做更多有益的工作。他常说：“我爱上了凤（指凤子），也爱上了龙（指中国）。了解和热爱中国龙，使我更加热爱和珍视我的中国的凤。” 沙博理先在对外文化联络局做英文翻译。1951年英文版《中国文学》创刊后，他来到杂志社与叶君健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等人一道从事翻译工作。1972年又调到人民画报社。沙博理相继把《新儿女英雄传》、《家》、《春蚕》、《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创业史》等大量中国现当代小说译成英文，介绍给各国读者。他翻译的古典名著《水浒传》，更成为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前些年，沙博理受邀将《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译成英文，并与作者毛毛（邓榕）结下了深厚友谊。 在翻译大量中国文学作品之余，沙博理还出版了不少个人专著，除自传体著作《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我的中国》外，还有研究中国问题的著述，如《四川经济的改革》、《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中国学者研究古代中国的犹太人》等。 自1983年沙博理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一直连任至今。由于他为中国对外宣传事业所做出的富有成果的工作，为增进中外了解和友谊所做出的贡献，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沙博理的书柜里，我看到了他和朱镕基、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沙博理说，每年春节，总理都要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外国专家，“那是特别好的机会，可以跟总理坐在一起，向他提问，向他学习。” 在沙博理身边，有许多像他一样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毕生的老朋友，提起他们，他满含深情：“马海德医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曾给过我许多人生的指引和忠告，我写作《马海德传》，就是要表达对他深深的敬意和怀念；路易·艾黎则是另一位良师益友，我们的友谊从1947年的上海一直延续到1987年艾黎去世；埃德加·斯诺是个了不起的人，正是由于他的鼓励，我开始写自传和回忆录。1972年斯诺在日内瓦病危时，我正从美国探亲回国途中，特地转道飞往瑞士，却遗憾地没能赶上见老朋友最后一面……”沙博理与这些老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理想，那就是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他们所钟情的第二故乡——中国。 无悔人生选择——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 沙博理始终关注中国的发展。他说：“我有很好的运气，参加了史无前例的革命。我们的政府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我发现年轻一代也是大有可为的。他们的知识比我们更丰富，视野比我们更开阔，一代会比一代强。”沙博理十分关心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他对群众路线在有些地方执行不力表示担忧。采访中，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上面满是他最近阅读时做的标记，他翻到其中一页，指着毛泽东的一段论述向我说明群众路线的重要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94岁高龄的沙博理是伴随新中国走过一个甲子的为数不多的外国老专家之一。他曾这样总结他的不凡人生：我很荣幸自己见证并参加了世界历史上最英勇无畏的革命之一。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人物得到了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发自内心的拥护，不仅使中国摆脱穷困重新站了起来，而且使其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力量。我一直深信这场革命的伟大目标一定会实现。中国在继续前进，沿着一条新的未知的航线，在一个动荡不定的宇宙中迂回曲折地奋勇前进。中国革命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好的生活，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获得和平与繁荣的更好的机会。 这是一位始终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外裔老人的肺腑之言，他为这片深爱的土地奉献着一生，更为她的沧桑巨变感到无上光荣。 94岁的沙博理精神矍铄地在北京寓所中接受记者采访。（王 莉摄） 沙博理（右一）和凤子（右三）与老朋友马海德（左一）、路易·艾黎（右二）在一起。 （文/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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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把托尔斯泰带给中国千家万户

