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版茶馆（文本版）

金沙文字

《偶像时代的终结》

    题记：指出别人的错误是最大的错误。人类始终背着错误的十字架艰难前行！

        这是个偶像坍塌的时代！过去翻遍图书馆找不到的东西，现在只要轻轻敲几下键盘就解决了。过去大学的很多知识，现在很多已经“下放”到高中的教科书中。过去，会讲英语，简直就是外星人；现在，农村都办起了双语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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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精彩译文选登”

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SONG OF THE GREAT WIND

A great wind rises, oh! the clouds are driven away.
I come to my native land, oh! now the world is under my sway .
Where can I find brave men, oh! to guard my four frontier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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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
1.SONG OF THE GREAT WIND 一点不精彩！
2.A great wind rises, oh! the clouds are driven away.
rises不好。
the clouds are driven away是“云飞扬”的本意吗？理解偏了。
3.I come to my native land, oh! now the world is under my sway.
I come to 是“归”的意思吗？
Native land合适吗？没搞懂词语的核心意思！
4.Where can I find brave men, oh! to guard my four frontiers today!
Where can I find 是“安得”的意思吗？
Four frontiers 是翻译数学术语，还是翻译诗句？
全诗（包括题目）共四行，没有一句出彩，没有一句值得表扬，反而，每一句都有一个以上的问题或错误！唯一值得表扬的是把“兮”译成oh, 鸡叫变猫叫！
越是丑人，越是爱照镜子。还要狂，狂什么呢？把诗歌交给这种“诗译英法惟一人 不是院士胜院士”的人翻译，谁还放心呢？！！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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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FISHING IN SNOW【诗中画被完全破坏】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意思偏差，“飞绝”含有飞离此地的含义】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表扬】
A lonely fisherman afloat【“蓑笠”都哪儿去啦？】
Is fishing snow in lonely boat.【真的钓雪？作者为了押韵而钓雪。译者不知变通！】


【江湖难填恨海，剑出伤我心怀。——白秋霜】

す單細胞す

金沙文字 发表于 2012-2-25 09:28
《偶像时代的终结》

    题记：指出别人的错误是最大的错误。人类始终背着错误的十字架艰难前行！

许愿冲已把译文改了，前两句没变，后两句改为：A straw-cloak'd man in a boat, lo! Fishing on river clad in now.
我也是研究诗歌翻译的，经过对比各种译本，我对《江雪》也译出了自己的风格，有空看看我的新帖吧！

宛城卧龙

郭晓勇：翻译服务产业助推我国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出去”

来源： 中国翻译协会

文化“走出去”是我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对新世纪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应该做出的贡献，而中国文化要成功地“走出去”，就离不开翻译这座沟通交流的桥梁。文化部部长蔡武曾指出：“翻译工作是决定对外传播效果的最直接因素和最基础条件，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也指出：“不论是对于中国尊重文明多样性、吸收世界各国文明成果来说，还是对于介绍中国发展、中国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而言，翻译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些观点都是对翻译工作服务于改革开放大局重要性的充分肯定。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当我们谈到中译外，谈到对外传播翻译时，往往提及中央编译局、中国外文局、新华社、国际广播电台等国家专设的翻译和新闻出版机构，这些机构曾承担过国家主要的对外翻译任务。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对外交流空前扩大，原来的格局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翻译服务企业开始萌芽并快速发展起来，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对外翻译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任务。 为了加强自律、共同发展，十年前，部分国内翻译企业自发成立了“全国翻译企业协作网”，并于2003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这些年来，在中国译协的领导下，翻译服务委员会组织译协会员企业在国家重大外事活动、对外图书出版、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并积极组织制定相关标准，规范市场行为，提升服务质量，为中国翻译服务行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翻译行业现在进入了快速成长期，正在成为发展前景良好的新兴产业。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在营翻译企业为15039家，其承担的语言服务业务的产值保守估计在120亿元以上；高校纷纷开设翻译本科和硕士专业学位，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职业翻译人才；全国翻译资格考试也已经吸引了13万人次报考。翻译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挑战和机遇同在。翻译服务市场还不够规范，翻译质量参差不齐，高素质翻译人才缺口巨大，行业发展不平衡，整体竞争力还比较弱。 要解决这些问题，单靠一个企业，一个机构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必须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中国翻译协会作为中国翻译界唯一的全国性行业组织，有义务为行业的发展尽心尽力，而翻译服务委员会作为协会的分支机构更是责无旁贷。我们愿意继续与相关单位合作，共同探讨如何提升和加强中国翻译服务产业的整体实力和服务水平，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为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做出更大的贡献！ （选自作者在“纪念全国翻译产业创立十周年暨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翻译研讨会”上的致辞）

宛城卧龙

桂晓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三个不相称”和“两个不对称”

