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野心勃勃的俄罗斯沙皇不断拓展疆域,长驱直入东方,横贯西伯利亚,在贝加尔湖北方他们遇到了浑身涌动着成吉思汗血脉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殊死抵抗。在征服布里亚特人时,沙皇最初奉行“剑与火”的残暴政策,铲平喇嘛教寺庙,逼迫僧侣还俗,把俄罗斯酌国敦东正教强加给民众。但是,这支民风强悍、极富血性的游牧民族以异乎寻常的勇敢与惨烈捍卫了种族的尊严与信仰的神圣。终于,沙皇承认了喇嘛教的合法地位。
沙皇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喇嘛教来加强对布里亚特人的控制,给了喇嘛教发展的机会。1741年以后,沙皇政府经常有对喇嘛诏封,授权等行动,佛寺和禅理学会如雨后眷笋般相继建立。寺院在当地不但是宗教中心,同时也肩负起了文化教育、医学研究的使命。1764年,叶卡特林娜女皇(又称卡瑟琳大帝)授予外贝加尔山区措果尔喇嘛寺的主持堪布·道尔济·扎亚耶犬“班智达堪布喇嘛”的封号,承认他是布里亚特的佛教领袖。此后,布里亚特喇嘛教的最高学府也出现了,在当地居民中培养喇嘛,成为沙皇治下的喇嘛教中心,使当地佛教寺院脱离西藏和蒙古的影响。
20世纪初,十月革命前,在俄罗斯境内有大小佛教寺院151座,喇嘛1.3万人,其中在布里亚特有寺庙45座,喇嘛1500人;图瓦有寺庙 28座,喇嘛4000人;卡尔梅克有寺庙69座,喇嘛5000人;另外在别的地区还有少数寺庙和僧人。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大约70年间,苏联的佛教寺院被关闭,建筑物改作别用,大量佛教典籍、器具损毁丢失,藏医研究被勒令停止,佛教文化几乎荡然无存。藏传佛教的“反动本质”遭到反复揭露批判,许多僧倡和倍徒遭受迫害。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肃反时期,喇嘛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敌人而全被逮捕,或送去劳改,或被处决。比季亚·丹达罗维奇·丹达龙(1914-1974年)是著名佛学家和宗教活动家,俄罗斯古典东方学传统的继承者,而且被认为是中国塔尔寺章嘉括佛的转世者,1937年被关进集中营,放出后再次坐牢, 1974年死于狱中。
在苏联的最后时期,全国只有两座佛教寺院在活动。90年代初,俄罗斯恢复了宗教自由。1992年,在莫斯科举行了庆祝佛诞的大型活动。佛教在俄罗斯获得了新生。佛学院、藏医研究机构、佛教出版物纷纷涌现。随着寺院的恢复与新建,喇嘛教徒的数量鹏线上升。布里亚特共和国的130万人口中有75万左右佛教徒,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蒙古族人,33万人的卡尔梅克共和国有20万佛教徒;29万人的图瓦共和国也有20万佛教徒。在俄罗斯其他地方还分布着30多个佛教区,其中有8个在圣彼得堡,有5个在莫斯科。 |