来源： 深圳特区报

把托尔斯泰带给中国千家万户——与草婴先生谈“文学翻译” 托尔斯泰、肖洛霍夫：我的翻译情结   在草婴６０余年的翻译生涯中，他不仅将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大名著带来中国，而且把肖洛霍夫、莱蒙托夫等世界文学家的作品带给广大读者。１９８７年在莫斯科国际翻译大会上，草婴被授予了高尔基文学奖。他是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一生近千万字的翻译量令后生可敬可佩，自诩为草婴先生最忠实的读者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冯骥才就称他被“草婴先生感动了几十年”。前不久，第１８届世界翻译大会在上海召开，可能是考虑到年龄的原因，草婴等一批在沪的资深翻译家这次均没被邀请参加大会。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强烈地感觉到，他对翻译事业依然痴迷不悔，依然关心着相关人才的培养。   记者：您前后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把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全部翻译完，从而成为世界第一人。能不能告诉读者，您为什么如此钟爱托翁的作品？   草婴：其实，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别人也翻译过。周扬先生就曾翻译过《安娜·卡列尼娜》。不过，他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而我看重的是原著翻译，用时下的话说，就是尽量保持“原汁原味”。我是从列夫·托尔斯泰的俄文原版直接翻译的，而且是全部的小说作品，这在世界上的确还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做。   对文学拥有“狂恋式爱情”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文学史上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深远的伟大的作家。重情节、重典型、重写实、重批判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时代，在他笔下达到的巅峰状态。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至今还在全世界文学类书籍中占据着印数第一位、出版次数第一位和翻译语种最多的桂冠。其作品的印数在早几年就已突破５亿册。所以他不仅仅属于俄罗斯，更属于全世界。    “文革”前我曾翻译过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短篇小说，也读了他不少作品，深深为其作品中伟大的人道主义所感动。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生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们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文革”中我受到迫害，被剥夺了写作权利。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这是我当时思考最多的问题。呼吁人性的回归，唤起人们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更使我把目光投向了列夫·托尔斯泰这位伟大人物。   记者：“文革”结束时，您已经５４岁了，当时要组建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上要您去当总编辑。这可是苦尽甘来啊。走上领导岗位，可以获得各种令人羡慕的待遇，可您却选择了拒绝。此后，立下宏志的您没有工资，没有职称，与孤灯为伴，是什么力量促使您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草婴：我首先考虑的是要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充分用在对社会、对人民最有益的工作上，这是我一贯的宗旨。能当社长、总编辑的人肯定会有不少，但搞翻译我就比较合适。我知道，要把列夫·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翻译出来，总共４００百多万字，工程庞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与组织上说了，领导们最后答应了我的请求。就这样一干就是二十多年。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２卷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终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巴金当年精心收藏的托翁文集珍本中的２００多幅精美原创插图，也第一次被收录在这套全集中。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事。   记者：除列夫·托尔斯泰外，前苏联还有一位大作家肖洛霍夫也被你看重，在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您基本以翻译他的作品为主？   草婴：对。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是继承列夫·托尔斯泰创作思想最成功的作家，他的很多写作技巧都是向列夫·托尔斯泰学习的。他１７岁开始写作，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短篇小说集《顿河的故事》。他的作品发展过程缓慢。１９２５年，他开始创作著名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一共四部，到１９４０年完成，用了１５年时间。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新垦地》（旧译《被开垦的处女地》），１９３２年开始创作至１９６０年完成，一共用了２８年的时间才写完。   《静静的顿河》在“对顿河流域的史诗般的描写中，以艺术力量和正直创造性地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一个历史阶段”而获得１９４１年斯大林文学奖和１９６５年诺贝尔文学奖。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４日，肖洛霍夫百年诞辰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２００５年定为”肖洛霍夫年”。由此可见肖洛霍夫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   １９５３年开始，前苏联《真理报》和《星火》杂志同时以连载的形式发表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另译名《新垦地》），《世界文学》编辑部看到后便约请我及时地把它翻译成中文，这样同步翻译的工作一直进行到１９５９年其作品全部发表完毕。同时，我还应约翻译了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顿河故事》等作品。后来又译出了《一个人的遭遇》同名电影文学剧本。当我正准备着手翻译肖洛霍夫的长篇巨作《静静的顿河》时，文革开始了，一切计划由此打乱，应该说，这成为我终身一大遗憾。   记者：对于您对俄苏文学的贡献，世界翻译界给了您极大的荣誉。   草婴：我曾两次访问前苏联。１９８５年是作为中苏友好代表团去的，去了两个星期。在那里，我特意参观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故居。列夫·托尔斯泰拥有一个占地５７００亩的庄园，里面有树林与湖泊，就好像一个风景区一样，不过这是他的外祖父传给他的遗产。   １９８７年，在前苏联召开国际翻译大会，我被授予“高尔基文学奖”，再次来到莫斯科。因为我无需翻译，就直接可以和前苏联朋友交谈。所以，他们中有的问我，你是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还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因为苏联最好的大学就是列宁格勒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当我告诉他们，我不是苏联留学生，并玩笑地说，我是在中国上海的俄罗斯大学学的。他们为此感到十分诧异和惊奇。 苏联大嫂：我的俄语启蒙老师   记者：早就听人说过，您学俄语是自学成才，一位俄罗斯大嫂是您的启蒙老师，是这样的吗？   草婴：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我随全家人从宁波逃难到上海。当时，国内首次出版了《鲁迅全集》共２０卷，定价２０元，我省下父母给的零花钱去订了一套，简直如获至宝，我后来读俄文、搞俄苏文学翻译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鲁迅的影响。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俄国老师教俄文的广告。我找到了那户人家，开门的却是一位人到中年的俄国妇女，看到我后便用生硬的中国话问：“小孩，你来干嘛？”我说学俄文。她说一块钱学一个钟头。当时父亲每个月给我５个银元，我就说一个星期学一个钟头吧。    当时没有一本俄汉词典，也没有任何教材，俄国女老师只是让我到书店买本俄语教科书《俄文津梁》。我每次去她家，她就根据那本书教我。我的另一个俄语老师是姜椿芳先生，他是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组织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他们办了一个“新文字研究会”，我跟几个同学去学新文字。当姜椿芳知道我在自学俄语时，便开始辅导我，这使我的俄语水平大大提高。    １９４１年苏德战争爆发，当年的上海地下党跟前苏联塔斯社领导商量，在上海创办中文的《时代周刊》，我被邀请参加翻译有关苏德战争的通讯、特稿等。到了１９４２年，塔斯社又创办了《苏联文艺》杂志，我当时翻译了我的翻译处女作——苏联作家普拉多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自此我开始了俄苏文学的翻译工资。   记者：草婴先生，在您的作家履历表上，您名叫盛峻峰，“草婴”应该是您的笔名吧，为什么起这样的一个笔名？   草婴：我当年读了白居易的一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我很欣赏，他用很普通、很渺小的草，来反映自己的性格、个性。小草是渺小的，很容易被人践踏，也很容易被火烧掉。但是春风一吹，又会重新恢复生命力。“婴”呢，就是比草更小，草的婴儿。我觉得我们应有这样的精神，尽管我是很普通、很渺小的人，但我很坚强，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我很喜欢“草婴”这个笔名。直到现在，我的大部分的翻译作品都用这个笔名。   文学翻译：原版的艺术再创作   记者：第１８届世界翻译大会前不久在上海举行，会上，围绕“翻译与多元文化”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虽然您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我注意到，作为翻译界的老前辈，你依然十分关心我国的翻译事业，对与会提到的有关“翻译水平下降”、“翻译与文化关系”等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草婴：在报纸上我曾看到过一则《翻译枪手一周竟赚２．５万元》的报道，还披露了某些出版单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三个月竟能翻译出１００部“世界名著”的“纪录”，很震惊。当今翻译界出现的抄袭、剽窃、粗制滥造等丑恶现象，我也时有耳闻。这是商品经济的渗入，浮躁情绪在翻译界的反映。为利润，一本书争相出版，有的错误百出，有的流水作业，有的真的用电脑“对号入座”。一本几十万字的译作不用一月就能问世，而在我们看来的“游戏制作”，竟堂而皇之地上了书架，翻译界的这种现状令人心痛。   为什么眼下的翻译界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我上述提及的社会和经济原因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不少同志，甚至是编辑先生，还不懂得什么是“文学翻译”而造成的。我认为，翻译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艺术性翻译，另一类是非艺术性翻译。文学翻译不同于其他的翻译，它有一个艺术再创造的过程。其他的外交翻译、时事翻译、科技翻译等是技术性的翻译，这都可以用计算机来做。但是文学作品的翻译不行，一万年后还要用人来做，这与不能请机器人来写小说是一样的道理。艺术与技术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艺术有思想、有灵魂、有感情；而技术就没有这些，这也是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之间的根本区别，因此，从事文学翻译也要创造形象思维，就是头脑里要有一个个人物的形象，好的文学作品和翻译文学作品都能使读者产生很鲜明的形象。   记者：我刚才在您的书橱里看到，您把列夫·托尔斯泰的原著都翻烂了，为了翻译，托翁的书您看了多少遍？   草婴：十来遍吧，有的更多。不看不行啊！因为每个翻译家都有他的局限性，要使被翻译的文学作品尽可能达到完美，尽可能与原著接近，那就要对原著十分的熟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人物有５５９个，看一遍两遍三遍，一个一个的人物就在你头脑里出现了，这就是形象思维。要翻译好作品，不仅要把人物关系理清楚，还得把各自人物的性格、特征、诸如习惯等搞明白，这是翻译前必做的案头工作。文学翻译家要把原作者所创造的形象，通过生动的翻译语言介绍给读者，他介绍得好，就是成功了，他介绍得不好，就是失败了。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个文学翻译家也不是能够翻译所有作家的作品。现在一些没有经验的出版社，往往不理解这点，甚至以为一个翻译家肯定是样样都能翻，只要你懂外文。实际上这是一个误会。   记者：阅读老一代翻译家的翻译作品，能够看出翻译家个人的翻译风格，比如看到罗曼·罗兰的作品就会想到傅雷，看到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就会想到草婴。但我们现在读一部外国作品，翻译者往往被疏忽，读者直奔作品本身。为什么？   草婴：翻译家的这种特色也叫翻译风格。应该说，凡是好的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因此一个文学翻译家在他翻译时，首先要尽可能掌握原著作者的风格，然后翻译家要以自己所能达到的水平，来转达原著作者的风格。这种转达不是百分之一百的转达。因为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都有其各自的文字上的不同特点。文学翻译家实际上担负着在外国文学家或作家与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作用，同时又起了一个沟通原著作家和译文读者之间思想感情交流的作用。   另外，文学翻译家本身也必须有其自己的文字风格，这文字风格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傅雷的翻译是大家公认的，他是老一辈翻译家，与我私交较好，他能够很完美地传达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的作品。但另一方面，我想，不是所有法国作家的作品傅雷都想翻译的。同样，我也是这样。   记者：目前国内的译文稿酬仍在沿用十几年前的标准，稿酬偏低的现象在世界文学翻译界也较为普遍，据国际译联统计的数据显示，文学翻译是所有翻译工种中收入最低的群体。目前文学翻译的粗制滥造，是否还和翻译“贬值”有关？   草婴：当然有关。稿酬，关系到对社会劳动承认和价值取向问题，不仅关系到译者的积极性，还关系到后继人才的培养。我曾是上海人民代表和两届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所以曾多次在各种场合呼吁，要提高文学翻译的稿酬，但收效甚微。我想，这还与不少人不知“文学翻译”的特性有关。现在翻译稿费不分文学翻译还是科技翻译，全是５０元／千字。这是他们看不到文学翻译的再创作性所为。有人以为文学翻译只是原作的改编，所以只以原创的一半付酬，且不知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再创作。所以我担心如此下去，或把文学翻译当作文件翻译来搞，或正如有人用电脑搞“直译”，而真正搞文学翻译的人会越来越少。这无疑是文学翻译的悲剧。我不愿看到！   （文/马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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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诗译英法惟一人 不是院士胜院士