来源： 中国翻译协会

中国的编辑出版界和翻译界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新世纪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这种联系理应得到极大的加强并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我想简要地介绍一下中国编辑学会与翻译相关的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开创翻译编辑工作的新境界，是新世纪新阶段编辑工作者要着力写好的一篇大文章。为文化建设服务，是出版编辑工作的根本功能。文化力是人类开发和应用的所有力量中最深厚、最持久因而也是最强大的力量。出版和编辑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服务，具体是通过为文化服务来实现的。鉴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一般同时是国际交流的过程，翻译编辑工作历来是编辑出版实现为文化服务功能的重要途径,在近代、现代、当代，都写下了多彩的篇章。而今天，翻译编辑工作在整个编辑工作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为新的国际国内大局和传播技术发展的新形势，把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任务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当前翻译编辑工作和翻译工作都还存在诸多欠缺，远远不能适应适应这一任务的要求，必须大力加强，提高到新的层次。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比较而言，还存在“三个不相称”和“两个不对称”。“三个不相称”一是和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不相称，二是和我国当今的政治、经济地位不相称，三是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争取和平发展国际环境的目标不相称；“两个不对称”是指输入与输出不对称，形成这种局面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翻译水平和和翻译编辑水平的滞后。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中国编辑学会决定成立翻译编辑专业委员会，专门从事有关研究工作。 第二，开创翻译编辑工作的新境界，要树立“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的理念。所谓“大文化”的理念，一是说新世纪的编辑工作者、翻译工作者应当有更高的为文化服务的自觉性。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有句被无数炎黄子孙传诵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天编辑出版工作者应该说：文化兴盛，编辑有责；文化走出去，翻译编辑特别有责。二是说编辑工作者、翻译工作者要有更加宽广的文化视野。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相互关系的大局来认识作为民族灵魂的文化，从古今文化的联系和变革来研究当代文化，着眼于多民族共同繁荣的大格局来建设中华文化，还要放眼世界，从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比较和交融激荡来研究发展中国文化。所谓“大媒体”的理念，是说要树立多种媒体综合运用的自觉。必须看到，当今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不简单是传统传播功能的延长和扩大，而是传播途径和传播载体的革命性变化。纸质出版物毫无疑问地将长久地拥有广大的读者，但是，数字出版代表着出版业的方向和未来，以PDA、3G、TD、电子纸等技术为支撑的新出版业态,由于具有方便、快捷、互动和内容海量、服务高度个性化以及低碳环保等优势，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汹涌大潮，改变着亿万人的阅读生活。翻译编辑在继续选用传统媒体的同时，一定要积极利用各种新技术、新手段、新载体，利用网络，以及手机、手持阅读器、ipad等各种移动终端编辑外向型出版物，最大幅度地扩大能代表中华文化形象、为世界人民喜闻乐见的出版物在国际市场上的覆盖面。为此，翻译编辑不仅要掌握新知识新技能，更要转变理念，满怀激情，站到潮流前头主动设计和引领，而不是被动适应，更不是因为缺乏起码的敏感和远见而被边缘化。所谓“大编辑”的理念，是说要自觉认识编辑工作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作用的重大和工作领域、工作职能的不断扩大，坚持编辑工作在对外出版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强化翻译编辑工作质量保障体系，通过确保和提高编辑工作的质量，确保和提高对外出版物的质量。 第三，开创翻译编辑工作的新境界，要多管齐下，多方合作，综合努力。加强翻译编辑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多项子工程，其中重要的有：加强队伍建设特别是高端、新型人才培养，加强理论研究，健全工作规范，加强翻译出版物质量检查和评审，加强对翻译出版单位和从业人员的资质管理，加强行业自律，加强与港澳台和国际编辑界同行的业务交流，等等。这些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我们高兴地看到，翻译工作和翻译编辑工作得到了管理机关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有关方面的合作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今天的会议就是实例之一。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中国编辑学会及所属翻译编辑委员会与翻译协会等社团及翻译企业、有关高校的合作能够进一步扩大，取得更多的成果。 （摘选自作者在“纪念全国翻译产业创立十周年暨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翻译研讨会”上的致辞）

宛城卧龙

吴伟：翻译——二度创作之难

来源： 中国翻译协会

翻译的困难，与生俱来。因为语言的表达原本就是困难的，若想将本来就困难的东西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将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因此，翻译是一门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学问，也是一门不仅涉及语言，更是文化和艺术的学问。我既非语言专业的学者，更不是专家，原不应该班门弄斧，但因近些年对外推广中国图书，深感语言转换的重要，好像时时都在与之对话，你想不说都不行。 首先，翻译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换成另一种语言，更是一种文化的转换和移植过程。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某个译本好，而某个译本不好，所谓的好与不好，不是译文是否正确，而是“味道”是否适合对应读者的需求，是否已经本土化。据说翻译《茶花女》的译者本不懂外文，其译本是听翻译之说后“创作了一个中国人为之感动的故事”。 第二，绝对意义上的对等翻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状态。相信每一个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希望将原创通过不同的语言转化成为另外一个“原创”，一直信奉和尊崇的“信、达、雅”原则，即是如此。但是，能够达到如此境界的翻译家实在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当今能够流传下来的文学名著，无论是外文翻译成中文的还是中文翻译成外文的，正是这些翻译大家的杰作。 第三，翻译事业呼唤方方面面的支持才能发展和兴旺。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扩大了对外交流和交往，翻译就显得格外重要和稀缺。从国家间高层的互访和沟通，到各层级的新闻发布；从图书出版、文艺演出到招商引资、贸易洽谈，翻译的身影无处不在。因此，翻译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好像翻译又不那么重要，比如，大学里虽设有翻译专业，但评职称时翻译作品又不算成果，无论你翻译的著作多么重要和有影响。这是令很多教授和研究人员非常苦恼和郁闷的事，也应该是翻译事业始终不能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吧。 然而，中国文化“走出去”，离不开翻译，无论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还是“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虽然成果是在国外出版中国图书，但第一程序，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程序是翻译。有了好的翻译，图书的出版就成功了一大半。当今，国外出版机构在购买了中国图书版权后，最希望的是中国能够提供图书的外文初稿，也就是希望翻译工作的初始阶段在中国完成。当然，这其中有节省资金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相对便宜，翻译亦在其中，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翻译对原作的理解一定强于外国的翻译，至少能够做到翻译的正确，而这又是翻译工作的基础。 英国文化委员会联合企鹅出版集团一直在做翻译的培训，目的是更好的翻译中国作品。他们将中国的翻译与外国的翻译坐在一起，集中一段时间，一一对应，边学习边讨论边翻译，实践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当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形式有很多，也有不直接通过翻译而是将故事注入中国元素，用外国语言讲中国故事，这在当今已成为一种时尚。比如，美国的动画片《花木兰》，电影《功夫熊猫》，意大利歌剧《图兰朵》。但是，相信看过这些作品的人，一定觉得这不是中国的。当然，有，聊胜于无，美国人按照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创作了美式的花木兰和熊猫，他们眼中和心中的花木兰和中国功夫，大概就是电影中表现出的那个样子。有趣的是，这种用自己的语言讲别人家故事的做法，我们也已经学习过来，据说电影《三枪》的剧本或说故事情节即来自美国大导演、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得主科恩兄弟1984年的处女作《血迷宫》。有记者特地把《血迷宫》找出来看了一遍。发现，《三枪》基本忠实了原作故事，这也是《三枪》完整而富有逻辑地终于讲完了一个故事的重要原因。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喜欢讲中国故事，当然，有的是通过观察，亲身经历，多数情况下，还是通过各种媒体以及读书、访问来了解中国，充实和完善自己的故事。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将中国最精彩的故事告诉他们。 虽然翻译专业每年都有数量可观的学生毕业，但当我们用到翻译之时还是有捉襟见肘之感。也许正是这种巨大的需求，催生了各种民间的翻译公司以及翻译软件的开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市场需求的空白，也为中国走出去做出了贡献。 （摘选自作者在“纪念全国翻译产业创立十周年暨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翻译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