来源： 光明日报

狂做文章信手书，一章一句真性情。89岁的许渊冲自认“狂而不妄”，因为中国人“就应该自信，就应该有点狂的精神。” 名片上赫然印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人说许渊冲狂妄，许渊冲觉得自己狂而不妄。 “妄”是浮夸、谮越、吹牛。许渊冲纳闷，“我的书就是六十本，现在比六十本还多，可以数一数。写六十本却说写了一百二十本才叫吹牛。”他是中国惟一能在古典诗词和英法韵文之间进行互译的专家，这一点也骗不了人。 “狂”是放达、豪迈、高行。夫子说，不得中庸，必也狂狷。在《论语》的英译本中，许渊冲把“狂”译为“radical”(激进的、奋发的)，切中孔子“狂者进取”的内涵。他说，“我们中国人，就应该自信，就应该有点狂的精神。” 89岁的老翻译家许渊冲，说话爱以“我们中国人”开头。在他那里，“我”与“我们中国人”，几乎是同一个主语。 “他嗓门大、很活跃、闲不住。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一致。”何兆武说 1941年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陈纳德上校率美国志愿空军来华支援。由于缺乏翻译，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的所有男生被集体征调到了“飞虎队”。 在欢迎陈纳德的招待会上，一句“三民主义”让语言不通的宾主双方冷了场——没人知道该如何翻译。招待会的主持人是国民党高级官员黄仁霖，他亲自上阵，把该词勉强译为:nationality, people 's sovereignty, people's livelihood 。适得其反，在场的美国大兵更找不到北了。 联大外文系男生当时都坐在下面。人群中只见一个剑眉入鬓的男生举起了手，然后是中气十足的“大嗓门”：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用林肯的话解释孙中山的话，宾主恍然大悟。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许渊冲总是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嗓门大、很活跃、闲不住，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一致”是他的同学、著名思想史专家何兆武的印象，而“有冲劲”是他的另一位同学杨振宁的评语。 他有个外号叫“许大炮”，总是心有坦荡，口无遮拦。再有棱角的人到中年之后都会被冷暖人情打磨得世故圆滑，可是直到现在，他的老同学提起他还是同样的评价，杨振宁甚至说，“我发现他像从前一样冲劲十足，如果不是更足的话。” 他评论中西文化：“希腊罗马都是小国，美国历史不长，才两百多年。中国五千年文化要走出去。” 他评说国内翻译界的现状：“‘精通’至少是要出版两种文字的中外互译作品，这也就等于外文界的诺贝尔奖了。” 他评点自己的翻译水平：“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 他评价自己法国留学的意义：“假如我也去了美国，那二十世纪就不一定有人能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了。” 言下之意，深为中国翻译界捏一把汗。 《山西文学》主编、作家韩石山曾在某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他，题为《许渊冲的自负》。许渊冲也对答了一篇《是自负还是自信》，有理有节。投到同一报纸，对方却未予发表。老先生坦坦然地找到了韩石山，说“要不发在你们《山西文学》上吧？”对方也不是俗人，说，“好啊好啊。”于是成了朋友。许渊冲客厅里挂着“春江万里水云旷，秋草一溪文字香”的条幅，就是这位忘年交的墨宝。 这样性格的人在上世纪50-70年代会有怎样的遭遇，猜都能猜得出来。上世纪50年代“反右”时，许渊冲在北京两所外国语学院教英文和法文。他当时提了三条意见：一说毛泽东思想是应该发展的；二说斯大林肃反杀害好人太多；三说“共产主义”翻译错了，原文没有“产”字，这是日本人翻译的，就像把“中国”译成“支那”一样，带有贬义；《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不如改为“魔影”，“徘徊”应该改成“经常出现”——因为欧洲各国不会害怕徘徊不前的幽灵。 真是胆大包天。还好当时的领导认为他说的都是“学术问题”，没有给他戴顶“右派”帽子。但从那以后，许渊冲就再没摆脱过“狂妄自大”、“学霸”诸如此类的评价。 “文革”时，“臭老九”们都站在烈日下挨批斗，别人心灰意冷，许渊冲边挨批边琢磨怎么把毛主席诗词译成英法韵文，自得其乐。他对翻译要求很高，每句都得是妙语。原诗是有对仗、有双关，那么翻译也必定有对仗、有双关。 “山上山下，风卷红旗如画。”他译做Below/Below/The wind unrolls/Red flags like scorlls.“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他译做The sky is high /The clouds are light/The wild geese flying south out of sight.音美、意美、充满节奏感。 《为女兵题照》中有句“不爱红装爱武装”，他把“红装”译为“powdertheface”(涂脂抹粉)，把“武装”译为“facethepowder”(面对硝烟)，恰好表现了“红”与“武”的对应和“装”的重复，滴水不漏，堪称妙绝。 结果这些好诗为许渊冲招来了“一百鞭子”，原因是“歪曲毛泽东思想，逃避阶级斗争。”一百鞭子是造反派用树枝打的，一下都不少，打得许渊冲坐都坐不下来。他的夫人照君女士只好找了个救生圈，吹足了气，给他当椅子。 “那还译不译？” “译啊，当时只有毛泽东著作可以翻译，不但毛主席诗词，我连那些传抄的都翻译了。” “挨打了还继续译呀？”“唉呀，闲着更难受。” “你几乎每天一个灵感，我多年才有一个。”杨振宁说 1998年暮春，德国艺术家组成的交响乐团来京演出，演奏了著名作曲家马勒的《大地之歌》。乐曲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名为《寒秋孤影》和《青春》，特意注明是根据中国唐诗创作。 据报载，当时现场听众中不乏专家，都没有辨别出这两章到底来自哪首诗。其后各种文化类报纸都先后刊发了这两章德文还原成的中文，同时刊发的，还有李岚清副总理的指示：“一定要尽快把德国艺术家演奏的两首唐诗搞清楚。” 《大地之歌》中的唐诗，是先由法国女作家戈谢译成法文，编入《玉书》，再由德国作家哈依曼从法文转译成德文。现在又由德文译回中文，情境几多转换，文字扑朔迷离。《寒秋孤影》中“蓝色的秋雾弥漫在湖面上，青草叶上覆盖着严霜”，“我已困倦、灯已熄灭、诱我入眠”等句子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多方推测考据，被媒体喻为二十世纪的“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遇到了许渊冲。 据《文汇读书周报》当时的报道，《寒秋孤影》作者的德文歌词署名是TschangTsi,“许君一看就说：‘这是张继’。”他随即找出戈谢的《玉书》进行中法文比照，再按照这位印象派女诗人惯用的“拆字法”逐一分析诗中句子，终于找到了这两个章节的原型——《寒秋孤影》是张继的《枫桥夜泊》，《青春》是李白的《客中行》。 批评许渊冲自负的韩石山在同篇文章中提及此事，说，“这是要真功夫的。” 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许渊冲开始致力于把唐诗、宋词、元曲翻译为英法韵文。翻译诗词的难处，在于炼字，经典好诗都追求一个“工”字。许渊冲译诗，既要工整押韵，又要境界全出，古典诗词有比喻、借代、拟人、对仗，译后的英法韵文中也要有比喻、借代、拟人、对仗，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唯恐糟蹋中国文化的好东西。他的老同学杨振宁说，“他特别尽力使译出的诗句富有音韵美和节奏感。从本质上说，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好的事，但他并没有打退堂鼓。” 就是这么有趣，如切如磋、精雕细琢本是一件“苦”差事，但对于有丰沛热情和深切热爱的人反而是乐事一件。许渊冲经常对着一首诗夙兴夜寐，忧急煎迫，灵感来了又眉开眼笑，喜不自胜。他的学生、清华大学副教授余石屹回忆他在北大教书时的样子，“骑着自行车，‘腾’地一下跳下来，就跟你讨论。” 