宛城卧龙

和龑：对“出版走出去”中有关问题的几点思考

来源： 中国翻译协会

在中央的主导下，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强力指导推动下，“中国出版走出去”开展10余年来，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作为一个大国“软实力”的最主要载体产业，出版业对国外的文化影响力，距离我国日渐上升的国际地位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伴随着“出版走出去”的一步步提升，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我想就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考与同仁探讨。 1、关于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中政策引导的困惑 长期以来，我们的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考核的重点是看向欧美日等所谓西方主流国家的版权数量，似乎我们的图书出版对外走出去工作就是要盯着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总是单方面考虑怎样让对方能接受我们的思想文化，并进而能认同我们的价值观等，殊不知中国与西方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有与对方沟通的可能，才能让对方了解你，进而理解你，达到“和而不同”，即已达目的了。而在我们时下的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实际工作中，反而是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甚至我们的各邻国不甚感兴趣。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大的认识和理论甚至是决策上的误区。无论从价值观还是意识形态，我们的邻国及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或许对于我们的思想文化更容易接受，这样我们走出去的成本也更小一些。曾记否，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对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大规模援助时，当时的中国真是一穷二白，尚且有许多大的气魄与举措，今天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位居世界第二，更应该拿出当年的劲头来，在思想文化走出去上做出点实事来。亚非拉国家文化大多相对落后，近年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公司纷纷走出国门，在这些国家大展拳脚。而我们的思想文化在亚非拉地区的传播影响却不见大的起色。在这块中间地带的大舞台上，我们与西方的思想文化较量绝对是此消彼长，你进我退。尤其是在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无论是在世界观的认识上，还是在价值观的理念上，都有许多相通之处，而且这两种文明的交流已延续了数千年之久；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让伊斯兰思想文化与欧美的基督教文化越走越近，甚至拉起手来，那对于我们中国在国际大家庭和国际大舞台上的话语权就不仅仅是一种尴尬，更重要的是这将直接从00、政治安全、资源安全，甚至国家安全0给我们的国家带来更多的危害。中央及政府可参考对其他行业走出去的优惠政策，鼓励中国的思想文化走出去在这些地区有所作为，其实只需要拿出对外所持债权的百分之一即可将此事版的事半功倍。 2、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做好“思想文化走出去” 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应该根据地方的出版资源、文化资源、思想资源的状况，充分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来研究制定一整套与中央有关政策配套的用来促进本地区的“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方针政策和相应的具体措施，拿出一定的力量来扶植。近年以来，上海、杭州、成都、重庆，甚至连无锡等中小城市也都采取了各种切实可行、力度极大的优惠政策来鼓励扶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但是像北京这样出版资源、思想文化资源高度集聚的京畿地区，更能够也应该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国家大战略中作出更多的贡献，起到更大的作用。据统计，北京地区集中了国营出版社的50%左右近300家、民营书业公司的70%以上的数千家，建国60年来首次引入定量分析评比资质为的一级“百佳出版社”北京地区就占了55席；为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首次设立评选出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113种图书中北京即占60席之多，而由于高校、科研文化研究单位、翻译部门在北京的大集中格局，可以说全国出版资源的60%以上集中在北京。北京如何将这件事情做好，如何能够事半功倍，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和研究的课题。一定要打破所谓中央与地方的“政策畛域”，不管是中央所属的出版单位，还是北京市属的出版单位，只要是在北京地区注册登记、缴纳税费的所有出版单位都应一视同仁，扶植推动。更何况出版单位改制后，企业的登记、社保的管理等一些事项均须由北京市作属地管理。应该说，“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北京地区的资源支撑，思想文化政治的引领作用，而作为今后北京地区的城市目标定位来看，要实现将北京做成“文化北京”、“世界文化名城”的战略目标，非积极引领全国的“中国出版走出去”工作不可，离开北京地区的全方位参与引领，“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3、加大思想理论走出去的力度，政策调控是关键 政府有关部门的有些政策可考虑做些调整，比如说思想文化走出去和民间文化走出去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但从目前“走出去”的现状来看，在政策层面上更应该鼓励前者，因为这是中国的核心思想、核心文化，是最应该强力推出去的。而且这些年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少，成效也不大，所以我想在思想文化走出去方面，政府应该下大力气，应该有更大的投入。譬如说可以由财政安排每年一定额度的专项资金用来资助有分量的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的翻译、版权、推广等费用，每本资助10万元，1000种才不过1个亿，比起国家在其它任何方面的投入都显得微乎其微。我想借这个机会讲一件事情，听说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是法兰克福书展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担任主宾国，国家仅仅投入几千万，而近些年国内和北京地区的一些文化艺术项目甚至一个剧目，投资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如果把这个钱拿来，支持中国的出版走出去，能发挥多么大的效益啊。 4、让图书实物出口能真正起到传播中国思想文化的效果 据最新统计，中国的图书2009年出口多达885万册，覆盖190多个国家与地区，但现实问题是这些出口的数百万册图书根本难以进入所在国的主流渠道和主流社会，致使“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的深度和广度严重打折扣，这些图书大多只能在一些当地的华文书店上架销售，在一些华文社区传播，没有走进当地大众读者中，更无法在当地主流社会传播开来。从某种角度甚至可以说，“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的工作还停留在“虚的形式，花拳绣腿”层面，都是给国人和有关部门的领导看的，而缺乏实实在在的内容，尤其是没有取得更好的效果，说“事倍功半”一点都不过分。 思想文化的传播和走出去是一个民族软实力提升的必须，也是一个需要各方面有志之士长期持之以恒去做的事情。由此我想起大学期间常有些西方国家使馆和机构通过留学生、交流学者等管道将其国家所出图书无偿赠给我们这些渴望知识、渴望读书的学子的往事。我想，我们也可以通过驻外使领馆、孔子学院、商务机构、留学机构，将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新中国六十年的图书送到国外学校的图书馆，甚至社区的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甚至送给一些学习汉语的学生，以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能流畅地进入当地主流社会。据近日教育部公布的数据称新世纪以来留学的外国学生逐年增长比例突飞猛进，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50万人，这样巨大的群体，而且考虑到这一群体在其所在国人的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如果我们能把这部分人作为我们从事“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的对象，一操作简便，二成本较低，三易于交流，四是这些渴望阅读中国图书，其它好处自不必说，我想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当在预期之中。这些图书通过留学生肯定会带回国一部分，由他们来传播，可能要比较我们生硬。可以想象，如果在西方国家的公共场所、图书馆，甚至百姓家中都能陈列着中国的图书，充斥着中国的文化，那将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呀！另外，在实物赠予的品种上是否也可以考虑，不要只是生硬面孔的关于意识形态的图书，除去中国传统文化外，是否可以考虑一些中文与当地文字的相互对照的双语工具书。据我社的调查材料显示，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中有许多渴望了解中国，与中国合作的元素。但由于缺乏中文与当地文字对照的语言类工具书，大多数人只能通过第二国语言工具书去了解中国。例如本社最近与外交部非洲论坛及外交学院非洲研究中心在合作编辑的一系列中文与非洲一些文字的双语对照工具书和实用手册。尼日利亚、马达加斯加、刚果（金）等非洲国家使馆对此举反应极为热烈，并一再表示将给予必要的支持。 5、解决好“思想文化走出去”的瓶颈——翻译人才和版权人才的培养 中国出版“走出去”或者中国文化“走出去”中间存在的一个基础问题，就是翻译编辑问题和版权编辑的问题。其实我国的翻译队伍并不欠缺，但是针对我们出版业实用的翻译人才却十分稀缺，尤其是这些翻译的译文能让外国读者看得懂、喜欢读的译者更是缺之又缺。如澳大利亚一中文书店相类的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外文社出版的《中国针灸学》物美价廉；一本是由美国出版社购买中国版权后翻译出版的《中国实用医学》价格极高。但后者销售火爆，而前者长期滞销不动，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后者是英语国家译者所译，前者却是中国人所译。这就是中文与外文语文体系、语文习惯、语文表述、语文思维，甚至语文情景等根本元素中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如何使“走出去”的图书在语言文字的表达方面更容易被当地读者所接受，如何提高中译外的翻译水平是解决好“思想文化走出去”的关键。据有关权威数据研究单位统计，目前全国能胜任目前出版产业需要的大社科类翻译统共不足200名。而像前不久过世的杨宪益先生这样的大家更是寥若星辰。我想这跟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关系，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体制中的翻译专业只设置专业面极窄的专业，如英美文学翻译专业、阿拉伯文学翻译专业等。而我们的出版业需要的是大社科型的翻译人才，这样知识结构的翻译人才才能够适应我们今天中国出版的需求，也才能适应我们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的需求。至于版权编辑首先都要能够直接和外国出版商沟通，洽谈版权，我想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问题上，除了翻译之外，版权人才奇缺，有些时候在许多出版单位可能比翻译人才还要急迫。版权人才需要懂外语，需要口语好，需要懂出版，需要懂市场，不仅要懂中国的市场，还要了解外国的市场。建议中央有关部门与北京市政府协调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北京地区有条件的高校开门办学，利用北京地区众多高水平出版社聚集的优势，和大量高精尖翻译产品等待开发的实践机会，创办一些翻译编辑和版权编辑专业的研究生班，给我们的出版业培养一些人，以便能够提升整个行业的翻译编辑和版权贸易水平，这是中国出版“走出去”存在的一个基础建设问题，当然这还须进一步探索。 6、从唐老鸭挑战孔子看中美新较量 据有关权威报道称：美国迪士尼公司计划5年内将在中国建立近150所连锁式英语学校，采用唐老鸭、米老鼠等卡通形象激活教学活动，预计每年将吸引约15万中国儿童参加学习。据有关人士评论说：这将是美国平衡或反制中国在美推广汉语教学的数百所孔子学院的重要举措之一。尤其这种面对青少年，“从娃娃抓起”的做法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中美两国在语言文化交流领域一直存在着“不对等”现象，天平一直明显倾向美国。今天的中国，大约有3亿人在学习英语，而且凭着中国苦读的劲头，相当部分已初具听、读、说、写技能。麦当劳和肯德基、好莱坞大片和美国职业篮球赛、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等，已成为中国城市年轻人炫耀时尚生活的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美国又有多少人在学习汉语，真正能掌握汉语听、说、读、写的又有多少人呢？看过几部中国电影、了解点中国文化的人又有多少呢？ 值得注意的是，迪士尼英语学校的办学模式，与中国孔子学院的办学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它们是一种企业行为和民间行为，不仅具有自我利益驱动的本能和优势，而且可以使美国传播英（美）语文化的战略意图更为民间化和隐蔽化，从而降低了因语言文化传播而带来的当地人的叛反心理及行为障碍，甚至是政治风险。 据保守估测，未来5年内在中国大陆迪士尼英语学校的营运利润将远远超过1亿美元，可谓是既能赚个盆满钵满，又能有效传播美国语言和文化，一举两得。 最后我想应该让我们中央的力量，地方政府的力量，出版社的力量，民间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整合起来，让我们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出版越来越好、越来越多地走出去。 （摘选自作者在“纪念全国翻译产业创立十周年暨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翻译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