杜甫《登高》里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曾被著名诗人余光中看做无法翻译的诗句。“无边落木，‘木’后是‘萧萧’，是草字头，草也算木；不尽长江，‘江’后是‘滚滚’，也是三点水。这种字形，视觉上的冲击，无论你是怎样的翻译高手都没有办法的。”这句诗的翻译问题很典型，基本可以管窥在不同文化之间传达意境的难度。 余先生大概不知道，其时这句诗已经有“高手”翻译过了，而且还不止一个人。“萧萧下”是著名诗人卞之琳翻译的，三个字被译成“shower by shower(一阵又一阵、纷纷洒落)”；而其余部分是他的学生许渊冲完成的，以“hour after hour（时时刻刻）”结尾，和卞译合辙押韵、珠联璧合。 无边落木萧萧下：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不尽长江滚滚来：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草字头”用重复sh (sheds, shower)的译法，“三点水”则用重复r (river, rolls)的译法。音义双绝，闻者称美。 许渊冲翻译的时候爱问自己：译文中能否看得见无声的画，听得见无声的音乐？这是他对译文的基本要求。前人翻译《诗经·采薇》，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中的“依依”译做“softly sway”(微微摇摆)，把“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中的“霏霏”译成“fly(飞扬)”，他看了不喜欢，觉得在“意境上和散文没什么区别”，非要达到“一切景语皆情语”。思来想去，灵感来了：“垂柳”的英文是“weeping willow ”,法文是“saulep leureur”,都有流泪的意思。顺着这个“突破口”，他把“依依”英译为“shedtear”,法译为“enpleurs”,挥泪离别之情出来了。 翻译《西厢记》是个大工程。这部被金圣叹称为“天地妙文”的奇书包罗了中国式戏剧的各种特点：铺垫、曲笔、借代、隐喻，仅杂糅在其中的各种元代俚语就够让翻译家挠头了。简单一例，张生初见莺莺，便大喊了一声“蓦然见五百年风流业冤!”什么是“业冤”，怎么解“风流”，如何让《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读者读懂这些？ 许渊冲的翻译是：Who is there if not the beauty who has sown love seed in my heart for five hundred long years!(那不是她么——五百年前在我心中播下爱情种子的美人。) 《借厢》一折中，张生描述莺莺相貌：“下面是翠裙鸳绣金莲小，上边是红袖鸾销玉笋长。”一句中两个借代——“金莲”和“玉笋”，都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直译过去就会韵味尽失。许渊冲在英文中找到了同样有文化特色的词汇“lily-like（百合花般的）”来对应“金莲”，用“taper（逐渐尖细的）来描摹“玉笋”,真就以韵文译韵文，以特色对特色。 到上世纪末，许渊冲已经出版了译著近60本，而到现在为止，他的作品已破百本大关，涵盖了汉英、英汉、汉法、法汉四种类型。英译《楚辞》、《诗经》、《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中国不朽诗三百首》几乎一气呵成。老同学杨振宁对他笑言，“你几乎每天一个灵感，我多年才有一个。” 钱钟书说:苏诗英译，壮举盛事 人人都知道，许渊冲三十年写百余本书，冲劲了得。但少有人知道，围绕着这百余本书还有若干故事、几多佳话。写书时有名师提掖，成书后有知己共赏，许渊冲译书著述的过程也是一本书，中国学界很多响当当的名字，都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出现过。 1980年香港商务印书馆约许渊冲翻译《苏东坡诗词选》。在众多参考资料中，他发现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中，把熙宁五年认定为1072年，而在另一本陈迩东注的《苏东坡诗词选中》，熙宁五年被认定为1071年，是一是二，不知如何取舍。钱先生还有一个观点：苏轼《百步洪》第一首是在描写水波冲泻，许渊冲在翻译过程中却觉得这首诗不是写“水波”而是写“轻舟”的，心中困惑。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时，钱钟书是许渊冲的老师，现在遇到疑难，许渊冲马上写了封信向老师请教。当年6月14日,钱钟书回信了： 渊冲同志： 惠函奉悉。苏诗英译，壮举盛事，不胜忻佩。垂询数则，我家无藏书，东坡集亦不例外，未能检答，至愧。诗篇编年，可借冯应榴《苏诗合注》一查。陈迩东似亦据此。七二、七一或系排印之误，当时未检出者。《百步洪》四句乃写“轻舟”，而主要在衬出水波之急泻，因“轻舟”亦可如《赤壁赋》所谓“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放一叶之扁舟”（手头无书，记忆或有误），境象迥别。匆此即致 敬礼！ 钱钟书 六月十四日 我感冒发烧，恐耽误尊事，急作复，草草请原谅。又及。 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学人心有余悸，学界风气未开。有同仁见许渊冲翻译苏诗，还曾以“翻译老古董”作评，说得这位“冲劲十足”的翻译家也有点犹豫。钱钟书先生回信第一句，就把汉诗西译称为“壮举盛事”，给了许渊冲无穷的动力。很多年后谈及此事，老翻译家仍然激动，说自己当时“又感又愧，觉得如不翻译好苏诗，也对不起钱先生了。” 完成苏诗译稿后，同年年末，许渊冲又承接了香港商务印书馆的另一项邀约——翻译《宋词一百首》。当他译到李清照的《小重山》时，发现“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一句很不好懂。注释上说，“碧云”即茶叶，是否指《金石录后序》里“赌书泼茶”的典故呢？许渊冲与翻译家劳陇（许景渊）讨论，都没有把握。他凡事较真，又写信请教老师，得到钱钟书11月25日回信如下： 渊冲同志： 我昨夜自东京归，于案头积函中见尊书，急抢先作复，以免误译书期限。李清照词乃倒装句，“惊破”指“晓梦”言，非茶倾也。谓晨尚倦卧有余梦，而婢以“碾成”之新茶烹进“一瓯”，遂惊破残睡矣。鄙见如此，供参考。劳陇君是我已故堂妹的丈夫，英文甚好，能作旧诗词及画，与我无师弟关系。匆此即致 敬礼！ 钱钟书 廿五日 当时钱钟书刚刚从日本早稻田大学讲学归来，不顾旅途劳顿，马上回信，详细解疑释惑，让许渊冲非常感佩。在之后的几年中，师生往来信件不断，或讨论诗词典故，或讨论翻译理论，老师的点拨和提掖，许渊冲至今难忘。1986年北京大学举行首届学术研究成果评奖，许渊冲翻译、钱钟书题签的《唐诗一百五十首》获得了一等奖，他也把这一喜讯写信报与了老师，并得到了钱先生“实至名归、当仁不让”的赞誉。1987年,四川出版社出版了许渊冲的英译《李白诗选一百首》，他马上寄了一本给钱钟书，收到了如下回信： 渊冲教授大鉴： 顷奉惠寄尊译青莲诗选，甚感。太白能通夷语，明人小说中敷陈其“草写吓蛮书”，惜其尚未及解红毛鬼子语文，不然，与君苟并世，必莫逆于心耳。专此致谢，即颂 暑安。 钱钟书上　杨绛同候 十一日 这里面有个典故。明人小说《古今奇观》里有篇名为《李白醉写吓蛮书》文章，说的是李白用夷语写信，回绝蛮邦使臣无礼要求的故事。钱钟书先生以此做比，说李白如果懂英文，又活到今天，和许渊冲必成知己。这是莫大的肯定。多年之后，许渊冲破译马勒《大地之歌》，从戈谢复杂的“拆字法”中找出李白名句“玉碗乘来琥珀光”的踪迹，说来也没有辜负老师“莫逆于心”的评语。 翻译的间空，老翻译家也写散文和回忆录，总之是“闲不住”。1996年他出版了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历数联大轶事，追忆联大师生，被评书人称“妙语连珠”。他自己觉得意犹未尽，又续写了一本《续忆逝水年华》，最近，还另起炉灶来一本《联大人九歌》，兴致高涨。记者最早看到《联大人九歌》，是在何兆武先生的案头。何先生对记者说，“你怎么不去采访许渊冲呢？他有意思。” 那一代联大人，几乎涵盖了中国当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群体。采访时，许先生兴致勃勃地给记者展示了一张照片，那是新世纪初杨振宁定居清华时，在京联大同窗的合照。照片中几位老友一字排开，从左向右依次是中国“两弹之父”朱光亚，翻译家许渊冲，物理学家杨振宁，经济学家王传纶，两院院士王希季。这次聚会是许渊冲组织的，他自豪地对记者说，“这几个人代表了联大的理文法工四专业。”

宛城卧龙

他是老友中的“活跃分子”，几乎和所有人都有联系。《追忆逝水年华》出版后，他马上给健在的师友和故去师友的子女们每人寄去一本，赠送不同的人还要题上不同的献词。

给汪曾祺的献词是：同是联大人，各折月宫桂。

给何兆武的献词是：当年春城梦蝴蝶，今日清华听杜鹃。

给吴冠中的献词是：诗是抽象的画，画是具体的诗。

给王希季的献词是：卫星是天上的诗词，诗词是人间的明星。

给杨振宁的献词是：科学是多中见一，艺术是一中见多。

书还赠送给了同学赵瑞蕻——另外一位翻译家。两人翻译路数不同，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就《红与黑》的翻译问题在报纸上展开论战，各执一词。许渊冲送书时也不尴尬，还是坦坦然地写了一句献词：五十年来《红与黑》，谁红谁黑谁明白。此事后来见诸报端，又引起评论者口舌无数。有人描述读许渊冲回忆录的感觉“在人情上，他似乎不是中国人。倒有点像是从新大陆来的。”他非常重视感情，又难说谙熟“人情”，狂做文章信手书，一章一句倒都是真性情。不过，这大概就是他自己这本“狂人日记”的有趣之处。

“你的成绩很大，没有浪费那些‘空白’。”萧乾说

和赵瑞蕻的的争论只是许渊冲的诸多论战之一。事实上，三十年来他面临的非议和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

和赵瑞蕻同译《红与黑》。赵翻译成“我喜欢树荫”，他翻译成“大树底下好乘凉”；赵赞成“市长夫人去世了”的直白，他喜欢“魂归离恨天”的婉曲。

和另一位翻译家王佐良讨论瓦雷里的诗《风灵》。对这首形容灵感来无影去无踪的小诗，王佐良推崇的翻译是“无影也无踪，换内衣露胸，两件一刹那。”许渊冲的翻译是“无影也无踪，更衣一刹那，隐约见酥胸。”他的看法是：“若用‘胸部’，既可指男也可指女，一点也不美。”

赵瑞蕻批评他：“许渊冲先生的译本加了许多不该加进去的东西。”王佐良则认为“酥胸”的译法是鸳鸯蝴蝶派，是应该特别避免的。许渊冲则大声反驳：一切景语皆情语，要的是文学翻译不是文字翻译。

这些争论都围绕着翻译的“真”与“美”、“神似”与“形似”的问题展开，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中国翻译界的核心问题。在翻译理论上，许渊冲坚信自己的标准——“三美”——音美、形美、意美；“三化”——深化、浅化、等化，认为文学翻译要传情达意，“达意”是求真，是低标准；“传情”是求美，是高标准。围绕着这个理论，他还分别与社科院的江枫教授、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复旦大学的陆谷孙教授进行过论战。

这几次论战都很“火爆”，有的甚至称得上“剑拔弩张”。据说，王佐良先生当时真的动了气，表示不再在刊载论战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可是没过几年，两个翻译家在某讨论会上见面了，许渊冲没事人一般拿着自己的新书送他，请他斧正。王先生无奈地笑说，“你以后少批评我两句就行了。”

还有一种非议是针对他的性格的。他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大大方方罗列出了国内外对他的各种赞誉；在散文自选集里称“三美”、“三化”理论达到了西方对等论无法达到的高度；在《唐诗三百首》的序言中写道：“中国人英译的《楚辞》，有的美国学者说是当算英美文学里的高峰；中国人英译的《西厢记》，有的英国出版社说可以和莎士比亚媲美，而这个中国人就是本书的英译者。”这些话完全不按中国式谦虚的套路出牌，难免让没接触过他本人的读者感觉“自大”。

当然也有很多读者喜欢这种“直性”：“自我彰扬比之窃窃自喜，更显光明啊。”

这只说中了一个方面。在采访中，记者的感觉是，他真诚地认为每个人肩上都扛着中国文化复兴的大旗，每个人脚下都是通向世界的路途。他在“文革”中曾饱受苦难，但后来仍然庆幸自己没留在国外，因为“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国人的最强项，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