宛城卧龙

浅谈对外图书编辑的五个意识

来源： 《对外传播》

中国图书要“走出去”已是出版人的共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要做的努力是许许多多的，决不仅仅是把中文图书翻译成外文即可，甚至是在中文图书的封面上加一张外文的环腰。如何使我们策划出版的图书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欣赏习惯，符合图书国际化市场运作规律，这是问题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些要求，从事对外图书出版的编辑的对外意识是最重要的。 “中国图书走出去!”这是近年来中国出版界最关注的话题。对于从事对外出版的编辑，不断提高编辑的文化素养，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信息化的要求，面向世界策划选题，并出版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精品图书，应具备以下五种意识。 国际化意识 出版界有一句名言：“出版社的艺术就在于将合适作者的合适书稿在合适的时间带到合适的市场。”合适的作者是谁，合适作者的合适作品是什么，在什么合适的时间出版，这些都是对一个图书编辑的市场意识的考验。一个好的图书编辑，他不仅仅能对一本书稿进行思想、内容和文字上的判断、编辑和加工，最主要是要经过他的操作，使这一本书在竞争激烈的图书市场，获得更多的销售份额，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这是编辑市场意识的最佳体现。这就要求他应该具有敏锐的捕捉市场热点的意识和超强的市场操作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应当是“做书”的高手，而不仅仅是一个文字编辑。 作为一个对外图书编辑，既要提出合适的选题，还要寻找到合适的作者，需要其具有敏锐的国际化意识和眼光。辽宁出版传媒集团出版的《中国读本》就是充分体现出版者国际化市场意识的成功案例。《中国读本》由著名作家苏叔阳撰写，作者每叙述一件中国大事，往往会与国外发生的同时期的著名事件相比较，书中不再简单地强调一些发生在中国的“第一”，而是强调这些发生的事情对全人类的意义，使海外读者在文化与情感上更能接受。 《中国读本》能发行1000 万册，译成英、德、俄、蒙古、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出版，就缘于其完全按国际化规律来运作。 市场意识 出版社走向市场后，就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市场既是无情的，也是公平的。所谓市场就意味着竞争和实力间的互相制约和抗衡，意味着优胜劣汰，意味着优质高效，意味着生产成本的最低化和市场利润的最大化等等，这是市场经济的法则。图书出版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它和其他产业一样，一旦进入市场，进入商业流通领域，它同样受市场机制的调节和价值规律所支配。因此，就要求今天的图书编辑应该站在市场的角度和高度去考虑图书选题，应该带着市场化的原则去寻求和开发适销对路的选题，寻找和占领市场的最佳商机。应该清楚地看到，出版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图书选题的竞争，而选题竞争的核心是品牌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选题就是出版社生存与发展的命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更是如此。而作为一个对外图书编辑，更要有一种职业的敏感，一双锐利的眼睛，密切关注国际的变化，能从平凡中发现神奇之处，善于发现选题的市场价值。新星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坐着火车去西藏》被评为2006年度优秀外宣图书，就是因其能与青藏铁路开通这一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同步出版发行，多视角、全方位地将介绍西藏自治区及中国政府的开发西部政策融于轻松的旅游内容之中，淡化了宣传色彩，适合国内外受众的阅读习惯，获得极好的市场反馈。 创新意识 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一个显著标志。其英文词为Innovation, 源于拉丁语，原意有三层含义：第一，更新 ；第二，创造新的东西；第三，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就是打破常规，突破传统，不落俗套，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任何改革都是要摒弃旧有体制中的一切不合理因素，冲破束缚人们思想的旧传统，旧观念，旧模式，从而不断地推陈出新。同样，我们今天强调编辑要转换意识或观念的时候，我们尤其要重视图书编辑的创新意识。因为，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说，编辑人员是否具有创新意识，直接关系到它所出版的图书质量的优劣和市场前景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出版社经营的好坏和它的兴衰成败。有人说中国图书真正“走出去”的理想状态，是与海外出版商合作出书，或让外国作者直接撰稿，让图书产品与西方读者的阅读心理需求相契合。外文出版社新近策划出版的《这些新疆人》、《这些宁夏人》等系列图书，就是对外出版选题创新的力作。其邀请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年的外国专家李莎到新疆、宁夏等地自由采访，自由写作，讲述采访当地普通人的故事，真实反映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该书直接用英、法文出版，得到了市场的好评。 当前中国出版业正在全面进行出版制度创新，出版观念创新，出版技术创新，出版管理创新，出版业态创新的过程中，并加快了向数字出版转型的步伐，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尤其注重出版观念的创新，这是一切创新的前提。为此，培养对外图书编辑的创新意识十分重要。 信息意识 信息意识是人对信息敏锐的感受力、判断力和洞察力。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量高度充分，信息传播高度准确快捷的世界里，谁拥有巨大的信息，谁就意味着拥有成功。图书编辑应当具有市场信息的搜集、处理意识。一本适销对路的图书，应当基本满足某个读者群的阅读需求或者是能激发潜在的读者需求。传统的编辑选题思路更多地是在作者、编辑之间进行双向交流，读者只是这种交流的被动接受者。而今天的编辑则应当树立起作者、读者、编辑之间互动交流的观念，把读者的阅读需求充分挖掘出来，然后针对读者需求，寻找合适的作者来编写书稿。很难想象，一个不接触社会，不接受新生事物，离群索居，孤陋寡闻的图书编辑，会具有信息意识，会懂得了解市场和应对市场，会寻找到许多独具特色适销对路的好选题，并通过其有效的创新和编辑加工，将一本图书变成在图书市场上有竞争力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精品图 .，从而给出版社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为读者的阅读需求是分散的，它会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社会风尚的影响和个人阅读兴趣的需要而改变阅读需求。这就要求图书编辑及时注意收集和图书选题相关的各种各样的市场信息，从而能不断地找到满足读者需求的图书选题。 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吝啬鬼游北京》（英文版）的畅销，就是编辑在大量收集了国内外各种旅游书的信息基础上，专门针对来华自助旅游的青年人群，本着花最少的钱，逛最多的地方，看最多的东西来编辑，版式编排独特，装帧设计优美，投入市场后，在众多的旅游咨询类图书中脱颖而出，开始畅销。 成本意识 图书的每个环节都有成本问题， 编辑要养成核算成本的好习惯，每一本书用什么开本，什么纸张，在什么机器上印刷等等，都关系到成本问题。编辑要懂得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如何降低成本，如何缩短出版周期，加快货币资金周转；如何确定合理的印数，防止库存积压。在这一过程中，编辑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书是给读者看的，出版社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是读者需求的满足，这就是市场取向。作为对外图书编辑，所需要的成本意识更为迫切。一般来说，对外图书的初版印数较少，平均在3000 册左右，间接成本中还要加上翻译的费用，而目前国内翻译费用是一般文字稿酬的三倍，因此对外图书的成本控制是尤其重要的。编辑只有真正树立起市场意识，选题也就有了决策的依据，也就会千方百计地为读者的需求承受力考虑。图书出版后，图书编辑要及时关心图书的经济效益，注意读者的反馈意见，注意销货店的销售意见，注意与同类图书各种指标（印数、定价、销售速度）横向比较的具体数据。在这方面，国内开卷图书数据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国外则可参考亚马逊网图书销售数据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等。同时，还要注意媒体的意见和批评，这些都关系到图书的下一步再版和出书的成本问题。 当前，中国出版业的改革风起云涌，出版业正处在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时期，中国图书要“走出去”，是中国出版人的共识。作为对外图书出版者，我们更是责无旁贷要走在对外传播的前列，任重道远，却一定要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即从每一个图书编辑的对外意识抓起，正如一位老外宣人说过的：你的桌上永远要放着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外国人不是中国人”！ （摘选自《对外传播》杂志2008年第10期。作者邵东，外文出版社副总编辑。）