他的话题老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里面充满着对民族文化的骄傲：

“西方对中国文化了解得很不够，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啊，世界独一。”

“我们中国人要知道自己的价值，我们现在文化上正处在一个类似于‘文艺复兴’的时期，不要妄自菲薄。”

也充满着对民族文化不能成为世界主流的焦虑：

“美国说我们没有民主，我说民主有两种。他们的民主重视‘民治’，我们的民主重视‘民享’，为什么说我们不民主？”

“在文化上外国人不理解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也理解错了外国人，我们现在要把真东西拿出来，纠正这两重错误。”

老同学何兆武谈起他这种“民族情怀”时说，“我们那一代人，曾面临过亡国灭种的危机，所以个人理想总是和国家理想一致。”这大概是后来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所不能完全理解的。

许渊冲戴过各种“帽子”——“文坛遗少”、“学霸作风”、“王婆卖瓜”，也戴过各种有形无形的“奖章”，得到过各种荣誉。前辈萧乾先生论写作，曾有一段著名的话：“创作家是对人间纸张最不吝啬的消费者，而诗人恰是这些消费者中间顶慷慨的。像一位阔佬，除去住宅他还要占一个宽大空白的花园……在那上面，诗人留下了无色的画，无声的音乐。”在《英语世界》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萧乾对许渊冲说，“你成绩很大，没有浪费那些‘空白’。”

1999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高校人文学院的10位教授，共同提名许渊冲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评委、女诗人Vallquist特地给他写了信，称他的翻译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样本”。老先生接到信，“狂劲”又上来了，说了这么一句话，“诺奖一年一个，唐诗宋词流传千年。”谁说诺奖能包举海内呢？这道理就如同许渊冲对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翻译——Truth can be known, but it may not be the well-known truth.真理可知，但未必是你所认识到的真理。

钱钟书给许渊冲的书信之一

许渊冲精彩译文选登

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SONG OF THE GREATWIND

A great wind rises, oh! the clouds are driven away.

I come to my native land, oh! now the world is under my sway .

Where can I find brave men, oh! to guard my four frontiers today!

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FISHING IN SNOW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lonely fisherman afloat

Is fishing snow in lonely boat.