宛城卧龙

走出去，讲外国人听得懂的故事

来源： 新华日报

本届鲁迅文学奖唯独“文学翻译奖”空缺；国外主流书店上架的中国图书译本，还是中医、功夫、饮食等“老三样”；中国作家无缘诺贝尔文学奖，“翻译”难辞其咎…… 翻译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图书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瓶颈。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差钱，也不差优秀的原著作品，差的是翻译。 进口多出口少，文化“逆差”严重 近年来，我国对外出版增长很快，但走出去的中国图书在全球图书市场的占比依然很低。据统计，2007年全国图书、报纸、期刊累计进口2亿多美元，出口仅有3700多万美元；在版权贸易方面，2008年中国引进图书版权15776种，输出图书版权只有2440种。数据显示，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比例为10∶1，对欧美更高达100∶1。而即使是目前“走出去”的这部分图书，也是气功、菜谱等一些消遣类书籍，体现中国文化价值、反映我国改革开放现状的译著则凤毛麟角。 前几年，刘心武访问法国，发现接待他的法国人几乎没人知道鲁迅。美国翻译家白睿文说，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8本中国小说，仅占美国外国文学出版总数的4%。他说，在海外，李小龙、成龙、李连杰都有很高知名度，但没有多少人了解丁玲、莫言、王安忆、余华。 “中国是出版大国，但不是出版强国。出版贸易无论是实物出口还是版权贸易一直都是逆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局副局长吴伟无奈地说，“国外的书在国内几乎都能找到中文译本，而且几乎和国外图书同时上市，比如《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等。但中国图书走出去却要经历更长时间，其中最大的瓶颈是翻译。曾获老舍文学奖的《受活》，尽管已卖出了英、法、意版权，但到现在还无人翻译。” 原中央编译局局长、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尹承东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造成文化“逆差”的原因很多，但归根到底还是翻译问题。要使一个文化产品让对方能够接纳，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文化转换、再创造，所以，从表面上说，翻译的是文字，但实际上，译的是文化。不把翻译问题解决好，中国文化就很难走得远、走得好。 外语人才不少，高端翻译奇缺 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一方面，国内各院校外语专业的毕业生如汗牛充栋，另一方面，却是高端翻译人才的严重匮乏。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对记者说，“在我国，普遍存在着‘懂外语就能翻译’的思维定势，这是非常错误的。翻译不只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简单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化的再创作。如果不懂得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习俗、语言习惯，是肯定翻译不好的。”在他看来，这与我国高等教育一直注重培养外语人才而忽视培养翻译人才有很大关系。“会外语”与“会翻译”有天壤之别，在翻译工作中，外语的水平不过是打个基础，外文基础好更容易做翻译；但要成为高水平翻译，还有更多东西要学。” 文化隔阂也是中国图书对外出口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助理邢艳琦说，因为中西方社会性质、宗教信仰的差异，使得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化几乎不了解，没有共同的知识平台，他们很难读懂中国人写的东西。这就要求译者必须具备跨文化传播的能力，对本国文化和对方文化都要有深入的了解。这样，在图书翻译过程中，才能用外国人能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国文化。 不少专家对此表示认同。他们说，能否用地道的外文，用外国人能懂的方式，贴切地表达中文原著的意思，是中国图书在国际市场有无立足之地的关键。 前不久，《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由中华书局翻译成英文后在海外发行，取得了较大成功，无论是版权签约数，还是实际印刷数，均创造了近年来中文图书出口的最高纪录。其成功的原因就在于译者在翻译时，并不是简单地把文本从中文译成英文就算完事，而是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深度再加工、再创作，用西方的语言、西方人喜欢并乐意接受的方式，讲西方人听得懂的“中国故事”。 营造“杨宪益”成长的环境 据统计，目前中国在岗聘任的翻译专业人员约3万人，另有数十万人以不同形式从事翻译工作，但能够胜任“中译外”工作的高端人才却严重不足。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说，要打破中国图书“走出去”这个瓶颈，需要培养学者型、专家型翻译人才。“这需要在政府支持下，培养一批社科、文学方面的高水平翻译人才。同时，也可以借鉴法国的模式，由有实力的出版集团自己培养高水平的专业翻译人才，这需要企业有长远的发展眼光，形成自己的人才系统。” 推进翻译工作，政府也不应缺位。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政府出资请最好的翻译来翻译川端康成的全部作品，在这过程中，如果“茶道”不懂，就找专人现场表演日本茶道；“花道”不懂，也是如此——凡是作品中涉及日本文化的东西，都作现场表演。川端康成的作品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出色的翻译不无关系。 在这方面的政府推动上，中国已迈出了步伐。吴伟介绍说，2004年，我国就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截至去年年底，已同46个国家的246家出版社签订了资助出版协议，达成1350个合作项目，涉及1910种图书、26个文版。 江苏省科技翻译协会秘书长唐宝莲说，高端翻译人才的培养，可以采取多种模式。既可以把外教请进来，也可以通过“2+2”、“3+1”等联合培养模式把学生送出去，让学生们能在国外充分利用语言这种工具，了解当地的文化。这两年，江苏省翻译界就采取了类似措施，与高校联合培养中高端翻译人才，效果不错。在培养本土翻译家的同时，也要在国外寻找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外国译者。此外，像杨宪益这样的翻译“大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们与其坐等大师，不如营造一个适合大师生存的人文环境。   （徐宛芝、董晨，摘编自新华日报 2010-11-02）

宛城卧龙

中文电影英文字幕翻译中的语言和文化挑战

来源： 《对外传播》

观众在看外语片时，需要依赖配音或者字幕。全球化和技术的高速发展促使广大观众要求更快、更直接地看到外语影视片。字幕作为一种高效、快捷的跨文化和跨语言的交流方式，可以说是满足广大观众这一要求的最佳方式。信息技术和计算机软件的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字幕制作技术方面的效率和精确度，但是字墓翻译中的语言和文化挑战仍然是多层面的，并且充满了创意的潜能。本文作者通过其十几年从事中文影视片的英文字幕翻译的专业经验，对字幕翻译中的语言和文化挑战做出了清晰明了而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分析。 中文和英文的文化差异 中国文化和历史非常独特，同英文背景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双方文化历史的差异越大，对跨文化的交流和转换造成的挑战也就越大。从翻译的角度来讲，文化上的差异不仅是在译入语找不到对等的词汇，而最大大的困难在于，在译入语中根本因为没有相类似的体验来产生相应的词汇。也就是说，目标观众无从理解他们文化历史语言中所不存在的很多概念和逻辑。例如，在电影《谁说我不在乎》里有这样一段话： “那两天我怎么看我妈都像个地主婆。 整个就是一个白毛女里的黄世仁他妈。” 首先，在英文中所谓的“地主婆”landlady，是一个中性名词，不带任何中文中所饱含的贬义，而在中文中“地主婆”因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一个专用文化词汇。同样，“白毛女”“黄世仁”所代表的文化历史含义，对外国观众来讲，了解和理解上都是有障碍的。 那么，我们说翻译绝不是一个一对等一的行为。翻译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协商的定义就是要在有收有放，有进有退，有让步又有目标的商讨之后达到一个令人满意或者可以接受的结果。如前所述，字幕翻译缺乏注解功能，这无疑是这个协商过程更具挑战性。上面这个例子的英文字幕处理就是隐去了对外国观众没有意义的具体的代名词，而把这些文化词汇背后面的意思表达出来： To me, Mum looked like a mean old fishwife. She reminds me of the evil man’s mother in that film. 由此可见，对于具有文化差异的原文不能只按字面翻译。而对于字幕翻译没有注释功能的处理办法是将注释的内容带入字幕中。 翻译中文电影电视片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是将中国1949至1979这段历史中特殊的事件而产生的饱含特殊意义的词汇翻译成明朗明确的英文，使得看影视节目的外国观众能从短短的几个字中对这些特殊的历史事件有所认识，例如，“插队”，“右派”，“五七干校”，“三线建设”，“黑五类”，“破四旧”等等。这同时也表明，对中国历史和语言文化深入的了解和准确地把握是找到妥贴的英文表达的关键。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影视片中会听到这句话：早请示，晚汇报。根据字面意思可以翻译成： Seeking instructions in the morning and reporting back in the evening. 但显然，这句话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意思完全没有表达出来。首先，向谁请示汇报要提出来，另外这种做法隐含的荒诞概念也要表示出来。那么，更恰当妥贴的表达应当是： Reporting to the portrait of Chairman Mao day and night. 这里所表明的向毛主席的画像进行汇报就很恰如其分地透露出其荒诞的一面。绕到中文字面的背后，找出其含义，是字幕翻译中处理特殊历史文化语言词汇的有效策略。而在中文表达中，有些文化习惯是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的。中国文化中的谦词(self-deprecatory remarks)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一部纪录片中，一为好客的老农民几乎是倾其所有为城里来的客人准备了一桌饭，到了请客人上桌时，他说“没有什么菜。没有准备。”这显然是老人的谦词，那么这句话就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直接翻译成： There are no dishes. We didn’t prepare. 恰当的英文表达既要表明字面背后的意思，同时又要把握好谦词的尺度， Not a lot of dishes.   A simple meal. 类似的例子还有：“献丑了”，就不能翻译成： Present my ugly performance. 而应当是： Excuse my showing off. “遗失”在翻译中 翻译不是两种语言对等的行为，加上两种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中文里面很多生动的表达方式、代表性的方言、特殊意义的历史文化词汇等等，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遗失”在翻译的过程中。在电影《天下无贼》里有这样一句话：“可是我不想让我们的孩子替我们背黑锅”。“背黑锅”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和生动，但外国观众无论如何不会看懂这样的翻译： But I don’t want our baby to carry the black wok for us.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只能取其意而舍掉这个形象的比喻： But I don’t want our baby to pay for our sins. 根据本文作者的经验，在中文影视片的英文字幕翻译中，最大的“遗失”是粗话。所谓骂人的话是最具有民族性，文化性，宗教性，以及语言特征的表达方式，也最具有语言色彩。但往往在一种语言中带有非常强烈的感情色彩的粗话，到了另一种语言中却完全没有骂人的意思在里面。例如中文里的粗话“王八蛋”，变成英文的“turtle egg”就完全失去了骂人的成份。所以，中文影视片中的粗话在翻译成英文字幕是，惯用的手法是根据说出来的粗话的感情色彩的强度、说话人的身份、具体的情形，找出英文中相对应的骂人的话，而往往不能将其生动性传达出去。 （摘选自《对外传播》2010年第5期。作者韩静，澳大利亚国家电视台SBSTV字幕部总字幕师。）

Loon

谢谢卧龙提供的翻译信息。
我特别欣赏纪录片《美丽中国》，英文是"Wild China".
其内容，画面，音乐，解说，中英文字幕都非常出色。
可能有些人看过了，我是前段时间才看到，追着，一口气看完。
还是给打家一个连接，有兴趣的可去一饱眼福，耳福。
http://v.ku6.com/special/show_3383143/F9X8xNvjKLv2xW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