宛城卧龙

屠岸：屠岸与莎翁十四行诗

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

威廉·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家和诗人。他一生以剧本创作为主，然而，他写的诗歌，是他整个文艺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英国诗坛乃至世界诗坛盛开的绚烂花朵之一。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莎氏十四行诗陆续被译介到中国，早期译者有丘瑞曲、朱湘、李岳南、梁宗岱、方平、梁遇春、袁水拍等十多位，他们让世界文学的精华之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得以传播，热爱莎氏诗歌的读者由此得以欣赏和借鉴。可惜的是，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的莎氏十四行诗集问世。一九五○年，由屠岸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中文全译本正式出版，迄今整六十年矣。 屠岸译莎氏十四行诗缘起 屠岸，原名蒋璧厚，诗人兼翻译家，生于一九二三年。他一九四二年在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读书之余，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与翻译活动，写新诗，翻译惠特曼诗集《鼓声》，同时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歌。 那时，屠岸家住上海萨坡赛路(今淡水路)，其附近的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上，有一家叫“古今书店”的旧书铺，只有窄小的一开间门面，父子两人打理，维持着艰难的小本经营。课余间，屠岸常去书铺看书，亦淘些廉价的旧书。一个冬天的傍晚，他照例走进店里，忽然瞥见书架上有一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英文原版本，这是一九○四年伦敦德拉莫尔出版社出版的夏洛蒂·斯托普斯注释本，是精致小巧的精装本，让屠岸看一眼就喜欢上了。他试着向店主询价，年轻的店主笑答二千元(当时流通的伪币)，屠岸一愣，一个穷学生，实在无力购买此书，只得将书默默放回书架。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是惦记着这本心爱之书，生怕被人买走。一天，他又来到书店，那书还在书架上静静地站着，他的心得到一丝安慰。因囊中羞涩，他大胆地向店主提出借阅一星期的要求，当即得到允许。他激动地把书捧回家，一遍遍摩挲、翻阅。一星期到了，他如期归还、道谢。年轻店主笑着接过书，顺手从衣袋里掏出自来水笔，打开扉页沙沙写道:“赠给璧厚吾友麦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这让屠岸喜出望外，激动得不知所措，忙说:“你们也不宽裕啊。”青年笑答:“书到爱书人手上，是它最好的归宿。”年轻店主即麦杆，原名王兴堂，后为我国著名木刻家。他与屠岸成了好朋友。麦杆曾为屠岸的另一部译著《鼓声》画过插图。一直到一九八四年，屠岸在烟台与正在此地办画展的麦杆不期相遇，屠岸将手头的一本新版《十四行诗集》赠与麦杆，说没有您当年赠书，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译本，是莎士比亚诗歌把我俩的友谊连结在一起。 再说屠岸当年得到麦杆的赠书，又参照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克雷格所编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一卷本，在课余夜以继日地投入翻译，历时几个寒暑，终于完成了莎氏全部十四行诗的翻译。除了译诗，他还在每首诗的后面写有数百字不等的“译解”，对该诗进行精辟分析和解读。这是屠岸译著不同于别人的可贵之处，曾受到冯至先生的称赞。此书经好友、上海《大公报》副刊编辑刘北汜介绍，列入文化工作社“译文丛书”，于一九五○年十月在沪初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文全译单行本。此书发行人为韦秋琛先生，他是文化工作社老板。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初版本特色 初版本封面上的书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是老宋体，由上而下竖排在中间，十分醒目。扉页上有一题辞:“译献已故的金鹿火同志”。这是屠岸大学同窗好友张志镳，金鹿火即他姓名最后一个字“镳”的分解。屠岸把这部译著的出版作为对亡友最好的纪念。为了方便阅读，屠岸写了《关于莎氏十四行诗集》长文作为代跋，又请诗友左弦(后成为我国著名评弹艺术理论家)译出俄文版《马尔夏克译莎氏十四行诗集后记》，附在卷末。上海解放初，屠岸在书店里买到马尔夏克的这部俄译本，书后附有苏联莎学专家莫洛佐夫的文章，即左弦译的《后记》。 这一初版本的插图颇有特色，作画者为孟石，共九幅，扉页上有莎士比亚像和骚桑普顿伯爵像(据说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大部分是献给他的)，另外七幅画是为第八、十二、十五、六十、一二九、一三二、一三八首诗而作，这些带有装饰趣味的黑白插图，寓意深刻，笔墨活泼，引人思索。如第八首诗，写到父亲、母亲、儿子合成一体，唱一支歌“你独身，将要一无所成”，插图画的是三只袋鼠，一公一母一幼，幼者在母亲袋里，三只袋鼠都在拨七弦琴，唱着歌，公鼠真诚平和，母鼠情绪高昂，幼鼠喜悦纯真。孟石以拟人化的笔触，画出了人的情感。孟石是屠岸胞兄蒋孟厚的笔名。两人手足情深。当年应屠岸所邀，孟石画了这些充满童趣和想象的插图。他后来成为留苏博士，回国后任西安交大建筑系教授，二○○二年因病辞世。 由初版本的印数还引出一个小插曲。版权页上有“印数1000，校对:译者”的字样，屠岸也以为印数一千册，在日后的《再版后记》中写道:“这本书初版一千册中的错误随着这一千册流传在读者中间了。”后来，经文化工作社的小徒弟揭发，老板韦秋琛隐瞒了此书的印数，实际印数为两千册。这让老板韦秋琛很是尴尬，连忙向译者诚恳道歉，补发稿费，并在再版时更正了初版印数。 屠岸在翻译出版此书过程中，还有几个小插曲。一九五○年三月，屠岸在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参与创办《戏曲报》时，到胡风家去组稿，胡风问他近来在忙啥，他说在译莎氏十四行诗，又说现在是革命第一，莎氏十四行诗译文只能作为文献资料保存。胡风说，莎氏十四行诗是影响人的灵魂的作品，对今天的读者有用，对将来的读者也有用，鼓励屠岸译完它，出版它。当时文化局艺术处有一条不成文规定，干部发表作品要经领导审批。屠岸把译文交给党支书看，支书说莎氏劝青年结婚，不合当时中国时代气氛。屠岸又把译文送给副处长黄佐临先生审阅，黄予以肯定和鼓励，这才算通过了。此书出版后，第一个给予称赞的是南京诗人兼翻译家赵瑞蕻。后来，复旦大学教授周煦良又通过华东局文化部副部长黄源转告屠岸，认为译得甚好。 屠岸译著的版本流变 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初版后一年零四个月，文化工作社即以“世界文学译丛”的名义，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再版，印数为三千五百册。虽是再版印刷，但版本已有些变化，一是封面上的书名由竖排改为横排，二是书末增加译者的《再版后记》。因为初版发行后，上海翻译家方平先生写了《评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一文，投寄给《翻译通报》杂志，主编董秋斯为慎重起见，将此稿寄屠岸征求意见。屠岸觉得方平的意见大多提得对，同意发表，同时对方平文中几处批评错了的地方，写信告诉方平。方平作了修改，发表出来的文章，批评得全对。所以，译者在《再版后记》中特别谈到:“方平同志的指正对我是有帮助的，它首先使我认识到自己在翻译工作上还存在着粗枝大叶的作风，其次它使我懂得在翻译工作上应该更谦虚一些。仅仅为了这两点，我就有理由在这里深深地感谢方平同志。”根据方平的意见，屠岸对译稿作了较大的修改，并在《再版后记》结尾处说:“一个翻译工作者主要地应该从读者和批评家的不断的批评和指责中求得进步，对于这样的批评和指责，我是欢迎的，我是感谢的。” 方平读了屠岸译著，敢说实说，一诉己见。屠岸对待批评的态度是虚心接受，虚怀若谷。这样一种与人为善的谦谦君子之风，以及由此营造出来的良好文艺批评环境，是令人称赞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出版系统实行公私合营，文化工作社合并进了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六月，该社出版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为新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三千册。除初译时参照的两种原版本外，屠岸又增加参照了哈锐森编订的企鹅版一九四九年修订本(初版于一九三八年)。屠岸这个译本与文化工作社的版本相比，明显的区别是换了封面装帧。深绿底色上，毛笔行书竖写书名，左下方有“屠岸题”三个字。可惜的是，原先受到读者赞赏的孟石的插图，有人批评说过于调侃不够严肃而取消了。全书另用了选自马尔夏克俄译本中的两幅木刻画，一幅是莎士比亚像，另一幅是第八首诗的插图。 时过一年，一九五六年六月，新文艺出版社以原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的版本为蓝本，重新出版这本书，标以“新一版第一次印刷”，封面上删去了“屠岸题”三个字，恐怕当时的社会气氛不宜突出个人吧。原来的《再版后记》抽去，换成了《重版前记》，译者从五个方面对译本作了全面的修改:“一是改正误译，二是改正不达意不确切处，三是改进语法修辞，四是改进音韵，五是改进译解。”这一版本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又印了第二、第三次，三次印刷总数为四万二千册。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以新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为蓝本，出版“新一版新一次印刷，印数三千册”，仍保留初版本屠岸的“代跋”及附录的左弦所译《马尔夏克后记》。这个版本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也印了三次，后两次未标示印数。封面在原书法体书名前，铅印“屠岸译”三字，左边加了七弦琴和花朵的装饰花纹。此书是最后一次以繁体字竖排形式出现的版式。 一九六三年，屠岸根据卞之琳先生的意见，又参照诺克斯·普勒编注的亚屯版一九四三年修订本，海德·柔林斯一九四四年编订的“新集注本”，对莎氏十四行诗进行了一次全面修改加工，重写了《译后记》，交给卞之琳先生审阅。然而，此时政治形势步步吃紧，已很难出版外国文学作品了。到“文革”更是登峰造极，封杀了一切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一直到“四人帮”粉碎后的一九七七年，卞之琳在与屠岸重逢时，郑重地将冒着危险保存了十五年的《译后记》面交屠岸，令屠岸感激不已。 莎氏十四行诗获得再生 “文革”结束后，屠岸听说，在“文革”的文化沙漠期间，有人(包括下乡青年、部队战士)偷偷阅读他译的莎氏十四行诗，还有手抄本在民间流传。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青年诗人高洪波(后任《诗刊》主编，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对屠岸说，他在云南当兵时，与战士们共读莎氏十四行诗。屠岸问:是谁的译本？高洪波当即背诵了一首，屠岸发现果真是他的译文！ 一九八一年五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以“新一版第一次印刷”，出版了改名为《十四行诗集》的屠岸译著，使莎氏十四行诗在告别中国读者二十余年后“重见天日”。屠岸将一九六三年的修改本又作了五百多处修改，由昔日好友、知名莎学专家方平先生任责任编辑(方平翻译的第一个译本即是莎氏第一部长诗《维纳斯与阿童妮》，由文化工作社作为“世界文学译丛”之一出版于一九五二年)。封面设计为蒲公英，正文首次改为简体字横排，目录仅列两行:十四行诗集、译后记，不附任何插图。这个版本后来又印过一次，一九九二年六月第三次印刷时，恢复了原书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以后又重印多次。一直到二○○八年三月，重庆出版社与英国企鹅出版公司合作，出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屠岸“对译文又作了一次修改，参考了罗尔夫注释本(1898)、西摩·斯密斯注释本(1982)、布思注释本(1977)、钱兆明注释本(1995)”。这样，屠岸的这部译著更臻完善了。 屠岸自一九五○年翻译出版中文全译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六十年来，此书不断再版再印，累计印数达五十万册以上。而每新版一次，屠岸就要精心修订一番。他感慨:译诗难，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更难。然而，年逾八十七岁的屠岸依然“执迷不悟”地说:“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以后如有机会，我还将再进行修订，因为对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琢磨、改进，是无止境的，这也许是我一辈子的工作。” 屠岸和他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中文全译本

宛城卧龙

李士俊：世界语界的奇才

来源： 中国翻译协会

李士俊，是国际世界语科学院院士、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会员、格拉鲍斯基头奖获得者、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大学校长、中国报道社前副总编、世界语学家、世界语翻译家、作家、教育家…… 如此众多璀璨的世界语光环！他值得拥有。 李士俊在中国世界语界可以说是独领风骚的人物，在国际世界语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一切均无法与他对世界语的挚爱和一生的追求与奋斗剥离开来。 1923年，李士俊出生于河北省的一户清贫农家。他从小聪明好学，崇尚自然科学的他，曾经用一辆自行车与人换回一块磁铁和一些自然科学书籍。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发明家，像瓦特、爱迪生、居里夫人那样，为人类做贡献。 1937年，对于李士俊来说，可谓“祸不单行”，在失去双亲的同时，也失去了家园。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中国北部，并向南进犯。为了不做亡国奴，考入百年老校--济南一中的他不得不随学校逃亡，成为了流亡学生。他随学校先后由山东步行到河南、湖北、陕西、四川等地，每天他和同学们背负着沉重的行囊步行几十公里，虽然很累，但他们个个精神抖擞、斗志高昂，他们组织了狂飙剧团，演出话剧揭露日寇侵华罪行。 1939年，李士俊的流亡生活在成都北部的罗江小县城安定下来。一天，他在一个小书摊上发现了一本小书《世界语一月通》，这立即引起了他的兴趣，毫不犹豫地将那本小书买了下来，并在两周之内读完了它的30课书，他被世界语深深地吸引了；不久后，他报名参加了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的世界语班，学习完初级班，又进入了中级班，并开始用世界语练习写作，翻译一些简单的文章。从此，他与世界语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20世纪40年代，年轻的李士俊勤奋学习世界语，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由于生活的贫瘠和营养不良，他不幸得了肺结核，医生给他的诊断是“最多再活两年”。他以乐观豁达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战胜了病魔，顽强地活了下来。住院期间，他仍然致力于推广世界语，还带动一些病友一同学习世界语。 李士俊酷爱文学，常常写诗作词，深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语翻译技艺，功底扎实深厚。年轻时，他崇拜懂得30多种语言并对世界语语言风格的创建做出杰出贡献的波兰世界语者卡贝(Kabe)，崇拜世界语原作小说家和诗人尤利巴基(Julio Baghy)，崇拜诗歌翻译家卡罗柴(K. Kalocsay)…… 40年代，他借阅并手抄过尤利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抄写过卡罗柴翻译的长诗《勇敢的约翰》，并油印出来作为授课教材使用。他的世界语修辞文风深受他们的影响，也为以后的辉煌奠定了深厚扎实的根基。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李士俊从成都来到北京，参加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筹备工作，后又为世界语月刊《中国报道》，做翻译工作。1954年，因政治原因，《中国报道》一度停刊，他转至东北教书，但从未忘记世界语。1957年，《中国报道》复刊，他又回到北京，在杂志社工作直到退休。 李士俊对世界语的学习非常执着，20世纪60年代，他每天上下班的路程要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他就将自己喜爱的长篇叙事诗《阿诗玛》抄一小节诗在纸片上，每天骑车途中不时拿出看看，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在大脑里进行世界语翻译，到了办公室立即将翻译出来的诗歌记录在纸上。就这样，日积月累，一部世界语文版的《阿诗玛》问世了。后来被英国作家威廉?奥尔德把其中的一部分编选入了《新世界语文选》。 世界语不仅成就了他的事业，还成就了他的姻缘。他与夫人在40年代因世界语相识相恋，并冲破家庭的阻挠结合。1954年，夫人身患重病，曾多次住院治疗。住院费用高得惊人，他的工资难以承负，他只能通过加倍地翻译和讲学，以便赚取更多的薪水，来支撑一家5口人的生活开支。直到现在，他依然保留着一个藏青色的椅垫，那最初是他的一件大衣，用旧后，他亲自动手给儿子改成了小大衣，之后又改成短上衣，直到最后被改成了一个椅垫。 李士俊的家庭可以说是世界语之家，家庭成员或多或少都会些世界语。他曾带领女儿、儿媳和外孙女在北美世界语大会上演唱他世译的《茉莉花》，两个外孙女还表演了世界语相声。家庭成员中二儿子的世界语水平最高，那是因为还在父亲怀里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教他说世界语了。 李士俊坚持用世界语写日记，他认为：在使用世界语写作的同时，也使用它进行了思考，这就培养了世界语的思维习惯。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只有经常使用，才会熟能生巧，运用的更加灵活、自如。因此，李士俊总是不遗余力地推广世界语，使用世界语翻译、教学、著书、进行国际文化交流…… 他不仅是多产的杰出翻译家，还教书育人，曾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世界语选修课教师、北京外国语学院世界语高校教师培训班教师、青岛大学、北京传媒大学客座教授，培养了大批的学生，其中不少学生成为世界语专业单位的骨干。 他是位传奇的翻译家，不仅如此，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位可亲可敬的长者、学者、文学家、诗人、琴棋书画爱好者，他不仅翻译、教书，还会弹琴、作诗、作曲、作画…… 几十年来，李士俊不仅为《中国报道》杂志翻译、改定了大量稿件，还翻译了大量文学著作，历史剧《屈原》、小说《春天里的秋天》、《聊斋志异》、《寒夜》、《子夜》等等。特别令人感叹的是，他将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的三部翻译成了世界语并参与了另外一部名著的审核工作。李士俊早在20多年前就收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有关资料，准备翻译工作。1995年，《红楼梦》一书由另外一位世界语专家谢玉明翻译完成，李士俊参与了该书的审核工作；1990年-2000年，他用了10年时间完成了《水浒传》的翻译；又用了6年时间(2001年-2006年)完成了《三国演义》的翻译工作；2007年他又开始着手《西游记》的翻译，直到2009年3月，在他86岁高龄时译完此书。为此他成为中国翻译史上一个人同时完成三部伟大古典名著的翻译家，这在世界上是极少见的。这不仅是中国世界语界的光荣，也国际世界语界的骄傲！ 说到翻译，李士俊认为：做好翻译是很难的事情，因为翻译关系着文化，不仅仅是字面的问题，对文化了解越多，翻译起来也就越容易。翻译是艺术，也是工匠细活儿，需要反复地下功夫，还要有耐心。提及他世译的几大名著，他说，因为年纪大了，精力不再像年轻时那么充沛，翻译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希望以后有人重新翻译它们。现在，他又开始了老舍的《四世同堂》一书的世界语翻译。 李士俊把自己世界语的成就归功于他崇拜的世界语者先人们，他说“是他们让我爱不释手的世界语翻译作品培养了我对世界语的感觉和悟性。”“我没能像自己崇拜的卡罗柴(K. Kalocsay)那样把诗歌翻译得那样达意传神。”他反复强调自己还是个学生，还处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他的谦逊让人领略到了大家的风范！

金沙文字

卧龙辛苦啦！资料值得参考。
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胜任。喜欢唱歌的人，不一定能把歌唱好。根据我的初步研究，在俄语诗歌翻译领域，尚未发现天才的翻译家。获奖者、浪得虚名者倒是不少。后学只能踩着“巨人”的肩膀攀登了.....................。

す單細胞す

译文必须反映原文风格，在译“她长得漂亮极了”一句中，原文并没有用成语，谚语，或任何修辞手法，只是普通的赞叹。译成She is beauty itself. 似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